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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燈照隅 萬燈照國
本人有一個座右銘：2014-07-19 提燈照一隅 求明默三諦 其中的提燈照一隅的想法，是來自於我的禪宗老師的指導，老師送給我一本小書《小寺的燈》，書中沒有什麽關於大道理的佛法介紹，隻是介紹了一對出家的多病夫妻的生活和修行。 然而，就是這樣的日常修行，才是我們生活中的真實意義吧。人生，在犯過很多錯誤之後，能靜下來認認真真的過自己的生活其實並不容易。 不僅是禪宗追求“安心”，中國儒家思想同樣對“安心”的思想有著深刻的洞察，儒家言“守靜”：靜而後能安， 安而後能慮， 慮而後能得。 縱觀中國現代史，前30多年充滿戾氣，後30多年充滿濁氣，在此風雨飄搖之日，我們唯一能做的是守住中華文明的一點燈火，照亮自己的腳下，也兼顧到身邊的他人。我觀中國今日之氣運，由暴戾而渾濁，由渾濁而狂躁，非一場劫難無法收拾。 股票，期貨，宏觀經濟，政治，外交……無外乎“術”，而民心民意實為天地之氣，讀《楞嚴》，而知“意生身”，而天地之氣運變化，也在於民心也。 在中國，正確的介紹日本很難，絕大部分的中國人懷著不是獵奇就是驚豔的態度來看日本，對於日本社會的認識，又是經過了長期的洗腦教育。中國人喜歡醜化自己的敵人，我怕結果鬧成了阿Q一樣的結局。希望有識之士能正視自己的對手吧，煽動民族情緒，將自身的失敗嫁禍於人，離中華文明遠亦。 我這種文章原不是給那些主流看的，隻希望我這小小的燈籠，照亮一個角落…… 以下介紹日本近代儒家思想集大成者“安岡正篤”，網絡文章，複製如下。 安岡一生出版了大量著作和譯著，大部分內容是以中國儒家經典為主，其代表著作有《王陽明研究》、《東洋政治哲學》、《童心殘筆》、《經世瑣言》、《政治家與實踐哲學》、《東洋人物學》等。此外，他還將大量中國典籍翻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如《朱子文集》、《朱子語類》、《四書集注》、《王陽明全集》、《傳習錄》、《漢詩讀本》等。我國台灣地區曾將安岡的一些文集翻譯出版，如《人物學講話》、《創造命運》、《活眼活學》和《開展命運》，其中後兩本書在台灣地區被列入“跨世紀宏觀係列——企業人必讀100”的書目。 安岡正篤（1898—1983）在日本曆史上是一位具有特殊地位的東洋學學者，他自幼學習東方古典文化，對儒學、老莊思想、漢詩詞、以及禪宗等都頗有心得，是日本陽明學、人物學、政治學等方麵的權威。安岡本人畢生以學術研究和辦校講學為主，著述頗豐。 在日本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右翼運動中，安岡曾經作為一位著名的右翼理論家而占有重要一席。戰後的安岡對自己的思想主張進行了一些調整，隨後迎來了他的人生巔峰。由於致力於對傳統文化的宣揚、再加之戰前積累起來的人脈，安岡在戰後的日本社會、尤其是上層人士當中受到了廣泛的歡迎，其社會地位急劇上升。大批政府要員、中層官僚和財團領導聚集到他身邊學習日本傳統文化，一些財團還專門邀請他到企業內部進行講座，為企業員工進行精神指導，甚至幾任日本首相也尊他為老師，專門向他請教漢學。1949年，安岡以“一燈照隅，萬燈照國”為口號，成立了旨在弘揚東方傳統文化和討論社會時局的“師友會”（1954年改名為“全國師友協會”），協會在各地建立起分支機構，其規模和數量急劇擴大，許多政治、財經界的高層人士都參與協會的各項活動，聆聽安岡的講學。一時間，日本社會出現所謂“安岡神話”。而安岡本人更是因此被譽為“財政官界的指導者”、“日本財政界的精神支柱”等。直至今日，安岡的著作在日本依然暢銷，他更給今天的日本留下了一個寄托著“外平內成”願望的“平成”年號。在我國的台灣地區，安岡的名字也為財經界所熟知，他的著作也是很多企業精英學習的對象之一。 陽明學權威 安岡之所以能在日本受到如此熱捧，根本原因就在於他的思想主張。在學術研究方麵，安岡正篤以陽明學學者的身份為世人所知。陽明學在日本是一門顯學，其流傳十分廣泛和深入。蔣介石早年留學日本時，就曾這樣敘述他親眼所看到的、日本人對陽明學的熱衷程度：“當我早年留學日本的時候，不論在火車上、電車上或在輪渡上，凡是在旅行的時候，總看到許多日本人都在閱讀王陽明《傳習錄》，且有很多人讀了之後，就閉目靜坐，似乎是在聚精會神，思索這個哲學的精義；特別是陸海軍官，對於陽明哲學，更是手不釋卷的在那裏拳拳服膺。”王陽明在日本所受到的尊崇由此可見一斑。與在中國被視為一種純理論的哲學思辨不同，陽明學在日本是作為一種實踐性非常強的學說出現的。 在日本民族傳統的思維方式當中，實用主義一直是最基本的原則之一，抽象繁瑣的理論在日本通常都很難生存。具體到陽明學上，一般認為，日本的陽明學並不是直接受王陽明的影響，而是受中國陽明學左派的影響。而日本的陽明學，無論左派還是右派，其實都非常看重實踐，不空談無用之學。日本的陽明學者大都對現實社會持有強烈的關注，以天下國家為已任，很多人同時還是頗有建樹的政治家，比較著名的如熊澤蕃山、山田方穀等。而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大鹽中齋（大鹽平八郎）。中齋的一生具有濃厚的傳奇色彩，他年輕時就曾擔任官職並大舉治績，後致仕講學，但仍心憂天下。1836年，日本出現了著名的“天保大饑饉”，中齋因同情饑寒的窮民，屢次請求官方開倉賑民不果後，於1837年率弟子與農民進行了武裝起義。雖然起義僅有一天即被平定，中齋自己也最終與義子自焚而死，但此次起義在日本曆史上的影響卻不可小覷，直到1918年“米騷動”的時候，仍有不少人借大鹽中齋之名進行宣傳。陽明學在日本的發展也因中齋之名得到了又一次推動。 此外，陽明學是在倒幕運動的過程中作為官學的對立麵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倒幕運動和明治維新的指導思想之一，這也促成了陽明學在近代日本的廣泛流傳。 安岡的陽明學研究自然也受到日本陽明學這一特點的影響。安岡認為，王陽明不僅是一位學者，更是一位政治家，他具有偉大而健全的人格，其學說也因此成為一種蘊含著巨大生命力和實踐精神的學說。在其早年對陽明學的研究中，安岡也曾經一度偏重於形而上的純哲學探討，但很快，安岡就放棄了這種純理論的思考，轉而走向更現實的層麵。 安岡將陽明學的基本點概括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兩個方麵。所謂“致良知”，強調的是對人對事對物應該探究其根本；而“知行合一”則強調要將學術理論運用到人生實踐當中，這樣的學問才能避免僵化，才能成為充滿生命力的學問。在對陽明學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安岡創建出了自己的思想主張：人物學。 安岡認為，人是社會的根本，社會是由人組成，社會發展、曆史演進，歸根到底都是人的活動，如果每個個人都能獲得正確的發展，社會自然也就能得到進步。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對“人”的研究，也就成為推動個人發展與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在此思想指導下，安岡終身以“人”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他結合儒家學說，對中日曆史人物進行了大量的個案分析，從中探索做人的根本原則，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整套為人處世的理論，即“人物學”。 而在對“人”的探討中，受陽明學強調“致良知”的影響，安岡最重視人的道德品質。他認為，人之所以成為人，主要有四方麵的因素：德性、知能、技能、習慣。其中最重要最本質的就是“德性”，即道德。相比之下，“知能”即知識和技術都隻是非根本的屬性。“一個人缺乏德性，雖有人的外形，也不能算是人，有了德性，才能稱之為‘人’。也就是說，‘德性’是人的本質要素。‘知能’可以說是前項本質要素的附屬要素。”安岡指出，任何學問歸根到底都是“身心之學”，任何問題歸根到底都是道德的問題。 同時，受陽明學“知行合一”的影響，安岡強調，學者研究學問，固然需要在書本上做文章，但更為重要的是，學者不能死讀書，還要以經世致用作為治學的根本原則，需要關注現實世界，關心社會政治，關心國計民生，把從書本上領悟到的道理運用到實際當中去，做到經世致用，並在這一過程中完成自身人格的完善。隻有這樣，才能做成真正的學問，才能體驗生命，創造自我。 企業界之精神導師 台灣師範大學王讚源教授在分析儒家思想對於現代經營的作用時，曾經把安岡為日本企業界講授中國經典作為典型案例。安岡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者，他以行動實踐著自己的學術主張。雖然身處書齋之內，目光卻常常投射在書齋之外，安岡一直致力於用自己的人物學理論來進行人才的培養，同時也與日本的財政官界一直保持著比較親密的關係。 尤其是在二戰結束後，隨著社會地位的不斷提升，安岡受到越來越多財閥的邀請，到一些企業去做講座，如久保田鐵工、住友銀行、住友生命、近畿日本鐵道、鬆下電器等。比如1966年開始，安岡正篤以近畿日本鐵道有限公司的幹部與職員為對象，連續發表講演，這些講演最後被整理成書《偉大的對話》。按道理講，職員進修用的書，不大可能成為人氣旺盛的熱銷書。然而，1972年這本書驟然引起世人注目，從財政界人士、企業的高端經營者到許多其他領域的人士，紛紛訂購此書。因為在同年1月，時任首相的佐藤榮作，帶著“返還衝繩”這個悲壯願望，訪問了美國總統尼克鬆。據媒體報道稱，佐藤首相在訪美的飛機內埋頭閱讀安岡正篤的《偉大的對話》，佐藤正是從這本書中獲得啟發，精心琢磨出席會談時的“腹案”。 還有一個小故事從側麵說明了安岡對日本企業家的深刻影響。住友生命保險的創始人新井正明，有一次在早上全體社員班前學習會上演講，其內容正是頭天在安岡的學習班上聽到的內容。新井憑借著驚人的記憶力進行複述，引起大家的掌聲。當新井聽到掌聲正要高興時，突然發現安岡本人正坐在最後一排聽他的演講。新井當即麵紅耳赤，很不好意思，趕緊跑到安岡麵前道歉：“真對不起，老師，我應該先說明是您的演講內容才對。”安岡卻誇讚說：“很好，你能倒背如流地把我講的內容變為自己的說法來講演，這太讓人感動了。我們每個人要想成長進步，就要先會做哲學的小偷，這樣的‘道聽途說’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還有一些中層官僚、財界人士、年輕學者、媒體記者以及其他來自社會各階層的人，更是在安岡身邊組織起了各種傳統文化的小型學習團體，如“不如會”、“節句會”、“不忘會”、“無以會”、“而學公”、等等。一時間，跟從安岡學習東方文化，成為日本社會上層當中的一種風尚。 比較有意思的是，安岡在這些講學中，並沒有去講企業應當如何經營。他所反複強調的，仍然是其學說的核心內容：對人類自身的關注、對道德因素的重視、對實踐精神的推崇。 在大多數講學中，安岡首先強調的就是道德的重要性。1965年，在日本橋俱樂部對一些企業界人士的一次演講上，安岡就講到：所謂本質的要素，指不具此要素即不得稱之為“人”的要素，即“德性”。具體說來，愛人、助人、報恩、盡職，或認真、誠實、清潔、努力、注意，都是人的本質要素。如果不愛人、助人、知恩不報、怠忽職守、欺詐、貪汙，這就欠缺人的本質要求，即不成其為人了。 那麽道德對於社會經濟發展有什麽實際的作用呢？在這方麵，安岡常舉日本幕末時期陽明學者山田方穀的理財論為例，說明要解決經濟上的問題，不能局限於經濟本身，而要跳出其外，通過整肅政治、加強道德來解決。“如果不改變觀念、不講道義、不知覺醒，那麽經濟的情況是無法解救的。實踐道德，才能轉變成大利。” 既然道德如此之重要，應該如何培養人的道德？安岡指出，從社會整體來說，需要加強道德教育。安岡認為，教育的本質目的應當在於培養人的道德素養，而不是知識等附屬性的要素。而當代日本的教育卻正走上了一條錯誤的道路：“現代社會的用人標準，隻注重學曆、知識等手段的、方便的才知，而不重視做人，所以機械的、純知識的、理論的手腕大行其道，而人的根本精神被拋到九霄雲外。實際上，由根本精神出發的見識、器量、信念、德望才是最重要的。”（1976年4月，在王子製紙株式會社總社的演講） 安岡還指出來，道德教育並不是某一時期就可以完成的，而應當貫穿人的一生，每個人都需要不斷追求自我的完善。安岡在進行講學、尤其是對剛剛進入企業的年輕人講學時，常常用蝦脫殼的例子來比喻人應當不斷自新，蝦在其一生中不停脫去舊殼長出新殼，人也應該有這種精神，不能安於現狀而裹足不前。安岡把那些取得了一點成績就自我陶醉，而不再注重個人進步的情況稱為“人格修養的退休”，或是“少朽”，即少年老朽。（1952年，在三菱金屬礦業株式會社入社典禮上的講話。） 安岡還常常將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對人生的一些概括，再加上他自己對人生的一些感悟拿出來與企業的管理者和普通員工們分享。他經常講到的有“人生五計”、“六中觀等”。“人生五計”即：生計（如何健康養生）、身計（如何為人處世）、家計（如何與家人相處、教育子女）、老計（如何麵對老年的到來）、死計（如何麵對死亡）。“六中觀”則被安岡奉為自己的人生原則，即：忙中有閑、苦中有樂、死中有活、意中有人、壺中有天、腹中有書。 此外，安岡還常常講到一些特別實用的為人處世的具體方法。例如，他經常提到中國古代觀人的“八觀六驗法”（八觀法：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貧則觀其所受；窮則觀其所不為。六驗法：悅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誌；苦之以驗其誌；哀之以驗其人），這顯然會引起企業管理者們的極大興趣。正是這些看起來似乎與企業經營沒有什麽直接關係的內容，卻受到了企業界人士的熱捧，其原因就在於，安岡所講授的這些內容，其實是對人類自身的一些根本性的思考，它所解決的是人類更深層麵的困惑。 實際上，現代社會發展到二十世紀以後，工業文明帶來了物質層麵的高度發達，但人類精神生活並沒有隨之出現繁榮。正如安岡在其多次講學中所表達的那樣，“物質文明、享樂文明的程度越高，文明人、都市人、知識人的內心就會越發空虛。”過快的生活節奏和龐雜的信息係統剝奪了人類的思考能力：“現代人太忙了，一切都專門化、機械化，很少有機會讓我們去思考人生的問題，這是現代文明的一大缺陷。”麵對目不暇接的報紙、雜誌、電視、電影等等現代化的媒介，以及日複一日的重複機械生活，人類隻能是對各種刺激做出本能的反應，已經沒有時間和能力去思考了。不思考，其內心自然也就空虛。“隨著文明的發展，物質與機械的發達，人類反而喪失人性、人情味、以及人的個性和特質，這就是因文明而喪失人性。”這種物質生活高度發達與精神生活的空虛所形成的錯位既導致了人們精神生活上的迷茫，同時也對於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調整提出了挑戰。針對此問題，安岡就強調，對於人類來說，經濟生活是必要且重要的；而對於個人而言，就不能隻考慮經濟方麵的問題。物質經濟固然重要，但物質生活不能孤立存在，它必須有“義”、即道德來對之進行引導。 安岡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指出了現代社會在精神生活上的空虛，同時給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安岡的這些指點無疑是具有一定的價值的。曾經擔任住友生命保險會社社長的新井正明就這樣形容安岡對自己的意義：“有無法解決之事前去乞教，便給予親切教誨；每遇煩惱前去拜訪，便受其教益。”而曾經擔任每日放送會長的阪田勝郎也表示：“並不是從先生那裏學到了什麽具體的東西，而是獲得了作為經營者、作為社會人的精神支柱。” 在重視企業文化的日本，安岡正篤的學說為很多企業提供了精神支撐。直至今日，安岡思想的影響依然存在。越來越多的日本企業，其關注對象不僅僅局限於企業自身產品的發展，它們更多地關注企業作為一個整體在社會文化上的貢獻與作用，甚至關注於人類自身的發展與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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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在缺的是信仰，更缺正確的思想文化。說得難聽點，改開三十幾年，社會道德淪喪到禽獸不如的地步，上下皆如此，怎能不遭天譴？必不能免矣！
六親？就是父親、母親、兄長、弟弟、妻子、兒女這六種親屬。四隱？就是朋友、熟人、鄰居、親信這四種親近的人。在內，就憑借六親四隱來觀察；在外，就用八觀六驗去衡量。八觀：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六驗：喜之驗其守、樂之驗其僻、怒之驗其節、懼之驗其持、哀之驗其人、苦之驗其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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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