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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09
過去一周的時間，中國股市經曆了兩次熔斷，隨著經濟增速放緩，越來越多人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擔憂。縱觀全球，資本試圖突破國家控製建立自己的帝國，總體經濟形勢不容樂觀。麵對“資本帝國”製造的重大經濟危機，今天的資本帝國對主權國家和社會正在產生什麽樣的影響呢？難以獨善其身的中國該如何應對？
首先，資本脫離主權國家的控製。如果把一個社會的權力分成資本權力、政治權力和社會權力，那麽隻有資本是可以流動的，而政治和社會是不可流動的。資本的流動性決定了它有能力脫離本國政治和社會的控製。從前人們說是跨國企業，但今天的跨國企業實際上已經演變成為全球企業，獨立於任何一個主權國家的控製。很多全球性企業不僅其經濟規模可以和很多國家的經濟規模相比擬，也很難說是哪一個國家的，受哪一個國家控製。例如華爾街是自主的，美國政府很難主導華爾街。華爾街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根源，但金融危機之後美國政府除了拯救華爾街之外，做了什麽？能夠做什麽？盡管深處危機，華爾街投資銀行總裁仍然繼續享受天價的工資和獎金。很少有政府可以對龐大的資本說什麽、做什麽，但資本反過來則是可以綁架政府的。
其次，國家政治的“中央化”和“國際化”。政治本來就是地方的，尤其在民主國家。不過，在資本帝國的情況下，國家政治尤其是行政當局的關切越來越“中央”或者國際化，即國家和國際層麵的事情。這是因為全球化所致。在全球化下，政府和資本是一對矛盾。全球化是一個既不可避免、也是各國都想加入的進程。因為加入全球化意味著資本的進入，和資本所帶來的經濟發展。政府如果不能善待資本，那麽資本就會跑掉，而導致國家的發展問題。這導致各國政府必須關切國家和國際層麵的問題，而往往和本國地方政治的脫節。這在歐盟內部表現尤其明顯，各成員國領導層往往不夠重視甚至忽視本國內部的問題，而過度關切歐盟甚至國際問題。
其三，與第二點緊密相關的便是政治的地方化和碎片化。因為執政黨過於注重中央和國際層麵的事務，國內的地方事務經常被忽視。上次英國大選所體現的變化很能說明這個趨勢。傳統的保守黨和工黨是整合英國內部各種政治力量的兩大支柱，但現在都開始衰落。而政治的地方性質並沒有變化，保守黨和工黨的衰落導致了兩個主張“地方獨立”的地方政黨的崛起，一個是主張蘇格蘭從英國獨立出來的政黨，即蘇格蘭民族黨，另一個是主張英國脫離歐盟的政黨，即英國獨立黨。盡管保守黨繼續執政，但國內政治版圖的碎片性質很難改變。其他歐洲社會也都有類似的政治形式。希臘和歐盟之間的緊張關係便是一個主權國家和一個超主權組織之間的矛盾。美國的黑人種族問題由來已久，但經濟全球化在惡化著情況。全球化使得美國內部的收入極度不平等，黑人的經濟弱勢地位凸顯出來。黑人的憤怒表明對整個體製的不信任。實際上，與其他西方國家一樣，自八十年代以來，美國政府在扶持資本進行全球化，對國內事務的關切遠不如對國際事務的關切。奧巴馬成為總統之後，想進行一項隻涉及到三千萬人口的醫療保障改革，但不了了之。和地方政治的脫節已經使得西方政治呈現出碎片化的趨向，對西方政治會產生長遠的影響。
從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因為自由貿易是可以為一個國家帶來利益的，所以應當推動自由貿易。再者，人們也假定，從自由貿易帶來的利益也是可以通過政府的二次分配達到社會公平，即在各個社會群體中公平地分配。不過，從過去數十年全球化的經驗來說，答案幾乎是否定的。全球化已經導致了收入分配的越來越不公平。
在這樣的情況下，政治激進化成為必然。美國已經取消了政治捐款的限製。從長遠來看，現在“一人一票”的大眾民主便會不可避免地演變成為“一元一票”的民主。盡管美國社會表麵上是多元的，具有多元的媒體，人們擁有多元的利益表達管道，但多元體製背後都是由資本操縱，普通人民除了在不同的資本之間進行選擇之外，並無任何權利。有美國政治家早就指出，美國民主是富豪的民主。街頭鬥爭因此往往成為必要和必然。
從這個角度來看，人們在考量資本所能帶來的經濟利益的同時，也必須考量其所包含的巨大的社會政治風險，尤其是國內內部的社會政治治理結構問題；否則，一旦超國界的資本帝國掌控一切，社會會變得越來越不公平，也越來越難以治理。
無論是正在形成中的資本帝國還是資本帝國所能產生的負麵影響，離中國都不遠。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麵來討論。
首先，中國不能脫離資本帝國而存在。現實地說，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脫離這個正在形成中的國際資本帝國。現實的情況是，進入這個資本帝國，就必須麵臨其所帶來的各種負麵影響；但如果不能進入這個資本帝國，國家就會被孤立，發展就會成為嚴峻的問題，貧窮化最終也不可避免。因此，和其他所有國家一樣，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選擇加入這個資本帝國。
其次，中國本身不僅加入了這個資本帝國，而且也必然會成為這個資本帝國的有機並且是重要的一部分。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全球化盡管由西方資本發動，但中國從來就是其內在的部分。如果沒有中國的加入，這一波全球化不會以如此迅猛的勢頭發展到今天。也就是說，中國從一開始就是資本全球化的其中一個推動力。經過三十多年的開放，中國不僅接受了大量的外國資本，而且儼然已經成為資本過剩國家。中國過剩的資本也必然走向世界，既走向發達的西方，也走向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近來的政策在有效推動著中國資本的“走出去”和國際化。為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等國際組織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國在加快資本賬戶的開放進程。促成人民幣獲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隻是其中一個動力機製。從長遠看，資本走向世界必然促成人民幣的國際化，成為國際性貨幣。同時，越來越具有區域和國際性質的“絲綢之路”（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和金磚國家發展銀行等）也在推動著中國資本的國際化。盡管不能確定中國的資本本身是否有能力形成一個國際性資本帝國，但可以確定地說，中國資本肯定是國際資本帝國的一個重要角色。
再次，中國也不可避免會發生資本帝國在西方國家所導致的現象。中國盡管取得了巨大的經濟發展成就，但也是世界上少數幾個社會分化、收入差異最大的國家。這種分化和差異不僅表現在不同的社會階層，而且也表現在不同的種族。無論是社會階層還是種族問題，都在變得越來越嚴峻。盡管政府多年來采取了很多舉措來減少和遏止差異趨勢，但收效並不很大，尤其在少數民族地區。可以相信，盡管歐洲和中國具有不同的製度背景，但歐洲在發生的這些現象也會在中國發生，政府也必然麵臨社會難以治理的問題。更為嚴峻的是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的情況。這兩個地區都發生了類似歐洲的激進學生運動，反對資本的全球化。不過，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和香港的激進運動很容易轉變其性質，成為“獨立運動”的推動力。這使得中國在資本帝國時代麵臨更為複雜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