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香港近期“新本土主義”論述及其影響
近兩年，本土意識在香港興起，出現了少數訴諸本土意識和香港人族群身分的新興社會運動，在形式和內容方麵有別於“占中”運動。具體表現是少數學術精英借用西方“新本土主義”概念，展開了對香港“主體性”和身份政治的文化論述，被自由化媒體渲染後成為所謂“新本土主義”論述，目前在香港社會已經形成一定影響力。但筆者調研發現：新本土主義論述在香港雖有一定影響，但主要是媒體渲染的結果，香港大眾與主流精英對之反映冷漠，與泛民主派、“港獨”勢力不能簡單等同，不宜高估其在港內的政治效應。不過，該團體以推進學術交流和“民間外交”為名義，可能與台灣地區“台獨”勢力、新加坡及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拒中抗共”勢力合流，形成所謂“華南公民社會”，產生更大的區域性政治影響。
一、“新本土主義”論述的由來
第一，“新本土主義”論述是少數民主派意見領袖假手學術的產物
香港的“新本土主義”源自美國。2005年美國種族主義運動專家、人權教育研究所（IREHR）主席昂納德·蘇士侃（Leonard Zeskind）提出了“新本土主義”新名詞(New Nativism)，用以形容全球化時代以金融和信息科技為新貴的全球化經濟體係，帶來比工業時代更大的貧富懸殊，不但弱化了政府自主權，而且令原有立足本地的中產階級和精英“共識政治”失去影響力，部分轉型為全球化精英，與本土距離愈來越遠，大部分則下流到底層，喪失尊嚴，失去原有的穩定功能，更出現排外情緒，這被視為“新本土主義”產生的根源。“新本土主義”運動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範圍內的一種具有結構性特征的政治現象，在許多國家和地區，“新本土主義”表現為一種借用“本土”曆史文化資源的文化論述方式，後來往往逐漸演化為一股影響廣泛的社會思潮甚至社會運動。
“新本土主義”的概念在香港被少數民主派學者借用，通過援引大量西方政治學、社會學經典，包括西方民族主義、文化保守主義、社區社群主義，用以牽強附會地解釋香港本土意識、構建本土認同。2013年，香港大學“學苑”（社團組織）出版《香港民族論》一書，將香港曆史和集體認同牽強附會地同西方“民族認同”概念聯係起來，對香港集體認同做政治化的解讀。近兩年，香港學界又陸續出版了一係列與本土主義有關的書籍，這包括徐承恩著著《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李怡著《香港思潮：本土意識的興起與爭議》、新力量網絡編著《本土論述2013-2014中國因素：本土意識與公民社會》等。2015年，陳雲新著《香港城邦論II：光複本土》將“新本土主義”論述推向了沸點，陳雲擁有民俗學博士學位，是香港自治運動的發起人和倡導者，這是繼《香港城邦論》出版後的第二本書，該書雜糅、利用了流行的新本土主義論述詞匯和理論，嚴重扭曲了香港曆史和港人意識。
第二，“新本土主義”論述的終極目的在於構建有別於大陸的香港“主體性”，實現所謂“永續自治”
“新本土主義”現象本質上並不是一種單純的學術研究和文化論述，其真實目的在於誘發香港本土意識，構造香港本土論述，最終實現所謂“香港完全自治”的政治目的。
從發動“新本土主義”論述的少數文化精英視角，盡管其自我標榜不同於“港獨”，但是卻極力激發香港人的主體意識，試圖通過“新本土主義”理念引領未來的社會運動。2015年8月5日，新本土主義論述的支持者、香港教育學院青年教授方誌恒在《明報》發表《建構新本土民主論述》提出：新本土主義論述的短期綱領是革新保港，中期綱領是民主自治，長期綱領是永續自治。公然提出新保守主義論述要配合香港民主運動，構建香港有別於中國大陸的“主體性”，維持香港高度自治地位的正當性，最終實現超越2047年“永續自治”。甚至提出要把握所謂的“二次前途問題”，爭取製定能充分體現港人主體意識的新憲法，進而通過全民投票賦予其正當性。《香港民族論》的作者香港大學“學苑”2015年2月號以“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為題封麵專題發表文章, 基於他們杜撰的所謂“香港民族論”，公然拋出“香港應公投變成獨立政治實體”的口號。
第三，“新本土主義”論述被香港自由派媒體利用並刻意渲染成為主流社會思潮
承載著“新本土主義”論述的大量著作出版後，香港自由派媒體大肆渲染，試圖以此影響港人意識和社會運動。自由派媒體利用了“新本土主義”概念的模糊性，在報道中有意將近年來香港的公民社會團體活動、泛民主派運動、民間反地產霸權甚至方興未艾的文化保育運動等，一股腦裝進“本土主義”的袋子裏，盡管事實上這些社會運動和思潮的背景、訴求和潛在的政治影響並不一致，這樣做的目的在於肆意製造香港尋求本土政治認同的輿論氣氛，人為捏造放大成一場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
陳雲《香港城邦論II：光複本土》出版後，自由派媒體大肆報道其觀點，並多次邀請其接受訪談，甚至將其打造成為“新本土主義”的領袖人物。在訪談中，陳雲極力宣傳中共文化對香港帶來的負麵影響，提倡香港人應擺脫中共的鉗製，反對新移民，多次公然支持“反蝗”。在自由派媒體的渲染下，西方媒體也開始關注香港“新本土主義”論述，並加以和惡意傳播。
二、“新本土主義”論述的影響
“新本土主義”論述以文化思潮的麵貌和形式出現，裹挾著香港少數文化精英的自治訴求和民主訴求，這些訴求中多數已經超越了“一國兩製”框架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憲製要求，相關書籍出版和文化活動也不排除有西方勢力的支持。但是對於這一文化現象的實際政治影響，仍然需要客觀全麵認識來認識，不能忽視，但也不宜過高估計。
第一，“新本土主義論述”在香港並不具備廣泛的民意基礎
通過作者的親身調研和走訪了解，“新本土主義”目前在香港並不具備廣泛的民意基礎，而是僅僅局限於少數文化精英的自我陶醉。在香港的普羅大眾眼中，對所謂“本土主義”十分陌生，並不清楚其來龍去脈，甚至不知所雲，其影響主要局限於少數學術精英群體。
香港多數學術精英認為，過去60多年，香港處在一個不斷政治化的、主體意識不斷強化的過程中，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對香港特區的文化論述僅僅局限於“新本土主義”，相反，香港需要能夠反映其豐富曆史、複雜多樣性的文化論述方式，這既包括包容香港過去百餘年殖民曆史的“華洋論述”，也包括回歸以來“一國兩製”下的“主權論述”等。在此背景下，香港學術精英群體多數十分清醒，對“新本土主義”抱持審慎態度。2015年7月出版的周永新教授《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一書中就提出，香港的身份認同問題是從第二代移民開始，在老一代移民和回歸以後出生的年輕群體中，“中國”或“祖國”的曆史情結並不會因為所謂“本土論述”而被抹殺。在作者對香港中央政策組前主任劉兆佳和顧問李明堃的訪談中，他們直接斥責所謂“新本土主義”學術著作充斥大量西方理論、詞匯，生搬硬套，嚴重扭曲香港的曆史和港人意識。
第二，“新本土主義”論述不等同於反對派政治團體意識形態
在香港的政治光譜中，“建製派”和“反民主派”（或“反對派”）常被作為劃分政治勢力的重要標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兩年來香港出現的文化與社會運動中，並不是所有的團體或勢力都可以被簡單劃入建製派和反對派的陣營。這其中，支持“本土論述”的重點人物和團體並不能簡單等同於“泛民主派”或反對派勢力。目前來看，提出以“本土論述”為思想基礎的政治主張的學者，一般都是親反對派的，但是反對派政治團體方麵，卻無法就所謂“本土論述”取得共識。2015年7月26日，“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舉辦所謂“飯盒會”，商討“占中”運動後香港政治形勢以及“泛民主派”定位，長達8小時的會議以大約一半時間討論“泛民主派”對於“本土論述”的定位，卻未能取得一致立場。根本的原因在於“本土論述”與現實相矛盾，“新本土主義”論述的學者多是紙上談兵，反對派政治團體必須麵對現實：香港已然回歸祖國，香港經濟與國家主體經濟已形成不可逆轉的一體化大趨勢。而今，反自由行等排斥內地的激進行為已導致香港零售業的蕭瑟景象，激起業界和大多數香港居民不滿，反對派政治團體基於自身政治利益考慮，理性地選擇與之保持距離。在反對派政治團體中，即使公認最為激進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也采取了遠離“本土論述”這類“類港獨”的旗幟，主要依靠打擊中央和特區政府來爭取選票。
第三，“新本土主義”論述可能與東南亞“拒中抗共”力量形成合流，擴大“華南公民社會”影響
“新本土主義”論述在香港本地的實際政治效應雖然有限，但主要倡導者和幕後支持者可能選擇其他方式，在更大區域範圍內尋求政治影響。2015年春，由20多位青年學者合著的《香港革新論》麵世，公然提出要為“後政改”香港製訂“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續自治”的“香港自治路線圖”。他們所謂的“革新保港”，不僅欲擴大香港本地的“拒中抗共”力量，而且欲推進“民間外交”，建立香港、澳門、台灣、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華南公民社會”，為香港爭取國際社會支持，而開展所謂民間外交和建立華南公民社會的基礎，恰恰是基於各國和地區“新本土主義”論述。這意味著，香港的“新本土主義”勢力可能會與台灣地區、東南亞等國家“拒中抗共”力量合流，在文化意識形態領域製造更深層次危機，同時不排斥同“台獨”勢力合流，在國際領域製造意識形態。
三、幾點建議
基於以上分析，針對“新本土主義”論述的特點以及未來可能產生的影響，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不宜高估“新本土主義”論述在港內的實際政治影響
對香港“新本土主義”論述不妨不予置評。可以從學術角度對其嚴重扭曲曆史事實的學術研究進行駁斥，但不宜高估其實際影響和預期政治效應。這種論調更多的是一批香港知識精英的自我陶醉，不僅在民間沒有市場，而且在反民主派那裏也沒有得到一致認同；其進一步演變為反對派意識形態或引發相關領域社會運動的可能性不大。在這一點上，它與中國台灣地區當年綠營依靠本土主義崛起的政治邏輯，存在較大差異。基於此，目前階段不宜從官方角度其加以過多評論或批評。“新本土主義”顯然不是直接攻擊“一國兩製”的“長矛”，但主要還是香港自由派媒體的“魚鉤”，這股勢力的幻想本來就局限於少數人群，而且以學術研究的麵貌出現，如果中央和國內媒體對其大肆批評，反而會被利用，被惡意描述為中央打擊港人所謂的“主體意識”。反對派雖然不接納“本土論述”，但是如果“本土論述”遭到打壓和攻擊，則可能被反對派所利用。
第二，需重新審視香港治理中的文化意識形態問題
“新本土主義”論述在香港的傳播，從一個側麵說明香港社會和政治圖譜的紛亂和處理香港問題的複雜性。香港處在英國殖民的一百五十餘年時間裏，處在一種“華洋雜居”的格局，在文化意識領域形成了香港獨特的“華洋論述”，然而回歸前後，中英之間，分別進行論述。英國人隻是努力去讓香港人相信，殖民史是一段奇跡發生史：英國給香港帶來了法治、自由和先進的城市建設。而中國為了安穩人心，平穩過渡，也對殖民地的過去諱莫如深，隻會選擇性地以“遊子歸鄉”的悲喜劇式民族主義故事來述說“回歸”。英方殖民史論述意在以前期治理績效給回歸後的“一國兩製”背負上曆史包袱，並將發展民主和維持高效治理這對極難處理的矛盾拋給中國，但是中國的“遊子歸鄉”式的民族主義文化論述由於自然導出“去殖化”政策含義，等於全盤否定了香港的過去。在某種意義上，“新本土主義”在香港的產生發展，說明目前兩種主流的曆史文化“論述”均沒有完整地囊括香港現實與民心；如果說“新本土主義”論述在香港還有市場，說明在香港問題上還需要一種更加富有包容性的、能夠反映香港豐富曆史和現實複雜性的文化論述方式。
事實上，曆史形成的“華洋論述”有其曆史合理性與獨特性，包含著對香港幾代難民與二戰後新出生香港人艱苦卓越的精神的肯定。能否建構一種針對香港發展的新的曆史文化論述方式，既包容“華洋論述”的合理成分，又能夠體現“一國兩製”下香港新精神，是一項亟需啟動的文化工程，可以考慮通過陸、港兩地史學界的合作來完成。
第三、從外圍著手，關注香港“新本土主義”勢力傳播，避免形成所謂“華南公民社會”造成國際影響
世界範圍內看，後殖民地時期極易產生本土主義思潮，“新本土主義”中包含的反對全球化、反資本霸權的訴求，極為貼近底層社會的心聲，因此容易被一些政治勢力所利用。包括香港、台灣在內的東南亞地區在過去數十年中經曆了金融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經濟的急劇擴張，造成較為嚴重的社會分化，這原本是一種全球性的結構性現象，但是卻這為包括“台獨”、“藏獨”在內的遊走在南亞、東南亞各國的“拒中抗共”力量找到了開展國際公民社會運動、進行底層社會動員的思想資源。不排除香港“新本土主義”思潮和相關勢力可能被國際政治勢力利用的可能，基於此，可以從外圍著手，通報我駐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使領館機構新聞處以及台灣地區辦事處，使其保持對香港“新本土主義”相關圖書出版、社團組織等活動的密切關注，防止形成更大範圍的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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