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中國的精英階層整體化過程是如何完成的——25年後重新回溯“鄧小平過程”中國的精英階層整體化過程是如何完成的——25年後重新回溯“鄧小平過程”
老田/2015-12-10 【破土編者按】毛澤東逝世之後,在鄧小平的主導下,中國走上了一條與毛時代截然相反的發展路徑,這條道路到底是”總設計師“在自己天才的大腦裏預先設計出來的,還是摸著石頭過河“摸”出來的,抑或是一個階級鬥爭的結果?老田這篇文章給了我們一個解答。 在網絡上和學者群體中間,關於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爭論持續不斷,爭論的雙方最後往往最後難免意氣用事。倒是毛澤東畢生信任的人民群眾最具有民主意識,沒有陷入這種無謂的爭論和相互詆毀的俗套,他們總結說“毛澤東代表窮人,鄧小平代表富人,×××代表壞人”。看來不是那些民主販賣者最具有民主素質,反而是社會底層的老百姓在自己的諺語中間,最能夠正視事實和對壘階層的利益和意願,並且願意容忍不符合自己利益的評價存在,完全沒有表現出自由主義者在網絡論戰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那種非壓迫對方承認自己的感受不可的“民主法西斯”勁頭,體現出一種真正的民主素養。 從1976年毛澤東去世之後,中國進入後毛澤東時代,這個時代有一個約定俗成的名稱叫做“改革開放時代”。許多人把這個時代定義為是一個經濟製度和政策的變革時期,同時還說缺乏相應的政治製度改革配套,換言之,改革是一場經濟改革而非政治改革,鄧小平的總設計師地位顯然就被賦予一個經濟政策的設計師位置。然而事實剛剛好相反,中國最近二十多年的改革過程恰恰不是一個有“預先設計”的單純經濟製度變革過程,而是一個經典意義上的具有明確方向與目標的政治變革過程,決定社會財富分配的經濟製度和經濟政策恰恰是一個政治變革的配套政策手段。 無論是改革過程的依靠力量,輿論動員過程,還是改革的服務目標和方向,在與毛澤東時代對比之構,都是一個主動自覺的政治變革過程,最近25年的經濟政策的變換,是為了服務於政治目標。如果簡單地加以概括的話,毛澤東時代是要求一切從多數人的利益出發,為了保障多數人利益的實現,必須在政治和經濟上抑製精英階層走極端;而後毛澤東時代恰恰相反,是一切為了少數人利益的快速最大化,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就需要拋棄多數人的基本利益保障製度,尋求一種有利於少數人的財富分配方式和社會製度構架。按照今天已經公開的小秘密,就是鄧小平先生的兩句話“讓一部分人先好起來,走一段資本主義。” 有人形容現實的政治過程是“關於瓜分全部國民收入的一場拔河比賽”,這一場拔河比賽的競爭雙方是一個國家的精英階層和平民階層,很顯然平民階層人數占據絕大多數,如何在競爭意誌和組織程度接近的情況下,精英階層是必然要失敗的,國民收入分配將最終有利於多數人。為了保證精英階層能夠最後勝出,在國民收入分配中間取得滿意的份額,就必須讓平民階層喪失競爭意誌,自動放棄參加比賽並出力拔河,或者讓平民階層無法凝聚自身的意誌和力量,協調一致地參加比賽。因此精英階層需要告訴平民階層,參加拔河是毫無意義的,隻能帶來混亂和損失,最理想的狀況是不要關心和政治和競爭問題,單純注重日常利益的增進。在政治上讓精英階層充分團結起來,實現政治、經濟和文化精英的高度整合,同時盡可能瓦解平民階層的競爭意誌和組織能力,這是確保精英階層在政治拔河比賽中間最後勝出,從而得以分得國民收入大部分的可靠保證。中國三種精英群體的整體化過程,顯然就是一個階級意誌的凝聚過程,也是一個組織化程度提高和競爭力量急劇上升的過程;而讓平民階層在組織上完全分散化,並通過輿論引導讓他們不注意政治上的“拔河比賽”從而損失競爭意誌,就是一個削弱平民階層意誌和力量的過程,中國的國民財富和資源分配政策就是最後根據這個階層力量對比變化來決定的。換言之,是政治上決定了力量對比,然後在經濟上去實現國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厘定,是政治力量對比的變化決定了經濟政策和製度的變革。鄧小平讓精英階層關注政治,政治上需要整合才能取得勝利;讓平民階層去關注經濟利益,而在利益上是存在競爭關係的無法實現整合,本身是一種高明的政治謀略和意識形態戰略。 實現中國精英階層的整合過程,同時轉移平民階層的關注方向並瓦解他們的政治競爭意誌,這個過程最後決定了中國精英階層對平民階層的巨大競爭優勢,這樣一個政治轉換過程的完成是鄧小平主導實現的,因此可以命名為“鄧小平過程”。 為了取得平民階層的信任,通常的輿論戰略很難奏效,畢竟是“事實勝於雄辯”,為此需要進行事實的教育,需要進行“喂奶”行動,實施布熱津斯基提出的“奶頭樂”戰略。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首先是動用國家財政給農民的糧食漲價,1979年糧食急速提價22%,接著是大麵積給工人發獎金和加工資,胡耀邦曾經給四川的趙紫陽私下打電話,告訴他發放獎金是“政治任務”。雖然財政有限,不可能長期讓下層受惠,但是有一個短期效果也就夠了。而且也不需要長期給予老百姓以實惠,目的隻是需要老百姓在事實麵前信服“參加政治上的拔河比賽是一個錯誤”的光輝論斷。我們注意到改革輿論是從清算文革的混亂和黑暗開始的,並且始終是堅持“一個中心”不動搖的原則,實際上並非意味著從此政治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這是非常高明的政治策略。今天中國主流知識精英據以認為改革是一場純粹的關注經濟問題的改革,除了說明他們對今天的政治利益感到還有需要提高的空間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實際上並不明白真實的政治應該是什麽樣子的,或者說他們並不清楚如何要搞政治,應該從何處著手。相反,鄧小平就沒有任何幻想和錯失,顯得十分高明和幹練,雖然他進行的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變換,但是言說方麵卻始終不談政治,今天有人把鄧小平理論的主要線索概括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三個有利於、四項基本原則。”改革輿論雖然按照鄧小平關注的中心問題展開,並長期集中在經濟問題上,但是改革過程完成的確實政權基礎和服務對象的轉換,這個輿論與事實的脫節,不是如何清鏈諸蠢材所言是一個錯誤,實際上正相反,體現的是非常高明的政治手腕和謀略――隻有在競爭對手不注意的情況下完成競爭過程,才能以最小的付出得到最大的收益。 鄧小平還尤其高明的地方在於他始終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與胡耀邦這樣的蠢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根據龔育之的回憶文章,鄧小平非常清楚如果否定毛澤東將會給政權的合法性帶來困難,從根本上動搖政權的基礎,官僚精英群體將失去自己占據優勢地位的依據,所以不能放棄最好是壟斷毛澤東旗幟(堅持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一個聰明的繼承人總是不會放棄對“債權”的繼承,而需要抵賴的隻是“債務”,毛澤東旗幟是中華民族解放的象征,也是平民階層政治經濟地位上升的保證,這在老百姓中間是無可替代的,抓住毛澤東旗幟精英階層就能夠廉價獲取老百姓的信任,減少許多說服與壓服工作,而毛澤東時代對老百姓的“解放承諾”與“合作進步路線”對精英階層而言當然就是一筆債務。鄧小平先生非常清楚債權和債務的區別在什麽地方,而胡耀邦卻不清楚。1970年代後起,一個名叫吳亮平的人,是胡耀邦先生家裏的常客,在1978年開務虛會的時候,吳亮平根據與胡耀邦先生的“一致意見”在會上大講毛澤東就是秦始皇,這個會議的參加者多數是官僚精英群體和知識精英群體的上層,許多人在文革中間特權曾經受到過限製,優勢地位也一度搖搖欲墜,因此從個人感受出發許多人對毛澤東不可能是沒有意見的,在這樣一個出席會議的陣容裏麵,要為全麵否定毛澤東造輿論當然是容易的,最後被鄧小平出麵講話製止。今天一些沒有見識的“高人”如王力雄輩,還在抱怨鄧小平沒有抓住1980年代的有利時機,在中國全麵摧毀毛澤東思想,結果給今天帶來困難,看來這個人的見識也不比胡耀邦更高,完全不清楚債權和債務的根本區別。 完全可以認為:除了鄧小平之外,沒有任何一個人具有足夠清醒的頭腦和適當的政治智慧,在中國短期內促使精英階層整合過程的完成。如何沒有“鄧小平過程”的完成,就沒有中國精英階層相對平民階層在力量對比上的巨大優勢,沒有這個優勢作為依托,那麽朱鎔基在九十年代進行的就業、醫療、養老、教育的四大改革,是不可能那麽順利完成的,從而使得今天的精英階層感到如此心滿意足,而老百姓卻怨聲載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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