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鬆站的博客
輕鬆一下
正文
小 中 大引用 推薦 編輯 隻看 複製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何處去？
趙磊等：新常態下中國經濟何處去？
趙磊 · 2015-06-28 · 來源：烏有之鄉 評論（4）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將向何處去?針對這個問題，我們組織部分馬克思主義學者進行了筆談。參加筆談的學者有：吳宣恭，李民騏，趙磊，朱明熙，葉勁鬆，戚桂鋒，劉明國，魯保林，易淼。
趙磊按：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後，經濟走勢發生了階段性的變化。若以2015年為界，新一屆政府的宏觀調控方式也經曆了以供給學派為主，轉向偏重凱恩斯主義的微妙變化。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將向何處去?針對這個問題，我們組織部分馬克思主義學者進行了筆談。參加筆談的學者有：吳宣恭，李民騏，趙磊，朱明熙，葉勁鬆，戚桂鋒，劉明國，魯保林，易淼。需要說明的是：我對筆談文稿做了某些刪節，且未經本人審閱，在此一並致歉。下麵是筆談文稿，供大家參考。
西方的發展模式無法持續下去了
吳 宣 恭
(廈門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博導)
近年來，我國經濟下行走勢日趨明顯，2015年第一季度，GDP增長7%，創25年來最低紀錄，鑒於不少基層的奉命虛報，實際數字恐怕還會更低。本來，在幾十載連續高速發展之後，我國經濟總量龐大，在此基數上增長速度稍為收緩也屬於正常狀態，對GDP的回落不必過於擔憂。但是問題在於，這輪經濟衰退卻是由一係列不利因素導致的。主要是：外貿出口受自身競爭力下降和國際經濟不景氣所累增速遽降，分配嚴重不公、貧富懸殊、眾多社會矛盾凸顯，國內消費水平徘徊不前，製造業產能嚴重過剩，技術創新力量不足，房地產泡沫持續虛高不下，資本市場和虛擬經濟活躍而實體經濟資金緊缺，投資規模縮減且回報率不斷降低，就業壓力沉重，等等，加上生態環境日益惡化，市場欺詐、道德沉淪，嚴重危害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這些對今後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是非常不利的，如不加以緩釋或解決，經濟增速還可能進一步減退。令人遺憾的是，已經見諸報端的一些建議和措施，恐怕很難有效解決問題，改變經濟日趨惡化的局麵。且看：
有些學者漠視我國確實存在生產迅速增長而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不足的矛盾，看不到內需不振的根源在於分配不公導致的廣大勞動人民收入低下，將擴大內需希望寄托在大規模城鎮化。殊不知城鎮化是一個依托於產業化發展的自然過程。如果隻靠行政支持，缺乏必需的產業聚集，就無法提供良好的就業條件和生活環境，不僅收入和消費水平不能提高，反而會產生許多負效應，如大量農民失去生存所依的土地，種種“城市病”叢生等等。
在經濟走勢下行時就業壓力增大，保就業就上升為當前的要務。已見的解決建議之一是，避開國家大規模投資，以融資支持、稅收減免促進小微企業發展，提供更多崗位，但是，這類企業偏重於勞動密集型產業，活動範圍小，競爭劇烈;力量微弱，抗風險能力差，存活周期短，倒閉率和失業率偏高;更何況，依靠小微企業隻能解決少數人溫飽於一時，根本無法建立強大的現代化經濟，使我國聳立於世界之林。辦法之二是，提倡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自我製造就業機會。發動和鼓勵創新是正確的，但應該是有組織的集體的社會化活動。個人勢單力薄，缺少必需的技術設備，絕大多數隻能生產低端產品，不能掌握核心資源，無法在社會上形成知識型技術創新體係，最終可能大多數淪落於小微企業的命運。
大量和慣用的建議是依靠私有製的積極性去改善社會經濟結構和提高生產經營效率。但是，一些具體的措施卻會引發更多的矛盾。諸如：實行“非禁即入”，廣泛開放過去由國家壟斷的行業，將削弱國家對重要行業和產品的控製力，同時會減少國家的收入;積極推行混合所有製，績優企業首先上路，容易導致國有資產和利益的流失，不利於加強政府的監督和調動職工的積極性;鼓勵私人經營本為非營利性事業的醫療衛生機構，將明顯增加病患者的負擔，損及民生福利;推行政府購買私人經營的社會服務，無異於放棄政府應負的服務職能和社會責任，勢必增大政府開支，影響財政的正常收支結構;放開私人資本組建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資本炒作的弊病將大於融資便利的好處，將鬆弛國家對至關重要的金融命脈的控製，不利於宏觀經濟調控。至於為了支持私有企業普遍降低其稅負，更是慷公家之慨，助富人之私。
這些做法不僅要使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部門，連國民經濟的重要、關鍵部門以及公共產品部門也要退出，實際上是全麵實行“公退私進”、“社退資進”。如此而行，資本主義經濟占據的地盤愈廣，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作用就愈大，市場盲目無政府狀態就會愈加劇烈，社會經濟結構的不協調就會愈加突出，分配不公和貧富懸殊就會愈加嚴重，當前的經濟難題就無法減緩，遑論解決了。
30多年的改革開放，許多人奉為圭臬的發展模式實際上是西方發達國家使用過的模式，那就是完全由市場進行資源配置，采取西方行之有效的生產組織形式(如雇傭勞動製度和公司製)，依靠先進的科學技術，利用現成的不可再生的資源，獲取盡可能高的企業效率，生產盡可能多的產值，在少數人迅速發財致富的情況下有限度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在改革初期可能發揮作用，取得一定的成效。因為，在起步階段，我國經濟還十分落後，人民普遍貧窮，不管用什麽方式，隻要給予人們一點希望和好處，都能調動積極性，使生產以較高的速度發展，生活得到改善。但是，我國是一個具有近14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想要在大大提高了的基數之上，憑借現有的生產組織形式，利用自有的或國外的不可再生資源，繼續高速發展，讓人民過上像發達國家一樣的生活，已經不是時代所允許的了。我國經濟難題頻出，矛盾叢生，充分表明這種跟隨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再也無法持續下去了，不更弦改轍就談不上經濟和社會的偉大振興。這是因為：
第一，從資源供應看，有限的資源無法滿足人口第一大國迅速發展、普遍致富的需求。存量和產量有限的自然資源曆來都是世界各國爭奪的最重要對象，競爭非常激烈。中國想要使人均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與發達國家並駕齊驅，就得幾倍發展生產，無論怎樣強調資源節約使用，也要耗費比現在多出幾倍的資源，這在國內顯然無法充分供應。但是求助於國際市場，即使進口資源幾倍漲價，要充分滿足需求也困難重重。發達國家已經將一些重要資源視為禁臠(1990年G7就使用著全球能源的42.9%)，決不會容忍中國與他們分享。奧巴馬就講過：“如果人口超過10億的居民過上澳大利亞和美國人現在同樣的生活方式，那麽，我們所有人將處於非常悲慘的境遇，因為這個地球根本無法承受。”某些美國議員也不停地威脅要製裁中國對自然資源的爭取。一些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對我國的資源貿易也有所忌憚。近年來，一些資源供應國被美國顛覆了，我國獲得資源的途徑被擾亂;有些國家則在美國的挑撥下，對我國在當地的開發出現不協調聲音和行動，中國企業屢受衝擊;許多新興國家也需要大量資源，迫切希望分得杯羹。所以，我國如果勉強走這條道路，就要被迫參加一場巨大的資源爭奪戰，這對發達國家無異虎口拔牙，對發展中國家或後進國家而言，可能觸犯眾怒，這些都不利於處理好國際經濟政治關係、困難為我國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第二，從製度和生產組織看，追隨西方的發展道路，建立的是以私有製為主的經濟製度，所鼓勵的是個人主義，其動力和追求的是個人利益，實行的是分散的經濟行為，依靠的是不受國家調控的市場經濟，造成的實際結果是少數人利用各種方式先富起來而多數人長期相對貧困，這些都不符合社會主義社會的要求。繼承這種發展方式不僅不能解決社會財富兩級分化、東部與西部、城市與農村發展懸殊的局麵，無法實現十幾億人民的共同富裕，也無法適應自力更生、有組織地大規模開發資源的創舉。
第三，我國的貨物出口在全球貿易中已經占有相當高的份額，國際市場無法繼續支持我國出口的高速增長。發達國家經濟危機頻仍，複蘇緩慢，可能進入相對低速發展時期，市場容量擴展有限，加以這些國家紛紛進行“再工業化”，影響我國新興產業產品的銷路。發展中國家利用更低廉勞動力和土地資源形成強大的競爭力，與我國搶占市場。在這種新態勢下，國際貿易摩擦增強，保護主義重新興起，我國要保有目前的國際貿易份額已成難事，遑論擴大。因此，依靠國外市場支撐我國持續高速發展的傳統模式道路越走越窄了。
第四，從生態環境看，我國跼促在約九分之一的國土上謀求躍進式發展，而聽任中部、西部廣大地域長期閑置(或者是資源掠奪)，造成沙石遍地，風塵漫天，水流幹痼，植披退化，而且逐步危及東部地區。這種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完全不利於人類的健康生活，當前舉國上下都看到這種災害，開始付出巨大代價想辦法加以緩解。但是，如果不轉換發展思路，采取根本措施，隻能是治標之法，無法根本改變這種環境，更不能化害為利，將華夏神州改變為綠水青山，風和日麗的沃野，十幾億中國人民也就不能享有世界前列的現代化生活。
所以，我國應該通過更為深化的改革，終止這種非持續和非協同性的傳統發展模式，實行真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模式，亦即弘揚集體主義精神，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公有製，建立多樣化的新型的社會主義生產組織，努力減緩和消除由貧富懸殊引發的社會矛盾，積極發揮國家組織經濟的能力，充分利用舉世無雙的巨大人力資源和近一千萬平方公裏的廣闊國土，大力開發可再生資源(而不僅是節約利用)，盡力改善生態環境，通過完善經濟製度和社會組織，改善生態、資源條件，實現華夏經濟全麵、持續的騰飛。
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一位從事過發展改革部門工作的學者鄧英淘，深感傳統的發展模式不適合“大象”一般的中國，經過長期的實地踏勘考察，訪問大量專家以及同水利部門座談、研究，寫了幾本書，提出改變中國經濟環境的重大設想。其中心是：利用以風能發電為主提供的電力，將西南高原相當於幾條黃河的豐富水源，提升跨越橫斷山脈和巴顏克拉山脈，引流到西北和北方，灌溉遼闊的沙漠、戈壁和長期幹旱地區，造出相當於我國現有的可種植地的、百萬平方公裏沃土(他稱為“再造一個中國”)，發展農業、林業、畜牧業和包括生物能源、生化製品的其他現代產業，提供充足的能源、生產資料和食物、日用品，解決過度依賴國外資源、大量進口糧食的問題，同時從養育森林和草原，涵養水土，改變中西部氣候入手，進而根本改變中國的生態環境。
這是一個高瞻遠矚的創新構思，既可解決當前經濟難題，又能造福萬代，使中華真正地實現和平崛起，可作為我國轉換發展模式的一個試驗形式和組成部分。
首先，它有利於解決當前許多難題，如本文開頭所提的，產能過剩、生活消費不振、出口形勢惡化、國外資源供應緊張、新增人口就業艱難、城市房價漲勢不止等等。因為，西部調水造地主要是墾殖工程，不僅不會造成產能過剩，反而有助於消化產品積壓;它純粹是國內的自主行為，不依賴國外資源和市場，不與外國爭利;它新造大片可用土地，能大規模提供建設和住宅用地，有利於各類產業的發展和城鎮化建設，容易解決住房問題，抑製房價瘋漲。
其次，我國之所以必須確定經濟增長底線，最關鍵的是要保證必要的就業崗位，以維護社會安定。西部改造工程在廣袤的地區開發了巨大的勞動力需求，能在當前經濟增速降低的情況下，為勞動者的提供極其廣闊的就業機會，消除就業壓力，有利於增加勞動者收入，實現保增長和惠民生的根本目的。
再次，它能夠真正地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換。我國過去多少年高呼要轉換發展方式，總是難以實現，原因就在於沒有拓寬視野，隻按傳統的模式考慮問題，隻在原來的產業構成中依靠市場機製進行調整。西部調水造地的設想則是高屋建瓴，突破了舊的發展模式，從更高的層次考慮國家的長遠發展，才是雄心壯誌的改革，是使中國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真正的改革。再其次，進行這個工程是全麵改變我國生態環境的根本措施。幾十年來風沙暴虐北方，威脅京畿，我國也一直堅持固沙防沙活動，但規模小，成本大，有些地方還不得不節節後退，關鍵就在於缺水。水源不足，植被生物成活困難，更無法擴大繁殖麵積。提調大量水源，灌溉沙漠、荒原，形成大片綠洲，改變地區氣候，消除沙塵的根源，才是根本改變北方生態環境的重大戰略。
最後，這個宏偉工程的實施必將更加充分地顯示公有製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優越性，加強和發展公有製經濟。因為它規模宏大，建設周期長，無法由個人單打獨鬥，私人資本也將因利小而裹足不前，需要國家投入巨資以及宏大的組織工作。最適合這種生產方式的就是社會主義公有製。在建設過程中，公有製和集體組織將顯現其獨特的作用，也將通過實踐探索出不同的有效形式。在千百萬人共同締造的新天地，必將出現勞動人民團結奮鬥、平等互助、友好協作的大批新型勞動組織，消除因分配不公和貧富懸殊引發的種種社會矛盾，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西部開發工程無疑是非常艱巨的，但決不是空想，憑借我國現成的條件，完全可以實現。第一，我國具備了進行工程建設的各種物質資料和技術。我國的風電、光能產業，無論在先進程度和製造能力上都居世界之首，目前也屬於產能嚴重過剩，與其長年遭受歐美的關稅製裁無法打開外銷通道，不如就在自己的西部使用。在改造西部環境的同時扶持風電、光伏產業的進一步發展，一舉兩得。我國近年來興建了大批聞名於世的巨大水電站和輸電體係，顯示我國具有強大的堤壩建築和水電係統建設能力;我國已在很短時間建成大量超長隧道和特大涵橋，表明我國已擁有高超的隧道掘進工藝和涵橋建築技術。我國擁有世界最大的鋼鐵、水泥工業和建築機械製造業而且目前也處於嚴重產能過剩，在西部開發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總之，在西部建設大規模的水利設施在物質技術上完全沒有困難，而且有助於解決了舊的發展模式無法解決的產能過剩難題。
第二，我國擁有建設這一工程的人力技術條件。我國具有長期治理江河的曆史經驗;擁有建校多年的水利院校和研究機構，培養出大批水利專家和水利工作人員;長期進行治淮、治黃和南水北調工程，興建許多大型、巨型水利電力工程，建立了一支強大的勘測、設計和施工的水利工程隊伍;甚至還準備到外國去開挖運河。這些都說明了，要實施西部調水工程，我國在人力技術上存在優越的條件。
第三，我國具有雄厚的資金，足以支持這一水利建設工程。現在，我國持有幾萬億美元的外匯，在國外買不到先進的軍事裝備和科技器材，收購不了良好的企業和礦山，隻能購買日益貶值的美國國債，完全可以用來購買西部改造工程所需的普通的建設資料。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後，我國動用4萬億投資，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繼續發展，其主要作用是積極的，現在同樣可以再次進行大規模投資，讓這宏偉工程盡快上馬。
第四，我國是共產黨領導的、以公有製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具有潛力巨大的經濟製度和號召力強大的政治組織，有其他國家不具備的、發起和領導大規模群眾運動的豐富經驗，完全有力量動員和組織這場氣吞山河的工程。
第五，中國人民具有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是改造自然、轉換發展模式的強大思想支柱。山西林縣的紅旗渠、大慶油田、兩彈一星工程，都是靠著頑強意誌和衝天幹勁，在環境惡劣、設備簡陋、器材不足的條件下攻克的。隻要有著宏偉的目標和這種大無畏精神，無論多麽惡劣的自然環境和艱苦的勞動條件，都阻擋不了我國向西部大開發進軍。
“改革開放”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李民騏
(美國猶他大學經濟係副教授)
近來，“改革派”的政商兩界領袖人物紛紛登台亮相，南呼北應，大有“深化改革”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之勢。
先有現任財政部長樓繼偉先生在清華大學大談“中等收入陷阱”。據樓部長講，要跳躍“中等收入陷阱”，就要有“好的政策”。什麽是“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資本提升的政策;靈活的勞動力市場;產權保護;要素流動和交易，特別是土地;開放的經濟環境。”特別是，“有一條鐵律，就是在正常情況下，工資的增長一定要低於勞動生產率的增長。”
中國的廣大勞動群眾為了“改革開放”的偉業已經犧牲了一代又一代。本來，承蒙現總理的關懷，都在眼巴巴地等著分享“改革紅利”。現在，按照樓部長的意思，還是要堅持“靈活的勞動力市場”，還是要限製工會、限製集體談判，還要放開農產品進口，放開金融，特別是“工資的增長一定要低於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這還有什麽盼頭?
樓部長此言一出，便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熱議，據說是遭到了“民粹主義式的攻擊”。於是乎，半官半商的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董事長李劍閣先生拔劍相助了，除了明確表態支持樓部長以外，更加提出了警世名言：“中國現在麵臨的最大危險是不改革，更大的危險是改革往回走”，“導致不改革或者改革往回走的最大威脅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民族主義抬頭，另一個是民粹主義抬頭。”
李總倒是坦率，承認說，現在“改革開放”那一套說辭，在普通民眾那裏，特別是在青年那裏，已經不大吃得開了。“民族主義盛行以後，對改革開放是絕對的阻礙。有大學教授反映，學生學了四年經濟知識，但一旦遇上民族主義陰謀論，就會顛覆全部認知，失去基本的經濟常識和判斷力。”
盡管如此，李總仍然是堅信“改革開放”不動搖，堅信“改革中產生的問題，隻能用深化改革來解決”。甚至連“醫患關係緊張”(連李總也承認，是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可見在“改革開放”以前乃至在改革初期沒有這麽嚴重)，據說也是由於“用民粹主義思維鼓吹老百姓看病不該付錢天經地義”造成的，因此也隻能用深化“改革開放”來解決。具體來說，就是醫療私有化，美其名曰“社會資本辦醫”。
李總的高論尚在振聾發聵，房地產大鱷任誌強先生又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上發表了“精彩演講”。除了照例數落一番社會主義製度：“計劃經濟(之前)，我們幾乎快崩潰了，沒有什麽經濟可言，改革的成功可能就來自於公有製的崩潰”(筆者注：“之前”兩字，似為任先生口誤)，任誌強先生又發明了“近十年我們看到的經濟衰退主要是因為國進民退，當國進民退的時候，我們經濟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衰退”的高論。
請任誌強先生讀馬克思，那是太為難任先生了。任先生記性大約不大好，否則不會隻知“計劃經濟的崩潰”，而未聞“大蕭條”將世界資本主義(也就是私有製和市場經濟)推到了滅亡的邊緣。但是近在眼前的、2008年以來的世界資本主義大危機，任先生也不記得了嗎?稍早一些的亞洲資本主義金融危機、巴西金融危機、俄羅斯金融危機、阿根廷金融危機、土耳其金融危機，任先生也已經忘卻了嗎?這些危機，都是“國進民退”帶來的嗎?當下正在愈演愈烈的歐洲金融危機，也是“國進民退”帶來的嗎?
當初，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大有崩盤之勢，要不是上屆總理果斷決策，實施四萬億的投資計劃，適當增加了公共投資的規模(說是“國進民退”，其實充其量也就是暫時停止了私有化，一度穩定了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而已)，不僅中國經濟危險，怕是連代表“最先進市場經濟”的美國都有重溫大蕭條之虞。真是那樣，任先生不僅不會有今天的財運，說不定已經躲在太平洋的哪座小島上避難，也未可知。
樓繼偉、李劍閣、任誌強三炮齊發，為“改革開放”搖旗呐喊。隻是不知道，三位先生的高論，又開 足了宣傳機器，是否抵擋得住“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一番蠱惑?樓、李、任三先生的演講這樣急切、這樣放肆、這樣聲嘶力竭，用句古話說，叫做“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莫非是，“改革開放”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世界上沒有永恒不變的事物。毛主席那樣偉大的人物，尚且還犯有“嚴重錯誤”，死後要下十八層地獄，何況爾等凡夫俗子。“改革開放”已經快四十年了，曆史條件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該完成曆史使命、退出曆史舞台了。再改下去，無非對外全麵開放、對內全麵私有化，再加上“政治改革”。先不說對勞動群眾是否有利，上層的精英們、“民營企業家們”、大鱷們、土皇帝們，你們真以為中國是你們的天下，可以為所欲為、無所顧忌?李世民就懂得“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這個道理，樓繼偉、李劍閣、任誌強或許不懂，習主席、李總理萬萬不可以不懂。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三十多年，說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其實無非是靠以下三個因素：毛主席社會主義時代留下的堅實的工農業基礎;對廣大廉價勞動力的剝削;對資源和環境的濫用和掠奪。這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語言。換成主流經濟學語言，那就是高積累、勞動力增長和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轉移，和所謂“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高積累、勞動力增長、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轉移，這都是靠了對廣大廉價勞動力的殘酷剝削來實現的。剩下一項，“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實際上也是對勞動力和資源的剝削在統計上的反映。
現在，中國的高積累已經維持不下去了，勞動年齡人口要減少了，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轉移也快要達到極限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近年來已經成為負值。所以，眼下的現實是，經濟增長率隻能每況愈下，“新常態”之後怕是還會有“新新常態”。麵對如此前途，為政者仍然是以不變應萬變，以“深化改革”來解決改革中產生的問題，一會兒要推廣“混合所有製”，一會兒要加速“土地流轉”，又要全麵推開“自由貿易區”，還要大力鼓勵“社會資本辦醫”、“延遲退休年齡”，同時還要明令禁止新辦國有企業，甚至還要限製公辦公益事業。
靠私有化、市場化就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彌補其它增長因素的不足、跳躍“中等收入陷阱”嗎?那麽美國呢?不是市場經濟最先進的國家嗎?據說像美國以及其它許多“市場經濟發達國家”自2008年以來都已經陷入了“全要素生產率”下降或者低速增長的困境，不知現任總理是否與聞、有何感想?
據說現任總理是厲教授的弟子。筆者不長進，未能得到厲老師的深入指導，不過當年做本科生的時候，也有幸上過厲老師的課、聽過厲老師的演講。厲老師領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對於計劃經濟、公有製的批判是很犀利的;對於市場經濟、私有製優點的認識是很深刻的。但是筆者在美國留學、工作多年以後，逐步認識到，即使在嚴肅的主流經濟學家中，最近幾十年來真正的理論創新都在於對於“市場失敗”的深入、全麵認識。筆者不知道將來是否有機會，在適當的時候，就“市場失敗”問題就教於現任總理：作為政府總理，對於政府如何發揮自己的優勢(習總書記所講的“製度優勢”)來克服、引導發生在各個經濟領域的“市場失敗”，不知有何高見?
撇開理論問題不談，經濟政策是不能不顧及社會、政治現實的。中國今天最大的社會現實，不是所謂“中產階級”的崛起，而是一個數量龐大、日益有覺悟的工人階級已經形成了。習主席、李總理，當年都是讀過《共產黨宣言》的，一定了解，這樣一個數量龐大的工人階級形成了，就必然有它在經濟方麵、政治方麵的要求，就必然要求提高工資、組織工會、集體談判、縮短勞動時間、改善勞動條件，等等。這些要求，過去長期被壓製，但是不可能永遠被壓製。不僅如此，其他勞動群眾、城市中間階層(白領、小資)在土地、住房、養老、醫療、教育、環境等方麵的要求，也是不可能長期被壓製的。“改革開放”幾十年了，隻有代價、隻有犧牲，沒有“紅利”，是說不過去的。這就是所謂“民粹主義”的強大社會基礎，並且這個基礎隻會越來越強。誰無視這種社會基礎，將“民粹主義”當兒戲，藐視、漠視“民粹主義”，誰就有被“民粹主義”淹沒的危險，政權就會喪失合法性。“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卻吃齏”一類的事，在曆史上並不經常發生，但是在現代條件下，每隔幾十年發生一次的概率，還是有的。作為“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不能無視廣大人民群眾的正當要求。作為承擔“中華民族複興”偉業的執政者，在此曆史轉折關頭，更要慎之又慎。
當然，要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滿足人民群眾在工資、勞動權利、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環境等方麵的正當要求，也不是沒有風險的。要滿足勞動群眾的要求，政府就要增加對資本家的稅收、就要加強對資本家的監管，資產階級是會不滿意的，外國資本也會抗議的。資本家會減少投資，一部分資本會外逃，經濟會萎縮、失業會增加，甚至於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代理人也會有所動作。
怎麽辦?習總書記不是講過要有“道路自信”嗎，我們不是有“製度優勢”嗎?小平同誌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是也從來沒有否認社會主義優越性啊，從來沒有否認“社會主義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啊!如果私有經濟滿足不了社會的正常、正當要求，難道還不允許大力發展公有經濟?資本家不投資、減少就業，國家就可以增加投資、增加就業。國家手裏不是有四萬億美元嗎?國有企業的生產性投資，未來是有回報的;隻要回報率超過銀行利率，短期的赤字開支都不可怕。高技術、新能源、生態環境，都可以是國有投資的廣闊領域。
在總結了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製度的嚴重失敗以後，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結論部分曾經寫下這樣的論斷：“我期待看到國家……在直接組織投資方麵發揮更大責任”，“我的結論是，決定當前投資規模的職責不能安全無虞地留在私人手中。因此，我設想，某種程度的投資全麵社會化將證明是確保近乎全部就業的唯一途徑。”
公有製的主導作用在今日的中國經濟事實上已經不存在。但是，在私有製占主體的條件下，由國有經濟大膽地、全麵地發揮某種重要的補充作用，乃至實行“某種程度的投資全麵社會化”，監督、促進私有經濟滿足勞動群眾的正當要求、兌現各項社會責任，也還算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種合理探索吧?
據說，王岐山書記曾經向許多專家學者推薦《舊製度與大革命》一書。王書記一定了解，波旁王朝被推翻，直接的原因就是由於上層精英不納稅，而法國當時的國家利益又決定了法國不可能顯著地減少財政支出。
今天，中國的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正在提出越來越廣泛的經濟、社會、政治要求，並且正在受到各種“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思潮的蠱惑。這種社會現實，不承認是不行的;一味依靠“維穩”的手段壓製，也是長久不了的。發展下去，國家在社會保障、環境保護等方麵的開支勢必增加，國際環境客觀上也要求國家逐步增加國防支出。國家要開支，不動資本家的奶酪，那是不行的。樓繼偉、李劍閣、任誌強之流，頑固地抗拒動奶酪，如此氣急敗壞地反對“民粹主義”，像不像三級會議召開之前的“第一等級”、“第二等級”?
我相信，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共產黨，一定有決心、有辦法，不做十八世紀的波旁王朝。
意味深長的“透支消費”
趙 磊
(西南財經大學教授，博導)
進入“新常態”後，中國經濟表麵上似乎波瀾不驚，甚至有趨於下行的壓力。然而，“靜如止水”的下麵有如“新常態”這個詞所暗含的那樣：中國經濟的時空結構正在孕育著某種重大改變。在我看來，變化的看點，既不在於創新的層麵(大數據、雲計算、創客)，也不在於結構的維度(大眾創業、互聯網加、一帶一路、樓市股市)，而是在於政府對產能過剩的焦慮。最近，“消費金融公司”再次得到政府的重視和認可，其中蘊含著中國經濟的曆史階段性變化，值得人們深思。
2015年6月10日，現任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將消費金融公司試點擴至全國，增強消費對經濟的拉動力”。會議指出：
——“發展消費金融，重點服務中低收入人群，有利於釋放消費潛力、促進消費升級。會議決定，放開市場準入，將原在16個城市開展的消費金融公司試點擴大至全國。審批權下放到省級部門，鼓勵符合條件的民間資本、國內外銀行業機構和互聯網+企業發起設立消費金融公司，成熟一家、批準一家。向消費者提供無抵押、無擔保小額信貸，規範經營、防範風險，使消費金融公司與商業銀行錯位競爭、互補發展。更好發揮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我建議關心中國經濟的人士高度重視這條新聞。這條新聞包含著相當豐富的信息，其中的看點在於：“發展消費金融”由試點擴大至全國，這是一個曆史轉折。回溯曆史，早在6年前，“消費金融公司”的橫空出世就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因為，這個“創新”(嚴格說是模仿)為我們觀察市場經濟的發展邏輯，提供了一個鮮活的中國樣本。於是，我把6年前的舊文翻了出來(參拙文《我的預測“不幸言中”》，載《烏有之鄉》2009年8月24日)：
——“為了‘透支消費’，咱們政府已經開始未雨綢繆了：2009年5月12日，中國銀監會發布《消費金融公司試點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各界公開征求意見;8月13日，‘中國銀監會正式發布《消費金融公司試點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將在北京、上海、成都、天津四地擇機成立為境內居民個人提供消費貸款的消費金融公司試點。這意味著我國正在以金融手段提升個人消費，以適應政府的擴大內需戰略。’”
對於“消費金融公司”的經濟功能和現實意義，我當時做出了如下判斷：
——“消費金融公司是‘什麽滴幹活’?就是要與儲蓄為敵的公司!消費金融公司就是要與儲蓄率對著幹嘛。儲蓄率為零算什麽?別說不儲蓄了，消費金融公司還要把消費者的儲蓄率降成負數哩!”
“把儲蓄率降成負數”——這是對國人“量入為出”傳統觀念的公然挑戰。說“挑戰”有點誇張，因為《窮爸爸，富爸爸》早就給國人徹底洗腦，挑戰的一方已經沒有對手。如果橫向比較，我們可以從美國的次貸危機中，看到“消費金融公司”深遠的曆史意義：
——“瞧瞧，這不就是美國的‘次級貸款’在中國的重演嗎?沒錯，這就是中國版的‘次級貸款’”。
與“激憤的價值判斷”不同(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後，學界和社會對“透支消費”一片討伐之聲，比如：“你活幹得這麽少，壓根就沒那份錢，你憑什麽住大房子?”——參：拙文《“想住大房子”，何罪之有?》，《烏有之鄉》2009年4月1日)，對於“透支消費”的曆史必然性，我給與了充分理解，而不會糾結於“道德評價”：
——“有人對‘消費金融公司’的出現表示了擔憂。然而在我看來，不論你歡迎也好，憂慮也罷，‘透支消費’在中國的展開是市場經濟的宿命，具有‘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必然性’。”
至於這個曆史必然性的邏輯，主流經濟學根本無法把握，因為它隻能寓於馬克思有關“生產過剩”的矛盾之中：
——“其實，中國之所以迫不及待地推出‘消費金融公司’，也是被日益嚴重的‘生產過剩’給逼出來的：‘沒辦法，既然不準打土豪分田地，你不讓老百姓透支消費，你又怎樣把越來越過剩的產品給消化掉呢?’”
“消費金融公司”的出現，無疑是中國經濟的時空結構將要發生某種轉折的重大信號;
——“於是，中國終於從‘生產過剩’走上了‘透支消費’的輪回之路。不過，中國這才剛上路呢，美國已經在這條路上走完了一個來回。這條路的盡頭是什麽呢?什麽也不是，就是一個怪圈：一個‘過剩’與‘透支’此消彼漲，不斷折騰的怪圈。”
6年前，當國務院的銀監會在京津滬蓉推出“消費金融公司”試點之時，中國經濟開啟了“從‘生產過剩’走上‘透支消費’的輪回之路”。6年後，當現任總理宣布“將消費金融公司試點擴大至全國”之時，也就意味著，中國經濟的時空結構由“產能過剩”正式轉向了“透支消費”的曆史階段。
這倒不是說“過剩”從此不再，而是說，因為“過剩”，所以必須“透支”。問題是：既然“過剩”，你就“使勁消費”好了，又何須“透支消費”呢?人們當然需要“消費”，“但是他們買不起，因為他們沒有錢，而他們之所以沒有錢，是因為他們不能繼續生產，而他們之所以不能繼續生產，是因為已經生產的太多了”(馬克思)。如此奇葩的生產邏輯，若不想被“過剩”給憋死，你不“透支”，又何來“使勁消費”可言?
不論官方怎麽定義“新常態”，在我看來，這個“轉向”，才是“新常態”的本質定位所在。
瘋狂的股市，危險的中國
朱明熙
(西南財經大學教授，博導)
記得前些日子參加一個聚會，席間主要話題就是談論當下最熱門的話題：股市，誰誰誰從股市上賺了多少錢，哪幾隻股票最可能賺大錢，甚至有人激動地說，這是百年未遇的一次發財的大好機會，如果不抓住的話，可能會一輩子當窮光蛋，等等。有人問我的看法，我說現在的股市太瘋狂太不可思議了，一些基本麵很差的垃圾股稍稍包裝一下，換個名字，炒作一下題材，甚至停牌一下，然後就會一個筋鬥翻入雲端，漲幾倍甚至幾十倍，整個股市進入癲狂狀態。而且，更主要的是經濟的基本麵不大好，股市又能夠好到哪裏去呢?除了短期的炒作、投機和賭博，一時的虛假的繁榮以外，它又能持續多久呢?這樣的股市不進也罷，進了的還是早日抽身出來落袋為安最好。有朋友對我的說法不以為然，他講，這是中央正在下的一盤大棋，隻要國企和大企的資金困境沒有緩解，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沒有減輕，銀行的呆壞賬沒有減少，這個股市就還會一直漲下去。所以，你的擔心純屬是杞人憂天。
對此，我隻有默然。我不知道世界上迄今為止有哪一個國家的政府能夠有效地一直掌控股市的?如果有的話，遠的不說，就說近的，那就不可能出現08年以來的次貸危機、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乃至社會危機，日本就不會出現90年代以來的20年的經濟停滯，也不會出現90年代發生的東南亞、俄羅斯、拉美等的金融危機。經濟調節政府都尚感吃力，更何況是桀驁不馴不聽招呼的股市了。而最終結果隻能是 “人算不如天算”、“形勢比人強”。在人們自以為得計，穩操勝券之時，恐怕就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之日”。
對此，我也不大相信，我不相信中央會如此愚蠢和顢頇，心地會如此陰暗和險惡。因為，我不相信中央會不遵天道出此下策，把國企、大企以及地方政府、銀行的爛賬壞賬轉嫁給廣大老百姓接盤，通過掠奪眾多股民，尤其是本錢很少的大多數股民的血汗錢，來彌補國企、大企以及地方政府、銀行的虧空。
因為，我不相信國企、大企、銀行們會把通過股市籌集的資金用於擴大投資發展實體經濟。主要原因是，目前的股市那麽賺錢，而且是賺快錢，而且是輕輕鬆鬆就賺錢，而做實業，由於現階段的大量的產能過剩，利潤微薄，而且非常辛苦的情況下，逐利本性的資本怎麽可能會傻乎乎地棄肥肉而啃骨頭，心甘情願地充當“雷鋒”呢?
因為，我不相信中央會愚蠢到不知道股市不僅不是也從來不是為民眾增加財富的機會，反而是搜刮民脂民膏，喂肥極少數大資本的“絞肉機”，問題嚴重時，它甚至會成為經濟危機、社會危機乃至革命的導火線。
因為，我不相信中央會顢頇到不知道股市不僅不會拯救衰落的實體經濟，反而會在暴利的誘惑下大量資金流入股市而使實體經濟的貸款難的問題更加惡化，實體經濟發展更加困難。
更為嚴重的是，瘋狂的股市會把人心搞亂，使人們喪失理智，隻想輕輕鬆鬆賺快錢賺大錢，不想再踏踏實實兢兢業業地恪盡職守，通過自己的誠實勞動致富，而隻想通過投機賭博和好運氣一夜暴富。試問，天下有這樣的國家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富強起來的嗎?天下有這樣的國家可以通過這種方式使廣大民眾富裕起來的嗎?如果大家都是這樣的話，試問，穩增長、調結構、經濟轉型、創業創新、 “中國夢”又如何實現呢?總而言之，我不相信中央會如此愚蠢和顢頇，心地會如此陰暗和險惡。
但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中國危矣，老百姓危矣!
從出口看資本主義內在矛盾
葉勁鬆
(四川高校教師)
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資本主義時時都在起作用。這矛盾不是特色社會主義能掩蓋的，也不是頂層設計、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之類的話語能壓住的。這個矛盾尖銳化而必將產生的經濟增長下滑乃至產生生產過剩危機，也不是這些話語能阻擋的。
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資本主義對外貿易中也有充分表現。資本主義私有製下，資本的貪婪，資本間競爭，使資本擴大生產規模。而資本對勞動的剝削，使勞動群眾購買力增長很有限(不少群眾甚至負增長)。因此，資本主義下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億萬勞動群眾購買力相對縮小之間的生產過剩矛盾，是國內市場上商品生產增長受到限製的根本原因。放任自流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作用(即放任資本家)，加劇了這種困難。
但現代資本主義大工業企業(或所謂科技企業)不安於縮減生產，不安於限製銷售規模。國內市場不能容納其生產能力，加強了大資本主義企業對國外市場的依賴性(自由貿易、全球化等的講述，都不過是掩飾資本主義內在深刻矛盾，掩飾這種依賴的說詞)。囯外的蘋果、三星是這樣，中國的資本主義企業也是這樣。中國國內市場的容量越來越不能滿足企業，企業對國外市場的擴張行為便愈加不可遏製，它們企圖在國內外銷售的產品便越多。
最近媒體報道“加快出口退稅進度 支持中國裝備走出去”;“某人獲某設備出口第一推銷員”;“一帶一路”等等。這些都表現了企圖用增大出口來緩解國內市場對生產發展的製約。這也表明，企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增大出口(而不是用社會主義的路徑)解決生產過剩問題。
而社會主義國家對外出口，主要是出口換匯進口滿足國內生產和消費的商品，即真正是國際範圍的商品交換，不是為了占據國外市場。因為消滅了資本主義剝削並實行計劃經濟，不會產生內需不足而產生的生產過剩，不需要大肆出口來解決內需不足而產生的生產過剩。
可是，對於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來說是國外市場的地方，對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卻是國內市場，這些地方已經被這些國家的壟斷資本所支配。所以，增大出口以占據國外市場的障礙也格外加強。結果，各國資本主義企業爭奪銷售市場的鬥爭就不斷尖銳化起來。世界上一方大談自由貿易、全球化，另一方以高關稅(現在更多是反傾銷等)來對付——當然，也可能一方在大談自由貿易時，又大搞反傾銷。這就是爭奪銷售市場鬥爭不斷尖銳化的表現。
中新網2015年6月8日電：“據中國海關總署網站消息……5月份，我國進出口總值1.97萬億元，下降9.7%。其中，出口1.17萬億元，下降2.8%，……今年前5個月，我國進出口總值9.47萬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下同)下降7.8%。其中，出口5.4萬億元，增長0.8%;進口4.07萬億元，下降17.2%;貿易順差1.33萬億元，擴大2倍。”
這既顯示中國的出口增長越來越困難，也顯示了資本主義國家間爭奪銷售市場鬥爭的尖銳化。尤其在歐盟和日本都以歐元和日元對美元大幅貶值來增加出口以實現經濟複蘇情況下。
今年前5個月，我國對歐盟出口8465.3億元，下降2.2%;自歐盟進口5233.3億元，下降14.1%;同期，對日本出口3375.4億元，下降11.3%;自日本進口3513.7億元，下降11.2%。從歐盟、日本的進口，以人民幣計價有較大下降。但考慮到歐元和日元對人民幣大幅貶值(由於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較穩定，歐元對人民幣匯率從2014年初到今年初一年時間裏跌幅超過20%，“2012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台以來，100日元兌人民幣已經從7.5元下跌至現在的5元，跌幅超過30%。”)，如以歐元(或日元)計價，從歐盟、日本的進口應該有小幅增長。即我國對歐、日出口以本幣計價有所下降，歐盟、日本對華出口以各自本幣計價是略有增長。
當然，可能有人會說，這幾個月的出口數據不太好並不代表以後出口就一直不太好。是的，以後出口可能會有改善。但在西方競相擴大出口以緩解生產過剩的上百年曆史中，哪一個西方國家擺脫了生產過剩危機?沒有!因此，在既定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狀況下，企圖用加大出口來擺脫生產過剩危機，注定要失敗。當年馬歇尓計劃帶動的出口不能消滅美國的生產過剩危機，現在的一帶一路計劃帶動的出口也不能消滅我國的生產過剩危機。依靠資本主義的“頂層設計”都不能消滅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危機(最多隻能延緩這危機)，隻有消滅資本主義私有經濟，實行社會主義公有製和計劃經濟，才能消滅生產過剩危機，保證經濟持續發展。
中國經濟：三種主義、二種前景與正確選擇
戚桂鋒
(中共山東省委黨校教師，博士，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當前，中國經濟正在經曆向新常態轉變的陣痛期，隻有站在“主義”的高度才能看清為何轉變、向哪轉變、怎樣轉變，從而科學界定和構建中國經濟馬克思主義新常態。毋庸諱言，上世紀90年代以來，站在“主義”的高度審視中國經濟改革，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新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馬克思主義三種主義了，且上述排序準確反映了實際影響力的大小。三種主義博弈的結果，就是把中國經濟帶入了內需不足、生產過剩的深水區。破解中國經濟改革難題，走出深水區，構建新常態的關鍵，仍然在如何認識和對待這三種主義。
(1)新自由主義。上世紀80年代初，適應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需要，新自由主義應運而生，它在經濟理論和實踐上推動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與政治和文化上的去科學社會主義化、去馬克思主義化、去共產黨化相互配合，形成完整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在整個資本主義體係力量的推動下深刻改變了世界。從上世紀90年代始，在內外顛覆勢力的配合下，新自由主義引入我國並嚴重誤導了經濟改革，造成了嚴重後果，導致我國經濟的所有製結構乃至基本經濟製度發生了向著資本主義調整的重大演變，造成了近十多年來我國基尼係數均超過0.4國際警戒線的貧富差距，成為中國一切問題和矛盾的總根源。
(2)凱恩斯主義。上世紀二十年代末，適應資本主義大危機時期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的需要，凱恩斯主義應運而生，它在經濟理論和實踐上推動私企國有化和國家投資化，其本質是更好地發揮國家這個理想總資本家的作用，把危機轉嫁給老百姓，為資本集團服務。因而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實踐上，根本不可能拯救資本主義於危機之中，隻能掩蓋和造成更大的危機，最終還是靠二戰轉嫁了危機。2008年前後，受新自由主義與國際金融危機疊加的雙重影響，我國經濟產生了嚴重的內需不足和生產過剩，被虛假包裝的凱恩斯主義乘虛而入，對中國經濟產生了嚴重負麵影響。按照如上分析，凱恩斯主義不但不能解決而且會加劇我國內需不足和生產相對過剩問題，而且為西方輸送了利益，為新自由主義徹底私有化國企提供了借口。
(3)馬克思主義。《宣言》發表167年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原則的科學性得到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正反兩方麵理論和實踐的充分驗證，社會主義國家遵照她進行建設和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和成就;反之，則蒙受重大損失甚至招致亡黨亡國。當前，按照馬克思主義深化改革，構建中國經濟新常態，則問題和矛盾會迎刃而解。馬克思主義經濟新常態的“轉方式”，就是轉變新自由主義或凱恩斯主義這些正將中國經濟導向資本主義的落後發展方式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先進經濟發展方式。馬克思主義經濟新常態的調結構，就是按照憲法關於基本經濟製度的規定和要求，以調整所有製結構、完善以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製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為抓手和切入點，以此帶動分配結構—生產結構—消費結構—產業結構—技術結構—區域結構的根本性調整，在擴大生產條件下，實現兩大部類的動態平衡中發展中國經濟。如此以來，困擾中國經濟的內需不足就解決了，生產相對過剩就消除了，中國經濟就進入可持續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新常態，這是中國經濟改革唯一正確的選擇。隨著經濟基礎的調整和鞏固，上層建築也會越來越牢固，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就會越來越強，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就一定能變成現實。
由此可見，中國經濟的前途仍在如何認識和對待這三種主義，如果任由西方忽悠，任由同屬壟斷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誤導改革，中國經濟前景一定會在黯淡中走向絕路，而在實踐和比較中構建馬克思主義經濟新常態，則中國經濟矛盾迎刃而解，前途一片光明，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勢不可擋!
化解危機，還是製造危機？
劉明國
(貴州財經大學，博士，教授)
很早就有人高喊“狼來了”，但是總被人說成是美帝試圖做空中國而故意製造的恐慌。中國經濟雖然步入新常態，但依然在艱難地向前航行。於是乎，高唱讚歌的人就出來了，再過多少多少年，中國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老大。自欺欺人罷了。
那中國現在的經濟形勢究竟如何呢?準確的判斷是什麽呢?“狼”其實早已來了，而且在不斷的吞噬中國這隻肥羊，隻不過，這隻肥羊實在太大，尚未能完全吞下去而已。
改開以來，崇尚私有化自由化的精英，打著“效率優先”、“發展(實為GDP增長)是硬道理”的旗號，製造出了越來越嚴重的不公平和相對貧困，以及在區域之間、產業之間、群體之間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實體經濟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下降);打著開放的旗號，不斷地向往輸送國家利益(實物出口)、不斷地引狼入室控製中國經濟(引進外國資本)。
1995年我國就出現了工業產品的相對過剩。1996年經濟軟著陸後，經濟增長麵臨內需不足(實為資本主義所必然遭遇的相對過剩經濟危機)，凱恩斯主義開始盛行。同時，死不悔改的崇尚西方新古典主義的精英，還采取了種種所謂的拉動內需的市場化政策——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住房商品化。這些都是人們生活之所必需，新的“三座大山”重重地壓在了國人頭上，毛澤東時代辛苦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福利基礎就此被瓦解。雖然經濟高速增長，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卻沒有相應提高，悖論出現了。這說明，這種增長本身就是非正義的——資本家剝削無產階級剩餘價值的增長。
長時期實行寅吃卯糧的凱恩斯主義政策，結果隻必然是：財政危機和金融危機。“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的新古典模式，必然在財政危機和金融危機中崩潰，這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的新形式。
中國的金融係統正在加速惡化，若幹縣級財政事實上已經破產。金融私有化、利率市場化，股市和房地產泡沫化、公司上市欺騙化，這不是在強化金融係統的穩定，而是在加速摧毀金融係統。政府也不得不出賣國有資產來緩解債務，這豈是長久之計?豈能化解危機?
曾經被鼓吹為私有化市場化工業化明星的東南亞國家(地區)和拉美國家，在上個世紀，先是被美帝用美元騙走了實物財富，後通過金融危機又把美元掠走(還有騙去購買美國債券等措施回流美元)，進而完成新型殖民掠奪，至今曆曆在目。隻要略加比較，就可知——我們不是在努力規避和化解危機，而是在努力製造危機，或者說為危機的到來有條不紊地創造條件——首先放外國資本進來(人民幣匯率貶值可讓其換得更多人民幣，2005年以前如此)，然後通過凱恩斯主義放出大量貨幣製造泡沫經濟，地方政府陷入債務困境，結果外國資本在房地產泡沫、在股市泡沫中賺的盆滿缽滿，現在是加快實行人民幣自由兌換，那外國資本就高唱凱歌而去了。
保守估計，中國的外國資本在15萬億人民幣以上，規模如此巨大的資金快速從中撤走，股市等資產價格暴跌，人民幣匯率暴跌與貶值預期強化，社會恐慌、銀行風險積聚就是必然趨勢，如果引爆金融危機，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將受到極大削弱! 如果缺乏危機意識，等待我們的將是經濟、政治和社會全方位的動蕩與不安。這就是我國當前所麵臨的宏觀經濟形勢。
關鍵時刻還是凱恩斯好使
魯保林
(貴州財經大學，博士，副教授)
2015年5月我在北京師範大學參加一個學習班，有幸在首都呆了10天。或許算我運氣好，那段時間除了覺得北京的氣溫高一些，並未覺得空氣有多麽差，可怕的霧霾也未遇到，白天藍天白雲，晚上還有月亮。藍天白雲月亮與當前經濟形勢有什麽關聯呢?直到6月初，看到國家統計局發布的5月份經濟數據和網上的一些評論，我才把這兩件看似不相及的事聯係起來。
藍天白雲月亮究竟是說明汙染治理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還是說明中國經濟的下滑程度比較嚴重?看到5月份的數據，我更傾向於後者。正是由於經濟疲軟，通縮加劇，能源的使用減緩了，開工率降低了，向大氣中排放的廢氣減少了。
環境好了，經濟數據卻低於市場的整體預期。不難發現，總理為此很著急，在6月初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總理再放狠話說“一些地方錢撥下去了，再遲遲不開工，我們就要依法把那些趴在賬上多年的財政撥款收回來，調到那些中央已經確定的重點項目上去，調給那些想幹事、能幹事的地方去!”
可見，經濟形勢的嚴峻程度已經超出了政府的容忍度。在增長壓力下，一向很有定力的總理這次坐不住了。有趣的是，常常把“簡政放權”、“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視為己任的政府，最終發現：關鍵時刻還是凱恩斯的財政政策好使。
兩年前，不少人把“總理經濟學”與供給主義經濟學聯係起來。例如，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戴國強在某次論壇上說，“克強經濟學”實際上還是一個共贏經濟學，或者叫供給經濟學。實際上，供給經濟學的名聲並不好，其核心觀點不過是“供給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的翻版。盡管“薩伊定律”早就被馬克思批臭了，但是上世紀80年代，供給學派提出的政策主張，諸如減稅、減少政府幹預、削減社會福利等，仍然俘獲了那些麵對 “滯漲”危機一籌莫展的西方政客。不過，1980年代以來，金融危機頻繁爆發，人們才把供給學派的真麵目以及供給主義的內在缺陷看得越來越清楚。
與不少學者看到的“新供給”不足相反，筆者看到的卻是需求不足，中國的經濟發展格局極度不平衡，“新供給”不足的背後是廣大普通居民的基本需求還未得到滿足。尤其是對於中西部地區、廣大農村地區以及大多數低收入者來說，如果他們的收入水平能夠真正得到改善，即便是針對衣、食、住、行等的“老供給”仍有很大的開發空間。顯而易見，解決中國問題不能簡單複製供給學派提供的改革思路，必須探索新的發展思路。否則，我們也會重蹈歐美的覆轍。
“新常態”應打破利益關係“反常態”
易淼
(重慶工商大學經濟學院，博士，講師)
對當前中國經濟形勢的研判，需要我們正確把握“新常態”。常態是“統一體的相對的平衡”(馮友蘭,1982)，新常態則要求如何形成新的相對平衡。當前新常態最重要的表征是經濟增長降檔，從過去10%左右的高速經濟增長，降到當前7%的新檔位。但是，經濟增速降檔並不意味著新的相對平衡就能形成。要想做到適應新常態，首先要邁進新常態，這就要求必須消除在舊常態中生成的，反過來使得舊常態無法持續的製約因素。那麽，這個製約因素是什麽呢?我認為是利益格局的“反常態”，是利益失衡。
在公平麵前，利益是本質;但是，在經濟關係麵前，利益隻是現象(趙磊,2015)。利益失衡的背後，是經濟關係的失衡，是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強弱懸殊。麵對經濟下滑，我們一直在談“內需不足”、“人口紅利喪失”、“技術進步乏力”等問題。而這些問題，都可以放在利益失衡的語境下予以理解：
(1)內需靠的是人民群眾的購買能力，但是人民群眾處於“節源開流”的局麵——不斷高漲的住房等支出，背後充斥著資本的利益，一下子掏走老百姓原本就不高的收入的大部分。在這樣的情況下，內需不足必然出現。
(2)“人口紅利”喪失的背麵，是資本的強勢剝削。大部分的勞動者在低端的生產鏈上被粗暴地壓榨，在高負荷的崗位上過度勞動，喪失了自我提升和發展的精力和動力。國家主人翁們隻有把自己當做廉價品，交給資本和市場，“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隻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馬克思，1867)。
(3)對外，過去講“用市場換技術”，結果市場沒了技術也沒撈到多少，許多利益白白輸送給了外資。對內，我們說激發資本的創造力，結果國內資本主要把自己的“創造力”用在如何更好地剝削勞動者上去了。低廉的勞動力成為中國老板們的“定心丸”，使得中國老板們缺乏技術革新的動力。還有一些私人資本通過剝削加快積累，並購海外企業提升技術，這體現的不是創新能力，而是“剝削能力”。
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將充滿著變數。我認為，當前邁向新常態的時期具有很強的過渡性色彩。這反映在中國經濟既有實現穩定的中高速增長的可能，又有滑向更低增長水平的可能。而且，在我看來，後一種可能性比較大。最終會是哪種可能，關鍵是取決於能否從經濟關係特別是所有製層麵，消除舊常態的製約性因素。比如：
——內需不足不僅是分配層麵的問題，而且是所有製層麵的問題，必須依靠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發揮出應有作用來予以解決。
——人口紅利喪失的問題，絕非“延退”、“二胎”等治標政策就能解決的，而是需要回到經濟關係層麵，尊重勞動，提高就業質量，促進勞動者全麵發展。顯然，在這方麵，公有經濟相較私營經濟而言，有天然的優勢。
——另外，技術進步同樣需要依靠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的發展，這幾年的實際情況也是如此。我們在國際上拿得出手的高鐵、重裝備等技術和項目，主要靠的還是公有經濟。
總之，在經濟關係特別是所有製層麵進行科學調整，做大做強公有經濟並使其名副其實，關係到未來中國經濟能否良性發展。
但是，這些年來，我國所有製層麵的調整已經出現了並不正常的“棘輪效應”——“國退民進”容易;反過來“國進民退”非常難，甚至連談一談做大做強公有經濟都會被批為“開倒車”、“反改革”。其實，這不過是私人資本自我膨脹、不斷強化、不願讓步的表現。因此，中國邁向新常態，必將遭到這個在舊常態中不斷壯大的既得利益的極大阻礙。這也正是我擔憂未來中國經濟將可能滑向更低增長水平的原因所在。
共4條評論
匿
匿名（58.52.200.*） 12小時前
中國共產黨在思想理論方麵，當前的重要任務是要認真研究毛澤東和鄧小平之間的關係。這是共產黨內部的一對“毛、鄧”（“矛盾”），很有意思的是他倆具有相當明顯的“對立統一”特征（對立很明顯，一“左”一“右”，一“社”一“資”；統一也顯然，統一在共產黨內，統一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下），這是為什麽？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曆史時期內，中國共產黨隻能是處於搖擺不定的狀態（其實，這裏的“毛、鄧”隻是兩個符號，不局限於兩個“個人”）。
回複 讚6 踩1 收藏
匿
匿名（123.138.36.*） 12小時前
所謂“主流經濟學”，說穿了，就是任何辦法都想了，任何招數都使了，但唯獨不會考慮給工薪階層讓利。主流經濟學唯一不承認存在的問題，就是生產與消費脫節斷開的問題。這是資本主義的絕症，它從未被治好過，資本主義本身也必將因此死亡。所以，所謂的“經濟學”，就是偽科學，所謂”經濟學家“，完全可以抓去煉肥皂。隻有政治經濟學才是科學。任何流派的“經濟學”首先要麵對的問題都是‘為了什麽人’的問題，正如毛澤東說過的：”任何政治問題，根本上都是為了什麽人的問題“。正因如此，才印證了為什麽隻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從來沒有什麽”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說。
回複 讚11 踩 收藏
匿
匿名（42.185.48.*） 9小時前
貨幣投放量超過220萬億， 最好的結果 不過是 日本當年泡沫經濟的翻版 。在中國沒有完成產業升級 就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升級為 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 經濟走不下去了 一旦停止狂發貨幣 和大規模搞房地產 這個經濟立刻就會原形畢露。因為 企業的經營形勢 投資環境 經營環境嚴重惡化了 ，中國的產品 不如 日本 人家買是因為 價格便宜 。加上外部經濟形勢惡化 國內內需疲弱 ，爆發全麵經濟危機 應該是距離不遠了
回複 讚2 踩 收藏
陳
陳朝文 4小時前
私有化、市場經濟等都充分表現出來好，才能教育人民，才好選擇。
回複 讚1 踩 收藏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何處去？
趙磊等：新常態下中國經濟何處去？
趙磊 · 2015-06-28 · 來源：烏有之鄉 評論（4）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將向何處去?針對這個問題，我們組織部分馬克思主義學者進行了筆談。參加筆談的學者有：吳宣恭，李民騏，趙磊，朱明熙，葉勁鬆，戚桂鋒，劉明國，魯保林，易淼。
趙磊按：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後，經濟走勢發生了階段性的變化。若以2015年為界，新一屆政府的宏觀調控方式也經曆了以供給學派為主，轉向偏重凱恩斯主義的微妙變化。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將向何處去?針對這個問題，我們組織部分馬克思主義學者進行了筆談。參加筆談的學者有：吳宣恭，李民騏，趙磊，朱明熙，葉勁鬆，戚桂鋒，劉明國，魯保林，易淼。需要說明的是：我對筆談文稿做了某些刪節，且未經本人審閱，在此一並致歉。下麵是筆談文稿，供大家參考。
西方的發展模式無法持續下去了
吳 宣 恭
(廈門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博導)
近年來，我國經濟下行走勢日趨明顯，2015年第一季度，GDP增長7%，創25年來最低紀錄，鑒於不少基層的奉命虛報，實際數字恐怕還會更低。本來，在幾十載連續高速發展之後，我國經濟總量龐大，在此基數上增長速度稍為收緩也屬於正常狀態，對GDP的回落不必過於擔憂。但是問題在於，這輪經濟衰退卻是由一係列不利因素導致的。主要是：外貿出口受自身競爭力下降和國際經濟不景氣所累增速遽降，分配嚴重不公、貧富懸殊、眾多社會矛盾凸顯，國內消費水平徘徊不前，製造業產能嚴重過剩，技術創新力量不足，房地產泡沫持續虛高不下，資本市場和虛擬經濟活躍而實體經濟資金緊缺，投資規模縮減且回報率不斷降低，就業壓力沉重，等等，加上生態環境日益惡化，市場欺詐、道德沉淪，嚴重危害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這些對今後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是非常不利的，如不加以緩釋或解決，經濟增速還可能進一步減退。令人遺憾的是，已經見諸報端的一些建議和措施，恐怕很難有效解決問題，改變經濟日趨惡化的局麵。且看：
有些學者漠視我國確實存在生產迅速增長而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不足的矛盾，看不到內需不振的根源在於分配不公導致的廣大勞動人民收入低下，將擴大內需希望寄托在大規模城鎮化。殊不知城鎮化是一個依托於產業化發展的自然過程。如果隻靠行政支持，缺乏必需的產業聚集，就無法提供良好的就業條件和生活環境，不僅收入和消費水平不能提高，反而會產生許多負效應，如大量農民失去生存所依的土地，種種“城市病”叢生等等。
在經濟走勢下行時就業壓力增大，保就業就上升為當前的要務。已見的解決建議之一是，避開國家大規模投資，以融資支持、稅收減免促進小微企業發展，提供更多崗位，但是，這類企業偏重於勞動密集型產業，活動範圍小，競爭劇烈;力量微弱，抗風險能力差，存活周期短，倒閉率和失業率偏高;更何況，依靠小微企業隻能解決少數人溫飽於一時，根本無法建立強大的現代化經濟，使我國聳立於世界之林。辦法之二是，提倡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自我製造就業機會。發動和鼓勵創新是正確的，但應該是有組織的集體的社會化活動。個人勢單力薄，缺少必需的技術設備，絕大多數隻能生產低端產品，不能掌握核心資源，無法在社會上形成知識型技術創新體係，最終可能大多數淪落於小微企業的命運。
大量和慣用的建議是依靠私有製的積極性去改善社會經濟結構和提高生產經營效率。但是，一些具體的措施卻會引發更多的矛盾。諸如：實行“非禁即入”，廣泛開放過去由國家壟斷的行業，將削弱國家對重要行業和產品的控製力，同時會減少國家的收入;積極推行混合所有製，績優企業首先上路，容易導致國有資產和利益的流失，不利於加強政府的監督和調動職工的積極性;鼓勵私人經營本為非營利性事業的醫療衛生機構，將明顯增加病患者的負擔，損及民生福利;推行政府購買私人經營的社會服務，無異於放棄政府應負的服務職能和社會責任，勢必增大政府開支，影響財政的正常收支結構;放開私人資本組建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資本炒作的弊病將大於融資便利的好處，將鬆弛國家對至關重要的金融命脈的控製，不利於宏觀經濟調控。至於為了支持私有企業普遍降低其稅負，更是慷公家之慨，助富人之私。
這些做法不僅要使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部門，連國民經濟的重要、關鍵部門以及公共產品部門也要退出，實際上是全麵實行“公退私進”、“社退資進”。如此而行，資本主義經濟占據的地盤愈廣，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作用就愈大，市場盲目無政府狀態就會愈加劇烈，社會經濟結構的不協調就會愈加突出，分配不公和貧富懸殊就會愈加嚴重，當前的經濟難題就無法減緩，遑論解決了。
30多年的改革開放，許多人奉為圭臬的發展模式實際上是西方發達國家使用過的模式，那就是完全由市場進行資源配置，采取西方行之有效的生產組織形式(如雇傭勞動製度和公司製)，依靠先進的科學技術，利用現成的不可再生的資源，獲取盡可能高的企業效率，生產盡可能多的產值，在少數人迅速發財致富的情況下有限度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在改革初期可能發揮作用，取得一定的成效。因為，在起步階段，我國經濟還十分落後，人民普遍貧窮，不管用什麽方式，隻要給予人們一點希望和好處，都能調動積極性，使生產以較高的速度發展，生活得到改善。但是，我國是一個具有近14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想要在大大提高了的基數之上，憑借現有的生產組織形式，利用自有的或國外的不可再生資源，繼續高速發展，讓人民過上像發達國家一樣的生活，已經不是時代所允許的了。我國經濟難題頻出，矛盾叢生，充分表明這種跟隨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再也無法持續下去了，不更弦改轍就談不上經濟和社會的偉大振興。這是因為：
第一，從資源供應看，有限的資源無法滿足人口第一大國迅速發展、普遍致富的需求。存量和產量有限的自然資源曆來都是世界各國爭奪的最重要對象，競爭非常激烈。中國想要使人均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與發達國家並駕齊驅，就得幾倍發展生產，無論怎樣強調資源節約使用，也要耗費比現在多出幾倍的資源，這在國內顯然無法充分供應。但是求助於國際市場，即使進口資源幾倍漲價，要充分滿足需求也困難重重。發達國家已經將一些重要資源視為禁臠(1990年G7就使用著全球能源的42.9%)，決不會容忍中國與他們分享。奧巴馬就講過：“如果人口超過10億的居民過上澳大利亞和美國人現在同樣的生活方式，那麽，我們所有人將處於非常悲慘的境遇，因為這個地球根本無法承受。”某些美國議員也不停地威脅要製裁中國對自然資源的爭取。一些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對我國的資源貿易也有所忌憚。近年來，一些資源供應國被美國顛覆了，我國獲得資源的途徑被擾亂;有些國家則在美國的挑撥下，對我國在當地的開發出現不協調聲音和行動，中國企業屢受衝擊;許多新興國家也需要大量資源，迫切希望分得杯羹。所以，我國如果勉強走這條道路，就要被迫參加一場巨大的資源爭奪戰，這對發達國家無異虎口拔牙，對發展中國家或後進國家而言，可能觸犯眾怒，這些都不利於處理好國際經濟政治關係、困難為我國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第二，從製度和生產組織看，追隨西方的發展道路，建立的是以私有製為主的經濟製度，所鼓勵的是個人主義，其動力和追求的是個人利益，實行的是分散的經濟行為，依靠的是不受國家調控的市場經濟，造成的實際結果是少數人利用各種方式先富起來而多數人長期相對貧困，這些都不符合社會主義社會的要求。繼承這種發展方式不僅不能解決社會財富兩級分化、東部與西部、城市與農村發展懸殊的局麵，無法實現十幾億人民的共同富裕，也無法適應自力更生、有組織地大規模開發資源的創舉。
第三，我國的貨物出口在全球貿易中已經占有相當高的份額，國際市場無法繼續支持我國出口的高速增長。發達國家經濟危機頻仍，複蘇緩慢，可能進入相對低速發展時期，市場容量擴展有限，加以這些國家紛紛進行“再工業化”，影響我國新興產業產品的銷路。發展中國家利用更低廉勞動力和土地資源形成強大的競爭力，與我國搶占市場。在這種新態勢下，國際貿易摩擦增強，保護主義重新興起，我國要保有目前的國際貿易份額已成難事，遑論擴大。因此，依靠國外市場支撐我國持續高速發展的傳統模式道路越走越窄了。
第四，從生態環境看，我國跼促在約九分之一的國土上謀求躍進式發展，而聽任中部、西部廣大地域長期閑置(或者是資源掠奪)，造成沙石遍地，風塵漫天，水流幹痼，植披退化，而且逐步危及東部地區。這種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完全不利於人類的健康生活，當前舉國上下都看到這種災害，開始付出巨大代價想辦法加以緩解。但是，如果不轉換發展思路，采取根本措施，隻能是治標之法，無法根本改變這種環境，更不能化害為利，將華夏神州改變為綠水青山，風和日麗的沃野，十幾億中國人民也就不能享有世界前列的現代化生活。
所以，我國應該通過更為深化的改革，終止這種非持續和非協同性的傳統發展模式，實行真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模式，亦即弘揚集體主義精神，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公有製，建立多樣化的新型的社會主義生產組織，努力減緩和消除由貧富懸殊引發的社會矛盾，積極發揮國家組織經濟的能力，充分利用舉世無雙的巨大人力資源和近一千萬平方公裏的廣闊國土，大力開發可再生資源(而不僅是節約利用)，盡力改善生態環境，通過完善經濟製度和社會組織，改善生態、資源條件，實現華夏經濟全麵、持續的騰飛。
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一位從事過發展改革部門工作的學者鄧英淘，深感傳統的發展模式不適合“大象”一般的中國，經過長期的實地踏勘考察，訪問大量專家以及同水利部門座談、研究，寫了幾本書，提出改變中國經濟環境的重大設想。其中心是：利用以風能發電為主提供的電力，將西南高原相當於幾條黃河的豐富水源，提升跨越橫斷山脈和巴顏克拉山脈，引流到西北和北方，灌溉遼闊的沙漠、戈壁和長期幹旱地區，造出相當於我國現有的可種植地的、百萬平方公裏沃土(他稱為“再造一個中國”)，發展農業、林業、畜牧業和包括生物能源、生化製品的其他現代產業，提供充足的能源、生產資料和食物、日用品，解決過度依賴國外資源、大量進口糧食的問題，同時從養育森林和草原，涵養水土，改變中西部氣候入手，進而根本改變中國的生態環境。
這是一個高瞻遠矚的創新構思，既可解決當前經濟難題，又能造福萬代，使中華真正地實現和平崛起，可作為我國轉換發展模式的一個試驗形式和組成部分。
首先，它有利於解決當前許多難題，如本文開頭所提的，產能過剩、生活消費不振、出口形勢惡化、國外資源供應緊張、新增人口就業艱難、城市房價漲勢不止等等。因為，西部調水造地主要是墾殖工程，不僅不會造成產能過剩，反而有助於消化產品積壓;它純粹是國內的自主行為，不依賴國外資源和市場，不與外國爭利;它新造大片可用土地，能大規模提供建設和住宅用地，有利於各類產業的發展和城鎮化建設，容易解決住房問題，抑製房價瘋漲。
其次，我國之所以必須確定經濟增長底線，最關鍵的是要保證必要的就業崗位，以維護社會安定。西部改造工程在廣袤的地區開發了巨大的勞動力需求，能在當前經濟增速降低的情況下，為勞動者的提供極其廣闊的就業機會，消除就業壓力，有利於增加勞動者收入，實現保增長和惠民生的根本目的。
再次，它能夠真正地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換。我國過去多少年高呼要轉換發展方式，總是難以實現，原因就在於沒有拓寬視野，隻按傳統的模式考慮問題，隻在原來的產業構成中依靠市場機製進行調整。西部調水造地的設想則是高屋建瓴，突破了舊的發展模式，從更高的層次考慮國家的長遠發展，才是雄心壯誌的改革，是使中國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真正的改革。再其次，進行這個工程是全麵改變我國生態環境的根本措施。幾十年來風沙暴虐北方，威脅京畿，我國也一直堅持固沙防沙活動，但規模小，成本大，有些地方還不得不節節後退，關鍵就在於缺水。水源不足，植被生物成活困難，更無法擴大繁殖麵積。提調大量水源，灌溉沙漠、荒原，形成大片綠洲，改變地區氣候，消除沙塵的根源，才是根本改變北方生態環境的重大戰略。
最後，這個宏偉工程的實施必將更加充分地顯示公有製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優越性，加強和發展公有製經濟。因為它規模宏大，建設周期長，無法由個人單打獨鬥，私人資本也將因利小而裹足不前，需要國家投入巨資以及宏大的組織工作。最適合這種生產方式的就是社會主義公有製。在建設過程中，公有製和集體組織將顯現其獨特的作用，也將通過實踐探索出不同的有效形式。在千百萬人共同締造的新天地，必將出現勞動人民團結奮鬥、平等互助、友好協作的大批新型勞動組織，消除因分配不公和貧富懸殊引發的種種社會矛盾，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西部開發工程無疑是非常艱巨的，但決不是空想，憑借我國現成的條件，完全可以實現。第一，我國具備了進行工程建設的各種物質資料和技術。我國的風電、光能產業，無論在先進程度和製造能力上都居世界之首，目前也屬於產能嚴重過剩，與其長年遭受歐美的關稅製裁無法打開外銷通道，不如就在自己的西部使用。在改造西部環境的同時扶持風電、光伏產業的進一步發展，一舉兩得。我國近年來興建了大批聞名於世的巨大水電站和輸電體係，顯示我國具有強大的堤壩建築和水電係統建設能力;我國已在很短時間建成大量超長隧道和特大涵橋，表明我國已擁有高超的隧道掘進工藝和涵橋建築技術。我國擁有世界最大的鋼鐵、水泥工業和建築機械製造業而且目前也處於嚴重產能過剩，在西部開發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總之，在西部建設大規模的水利設施在物質技術上完全沒有困難，而且有助於解決了舊的發展模式無法解決的產能過剩難題。
第二，我國擁有建設這一工程的人力技術條件。我國具有長期治理江河的曆史經驗;擁有建校多年的水利院校和研究機構，培養出大批水利專家和水利工作人員;長期進行治淮、治黃和南水北調工程，興建許多大型、巨型水利電力工程，建立了一支強大的勘測、設計和施工的水利工程隊伍;甚至還準備到外國去開挖運河。這些都說明了，要實施西部調水工程，我國在人力技術上存在優越的條件。
第三，我國具有雄厚的資金，足以支持這一水利建設工程。現在，我國持有幾萬億美元的外匯，在國外買不到先進的軍事裝備和科技器材，收購不了良好的企業和礦山，隻能購買日益貶值的美國國債，完全可以用來購買西部改造工程所需的普通的建設資料。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後，我國動用4萬億投資，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繼續發展，其主要作用是積極的，現在同樣可以再次進行大規模投資，讓這宏偉工程盡快上馬。
第四，我國是共產黨領導的、以公有製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具有潛力巨大的經濟製度和號召力強大的政治組織，有其他國家不具備的、發起和領導大規模群眾運動的豐富經驗，完全有力量動員和組織這場氣吞山河的工程。
第五，中國人民具有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是改造自然、轉換發展模式的強大思想支柱。山西林縣的紅旗渠、大慶油田、兩彈一星工程，都是靠著頑強意誌和衝天幹勁，在環境惡劣、設備簡陋、器材不足的條件下攻克的。隻要有著宏偉的目標和這種大無畏精神，無論多麽惡劣的自然環境和艱苦的勞動條件，都阻擋不了我國向西部大開發進軍。
“改革開放”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李民騏
(美國猶他大學經濟係副教授)
近來，“改革派”的政商兩界領袖人物紛紛登台亮相，南呼北應，大有“深化改革”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之勢。
先有現任財政部長樓繼偉先生在清華大學大談“中等收入陷阱”。據樓部長講，要跳躍“中等收入陷阱”，就要有“好的政策”。什麽是“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資本提升的政策;靈活的勞動力市場;產權保護;要素流動和交易，特別是土地;開放的經濟環境。”特別是，“有一條鐵律，就是在正常情況下，工資的增長一定要低於勞動生產率的增長。”
中國的廣大勞動群眾為了“改革開放”的偉業已經犧牲了一代又一代。本來，承蒙現總理的關懷，都在眼巴巴地等著分享“改革紅利”。現在，按照樓部長的意思，還是要堅持“靈活的勞動力市場”，還是要限製工會、限製集體談判，還要放開農產品進口，放開金融，特別是“工資的增長一定要低於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這還有什麽盼頭?
樓部長此言一出，便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熱議，據說是遭到了“民粹主義式的攻擊”。於是乎，半官半商的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董事長李劍閣先生拔劍相助了，除了明確表態支持樓部長以外，更加提出了警世名言：“中國現在麵臨的最大危險是不改革，更大的危險是改革往回走”，“導致不改革或者改革往回走的最大威脅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民族主義抬頭，另一個是民粹主義抬頭。”
李總倒是坦率，承認說，現在“改革開放”那一套說辭，在普通民眾那裏，特別是在青年那裏，已經不大吃得開了。“民族主義盛行以後，對改革開放是絕對的阻礙。有大學教授反映，學生學了四年經濟知識，但一旦遇上民族主義陰謀論，就會顛覆全部認知，失去基本的經濟常識和判斷力。”
盡管如此，李總仍然是堅信“改革開放”不動搖，堅信“改革中產生的問題，隻能用深化改革來解決”。甚至連“醫患關係緊張”(連李總也承認，是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可見在“改革開放”以前乃至在改革初期沒有這麽嚴重)，據說也是由於“用民粹主義思維鼓吹老百姓看病不該付錢天經地義”造成的，因此也隻能用深化“改革開放”來解決。具體來說，就是醫療私有化，美其名曰“社會資本辦醫”。
李總的高論尚在振聾發聵，房地產大鱷任誌強先生又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上發表了“精彩演講”。除了照例數落一番社會主義製度：“計劃經濟(之前)，我們幾乎快崩潰了，沒有什麽經濟可言，改革的成功可能就來自於公有製的崩潰”(筆者注：“之前”兩字，似為任先生口誤)，任誌強先生又發明了“近十年我們看到的經濟衰退主要是因為國進民退，當國進民退的時候，我們經濟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衰退”的高論。
請任誌強先生讀馬克思，那是太為難任先生了。任先生記性大約不大好，否則不會隻知“計劃經濟的崩潰”，而未聞“大蕭條”將世界資本主義(也就是私有製和市場經濟)推到了滅亡的邊緣。但是近在眼前的、2008年以來的世界資本主義大危機，任先生也不記得了嗎?稍早一些的亞洲資本主義金融危機、巴西金融危機、俄羅斯金融危機、阿根廷金融危機、土耳其金融危機，任先生也已經忘卻了嗎?這些危機，都是“國進民退”帶來的嗎?當下正在愈演愈烈的歐洲金融危機，也是“國進民退”帶來的嗎?
當初，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大有崩盤之勢，要不是上屆總理果斷決策，實施四萬億的投資計劃，適當增加了公共投資的規模(說是“國進民退”，其實充其量也就是暫時停止了私有化，一度穩定了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而已)，不僅中國經濟危險，怕是連代表“最先進市場經濟”的美國都有重溫大蕭條之虞。真是那樣，任先生不僅不會有今天的財運，說不定已經躲在太平洋的哪座小島上避難，也未可知。
樓繼偉、李劍閣、任誌強三炮齊發，為“改革開放”搖旗呐喊。隻是不知道，三位先生的高論，又開 足了宣傳機器，是否抵擋得住“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一番蠱惑?樓、李、任三先生的演講這樣急切、這樣放肆、這樣聲嘶力竭，用句古話說，叫做“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莫非是，“改革開放”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世界上沒有永恒不變的事物。毛主席那樣偉大的人物，尚且還犯有“嚴重錯誤”，死後要下十八層地獄，何況爾等凡夫俗子。“改革開放”已經快四十年了，曆史條件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該完成曆史使命、退出曆史舞台了。再改下去，無非對外全麵開放、對內全麵私有化，再加上“政治改革”。先不說對勞動群眾是否有利，上層的精英們、“民營企業家們”、大鱷們、土皇帝們，你們真以為中國是你們的天下，可以為所欲為、無所顧忌?李世民就懂得“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這個道理，樓繼偉、李劍閣、任誌強或許不懂，習主席、李總理萬萬不可以不懂。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三十多年，說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其實無非是靠以下三個因素：毛主席社會主義時代留下的堅實的工農業基礎;對廣大廉價勞動力的剝削;對資源和環境的濫用和掠奪。這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語言。換成主流經濟學語言，那就是高積累、勞動力增長和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轉移，和所謂“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高積累、勞動力增長、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轉移，這都是靠了對廣大廉價勞動力的殘酷剝削來實現的。剩下一項，“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實際上也是對勞動力和資源的剝削在統計上的反映。
現在，中國的高積累已經維持不下去了，勞動年齡人口要減少了，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轉移也快要達到極限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近年來已經成為負值。所以，眼下的現實是，經濟增長率隻能每況愈下，“新常態”之後怕是還會有“新新常態”。麵對如此前途，為政者仍然是以不變應萬變，以“深化改革”來解決改革中產生的問題，一會兒要推廣“混合所有製”，一會兒要加速“土地流轉”，又要全麵推開“自由貿易區”，還要大力鼓勵“社會資本辦醫”、“延遲退休年齡”，同時還要明令禁止新辦國有企業，甚至還要限製公辦公益事業。
靠私有化、市場化就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彌補其它增長因素的不足、跳躍“中等收入陷阱”嗎?那麽美國呢?不是市場經濟最先進的國家嗎?據說像美國以及其它許多“市場經濟發達國家”自2008年以來都已經陷入了“全要素生產率”下降或者低速增長的困境，不知現任總理是否與聞、有何感想?
據說現任總理是厲教授的弟子。筆者不長進，未能得到厲老師的深入指導，不過當年做本科生的時候，也有幸上過厲老師的課、聽過厲老師的演講。厲老師領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對於計劃經濟、公有製的批判是很犀利的;對於市場經濟、私有製優點的認識是很深刻的。但是筆者在美國留學、工作多年以後，逐步認識到，即使在嚴肅的主流經濟學家中，最近幾十年來真正的理論創新都在於對於“市場失敗”的深入、全麵認識。筆者不知道將來是否有機會，在適當的時候，就“市場失敗”問題就教於現任總理：作為政府總理，對於政府如何發揮自己的優勢(習總書記所講的“製度優勢”)來克服、引導發生在各個經濟領域的“市場失敗”，不知有何高見?
撇開理論問題不談，經濟政策是不能不顧及社會、政治現實的。中國今天最大的社會現實，不是所謂“中產階級”的崛起，而是一個數量龐大、日益有覺悟的工人階級已經形成了。習主席、李總理，當年都是讀過《共產黨宣言》的，一定了解，這樣一個數量龐大的工人階級形成了，就必然有它在經濟方麵、政治方麵的要求，就必然要求提高工資、組織工會、集體談判、縮短勞動時間、改善勞動條件，等等。這些要求，過去長期被壓製，但是不可能永遠被壓製。不僅如此，其他勞動群眾、城市中間階層(白領、小資)在土地、住房、養老、醫療、教育、環境等方麵的要求，也是不可能長期被壓製的。“改革開放”幾十年了，隻有代價、隻有犧牲，沒有“紅利”，是說不過去的。這就是所謂“民粹主義”的強大社會基礎，並且這個基礎隻會越來越強。誰無視這種社會基礎，將“民粹主義”當兒戲，藐視、漠視“民粹主義”，誰就有被“民粹主義”淹沒的危險，政權就會喪失合法性。“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卻吃齏”一類的事，在曆史上並不經常發生，但是在現代條件下，每隔幾十年發生一次的概率，還是有的。作為“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不能無視廣大人民群眾的正當要求。作為承擔“中華民族複興”偉業的執政者，在此曆史轉折關頭，更要慎之又慎。
當然，要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滿足人民群眾在工資、勞動權利、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環境等方麵的正當要求，也不是沒有風險的。要滿足勞動群眾的要求，政府就要增加對資本家的稅收、就要加強對資本家的監管，資產階級是會不滿意的，外國資本也會抗議的。資本家會減少投資，一部分資本會外逃，經濟會萎縮、失業會增加，甚至於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代理人也會有所動作。
怎麽辦?習總書記不是講過要有“道路自信”嗎，我們不是有“製度優勢”嗎?小平同誌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是也從來沒有否認社會主義優越性啊，從來沒有否認“社會主義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啊!如果私有經濟滿足不了社會的正常、正當要求，難道還不允許大力發展公有經濟?資本家不投資、減少就業，國家就可以增加投資、增加就業。國家手裏不是有四萬億美元嗎?國有企業的生產性投資，未來是有回報的;隻要回報率超過銀行利率，短期的赤字開支都不可怕。高技術、新能源、生態環境，都可以是國有投資的廣闊領域。
在總結了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製度的嚴重失敗以後，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結論部分曾經寫下這樣的論斷：“我期待看到國家……在直接組織投資方麵發揮更大責任”，“我的結論是，決定當前投資規模的職責不能安全無虞地留在私人手中。因此，我設想，某種程度的投資全麵社會化將證明是確保近乎全部就業的唯一途徑。”
公有製的主導作用在今日的中國經濟事實上已經不存在。但是，在私有製占主體的條件下，由國有經濟大膽地、全麵地發揮某種重要的補充作用，乃至實行“某種程度的投資全麵社會化”，監督、促進私有經濟滿足勞動群眾的正當要求、兌現各項社會責任，也還算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種合理探索吧?
據說，王岐山書記曾經向許多專家學者推薦《舊製度與大革命》一書。王書記一定了解，波旁王朝被推翻，直接的原因就是由於上層精英不納稅，而法國當時的國家利益又決定了法國不可能顯著地減少財政支出。
今天，中國的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正在提出越來越廣泛的經濟、社會、政治要求，並且正在受到各種“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思潮的蠱惑。這種社會現實，不承認是不行的;一味依靠“維穩”的手段壓製，也是長久不了的。發展下去，國家在社會保障、環境保護等方麵的開支勢必增加，國際環境客觀上也要求國家逐步增加國防支出。國家要開支，不動資本家的奶酪，那是不行的。樓繼偉、李劍閣、任誌強之流，頑固地抗拒動奶酪，如此氣急敗壞地反對“民粹主義”，像不像三級會議召開之前的“第一等級”、“第二等級”?
我相信，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共產黨，一定有決心、有辦法，不做十八世紀的波旁王朝。
意味深長的“透支消費”
趙 磊
(西南財經大學教授，博導)
進入“新常態”後，中國經濟表麵上似乎波瀾不驚，甚至有趨於下行的壓力。然而，“靜如止水”的下麵有如“新常態”這個詞所暗含的那樣：中國經濟的時空結構正在孕育著某種重大改變。在我看來，變化的看點，既不在於創新的層麵(大數據、雲計算、創客)，也不在於結構的維度(大眾創業、互聯網加、一帶一路、樓市股市)，而是在於政府對產能過剩的焦慮。最近，“消費金融公司”再次得到政府的重視和認可，其中蘊含著中國經濟的曆史階段性變化，值得人們深思。
2015年6月10日，現任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將消費金融公司試點擴至全國，增強消費對經濟的拉動力”。會議指出：
——“發展消費金融，重點服務中低收入人群，有利於釋放消費潛力、促進消費升級。會議決定，放開市場準入，將原在16個城市開展的消費金融公司試點擴大至全國。審批權下放到省級部門，鼓勵符合條件的民間資本、國內外銀行業機構和互聯網+企業發起設立消費金融公司，成熟一家、批準一家。向消費者提供無抵押、無擔保小額信貸，規範經營、防範風險，使消費金融公司與商業銀行錯位競爭、互補發展。更好發揮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我建議關心中國經濟的人士高度重視這條新聞。這條新聞包含著相當豐富的信息，其中的看點在於：“發展消費金融”由試點擴大至全國，這是一個曆史轉折。回溯曆史，早在6年前，“消費金融公司”的橫空出世就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因為，這個“創新”(嚴格說是模仿)為我們觀察市場經濟的發展邏輯，提供了一個鮮活的中國樣本。於是，我把6年前的舊文翻了出來(參拙文《我的預測“不幸言中”》，載《烏有之鄉》2009年8月24日)：
——“為了‘透支消費’，咱們政府已經開始未雨綢繆了：2009年5月12日，中國銀監會發布《消費金融公司試點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各界公開征求意見;8月13日，‘中國銀監會正式發布《消費金融公司試點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將在北京、上海、成都、天津四地擇機成立為境內居民個人提供消費貸款的消費金融公司試點。這意味著我國正在以金融手段提升個人消費，以適應政府的擴大內需戰略。’”
對於“消費金融公司”的經濟功能和現實意義，我當時做出了如下判斷：
——“消費金融公司是‘什麽滴幹活’?就是要與儲蓄為敵的公司!消費金融公司就是要與儲蓄率對著幹嘛。儲蓄率為零算什麽?別說不儲蓄了，消費金融公司還要把消費者的儲蓄率降成負數哩!”
“把儲蓄率降成負數”——這是對國人“量入為出”傳統觀念的公然挑戰。說“挑戰”有點誇張，因為《窮爸爸，富爸爸》早就給國人徹底洗腦，挑戰的一方已經沒有對手。如果橫向比較，我們可以從美國的次貸危機中，看到“消費金融公司”深遠的曆史意義：
——“瞧瞧，這不就是美國的‘次級貸款’在中國的重演嗎?沒錯，這就是中國版的‘次級貸款’”。
與“激憤的價值判斷”不同(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後，學界和社會對“透支消費”一片討伐之聲，比如：“你活幹得這麽少，壓根就沒那份錢，你憑什麽住大房子?”——參：拙文《“想住大房子”，何罪之有?》，《烏有之鄉》2009年4月1日)，對於“透支消費”的曆史必然性，我給與了充分理解，而不會糾結於“道德評價”：
——“有人對‘消費金融公司’的出現表示了擔憂。然而在我看來，不論你歡迎也好，憂慮也罷，‘透支消費’在中國的展開是市場經濟的宿命，具有‘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必然性’。”
至於這個曆史必然性的邏輯，主流經濟學根本無法把握，因為它隻能寓於馬克思有關“生產過剩”的矛盾之中：
——“其實，中國之所以迫不及待地推出‘消費金融公司’，也是被日益嚴重的‘生產過剩’給逼出來的：‘沒辦法，既然不準打土豪分田地，你不讓老百姓透支消費，你又怎樣把越來越過剩的產品給消化掉呢?’”
“消費金融公司”的出現，無疑是中國經濟的時空結構將要發生某種轉折的重大信號;
——“於是，中國終於從‘生產過剩’走上了‘透支消費’的輪回之路。不過，中國這才剛上路呢，美國已經在這條路上走完了一個來回。這條路的盡頭是什麽呢?什麽也不是，就是一個怪圈：一個‘過剩’與‘透支’此消彼漲，不斷折騰的怪圈。”
6年前，當國務院的銀監會在京津滬蓉推出“消費金融公司”試點之時，中國經濟開啟了“從‘生產過剩’走上‘透支消費’的輪回之路”。6年後，當現任總理宣布“將消費金融公司試點擴大至全國”之時，也就意味著，中國經濟的時空結構由“產能過剩”正式轉向了“透支消費”的曆史階段。
這倒不是說“過剩”從此不再，而是說，因為“過剩”，所以必須“透支”。問題是：既然“過剩”，你就“使勁消費”好了，又何須“透支消費”呢?人們當然需要“消費”，“但是他們買不起，因為他們沒有錢，而他們之所以沒有錢，是因為他們不能繼續生產，而他們之所以不能繼續生產，是因為已經生產的太多了”(馬克思)。如此奇葩的生產邏輯，若不想被“過剩”給憋死，你不“透支”，又何來“使勁消費”可言?
不論官方怎麽定義“新常態”，在我看來，這個“轉向”，才是“新常態”的本質定位所在。
瘋狂的股市，危險的中國
朱明熙
(西南財經大學教授，博導)
記得前些日子參加一個聚會，席間主要話題就是談論當下最熱門的話題：股市，誰誰誰從股市上賺了多少錢，哪幾隻股票最可能賺大錢，甚至有人激動地說，這是百年未遇的一次發財的大好機會，如果不抓住的話，可能會一輩子當窮光蛋，等等。有人問我的看法，我說現在的股市太瘋狂太不可思議了，一些基本麵很差的垃圾股稍稍包裝一下，換個名字，炒作一下題材，甚至停牌一下，然後就會一個筋鬥翻入雲端，漲幾倍甚至幾十倍，整個股市進入癲狂狀態。而且，更主要的是經濟的基本麵不大好，股市又能夠好到哪裏去呢?除了短期的炒作、投機和賭博，一時的虛假的繁榮以外，它又能持續多久呢?這樣的股市不進也罷，進了的還是早日抽身出來落袋為安最好。有朋友對我的說法不以為然，他講，這是中央正在下的一盤大棋，隻要國企和大企的資金困境沒有緩解，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沒有減輕，銀行的呆壞賬沒有減少，這個股市就還會一直漲下去。所以，你的擔心純屬是杞人憂天。
對此，我隻有默然。我不知道世界上迄今為止有哪一個國家的政府能夠有效地一直掌控股市的?如果有的話，遠的不說，就說近的，那就不可能出現08年以來的次貸危機、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乃至社會危機，日本就不會出現90年代以來的20年的經濟停滯，也不會出現90年代發生的東南亞、俄羅斯、拉美等的金融危機。經濟調節政府都尚感吃力，更何況是桀驁不馴不聽招呼的股市了。而最終結果隻能是 “人算不如天算”、“形勢比人強”。在人們自以為得計，穩操勝券之時，恐怕就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之日”。
對此，我也不大相信，我不相信中央會如此愚蠢和顢頇，心地會如此陰暗和險惡。因為，我不相信中央會不遵天道出此下策，把國企、大企以及地方政府、銀行的爛賬壞賬轉嫁給廣大老百姓接盤，通過掠奪眾多股民，尤其是本錢很少的大多數股民的血汗錢，來彌補國企、大企以及地方政府、銀行的虧空。
因為，我不相信國企、大企、銀行們會把通過股市籌集的資金用於擴大投資發展實體經濟。主要原因是，目前的股市那麽賺錢，而且是賺快錢，而且是輕輕鬆鬆就賺錢，而做實業，由於現階段的大量的產能過剩，利潤微薄，而且非常辛苦的情況下，逐利本性的資本怎麽可能會傻乎乎地棄肥肉而啃骨頭，心甘情願地充當“雷鋒”呢?
因為，我不相信中央會愚蠢到不知道股市不僅不是也從來不是為民眾增加財富的機會，反而是搜刮民脂民膏，喂肥極少數大資本的“絞肉機”，問題嚴重時，它甚至會成為經濟危機、社會危機乃至革命的導火線。
因為，我不相信中央會顢頇到不知道股市不僅不會拯救衰落的實體經濟，反而會在暴利的誘惑下大量資金流入股市而使實體經濟的貸款難的問題更加惡化，實體經濟發展更加困難。
更為嚴重的是，瘋狂的股市會把人心搞亂，使人們喪失理智，隻想輕輕鬆鬆賺快錢賺大錢，不想再踏踏實實兢兢業業地恪盡職守，通過自己的誠實勞動致富，而隻想通過投機賭博和好運氣一夜暴富。試問，天下有這樣的國家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富強起來的嗎?天下有這樣的國家可以通過這種方式使廣大民眾富裕起來的嗎?如果大家都是這樣的話，試問，穩增長、調結構、經濟轉型、創業創新、 “中國夢”又如何實現呢?總而言之，我不相信中央會如此愚蠢和顢頇，心地會如此陰暗和險惡。
但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中國危矣，老百姓危矣!
從出口看資本主義內在矛盾
葉勁鬆
(四川高校教師)
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資本主義時時都在起作用。這矛盾不是特色社會主義能掩蓋的，也不是頂層設計、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之類的話語能壓住的。這個矛盾尖銳化而必將產生的經濟增長下滑乃至產生生產過剩危機，也不是這些話語能阻擋的。
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資本主義對外貿易中也有充分表現。資本主義私有製下，資本的貪婪，資本間競爭，使資本擴大生產規模。而資本對勞動的剝削，使勞動群眾購買力增長很有限(不少群眾甚至負增長)。因此，資本主義下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億萬勞動群眾購買力相對縮小之間的生產過剩矛盾，是國內市場上商品生產增長受到限製的根本原因。放任自流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作用(即放任資本家)，加劇了這種困難。
但現代資本主義大工業企業(或所謂科技企業)不安於縮減生產，不安於限製銷售規模。國內市場不能容納其生產能力，加強了大資本主義企業對國外市場的依賴性(自由貿易、全球化等的講述，都不過是掩飾資本主義內在深刻矛盾，掩飾這種依賴的說詞)。囯外的蘋果、三星是這樣，中國的資本主義企業也是這樣。中國國內市場的容量越來越不能滿足企業，企業對國外市場的擴張行為便愈加不可遏製，它們企圖在國內外銷售的產品便越多。
最近媒體報道“加快出口退稅進度 支持中國裝備走出去”;“某人獲某設備出口第一推銷員”;“一帶一路”等等。這些都表現了企圖用增大出口來緩解國內市場對生產發展的製約。這也表明，企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增大出口(而不是用社會主義的路徑)解決生產過剩問題。
而社會主義國家對外出口，主要是出口換匯進口滿足國內生產和消費的商品，即真正是國際範圍的商品交換，不是為了占據國外市場。因為消滅了資本主義剝削並實行計劃經濟，不會產生內需不足而產生的生產過剩，不需要大肆出口來解決內需不足而產生的生產過剩。
可是，對於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來說是國外市場的地方，對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卻是國內市場，這些地方已經被這些國家的壟斷資本所支配。所以，增大出口以占據國外市場的障礙也格外加強。結果，各國資本主義企業爭奪銷售市場的鬥爭就不斷尖銳化起來。世界上一方大談自由貿易、全球化，另一方以高關稅(現在更多是反傾銷等)來對付——當然，也可能一方在大談自由貿易時，又大搞反傾銷。這就是爭奪銷售市場鬥爭不斷尖銳化的表現。
中新網2015年6月8日電：“據中國海關總署網站消息……5月份，我國進出口總值1.97萬億元，下降9.7%。其中，出口1.17萬億元，下降2.8%，……今年前5個月，我國進出口總值9.47萬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下同)下降7.8%。其中，出口5.4萬億元，增長0.8%;進口4.07萬億元，下降17.2%;貿易順差1.33萬億元，擴大2倍。”
這既顯示中國的出口增長越來越困難，也顯示了資本主義國家間爭奪銷售市場鬥爭的尖銳化。尤其在歐盟和日本都以歐元和日元對美元大幅貶值來增加出口以實現經濟複蘇情況下。
今年前5個月，我國對歐盟出口8465.3億元，下降2.2%;自歐盟進口5233.3億元，下降14.1%;同期，對日本出口3375.4億元，下降11.3%;自日本進口3513.7億元，下降11.2%。從歐盟、日本的進口，以人民幣計價有較大下降。但考慮到歐元和日元對人民幣大幅貶值(由於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較穩定，歐元對人民幣匯率從2014年初到今年初一年時間裏跌幅超過20%，“2012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台以來，100日元兌人民幣已經從7.5元下跌至現在的5元，跌幅超過30%。”)，如以歐元(或日元)計價，從歐盟、日本的進口應該有小幅增長。即我國對歐、日出口以本幣計價有所下降，歐盟、日本對華出口以各自本幣計價是略有增長。
當然，可能有人會說，這幾個月的出口數據不太好並不代表以後出口就一直不太好。是的，以後出口可能會有改善。但在西方競相擴大出口以緩解生產過剩的上百年曆史中，哪一個西方國家擺脫了生產過剩危機?沒有!因此，在既定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狀況下，企圖用加大出口來擺脫生產過剩危機，注定要失敗。當年馬歇尓計劃帶動的出口不能消滅美國的生產過剩危機，現在的一帶一路計劃帶動的出口也不能消滅我國的生產過剩危機。依靠資本主義的“頂層設計”都不能消滅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危機(最多隻能延緩這危機)，隻有消滅資本主義私有經濟，實行社會主義公有製和計劃經濟，才能消滅生產過剩危機，保證經濟持續發展。
中國經濟：三種主義、二種前景與正確選擇
戚桂鋒
(中共山東省委黨校教師，博士，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當前，中國經濟正在經曆向新常態轉變的陣痛期，隻有站在“主義”的高度才能看清為何轉變、向哪轉變、怎樣轉變，從而科學界定和構建中國經濟馬克思主義新常態。毋庸諱言，上世紀90年代以來，站在“主義”的高度審視中國經濟改革，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新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馬克思主義三種主義了，且上述排序準確反映了實際影響力的大小。三種主義博弈的結果，就是把中國經濟帶入了內需不足、生產過剩的深水區。破解中國經濟改革難題，走出深水區，構建新常態的關鍵，仍然在如何認識和對待這三種主義。
(1)新自由主義。上世紀80年代初，適應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需要，新自由主義應運而生，它在經濟理論和實踐上推動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與政治和文化上的去科學社會主義化、去馬克思主義化、去共產黨化相互配合，形成完整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在整個資本主義體係力量的推動下深刻改變了世界。從上世紀90年代始，在內外顛覆勢力的配合下，新自由主義引入我國並嚴重誤導了經濟改革，造成了嚴重後果，導致我國經濟的所有製結構乃至基本經濟製度發生了向著資本主義調整的重大演變，造成了近十多年來我國基尼係數均超過0.4國際警戒線的貧富差距，成為中國一切問題和矛盾的總根源。
(2)凱恩斯主義。上世紀二十年代末，適應資本主義大危機時期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的需要，凱恩斯主義應運而生，它在經濟理論和實踐上推動私企國有化和國家投資化，其本質是更好地發揮國家這個理想總資本家的作用，把危機轉嫁給老百姓，為資本集團服務。因而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實踐上，根本不可能拯救資本主義於危機之中，隻能掩蓋和造成更大的危機，最終還是靠二戰轉嫁了危機。2008年前後，受新自由主義與國際金融危機疊加的雙重影響，我國經濟產生了嚴重的內需不足和生產過剩，被虛假包裝的凱恩斯主義乘虛而入，對中國經濟產生了嚴重負麵影響。按照如上分析，凱恩斯主義不但不能解決而且會加劇我國內需不足和生產相對過剩問題，而且為西方輸送了利益，為新自由主義徹底私有化國企提供了借口。
(3)馬克思主義。《宣言》發表167年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原則的科學性得到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正反兩方麵理論和實踐的充分驗證，社會主義國家遵照她進行建設和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和成就;反之，則蒙受重大損失甚至招致亡黨亡國。當前，按照馬克思主義深化改革，構建中國經濟新常態，則問題和矛盾會迎刃而解。馬克思主義經濟新常態的“轉方式”，就是轉變新自由主義或凱恩斯主義這些正將中國經濟導向資本主義的落後發展方式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先進經濟發展方式。馬克思主義經濟新常態的調結構，就是按照憲法關於基本經濟製度的規定和要求，以調整所有製結構、完善以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製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為抓手和切入點，以此帶動分配結構—生產結構—消費結構—產業結構—技術結構—區域結構的根本性調整，在擴大生產條件下，實現兩大部類的動態平衡中發展中國經濟。如此以來，困擾中國經濟的內需不足就解決了，生產相對過剩就消除了，中國經濟就進入可持續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新常態，這是中國經濟改革唯一正確的選擇。隨著經濟基礎的調整和鞏固，上層建築也會越來越牢固，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就會越來越強，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就一定能變成現實。
由此可見，中國經濟的前途仍在如何認識和對待這三種主義，如果任由西方忽悠，任由同屬壟斷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誤導改革，中國經濟前景一定會在黯淡中走向絕路，而在實踐和比較中構建馬克思主義經濟新常態，則中國經濟矛盾迎刃而解，前途一片光明，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勢不可擋!
化解危機，還是製造危機？
劉明國
(貴州財經大學，博士，教授)
很早就有人高喊“狼來了”，但是總被人說成是美帝試圖做空中國而故意製造的恐慌。中國經濟雖然步入新常態，但依然在艱難地向前航行。於是乎，高唱讚歌的人就出來了，再過多少多少年，中國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老大。自欺欺人罷了。
那中國現在的經濟形勢究竟如何呢?準確的判斷是什麽呢?“狼”其實早已來了，而且在不斷的吞噬中國這隻肥羊，隻不過，這隻肥羊實在太大，尚未能完全吞下去而已。
改開以來，崇尚私有化自由化的精英，打著“效率優先”、“發展(實為GDP增長)是硬道理”的旗號，製造出了越來越嚴重的不公平和相對貧困，以及在區域之間、產業之間、群體之間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實體經濟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下降);打著開放的旗號，不斷地向往輸送國家利益(實物出口)、不斷地引狼入室控製中國經濟(引進外國資本)。
1995年我國就出現了工業產品的相對過剩。1996年經濟軟著陸後，經濟增長麵臨內需不足(實為資本主義所必然遭遇的相對過剩經濟危機)，凱恩斯主義開始盛行。同時，死不悔改的崇尚西方新古典主義的精英，還采取了種種所謂的拉動內需的市場化政策——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住房商品化。這些都是人們生活之所必需，新的“三座大山”重重地壓在了國人頭上，毛澤東時代辛苦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福利基礎就此被瓦解。雖然經濟高速增長，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卻沒有相應提高，悖論出現了。這說明，這種增長本身就是非正義的——資本家剝削無產階級剩餘價值的增長。
長時期實行寅吃卯糧的凱恩斯主義政策，結果隻必然是：財政危機和金融危機。“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的新古典模式，必然在財政危機和金融危機中崩潰，這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的新形式。
中國的金融係統正在加速惡化，若幹縣級財政事實上已經破產。金融私有化、利率市場化，股市和房地產泡沫化、公司上市欺騙化，這不是在強化金融係統的穩定，而是在加速摧毀金融係統。政府也不得不出賣國有資產來緩解債務，這豈是長久之計?豈能化解危機?
曾經被鼓吹為私有化市場化工業化明星的東南亞國家(地區)和拉美國家，在上個世紀，先是被美帝用美元騙走了實物財富，後通過金融危機又把美元掠走(還有騙去購買美國債券等措施回流美元)，進而完成新型殖民掠奪，至今曆曆在目。隻要略加比較，就可知——我們不是在努力規避和化解危機，而是在努力製造危機，或者說為危機的到來有條不紊地創造條件——首先放外國資本進來(人民幣匯率貶值可讓其換得更多人民幣，2005年以前如此)，然後通過凱恩斯主義放出大量貨幣製造泡沫經濟，地方政府陷入債務困境，結果外國資本在房地產泡沫、在股市泡沫中賺的盆滿缽滿，現在是加快實行人民幣自由兌換，那外國資本就高唱凱歌而去了。
保守估計，中國的外國資本在15萬億人民幣以上，規模如此巨大的資金快速從中撤走，股市等資產價格暴跌，人民幣匯率暴跌與貶值預期強化，社會恐慌、銀行風險積聚就是必然趨勢，如果引爆金融危機，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將受到極大削弱! 如果缺乏危機意識，等待我們的將是經濟、政治和社會全方位的動蕩與不安。這就是我國當前所麵臨的宏觀經濟形勢。
關鍵時刻還是凱恩斯好使
魯保林
(貴州財經大學，博士，副教授)
2015年5月我在北京師範大學參加一個學習班，有幸在首都呆了10天。或許算我運氣好，那段時間除了覺得北京的氣溫高一些，並未覺得空氣有多麽差，可怕的霧霾也未遇到，白天藍天白雲，晚上還有月亮。藍天白雲月亮與當前經濟形勢有什麽關聯呢?直到6月初，看到國家統計局發布的5月份經濟數據和網上的一些評論，我才把這兩件看似不相及的事聯係起來。
藍天白雲月亮究竟是說明汙染治理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還是說明中國經濟的下滑程度比較嚴重?看到5月份的數據，我更傾向於後者。正是由於經濟疲軟，通縮加劇，能源的使用減緩了，開工率降低了，向大氣中排放的廢氣減少了。
環境好了，經濟數據卻低於市場的整體預期。不難發現，總理為此很著急，在6月初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總理再放狠話說“一些地方錢撥下去了，再遲遲不開工，我們就要依法把那些趴在賬上多年的財政撥款收回來，調到那些中央已經確定的重點項目上去，調給那些想幹事、能幹事的地方去!”
可見，經濟形勢的嚴峻程度已經超出了政府的容忍度。在增長壓力下，一向很有定力的總理這次坐不住了。有趣的是，常常把“簡政放權”、“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視為己任的政府，最終發現：關鍵時刻還是凱恩斯的財政政策好使。
兩年前，不少人把“總理經濟學”與供給主義經濟學聯係起來。例如，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戴國強在某次論壇上說，“克強經濟學”實際上還是一個共贏經濟學，或者叫供給經濟學。實際上，供給經濟學的名聲並不好，其核心觀點不過是“供給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的翻版。盡管“薩伊定律”早就被馬克思批臭了，但是上世紀80年代，供給學派提出的政策主張，諸如減稅、減少政府幹預、削減社會福利等，仍然俘獲了那些麵對 “滯漲”危機一籌莫展的西方政客。不過，1980年代以來，金融危機頻繁爆發，人們才把供給學派的真麵目以及供給主義的內在缺陷看得越來越清楚。
與不少學者看到的“新供給”不足相反，筆者看到的卻是需求不足，中國的經濟發展格局極度不平衡，“新供給”不足的背後是廣大普通居民的基本需求還未得到滿足。尤其是對於中西部地區、廣大農村地區以及大多數低收入者來說，如果他們的收入水平能夠真正得到改善，即便是針對衣、食、住、行等的“老供給”仍有很大的開發空間。顯而易見，解決中國問題不能簡單複製供給學派提供的改革思路，必須探索新的發展思路。否則，我們也會重蹈歐美的覆轍。
“新常態”應打破利益關係“反常態”
易淼
(重慶工商大學經濟學院，博士，講師)
對當前中國經濟形勢的研判，需要我們正確把握“新常態”。常態是“統一體的相對的平衡”(馮友蘭,1982)，新常態則要求如何形成新的相對平衡。當前新常態最重要的表征是經濟增長降檔，從過去10%左右的高速經濟增長，降到當前7%的新檔位。但是，經濟增速降檔並不意味著新的相對平衡就能形成。要想做到適應新常態，首先要邁進新常態，這就要求必須消除在舊常態中生成的，反過來使得舊常態無法持續的製約因素。那麽，這個製約因素是什麽呢?我認為是利益格局的“反常態”，是利益失衡。
在公平麵前，利益是本質;但是，在經濟關係麵前，利益隻是現象(趙磊,2015)。利益失衡的背後，是經濟關係的失衡，是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強弱懸殊。麵對經濟下滑，我們一直在談“內需不足”、“人口紅利喪失”、“技術進步乏力”等問題。而這些問題，都可以放在利益失衡的語境下予以理解：
(1)內需靠的是人民群眾的購買能力，但是人民群眾處於“節源開流”的局麵——不斷高漲的住房等支出，背後充斥著資本的利益，一下子掏走老百姓原本就不高的收入的大部分。在這樣的情況下，內需不足必然出現。
(2)“人口紅利”喪失的背麵，是資本的強勢剝削。大部分的勞動者在低端的生產鏈上被粗暴地壓榨，在高負荷的崗位上過度勞動，喪失了自我提升和發展的精力和動力。國家主人翁們隻有把自己當做廉價品，交給資本和市場，“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隻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馬克思，1867)。
(3)對外，過去講“用市場換技術”，結果市場沒了技術也沒撈到多少，許多利益白白輸送給了外資。對內，我們說激發資本的創造力，結果國內資本主要把自己的“創造力”用在如何更好地剝削勞動者上去了。低廉的勞動力成為中國老板們的“定心丸”，使得中國老板們缺乏技術革新的動力。還有一些私人資本通過剝削加快積累，並購海外企業提升技術，這體現的不是創新能力，而是“剝削能力”。
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將充滿著變數。我認為，當前邁向新常態的時期具有很強的過渡性色彩。這反映在中國經濟既有實現穩定的中高速增長的可能，又有滑向更低增長水平的可能。而且，在我看來，後一種可能性比較大。最終會是哪種可能，關鍵是取決於能否從經濟關係特別是所有製層麵，消除舊常態的製約性因素。比如：
——內需不足不僅是分配層麵的問題，而且是所有製層麵的問題，必須依靠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發揮出應有作用來予以解決。
——人口紅利喪失的問題，絕非“延退”、“二胎”等治標政策就能解決的，而是需要回到經濟關係層麵，尊重勞動，提高就業質量，促進勞動者全麵發展。顯然，在這方麵，公有經濟相較私營經濟而言，有天然的優勢。
——另外，技術進步同樣需要依靠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的發展，這幾年的實際情況也是如此。我們在國際上拿得出手的高鐵、重裝備等技術和項目，主要靠的還是公有經濟。
總之，在經濟關係特別是所有製層麵進行科學調整，做大做強公有經濟並使其名副其實，關係到未來中國經濟能否良性發展。
但是，這些年來，我國所有製層麵的調整已經出現了並不正常的“棘輪效應”——“國退民進”容易;反過來“國進民退”非常難，甚至連談一談做大做強公有經濟都會被批為“開倒車”、“反改革”。其實，這不過是私人資本自我膨脹、不斷強化、不願讓步的表現。因此，中國邁向新常態，必將遭到這個在舊常態中不斷壯大的既得利益的極大阻礙。這也正是我擔憂未來中國經濟將可能滑向更低增長水平的原因所在。
共4條評論
匿
匿名（58.52.200.*） 12小時前
中國共產黨在思想理論方麵，當前的重要任務是要認真研究毛澤東和鄧小平之間的關係。這是共產黨內部的一對“毛、鄧”（“矛盾”），很有意思的是他倆具有相當明顯的“對立統一”特征（對立很明顯，一“左”一“右”，一“社”一“資”；統一也顯然，統一在共產黨內，統一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下），這是為什麽？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曆史時期內，中國共產黨隻能是處於搖擺不定的狀態（其實，這裏的“毛、鄧”隻是兩個符號，不局限於兩個“個人”）。
回複 讚6 踩1 收藏
匿
匿名（123.138.36.*） 12小時前
所謂“主流經濟學”，說穿了，就是任何辦法都想了，任何招數都使了，但唯獨不會考慮給工薪階層讓利。主流經濟學唯一不承認存在的問題，就是生產與消費脫節斷開的問題。這是資本主義的絕症，它從未被治好過，資本主義本身也必將因此死亡。所以，所謂的“經濟學”，就是偽科學，所謂”經濟學家“，完全可以抓去煉肥皂。隻有政治經濟學才是科學。任何流派的“經濟學”首先要麵對的問題都是‘為了什麽人’的問題，正如毛澤東說過的：”任何政治問題，根本上都是為了什麽人的問題“。正因如此，才印證了為什麽隻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從來沒有什麽”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說。
回複 讚11 踩 收藏
匿
匿名（42.185.48.*） 9小時前
貨幣投放量超過220萬億， 最好的結果 不過是 日本當年泡沫經濟的翻版 。在中國沒有完成產業升級 就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升級為 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 經濟走不下去了 一旦停止狂發貨幣 和大規模搞房地產 這個經濟立刻就會原形畢露。因為 企業的經營形勢 投資環境 經營環境嚴重惡化了 ，中國的產品 不如 日本 人家買是因為 價格便宜 。加上外部經濟形勢惡化 國內內需疲弱 ，爆發全麵經濟危機 應該是距離不遠了
回複 讚2 踩 收藏
陳
陳朝文 4小時前
私有化、市場經濟等都充分表現出來好，才能教育人民，才好選擇。
回複 讚1 踩 收藏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