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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安保、政商關係：“一路一帶”大手筆應該吸取的三大教訓
來源：克危克險 作者：秦靖 時間：2015-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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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資企業大規模“走出去”不過十幾年，期間有不少成功案例，但也不乏沿用中國習慣思維，導致巨大損失的慘痛教訓和誤區。在此做一簡單分享，希望有助於更多“出海者”避免在開發“一帶一路”的大潮中再次跌入中國思維陷阱。
誤區一：投資“跟著感覺走”,快速決策介入“看起來很美”的項目,選擇性忽略高風險因素。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經濟發展迅速，市場環境多變，隻有對市場反應敏銳並及時調整經營策略的企業家才能成功。大量決策無法獲取準確數據支撐，直覺判斷起了很大作用，從而形成了許多中國成功企業家決策主觀性強的特點。
在“走出去”過程中，國內大批海外資源類投資項目也延續此種思維，僅依靠對資源量的初步判斷，就做出投資決策。但僅憑直覺的決策，類似賭博時的衝動，將資源儲量的預估等同於了產品和收入，忽略了開發過程中的複雜和困難，往往使企業吞下了苦果。中鋼投資澳洲鐵礦就是其中典型案例。
2008年，中鋼收購澳大利亞中西部公司鐵礦項目耗資13.6億澳元。當時被稱之為“中國首起成功的海外敵意收購”，名噪一時。但由於缺乏對於項目綜合風險的判斷，收購三年後該項目被叫停，資產價值大幅縮水，前期投資被迫撂荒。
該項目失利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投資決策時過於衝動，出現競爭者時倉促改變策略，提高投資成本。中西部公司旗下擁有磁鐵礦和赤鐵礦兩塊資產，中鋼原計劃收購其中開發成本較低的赤鐵礦資源，並不準備對公司進行全麵收購。但由於在收購期間，聽聞日本公司準備全麵收購中西部公司，中鋼擔心標的被搶走，從而也發起全麵收購，將開采成本較高的磁鐵礦也收入囊中，更導致目標公司股價大幅攀升，投資和開發成本提高，競爭力降低。
二是忽略了礦產資源配套基礎設施的重要性，事前考慮不足，導致資源難以轉化為產品。目標公司礦區處於西澳腹地，距離最近的港口有1000多公裏的距離，開采得到的鐵礦石需先經鐵路，再由港口進入國際市場。但上述區域的鐵路和港口修繕需要350億元投資方可完成。中鋼難以獨立承擔上述巨額投資，需要和同一區域的其他礦產公司合作修建。但由於其他企業自身經營策略改變，暫停了該區域的礦產開發和基礎設施投資。配套基礎設施的缺乏，導致中鋼礦區的礦石難以運抵港口，無法創造效益，成了下不出金蛋的雞。
誤區二：遵從“先講情，再講理、最後講法”的熟人社會規則，忽視了契約後果。
中國社會具有典型的“熟人社會”特性，社會對契約尊重較弱，熟人關係成為企業家從尋找商業機會到控製風險的主要渠道。法律法規模糊或自相矛盾，執法不嚴，執行中靈活掌握的空間較大，也讓企業家養成了對製度的蔑視，習慣了與法律法規玩躲貓貓的把戲。
很多企業選擇了落後的發展中國家為“走出去”的第一站，並把落後與契約效力低、法律不健全及執法不嚴劃了等號。很多苦果也是由此而起。
中國某大型工程承包企業承建一非洲國家電站項目。該國極度缺電,新建電站主要用於替代進口電力,受到當地政府高度關注。多家銀行和國際多邊金融機構也為項目提供配套融資和保險服務。雖然外方在招標時對施工工藝流程、設備規格、安裝標準、工作安全標準等有詳盡的要求，但中資企業還是對當地法律執行和監管力度預計不足，沿用國內承攬工程時過程不重要，結果搞定就行的慣性思維。
在施工過程中，對於現場安保措施及工藝處理等環節沒按中標要求幹。在出現人員傷亡後遭到了停工整頓的處罰。之後業主加派監理方，現場除了重視安保安排外，還針對施工工藝提出了諸多細節要求。電站建成後一直無法驗收交付。施工方額外承擔了一年多的免費運維工作。大批技術工人無法撤離。國內高管多次專門赴現場協調。項目所在國政府還動用外交渠道，迫使施工企業滿足其要求，給企業經營造成額外負擔，對該企業在非洲區域承攬新項目也造成負麵影響。
誤區三：習慣於全球和平環境及國內穩定政局，輕視外國政局變化風險。
冷戰結束之後，全球整體處於和平環境。同期中國經濟發展迅速，政治環境穩定，國內企業家沒人見識過，也更沒人想過政府改朝換代的場景，長期積累的成功經驗之一是搞好政府關係很重要。這種環境使部分中國企業家在“走出去”過程中輕視外國政局變化的風險。特別是到一些與中國邦交較好的國家，更是想當然的認為這些地方的政治穩定程度也和國內差不多，把注意力更多放在與當地政府和權貴搞好關係，忽略了可能的政局變化風險，導致慘痛損失。
前期利比亞等多個非洲國家發生政治動蕩，相當數量的中資企業受損即是典型案例。這些國家的政治發展水平較低，權力集中，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影響和作用巨大。企業往往隻需做好政府的工作，與政府關鍵部門和官員建立密切關係，進行充足人情投資，就可確保項目投資一路綠燈。但上述國家政局往往蘊藏不穩定性因素，發生顏色革命的幾率較高。部分中資企業更由於和前任政府關係密切，成了反對派的打擊對象，造成巨大損失。
因此，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一定要客觀評估當地的政局穩定性，確保海外投資政治風險可控，同時通過購買保險等手段緩釋風險。
本文鏈接：http://www.globalview.cn/html/societies/info_21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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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燕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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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資企業大規模“走出去”不過十幾年，期間有不少成功案例，但也不乏沿用中國習慣思維，導致巨大損失的慘痛教訓和誤區。在此做一簡單分享，希望有助於更多“出海者”避免在開發“一帶一路”的大潮中再次跌入中國思維陷阱。
誤區一：投資“跟著感覺走”,快速決策介入“看起來很美”的項目,選擇性忽略高風險因素。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經濟發展迅速，市場環境多變，隻有對市場反應敏銳並及時調整經營策略的企業家才能成功。大量決策無法獲取準確數據支撐，直覺判斷起了很大作用，從而形成了許多中國成功企業家決策主觀性強的特點。
在“走出去”過程中，國內大批海外資源類投資項目也延續此種思維，僅依靠對資源量的初步判斷，就做出投資決策。但僅憑直覺的決策，類似賭博時的衝動，將資源儲量的預估等同於了產品和收入，忽略了開發過程中的複雜和困難，往往使企業吞下了苦果。中鋼投資澳洲鐵礦就是其中典型案例。
2008年，中鋼收購澳大利亞中西部公司鐵礦項目耗資13.6億澳元。當時被稱之為“中國首起成功的海外敵意收購”，名噪一時。但由於缺乏對於項目綜合風險的判斷，收購三年後該項目被叫停，資產價值大幅縮水，前期投資被迫撂荒。
該項目失利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投資決策時過於衝動，出現競爭者時倉促改變策略，提高投資成本。中西部公司旗下擁有磁鐵礦和赤鐵礦兩塊資產，中鋼原計劃收購其中開發成本較低的赤鐵礦資源，並不準備對公司進行全麵收購。但由於在收購期間，聽聞日本公司準備全麵收購中西部公司，中鋼擔心標的被搶走，從而也發起全麵收購，將開采成本較高的磁鐵礦也收入囊中，更導致目標公司股價大幅攀升，投資和開發成本提高，競爭力降低。
二是忽略了礦產資源配套基礎設施的重要性，事前考慮不足，導致資源難以轉化為產品。目標公司礦區處於西澳腹地，距離最近的港口有1000多公裏的距離，開采得到的鐵礦石需先經鐵路，再由港口進入國際市場。但上述區域的鐵路和港口修繕需要350億元投資方可完成。中鋼難以獨立承擔上述巨額投資，需要和同一區域的其他礦產公司合作修建。但由於其他企業自身經營策略改變，暫停了該區域的礦產開發和基礎設施投資。配套基礎設施的缺乏，導致中鋼礦區的礦石難以運抵港口，無法創造效益，成了下不出金蛋的雞。
誤區二：遵從“先講情，再講理、最後講法”的熟人社會規則，忽視了契約後果。
中國社會具有典型的“熟人社會”特性，社會對契約尊重較弱，熟人關係成為企業家從尋找商業機會到控製風險的主要渠道。法律法規模糊或自相矛盾，執法不嚴，執行中靈活掌握的空間較大，也讓企業家養成了對製度的蔑視，習慣了與法律法規玩躲貓貓的把戲。
很多企業選擇了落後的發展中國家為“走出去”的第一站，並把落後與契約效力低、法律不健全及執法不嚴劃了等號。很多苦果也是由此而起。
中國某大型工程承包企業承建一非洲國家電站項目。該國極度缺電,新建電站主要用於替代進口電力,受到當地政府高度關注。多家銀行和國際多邊金融機構也為項目提供配套融資和保險服務。雖然外方在招標時對施工工藝流程、設備規格、安裝標準、工作安全標準等有詳盡的要求，但中資企業還是對當地法律執行和監管力度預計不足，沿用國內承攬工程時過程不重要，結果搞定就行的慣性思維。
在施工過程中，對於現場安保措施及工藝處理等環節沒按中標要求幹。在出現人員傷亡後遭到了停工整頓的處罰。之後業主加派監理方，現場除了重視安保安排外，還針對施工工藝提出了諸多細節要求。電站建成後一直無法驗收交付。施工方額外承擔了一年多的免費運維工作。大批技術工人無法撤離。國內高管多次專門赴現場協調。項目所在國政府還動用外交渠道，迫使施工企業滿足其要求，給企業經營造成額外負擔，對該企業在非洲區域承攬新項目也造成負麵影響。
誤區三：習慣於全球和平環境及國內穩定政局，輕視外國政局變化風險。
冷戰結束之後，全球整體處於和平環境。同期中國經濟發展迅速，政治環境穩定，國內企業家沒人見識過，也更沒人想過政府改朝換代的場景，長期積累的成功經驗之一是搞好政府關係很重要。這種環境使部分中國企業家在“走出去”過程中輕視外國政局變化的風險。特別是到一些與中國邦交較好的國家，更是想當然的認為這些地方的政治穩定程度也和國內差不多，把注意力更多放在與當地政府和權貴搞好關係，忽略了可能的政局變化風險，導致慘痛損失。
前期利比亞等多個非洲國家發生政治動蕩，相當數量的中資企業受損即是典型案例。這些國家的政治發展水平較低，權力集中，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影響和作用巨大。企業往往隻需做好政府的工作，與政府關鍵部門和官員建立密切關係，進行充足人情投資，就可確保項目投資一路綠燈。但上述國家政局往往蘊藏不穩定性因素，發生顏色革命的幾率較高。部分中資企業更由於和前任政府關係密切，成了反對派的打擊對象，造成巨大損失。
因此，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一定要客觀評估當地的政局穩定性，確保海外投資政治風險可控，同時通過購買保險等手段緩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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