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臨終:華國鋒把江山丟得一幹二淨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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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貴臨終:華國鋒把江山丟得一幹二淨http://www.***** 2015-01-22 11:51:24 鳳凰網 [8條評論,查看/發表評論]
陳永貴(1915年2月14日-1986年3月26日),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出身貧農,1948年陳永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52年,陳永貴接替“主動讓賢”的原書記賈進才出任中
國共產黨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的支部書記,在環境非常惡劣的大寨村,他帶領農民艱苦創業,從山下用扁擔挑土上山造田,改善了當地人民的生活。他的事跡被中央政府肯定,毛澤東號召全國要“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因此成為全國的榜樣。中國改革開放以後,他辭去國務院副總理職務,之後在北京東郊農場擔任顧問。後來在北京逝世。按其遺囑,骨灰安放回大寨。《陳永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試驗》一書作者、知名作家吳思在書中披露,談到華國鋒,陳永貴笑著搖搖頭說:我以為他真有毛主席兩下子呢,沒想到他是個草包,他沒有毛的千分之一。把毛給他的好端端的江山,丟了個一幹二淨。華國鋒在幻想,他讓步以後,鄧小平會讓他繼續在黨內任主席。
我現在沒有任何壓力了,所以我給你說點真實的東西。毛主席並沒有討厭張春橋,而是非常器重他,還有姚文元和王洪文,隻是王洪文這個人不爭氣罷了。張春橋在中央的地位很高,政治局委員都怕他,他和江青都是說了算數的人物,因為毛主席是重視支持他們的。
1970年8月召開的廬山會議後,毛曾經召集過我和紀登奎,吳德等人。他對我們說:陳伯達在會議上的矛頭是對著張春橋的,實際是對著我的,隻不過他們現在不敢而已,將來是否公開反對我,也說不定。林彪、陳迫達這些人的腦子很聰明,他們看出我在培養春橋和文元,不錯,我是在培養他們,也不光是他們,在座的我都在培養,隻是春橋、文元有他們自己的優勢罷了。他們的文章寫得好,是我們無產階級的理論權威,這兩個人我看要比陳迫達強得多,水平也高出一等。永貴在華北組的會議上,也要揪什麽反對我的壞蛋,其實真正反我的就是他們,而不是春橋,也不是康生,是那幾個要我當國家主席的人。下來以後,毛主席還一再對我說:你可以拜春橋、文元為師,讓他倆教你理論,你教他倆實踐,互相學習嘛!這些話我記得清楚,永遠也忘記不了,隻是在當時環境下,特別是打倒他們以後,這些東西我沒有再公開過。毛主席重病的時候,親自給他身旁的人交代,要他們請江青立刻回京。江青接到絕密電報,手都發抖了,但別人一進去,她馬上就恢複了正常,吆喝大家打撲克,以等待火車。我親眼見她幾次出錯牌,她雖然在打牌,但是堅張得不停地看表,我就知道她在控製自己的情緒。有人說,她在毛主席病重的時候,高興得要死,這不合事實,我們要實事求是。現在江青已判刑了,我主張恢複曆史,這樣可以讓人更加清楚地識別經驗教訓。江青這個人,她由於長期在毛身邊,同樣有著許多在今天看來都應該是很難得的好傳統和好作風。比如,她從不接受任何人的禮品。我從大寨回來給她捎帶點特產,她從來都是付錢的。她這樣說,老陳,我們都是毛主席培養出來的幹部,我們要自覺地接受和服從黨的紀律,抵製資產階級法權的侵蝕,我們不要搞那些請客送禮的資產階級作風。但是買賣公平還是許可的,錢我一定要付給,送的東西我也要收,我們之間完全在原則和範圍內進行。
據我了解,江青不但對我這樣,對其他同誌也是這樣,就是她和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之間也是這樣。我親眼見到一次,王洪文給江青從上海帶來一些藥品,大概就是他沒有給上海付錢,江青一直追問他付錢沒有,最後江青從自己的工資裏拿出來三百多塊錢給王的。你們都知道江青喜歡照相,她使用的相機和膠卷都是她自己掏錢買的。她對我說:我每月的工資除了夥食費和生活開銷,幾乎全買膠卷了,我的錢實在不夠花。但我不占國家一分錢的光,我要以身作則,做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問:你對江青這個人的印象如何?
陳永貴說:老實說,我看不出人家有什麽不對,我在粉碎她以後的講話,都是按中央定的調子來說的,江青對身邊的工作人員也是不錯的,毛澤東批評江青,我看完全是對她的一種愛護,絕不是要打倒她。這些,我們政治局的同誌都看得很清楚,華國鋒也看得很清楚。他也曾當著江青的麵說:江青同誌,我永遠聽你的,當你忠實的助手,對主席的一家,我們世世代代都要尊重和愛護,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做損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我聽了覺得可笑,感覺華國鋒像小孩子講話一樣。
談到華國鋒,陳永貴笑著搖搖頭說:我以為他真有毛主席兩下子呢,沒想到他是個草包,他沒有毛的千分之一。把毛給他的好端端的江山,丟了個一幹二淨。我早就對他說:華主席,你千萬不要把鄧小平給放出來,他要解放出來,人家要說我們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的事業的。再說鄧小平來了,把你放在眼裏嗎?他還給我做工作說:毛主席給了他一個機會,我也給他一個機會,他會對我感恩不盡的,等於我給他一條生命嘛!你看看他多傻瓜!
華國鋒在幻想,他讓步以後,鄧小平會讓他繼續在黨內任主席。我給他打幾次電話,他都不接,他害怕人家說他是在搞小動作,有意和我們拉開距離。吳德就對我說:壞了!我們都讓英明領袖出賣了,這個人可是個極端自私的人。我還不相信,說你應該相信華主席有辦法處理這件事情。吳德說:屁,他有什麽經驗!這兩年盡是胡耀邦、鄧小平牽著他的鼻子走,他在左右開弓地自打嘴巴,把人都丟盡了,人還要再說什麽?一天,華國鋒對我說:你去問問鄧小平,看他還要不要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究意還要不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有一次國務院開會後,我要求和鄧小平談話,就在人民大會堂他的臨時辦公室,我問了他那個問題。鄧小平聽了笑了笑,我看他笑得非常可怕。他對我說:你以為還是在”四人幫“在台的時候嗎?提的問題這樣可笑,簡直像三歲小孩子一樣幼稚!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我是最有資格講這種話的人,什麽是毛澤東思想?我是有發言權的,你才加入共產黨多久?永貴同誌,我希望你還是按照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首先檢查一下自己吧!一聽這話,我就頭發脹了。我對他說:你不要忘記你站出來時你的檢查,你不要對黨中央耍兩麵派,你應該考慮一下,現在你應該走什麽路線的問題。鄧小平不等我講完這些話,就提上他的皮包走了。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我簡直沒有辦法了。
就在他生命垂危的時候,陳永貴終於恢複了他一個農民的本色,我和一些山西老鄉去看他,他幾次對我說:我夢見毛主席了,他要我到另一個地方和他一起幹。
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市場經濟擁護鄧小平,因為他推倒了毛澤東的經濟學,但是奇怪的是,中共宣傳一直不肯承認這是反毛澤東思想,反倒是支持毛澤東思想。
陳永貴還為江青做了辯解,更是難得可貴。他認為毛是愛江青的,毛有時候指出江的弱點,完全是出於愛護,而不是討厭。毛江是恩寵夫妻,在政治上更是如此,毛江是不能拆開的。而且毛是擁護“四人幫”的。
至此,我們可以明白,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把江比之“白骨精”多麽下三濫。江青還在台上的時候,郭寫了許多詩,吹捧江青;江青倒下,他又一邊倒。郭是一個有才氣、沒骨氣的人!
陳永貴離開中央領導崗位詳情
1.坐立不安的一天
動手抓“四人幫”的這一天,陳永貴在交道口的小院裏坐立不安。他早早就告訴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今天政治局要開會,準備好,一來電話馬上動身。
從下午3點開始,陳永貴就在自己的屋子裏待不住了。他走出來問:“通知開會沒有?”聽說沒有,陳永貴又低著頭回了屋子。過了一會兒,他又出來問,還是沒有。陳永貴再次囑咐道:“準備好了呀,一來通知馬上就走。”直到吃晚飯的時候仍然沒有動靜。陳永貴愈發顯得不安了,還很關心地問住在西院的吳桂賢的動靜。吃過晚飯,電話鈴響了,通知陳永貴上玉泉山開會。陳永貴一下子興奮起來,招呼道:“通知西院的一塊走!咱車在頭裏,叫她跟後頭,你們的車跟著,不能叫她單獨行動!”政治局會議開到半夜12點多才散。陳永貴和紀登奎、陳錫聯一塊回到他們住的小樓裏,剛進樓道,跟在身後的警衛和秘書就見這幾個老頭又蹦又跳,興奮得直嚷嚷。
幾天後,在沒有了張春橋的政治局會議上,陳永貴一年多來很少見地正坐在沙發上,顯得很自在。紀登奎笑問:“喲,幾年啦,這脖子能扭啦?”陳永貴笑道:“好了嘛。”散會後,陳永貴向李先念、紀登奎和陳錫聯發出邀請,陳永貴笑問:“來吃頓山西拉麵哩?”
鄧小平說:“你不是‘四人幫’的人。”
1980年2月23日,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會議決定批準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的辭職請求,免除或提請免除他們所擔負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
有一天,陳永貴忽然對來北京看他的長子陳明珠說起了自己的去留問題。陳永貴說:“不能幹哩!咱自己寫個申請吧!”
“你來寫,我說。”陳永貴靠在沙發上,一條一條地慢慢說道,“就寫身體不好,沒文化,不適應工作哩!”想了一會兒沒有想出什麽東西來,陳永貴說:“就這吧!”陳明珠就照這個意思短短地寫了份辭職申請,寫完給陳永貴念了一遍。陳永貴聽罷點了點頭,再次感歎道:“幹不了啦,還不抵回家動彈呢!回家勞動也比這強哩!”1980年8月30日,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在京舉行。大會接受陳永貴要求解除他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請求。陳永貴失去副總理的頭銜的第二個月,山西省召開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和省政協四屆十二次常委會。山西省內長期受陳永貴一派壓製的人這回抬起了頭。在這次會議上,許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對陳永貴群起而攻之,揭發了他一大堆問題,並且要求罷免他全國人大代表的資格,追查他和“四人幫”的關係,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責任。在交道口小院閑住的陳永貴聽說了這些事,長歎著說:“唉,老虎吃人有躲閃,人吃人可沒躲閃哩!”
追究陳永貴與“四人幫”的關係的呼聲越來越高,陳永貴又氣又怕,找了鄧小平。鄧小平表態說:“你不是’四人幫‘的人。”鄧小平說了話,下邊的呼聲才漸漸平息下來。
2.北京人待咱可真不錯
陳永貴辭去副總理職務之後,心情苦悶,又整天在家裏閑著無事可做,終日愁眉苦臉唉聲歎氣。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想給他解解悶,散散心,便拉著他打撲克,玩升級。陳永貴心緒漸漸轉開了。住了幾天,陳永貴忽然又顯得不安了。他急著要搬家,找個小些的住處搬過去。他逼著秘書和衛士三天兩頭去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催,火急火燎地非馬上搬不可。管理局傳下話來,說中央領導講了,還是不要搬,不然影響不好。陳永貴不幹,說咱職務沒有啦,該搬就搬嘛!人家拗不過,就在新建成的木樨地22號樓上撥給了他一套12層樓上的部長級住宅。搬到22號樓之後,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為陳永貴配了一輛車,安排了警衛員、炊事員,理發時打個電話就有人服務上門。陳永貴沒有推辭這些待遇,但是他不要炊事員,這時他的全家已經從大寨遷來,反正他和老伴閑著沒事,自己做飯還隨便點。國管局也不堅持,多發給陳永貴50元保姆費就是了。
陳永貴過不慣清閑日子,他在涼台上種了許多花,甚至還在花盆裏種了棵玉米。他家偌大的涼台上擺滿了一盆盆的花草,像個溫室。每天早晨外出散步回來,常常拿把條帚去掃樓梯,一直從12層掃下去。
陳永貴還提著籃子出去買菜。有一天轉到附近一個蔬菜商店,陳永貴指著櫃台上的蔫乎乎的菜說:“要二斤。”售貨員一看,愣住了,說:“陳,陳,陳大叔?”說著轉身跑了進去,把經理叫出來了。經理見了陳永貴,極親熱地招呼他進屋喝杯茶,陳永貴也就樂哈哈地進去喝茶聊天。過了一會兒,售貨員從後邊挑了一籃子最好的菜送來,還死活不肯收錢。陳永貴硬扔下錢走了,從此便不肯再去這家商店,說是怕特殊化。
陳永貴出門買菜常扣著大草帽,低低地遮住臉。有一次去三裏河菜市場排隊買肉,陳永貴排到了,指著案子上的豬肉說:“拉,二斤。”賣肉的聽口音不對,偏頭一看:永貴大叔!他二話不說,斜著刀長長地片下一條好瘦肉來,高高地給陳永貴秤了。陳永貴也不說話,交了錢提了肉就走。
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點頭他也衝人家點頭,站在地鐵裏,人家跟他打招呼說話他也樂哈哈地跟人家閑聊。“北京人待咱可不錯哩!”陳永貴說。1983年春,陳永貴給中央寫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這個要求很快被批準。陳永貴當了北京東郊農場的顧問。
3.“我錯了,都是我錯了”
1985年7月,陳永貴被確診為晚期肺癌。1985年8月12日,陳永貴住進北京醫院。華國鋒聞訊,當天就趕到病房探望。這位前國務院總理安慰前副總理說,“在這裏住吧,挺不錯的。一個月夥食才六十多元,一天才兩塊錢。現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頓飯沒有五元是不行的。”閑聊了一會兒,華國鋒告辭。陳永貴當年在政治局的朋友和同事紛紛也前來探望,其中有汪東興、紀登奎、陳錫聯、吳德。這時候,陳永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東調和國家支援的問題。 臨終前,陳永貴特別想回大寨。陳明珠把他回大寨的願望上報給分管此事的習仲勳,習仲勳不同意,讓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陳明珠跟陳永貴說了,陳永貴苦笑道:“不著回呀?不著回還燒了我哩。人死了還要火化,嘖嘖。”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囑咐陳明珠:“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可別撒在狼窩掌哩,那個地名不吉利,還叫狼吃了我哩。”陳明珠道:“爹,你說甚哩?不撒,不撒。”陳永貴對來看他的大寨的書記說:“我死了你給我選個墳,400塊錢夠不夠?”陳明珠打斷了他的話:“爹,你說話也沒個分寸,兒子在呢,你叫人家大隊書記給你選墳?”陳永貴道:“唉,我又是錯了。別談了,我錯了,都是我錯了。”陳永貴一生嘴硬不肯認錯,臨終前卻老是認錯,什麽都是他的錯,把陳明珠聽得鼻子直酸。
陳永貴紀念碑1986年3月26日上午11時,陳永貴最後一次睡著了。陳永貴去世的第三天,在八寶山火葬場的一間告別室裏,聚集了200來位並不引人注目的人。這裏有陳永貴的親友,有東郊農場的職工,但是沒有中央領導人。前一天下午,宋玉玲接到過一個挺怪的電話,專門詢問有沒有領導人參加遺體告別,並且說有領導人去他就不去了。陳永貴的家屬一直奇怪這位躲避領導人的人是誰。下午2時55分,一輛高級轎車在告別室外停下,車上下來一位穿著風衣,戴著變色眼鏡的人。周圍的老百姓立刻認出來了:華國鋒!於是人們湧過來,不知不覺地在華國鋒前邊站成了一道走廊,有的人還鼓起掌來。華國鋒目不斜視,一言不發地走進告別室,在陳永貴的遺體前三鞠躬,又一言不發地站了許久,看了許久,流下淚來。華國鋒仍不說話,流著淚慢慢地繞著陳永貴走了一圈,又一言不發地與陳永貴的親屬一一握手,一言不發地走出了告別室,上了車。
4月4日清晨4點,陳永貴的親屬抱著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按照陳永貴的遺願,他的骨灰一把把地撒在了大寨的大地上。除了狼窩掌。最後一撮骨灰埋在了陳永貴親自選定的那“觀了咱大寨,也觀了昔陽”的虎頭山頂,大寨人在那裏為他立了一座碑,上書:“功蓋虎頭,績鋪大地。”
關於陳永貴
1986年3月27日,新華社播發“全國著名勞動模範、原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在京逝世”的消息,文稱:“陳永貴同誌是山西省昔陽縣人,1914年出生於貧農家庭,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全國解放初期,他先後擔任大寨村生產委員、黨支部書記、農業社主任,曾當選為第三屆、第四屆、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共產黨第九屆、第十屆、第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至1980年,任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同誌曾經是全國著名勞動模範,多次受到縣、地區和省的獎勵。解放初期,他堅決聽黨的話,帶頭組織合作社。為改變山區貧窮麵貌,他積極帶領幹部群眾,發揚愚公移山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促進山區農業生產建設,貢獻了自己畢生的力量。他這種敢於戰天鬥地的精神,曾經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高度讚揚和表彰。”“陳永貴衷心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誠懇地總結了過去工作中的經驗教訓。1983年,陳永貴同誌被分配到北京東郊農場任顧問,他愉快地聽從黨中央的安排。幾年來,他注意聯係群眾,關心農場的發展,得到農場幹部、工人的好評。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終嚴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國農民固有的勤勞、樸實、節儉的傳統美德。”顯然,這個評價有明顯的官方性質。斯人已逝,蓋棺定論,標誌著大寨曆史的一頁已經掀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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