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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當年為何要砸爛公檢法？
蔡慎坤
有人說最早提出砸爛公檢法的是謝富治。但謝富治在“八、七講話”中說：“砸爛公檢法，毛主席當我麵講過沒有十次也有八次”。文革是毛澤東發動的針對官僚主義和走資派的一場革命。砸爛公檢法應該是毛澤東授意或支持的，一個謝富治豈敢做主?
據資料記載，1967年9月19日毛澤東在長沙說：“過去好像說，沒有公檢法就不得了，我一聽說公檢法垮台了，我就高興”(當時有張春橋、楊成武、汪東興陪同)。毛澤東在文革中再一次強調了“精簡機構”和幹部的“半供給製”，這是打擊官僚機構“寄生性”的必要舉措。毛主席說：“在一不死人二不廢事的條件下，我建議黨政機關進行大精簡，砍掉三分之二”。一位“九大”代表回憶當時傳達毛主席的一個講話：“我看不需要這麽多監獄，把監獄裏這些人放到群眾中改造，這個辦法好，天塌不下來”。“公安六條”首先是毛澤東提出來要搞的，主要針對文革初期各地專政機關亂抓人，甚至跑到北京來抓人的問題。在討論第2條時，毛主席就說過：“批評我就是反革命嘛?我就不能批評嘛?”(據《王力反思錄》)清華大學一份矛頭直指文革和毛主席的《414思想必勝》的作者周泉纓被抓後，毛主席批評謝富治：他們有他們的理論家，他寫一份大字報你抓他做什麽，我看還是放了好。
據此，應該認為，“砸爛公檢法”是毛澤東提出的，謝富治也絕對不敢胡來。對國家暴力機器的限製和削弱，是實施人民民主的合理邏輯。當走資派已經把公檢法當成了迫害工具，那就砸了公檢法!這就是毛澤東砸爛公檢法的真正原因。
1968年12月11日，高檢、高法、內務部軍代表、公安部領導小組聯合向毛澤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寫了《關於撤消高檢院、內務部、內務辦三個單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數人的請求報告》，被批準執行。謝富治在1967年5月5日說：“檢察院完全是學蘇聯的”;1967年11月25日又說：“法院這個名稱是舊的東西，沿用國民黨時用的名稱”，“要通過鬥爭把原來法院存在的資產階級的封建主義的東西統統搞掉”。並說，17年來這個問題一直都沒有解決，隻有靠造反來解決。同時，公安部下發文件，中斷了和地方公安廳、局的垂直關係。地方專政機關也迅速響應，湖北省“1968年將原公、檢、法幹部精簡90%”;浙江省革委1968年的54號文件，要求縣級公安機關軍管會人員不少於10—15人。
文化大革命期間，曾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整建製的撤消監獄、勞改單位，一大批正在服刑的犯人回到原住地、原單位接受群眾的監督改造。之後，留在監、所的犯人和其它在押人員，也經曆了一場監獄史上罕見的“把犯人當人看”的運動。而在之前，全國各地陸續撤消了勞動教養、少年管教所。中國成了按人口比例監獄最少、犯人最少、警察最少的國家。犯人釋放後也沒有重犯的。如果加以時日，“勞教風”的問題早就解決了。
嚴禁法西斯的審查方式。據《毛澤東傳》記載，1972年12月，毛主席對原鐵道部付部長劉建章妻子劉淑清來信批示：“請總理辦。這種法西斯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來信反映的“法西斯審查方式”是什麽?據《湖南省誌政法篇、審判》記載，是“反映北京某監獄一天隻給犯人放風30分鍾，喝三杯水等問題”。周恩來隨即批示，讓劉保外就醫，並要求公安部會同北京再做一次徹底清查：“凡屬主席指示的這種法西斯的審查方式和虐待、毆打都需列舉出來，再一次宣布廢除，並當著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當依法懲治，更容訴犯人控訴”。之後，公安部提出了35條措施。
1975年1月四屆人大通過的《憲法》中規定：“檢察和審理案件，都必須實行群眾路線。對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要發動群眾討論和批判”。大多數地區的實施，是把公、法部門認為需要逮捕和判刑的嫌疑人的材料印成小冊了，發給各個單位(工廠、大隊、商店、部隊、機關、學校、街道等)，交群眾討論、批判，然後收集群眾意見來決定是否逮捕、判刑，重大案件司法機關還要下到基層，直接和群眾討論對案件的認識和處理意見，這是毛澤東式的陪審團製度。
毛澤東過世之後，中國陸續恢複了文革前乃至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司法體製。
大規模地擴編、擴監。1978年初，第17次全國公安會議，完全肯定了文革前17年的公安工作。1978年末恢複檢察院。1979年重建1959年撤消的司法部(同時撤消的監察部，不久也重建了)。1980年中央政法委成立。1983年中央政法大學成立。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華國鋒執政起，幾次大規模的擴大警察隊伍。“全國法院的定員從83年的15萬人擴充到91年的25萬人”，現在有多少人不得而知。公安部辦公廳楊曄撰文指出：2004年，全國170萬公安幹警約占公務員總數的25%，在縣、市一級約占50%。
恢複了勞教製度和收容遣送製度，並實施“嚴打”。1981年中央提出從重從快的“嚴打”方針，83年的“嚴打”殺了多少不該殺的人?僅上海就有上萬人被送往新疆、青海，天津注銷了數千勞改釋放人員的城市戶口，“遣送到邊遠地區”。“根據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關於死刑的第6個五年報告的統計，中國在1994年至1998年執行死刑12338起，並指出中國是所報道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
酷刑、虐犯是常見的現象，雲南省公安廳長江普生曾在公安部主辦的《公安研究》2004年第7期發表文章說：“綜觀20多年嚴打整治鬥爭的曆程，出現了這樣一個怪圈，即：發案、破案、抓人;發案多、破案多，抓人多，發案更多，破案更多，抓人更多。”
毛澤東當年砸爛公檢法，有其曆史原因，也有公檢法權力太大缺乏製約和監督，今天的公檢法隊伍中，腐敗和濫權問題遠遠超過了毛澤東時代。今天的公檢法機構更龐大，人數更多，耗費的財力物力更驚人!然而今天的社會仍然刑事案件頻發，貪汙腐敗盛行，社會治安混亂，犯罪分子囂張，警匪沆瀣一氣，司法公平公正離老百姓漸行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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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慎坤
有人說最早提出砸爛公檢法的是謝富治。但謝富治在“八、七講話”中說：“砸爛公檢法，毛主席當我麵講過沒有十次也有八次”。文革是毛澤東發動的針對官僚主義和走資派的一場革命。砸爛公檢法應該是毛澤東授意或支持的，一個謝富治豈敢做主?
據資料記載，1967年9月19日毛澤東在長沙說：“過去好像說，沒有公檢法就不得了，我一聽說公檢法垮台了，我就高興”(當時有張春橋、楊成武、汪東興陪同)。毛澤東在文革中再一次強調了“精簡機構”和幹部的“半供給製”，這是打擊官僚機構“寄生性”的必要舉措。毛主席說：“在一不死人二不廢事的條件下，我建議黨政機關進行大精簡，砍掉三分之二”。一位“九大”代表回憶當時傳達毛主席的一個講話：“我看不需要這麽多監獄，把監獄裏這些人放到群眾中改造，這個辦法好，天塌不下來”。“公安六條”首先是毛澤東提出來要搞的，主要針對文革初期各地專政機關亂抓人，甚至跑到北京來抓人的問題。在討論第2條時，毛主席就說過：“批評我就是反革命嘛?我就不能批評嘛?”(據《王力反思錄》)清華大學一份矛頭直指文革和毛主席的《414思想必勝》的作者周泉纓被抓後，毛主席批評謝富治：他們有他們的理論家，他寫一份大字報你抓他做什麽，我看還是放了好。
據此，應該認為，“砸爛公檢法”是毛澤東提出的，謝富治也絕對不敢胡來。對國家暴力機器的限製和削弱，是實施人民民主的合理邏輯。當走資派已經把公檢法當成了迫害工具，那就砸了公檢法!這就是毛澤東砸爛公檢法的真正原因。
1968年12月11日，高檢、高法、內務部軍代表、公安部領導小組聯合向毛澤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寫了《關於撤消高檢院、內務部、內務辦三個單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數人的請求報告》，被批準執行。謝富治在1967年5月5日說：“檢察院完全是學蘇聯的”;1967年11月25日又說：“法院這個名稱是舊的東西，沿用國民黨時用的名稱”，“要通過鬥爭把原來法院存在的資產階級的封建主義的東西統統搞掉”。並說，17年來這個問題一直都沒有解決，隻有靠造反來解決。同時，公安部下發文件，中斷了和地方公安廳、局的垂直關係。地方專政機關也迅速響應，湖北省“1968年將原公、檢、法幹部精簡90%”;浙江省革委1968年的54號文件，要求縣級公安機關軍管會人員不少於10—15人。
文化大革命期間，曾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整建製的撤消監獄、勞改單位，一大批正在服刑的犯人回到原住地、原單位接受群眾的監督改造。之後，留在監、所的犯人和其它在押人員，也經曆了一場監獄史上罕見的“把犯人當人看”的運動。而在之前，全國各地陸續撤消了勞動教養、少年管教所。中國成了按人口比例監獄最少、犯人最少、警察最少的國家。犯人釋放後也沒有重犯的。如果加以時日，“勞教風”的問題早就解決了。
嚴禁法西斯的審查方式。據《毛澤東傳》記載，1972年12月，毛主席對原鐵道部付部長劉建章妻子劉淑清來信批示：“請總理辦。這種法西斯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來信反映的“法西斯審查方式”是什麽?據《湖南省誌政法篇、審判》記載，是“反映北京某監獄一天隻給犯人放風30分鍾，喝三杯水等問題”。周恩來隨即批示，讓劉保外就醫，並要求公安部會同北京再做一次徹底清查：“凡屬主席指示的這種法西斯的審查方式和虐待、毆打都需列舉出來，再一次宣布廢除，並當著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當依法懲治，更容訴犯人控訴”。之後，公安部提出了35條措施。
1975年1月四屆人大通過的《憲法》中規定：“檢察和審理案件，都必須實行群眾路線。對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要發動群眾討論和批判”。大多數地區的實施，是把公、法部門認為需要逮捕和判刑的嫌疑人的材料印成小冊了，發給各個單位(工廠、大隊、商店、部隊、機關、學校、街道等)，交群眾討論、批判，然後收集群眾意見來決定是否逮捕、判刑，重大案件司法機關還要下到基層，直接和群眾討論對案件的認識和處理意見，這是毛澤東式的陪審團製度。
毛澤東過世之後，中國陸續恢複了文革前乃至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司法體製。
大規模地擴編、擴監。1978年初，第17次全國公安會議，完全肯定了文革前17年的公安工作。1978年末恢複檢察院。1979年重建1959年撤消的司法部(同時撤消的監察部，不久也重建了)。1980年中央政法委成立。1983年中央政法大學成立。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華國鋒執政起，幾次大規模的擴大警察隊伍。“全國法院的定員從83年的15萬人擴充到91年的25萬人”，現在有多少人不得而知。公安部辦公廳楊曄撰文指出：2004年，全國170萬公安幹警約占公務員總數的25%，在縣、市一級約占50%。
恢複了勞教製度和收容遣送製度，並實施“嚴打”。1981年中央提出從重從快的“嚴打”方針，83年的“嚴打”殺了多少不該殺的人?僅上海就有上萬人被送往新疆、青海，天津注銷了數千勞改釋放人員的城市戶口，“遣送到邊遠地區”。“根據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關於死刑的第6個五年報告的統計，中國在1994年至1998年執行死刑12338起，並指出中國是所報道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
酷刑、虐犯是常見的現象，雲南省公安廳長江普生曾在公安部主辦的《公安研究》2004年第7期發表文章說：“綜觀20多年嚴打整治鬥爭的曆程，出現了這樣一個怪圈，即：發案、破案、抓人;發案多、破案多，抓人多，發案更多，破案更多，抓人更多。”
毛澤東當年砸爛公檢法，有其曆史原因，也有公檢法權力太大缺乏製約和監督，今天的公檢法隊伍中，腐敗和濫權問題遠遠超過了毛澤東時代。今天的公檢法機構更龐大，人數更多，耗費的財力物力更驚人!然而今天的社會仍然刑事案件頻發，貪汙腐敗盛行，社會治安混亂，犯罪分子囂張，警匪沆瀣一氣，司法公平公正離老百姓漸行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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