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專機師"時念堂："9·13事件"後我怎麽成了"林彪死黨"

　　本文原載於《文史參考》2011年第17期（瀏覽本期目錄），原標題為“空軍34師前師長時念堂回憶：給中央領導開專機那些年”



1964年，周恩來與時念堂在沈陽機場握手留念



時念堂，1927年生，1943年參加八路軍，1945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0年10月，時念堂從牡丹江航校畢業，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空軍第一批飛行員，後在空軍服役，曾任空軍第34師師長






　　在家裏待了三年，組織上給了一個結論“犯了嚴重的政治性錯誤”。我1943年當兵，一天沒有離開過部隊，結果給我算退休，連離休都不算，還從正師降到正團。直到今天這個結論也不了了之……


中國空軍有一支神秘的部隊，番號是空軍34師，這個師承擔著中央領導人的專機工作，常常被稱為“專機師”。這支部隊的飛行員，不但技術精良，並且政治可靠，可就是這樣一個特殊的飛行隊伍，卻在“9·13事件”中犯下了重大錯誤。

　　日前，本刊記者采訪了時任空軍34師師長時念堂，他從空軍設立“專機”部隊開始，就給領導人開飛機，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陳毅等中央領導都坐過他開的飛機。采訪中，時老回憶了給中央領導開專機的那些年那些事。

　　新中國第一批飛行員

　　我屬於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飛行員。那時候還不是蘇聯教員，而是日本教官。那些日本教員都是關東軍戰俘，經過我們的教育願意留下來。當教員時，中國話說得不怎麽好，但是都能聽得懂。開始，我們非常恨日本鬼子，覺得鬼子沒一個好東西。但是經過接觸，發現這批日本人也追求進步，戰爭後期他們大多數都參與了日本共產黨的外圍組織。

　　我們學飛行的時候飛的是日本教練機——日本戰敗後剩下的破爛“99高練”。為什麽說是破爛呢？我記得日本教員帶著我飛一個小轉彎，不要小看這麽一個小轉彎，造成的離心力很大，對飛機算是一種“考驗”，第一回落地之後，中國教員把日本教員狠狠罵了一頓。因為這批教練機都是破破爛爛的飛機湊起來的，飛這種“花樣”的動作很容易解體，摔了怎麽辦？當時中國飛行員數量極少，很金貴啊。

　　我1950年10月畢業，11月到長春集合。1951年1月，中國空軍購買並改裝了42架蘇聯的“伊爾-12” 高空運輸機。從此我就開始飛“伊爾-12”。購買這批飛機主要是為了支援18軍和平解放西藏。我們部隊進藏運輸比較困難，當時的民族政策是解放軍進藏不能花人民幣。所有物資如被服、糧食、餅幹都靠空中運輸，咱們的部隊走到哪裏，飛機就空投到哪裏。

　　所謂高空運輸機，現在看來升限太低了，爬上7000公尺都很困難。康定山口海拔7800米，所以飛康定山口就叫飛越天山，飛機隻能從兩山之間飛過去。我們開著飛機爬到雲上往西一看，兩個山口很清楚才敢進去，空投完趕快調頭回來。如果天氣不好，兩個山口不清楚，或者雲很低就不敢飛。我們部隊出過事故，一架繳獲美軍的C46運輸機，就在雲霧中撞山了。

　　1953年春天，達賴來北京，我是機組人員。不過，達賴本人坐的是空34師師長胡萍開的那架飛機。那時候的運輸機隻能坐十幾個人，隨行人員近百人，隻能一個機群，4－5架飛機。我記得飛機裏頭挺寬敞，都是沙發，比現在當然要簡陋一點了，但是在當時是很高級的。那種飛機速度慢，時速隻有220公裏，還不如現在的高鐵快。


　　在朝鮮一年半，執行中立國任務

　　1952年，我從四川調到北京，改裝“伊爾-12”，到1953年才完成。我帶了一個中隊、六架飛機，到丹東待命，準備參加抗美援朝。可還沒來得及入朝，朝鮮空軍出事了，朝鮮一名飛行員駕機叛變投敵，飛到南朝鮮去了。連累我們進行整治檢查、清理隊伍，後來把六架減到四架，又進行了一段時間的政治教育。進了朝鮮沒幾天，朝鮮又有一架飛機叛變投敵。我們又受影響，四架飛機回來，重新整頓，人員也重新調配，飛行員的政治條件就要求更高了，四架飛機的機長是四個大隊長。

　　我到朝鮮時已經停戰了，我們主要執行中立國的任務。當時是五個中立國，印度、波蘭、捷克、尼泊爾、土耳其。北邊有五個口岸，南邊有五個口岸，我們在朝鮮這邊的口岸執行接送中立國人員、撤兵、撤回物資。當時還有一部分誌願軍在朝鮮駐守，所以我們還負責運入物資。

　　1955年5月1日我回到北京，任“獨三團”二大隊大隊長。那時，飛機有不少，但是比較雜。我記得有“安－2”、“安－45”這種小飛機，也有“裏－2”這種中型運輸機。“裏－2”是咱們國家最早的專機，後來，使用“伊爾－24”當過專機，之後就是“伊爾－18”。這種飛機比較大，安全性也好，後來又增加了直升機。慢慢地一個團的編製就不成了，就改為空34師，下轄三個團（100、101、102團），一個團是三個大隊。1960年，我當上獨立團的副團長，1963年改為34師時我就是100團團長。專機主要都在100團。所謂“專機師”，其實是沒有誰專門命名。因為我們執行的就是專機任務，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專機師”。

　　毛澤東請吃狗肉，實際是汪東興陪我們吃

　　毛澤東最早坐過“裏-2”，我是副機長。後來，有了“伊爾-24”，毛澤東也坐過。為什麽毛澤東後來不坐飛機了呢？因為飛機總是有危險性，1958年以後，毛澤東不但是中國的領導人，還是世界無產階級的領導人，中央政治局決定毛澤東不坐飛機，改坐專列。1959年開鄭州會議時，毛澤東在專列上，請我和空34師師長胡萍一起吃了一頓狗肉。不過，其實我們沒見到主席，是汪東興作陪，但名義是主席請我們吃的。

　　林彪沒有坐過我的飛機，他坐的“子爵號”是從英國買的，四台發動機，能坐50來人。這種英國飛機，人家早就淘汰了，因為航程短、容納的人少，從商務角度來講不賺錢。英國賣給巴基斯坦，咱們覺得這個飛機發動機在後麵，噪音比較小，即便航程短，咱們當專機也就夠了。

　　周恩來最愛吃四喜丸子

　　最常坐飛機的是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周恩來穿梭於國內國外，總是坐我開的飛機。我記得1960年四五月份，從蘇聯進口的第一架大型飛機啟用後，趕上周恩來訪問印度。周恩來就成為第一個坐中國人自己的專機出國訪問的領導人。坐咱自己的飛機，那心情肯定不一樣。上了飛機以後，周恩來倒沒有什麽特殊的表現，可那些部長們，上來之後把鞋一脫，往沙發上一坐，得意得很。

　　周恩來非常親切，尤其是對我們機組人員。不管多忙，隻要是上了飛機，一定會先到機艙跟大家問候一下。他總是說：“你們好，受累了，謝謝。” 然後跟大家握握手。到了目的地降落以後，除非有外國人在下麵歡迎，要不然他都先到前艙去跟大家告別一下，“你們辛苦了，謝謝你們，好好休息”，每次都是這樣。大家都知道周恩來忙，常常在汽車上、飛機上吃飯。如果是在飛機上吃，那就是我負責給他帶飯。在我印象裏，周恩來最愛吃四喜丸子。

　　周恩來經常過來和我們攀談，問我們飛機飛到哪個機場？今天天氣怎麽樣？咱們要飛幾個小時？然後他就回到機艙裏看文件、批文件。總理太忙，太累，有時在飛機上睡一會兒。在距離飛機著陸還有十幾分鍾的時候，總理總會在飛機上洗漱一下。

　　劉少奇讓“空姐”給王光美當臨時秘書

　　劉少奇當國家主席時，也經常坐飛機，他對我們也很親切。1965年，劉少奇訪問阿富汗、巴基斯坦。之前幾天，他把我叫到辦公室，親自給我倒了一杯茶水，然後對我說：“這次訪問，阿富汗、巴基斯坦領導人的夫人都有女秘書，王光美同誌沒有單獨的秘書，這樣不太好”，劉少奇就和我商量，叫我們服務員就是現在的空姐，給她當臨時秘書。劉少奇最後笑著問：“你看這個事情行不行啊？”我說怎麽不行，在空中她們照常工作，到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就叫她們跟首長去。

　　那一次飛行是劉少奇第一次飛越雪山，他對我說，“飛到高山的時候告訴我，我要看看”，從巴基斯坦走的時候，飛過喜馬拉雅山時，他果然到前艙來看風景。機艙前麵視線最好，劉少奇就坐在機務人員的座位上，一點架子都沒有。



　　朱德喜歡在駕駛艙看風景

　　朱德特別和氣，一點架子也沒有。廬山會議後，從廬山回北京，就是我開的飛機。朱德坐飛機有一個習慣，上了飛機他不喜歡在座位上坐著，而是喜歡和飛行員一起在前艙坐著看風景。起飛他不離開，落地時也不離開。我們飛到大別山上空，天氣特別好，他就開始給我們講戰鬥故事。

　　陳毅元帥是個爽快人，跟機組人員也是嘻嘻哈哈，給你起個外號、開個玩笑，常有的事兒。他就是這麽一個人。有時候還邀請我們吃飯，飯桌上給我們介紹,“這是我老婆，這是我小女兒。”陳老總愛吃紅燒肉，他夫人卻不讓他吃，有一次當麵用筷子一打，把陳毅夾的肉打掉了，陳老總也不在乎，哈哈一笑就過去了。

　　“9·13事件”前後

　　“9·13事件”前，領導派我到了阿爾巴尼亞，9月9日晚上才回來，10日我按慣例休息一天，9月11日上午開了總結會。因為快要過國慶了，林彪在北戴河休養，隨時可能回京，所以我們都做好飛的準備。我回來以後是禮拜六，立刻就送了一個訓練計劃，任務之前肯定要熟練飛行，這是11日。12日是一個禮拜天，放假了，到了12日的晚上就出事了。吳法憲電話打到我這裏，詢問“三叉戟為什麽到了山海關”，我說我剛從國外回來不知道這個情況。吳法憲說“你當師長怎麽什麽也不知道”，還批評了我一頓，我硬著頭皮回答：“我確實不知道，我不會跟司令員說假話”。掛了電話，我第一時間撥通了胡萍的電話詢問，胡萍說：“你告訴吳司令，飛機正常訓練”，我就信以為真了。十幾分鍾後，我接到通知叫我趕快去指揮塔，我急急忙忙趕過去，一進去，吳法憲又把我批評一頓。“飛機走了你都不知道？”我說我確實不知道。

　　我個人也有一些錯誤。那天傳達命令，“兩點半以後禁航”。得到命令後，我就要去傳達，一出門就碰到胡萍，胡萍是老師長，又是空軍副參謀長，我就先給他報告。他聽了我的匯報後臉特別的難看，一點表情都沒有。隨後，我拿起電話給作戰科下命令，並告訴他們向沙河機場那邊傳達，我說“偉大領袖毛主席命令不準起飛”，作戰科問南苑機場和西郊機場呢？我說我親自傳達。我本人就在西郊機場，我一說不就傳達了嘛？可是南苑機場那邊我一忙乎給忘了，結果有一架直升機跑了。這是我的責任。

　　被關了11年，生活待遇還不錯

　　“9·13事件”後經過40來天的審查，專案組的人就把我弄到空軍招待所學習班，實際上就是把我給關起來了。我一遍一遍地交代那些問題。專案組的人說我是背下來的口供，我反駁說，這不是背下來的，而是說了很多遍，當時發生的事情還能忘嗎？從那以後就一直關著。不過，我還是幹部待遇，住在療養院，條件也都挺好。一人一間房，木地板、一個三屜桌、一把椅子、一張鋼絲床，門口24小時都有站崗的，就這樣待了七年。

　　1978年，我被弄到山西勞改農場，公安部一個處長宣布我是“林彪死黨”，我說我怎麽成了林彪死黨的？我要申訴，他說申訴是你的權利。可是哪有說理的地方啊！雖是關著，但待遇還不錯：三菜一湯，一個肉菜、兩個素菜、一個湯、米飯、花卷、饅頭。到了山西就更好了，專門有一個廚師給我做飯。那些管教幹部沒有把我當犯人。我現在想，關起來也可能壞事變好事，等於把你保護起來了，人家也沒有逼供，也沒有虐待你，生活上還比較優待。

　　直到1982年我才回來，在家裏待了三年，組織上給了一個結論“犯了嚴重的政治性錯誤”。我1943年當兵，一天沒有離開過部隊，結果給我算退休，連離休都不算，還從正師降到正團。直到今天這個結論也不了了之。現在，我很坦然。腳正不怕鞋歪，咱沒有做虧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