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紅四軍“七大”為古田會議的召開創造了條件

紅四軍“七大”為古田會議的召開創造了條件
發布時間:2013年06月21日 14:15 | 來源：福建黨史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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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龍岩召開的中共紅四軍“七大”，是紅軍建軍曆史上一次重要的會議，也是曆來的黨史軍史研究者很關注的一次會議。我作為當事人，談談這次會議的主要情況和看法。

　　一、“七大”是在什麽情況下召開的？

　　1929年1月14日，朱毛紅軍主力為了打破敵人對井岡山的“會剿”，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閩西進軍。沿途行軍打仗，形勢嚴峻，軍情緊急，“遂決議軍委暫時停止辦公，把權力集中到前委”。於是，以朱德為書記的軍委停止了活動。紅四軍在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委領導下，在半年中，由於形勢的發展，工作多了，到了5月，前委頗覺“兼顧不(過)來，遂決定組織軍的最高黨部(即軍委)”，也就是說，四軍軍委這一級黨的組織，在停止活動四個月之後，又恢複了。前委還決定軍委書記一職，由新到紅四軍的劉安恭擔任。同時，還接替了毛澤東的政治部主任職務。

　　紅四軍軍委是1928年4月成立的，當年10月，按照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的指示，在成立前委的同時又改組了軍委。前委書記和軍委書記都是中央指定的，軍委隸屬於前委，軍委委員的名單由前委決定，經紅四軍“六大”選舉，朱德任軍委書記。而這時前委之所以決定軍委恢複辦公，也是想讓軍委做些事情。1929年6月1日，毛澤東在給中央寫信談到：“黨內現發生些毛病，正在改進中。”恢複軍委，正是改進這些毛病的一項組織措施，即使對劉安恭還不太了解，因為是中央派來的，又是前委確定他為書記，大家也就沒有異議。這時候，都想擴大革命局麵，多幹工作，爭取革命力量大發展。

　　問題就出在新組織的軍委。劉安恭在軍委會議討論工作時，對上級機關——前委作了條決議，“前委隻討論行動問題”。對這條決定，許多人就覺得不合適，下級怎麽能決定上級的權力範圍呢?從而議論紛紛。從6月初的閩西湖雷會議起，大會小會進行討論，有時甚至爭論起來。那時黨內不忌諱爭論，黨的文件、黨章都規定黨內實行民主集中製，黨員對問題有看法，在未作出決定之前，可以自由討論。黨中央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說，“在未經決議以前黨內的一切爭論問題，可以自由討論”，還說“可以舉行爭論”。所以，大多數人從關心黨、愛護黨的角度出發，發表自己的看法，展開爭論。

　　爭論的中心和焦點就在於四軍軍委是否設立。

　　有人說，“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完成組織係統應有軍委”。這些人認為軍委是四軍的一級黨組織，從支部、營委、團委直到軍委，缺一不可。並說前委之下設軍委是中央的決定。

　　而反對設立軍委的人認為有前委直接指導就可以了，因為四軍“現在隻有四千多人，又處在遊擊戰爭環境，行軍時多的遊擊時代與駐軍時多的邊界割據時代又絕然不同，軍隊的指導需要集中而敏捷”，所以不應再設軍委。他們說：做事要從實際出發，“實際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麽用處呢?”

　　主張設軍委的人說：“黨管得太多了，權太集中於前委了”，說前委不但“包辦了下級黨部的工作”，還“代替了群眾組織”。還有人說，前委的領導是“家長製”、“書記專政”。所以，他們要求成立軍委，以改進這些缺點。

　　而反對設軍委的人則認為，設立軍委“是要一個黨的指導機關拿在他們手裏”，“為要成立新的指導機關——軍委，便不得不提出舊的理由，攻擊舊的指導機關——前委以至支部”。這樣做的目的就是想方設法成立軍委，結果隻能是“前委軍委成(分)權(現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責任又要擔負，陷於不生不死的狀態”。所以，不能同意成立軍委。

　　這是爭論的中心和焦點。毛澤東曾說過，“近日兩種不同的意見最明顯的莫過於軍委問題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現在時代軍黨部要不要的問題”。經過爭論，大家的認識漸趨一致，在一次會議上以36票對5票作出決議，取消了臨時軍委。然而，由此引發出的議論又多起來了。對四軍成立以來的軍事行動，如出擊湘南，堅持井岡山鬥爭和贛南遊擊等；對四軍的各種製度，如軍需製度，宣傳兵製度，以及士兵委員會製度等；還有的就四軍的政策(如經濟政策、對地方武裝的政策)等進行分析和討論；而更多的則是對前委的領導方式提出自己的看法，諸如：“過去黨有沒有家長製度的傾向”；“過去黨有沒有代替群眾組織的錯誤”；“過去是不是上級黨部包辦了下級黨部的工作”。爭論最大的是“黨應不應管理一切?”毛澤東把爭論的內容歸納為三方麵：關於“黨管一切”，關於“一切歸支部”，關於“黨員個人的自由”。由於主要領導人也參與爭論，就加強了爭論的氣氛，影響很大。

　　毛澤東認為，由於前委和軍委的根本分歧使黨的“三個最大的組織原則發生動搖”。第一，有人反對黨管一切，說“黨管太多了，權太集中於前委了”，第二，有人反對一切歸支部，說“支部隻是教育同誌的機關”；第三，有人反對黨員的個人自由受限製，要求黨員要有相當的自由。有人“主張黨所過問的範圍是要限製的”，甚至說“一支槍也要過問黨？”毛澤東認為，由於在組織上的指導原則根本發生問題，所以現在的工作沒法開展，“完全做不起來”。所以，他提出了辭職，他說他不能擔負這種不生不死的責任，請求馬上更換書記，讓他離開前委。

　　朱德對毛澤東的三條意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第一，他認為“黨管理一切為最高原則，共產主義中實在找不出來”，並說這種口號“是違背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所以，他不同意“黨管一切”的說法。第二，對於“一切工作歸支部”的原則，他是“極端擁護的”，但是他認為四軍在原則上堅持得不夠，成為“一切工作集中於前委”。前委“對外代替群眾機關，對內代替各級黨部”，“這樣何嚐有工作歸支部呢?”第三，他認為黨員在黨內要嚴格執行紀律，自由要受到紀律的限製，他認為隻有“讚成執行鐵的紀律方能培養全數黨員對黨的訓練和信仰奮鬥有所依歸”。同時，他指出，恰恰在這個問題上，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做好，不僅自由發表意見，而且對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認真執行。

　　幾天後，毛澤東對這場爭論的看法有了發展，他認為“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這是四軍黨的主要問題”，“是四軍曆史問題的總線索”。他還指出：“這次議論的問題雖則分成了三個(黨的勢力所及的範圍，支部的工作，個人無自由)，但精神是一貫的，就是個人領導和黨的領導爭雄的具體的表現。”毛澤東認為自有四軍以來，黨內共存在14個方麵的問題：

　　(1)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

　　(2)軍事觀點與政治觀點；

　　(3)小團體與反小團體主義；

　　(4)流寇思想(與反對)流寇思想；

　　(5)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問題；

　　(6)地方武裝問題；

　　(7)城市政策與紅軍軍紀問題；

　　(8)對時局的估量；

　　(9)湘南之失敗；

　　(10)科學化、規範化問題；

　　(11)四軍軍事技術問題；

　　(12)形式主義與需要主義；

　　(13)分權主義與集權；

　　(14)其他腐敗思想。

　　在這14個問題中，毛澤東認為主要是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的鬥爭，具體地說，有人“與黨爭權”，他在給林彪的信中雖然沒有指名，也有呼之欲出之勢。

　　此論一出，四軍黨內爭論更加激烈。有些高級領導人不實事求是，主觀猜測，偏於一麵而輕率發言。劉安恭與林彪就是這樣的。劉安恭“把四軍黨分成派”。在爭論發生之後，劉安恭“提出完全選舉製度及黨內負責同誌輪流更換來解決糾紛”。林彪則在前委會議之前3小時，給毛澤東寫信，內容是黨的問題而且是極嚴重的問題，用的辭句是“封建關係”、“無形結合派”、“政客的手段”、“卑汙的行為”、“陰謀”等超出當時四軍黨內領導集團政治生活常態的危言。毛澤東公布了林的信，林在會議上說此信專指軍委問題，還說朱德用手段拉攏部下，想成立軍委以脫離前委的領導。

　　在這種情況下，各縱隊、支隊黨委討論得更熱鬧了，甚至連朱毛去留問題都提出來了。四軍駐新泉的七八天，連以上尤其是支隊、縱隊幹部天天開會，老是爭論這麽幾個問題：黨應不應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領導一切還是指導一切?等等。當時，領導上號召大家發表意見，放手爭論。但得不出結果，大家覺得該由上邊領導人來管了，多數幹部希望停止爭論。

　　當時擺在紅四軍麵前有兩個大問題。第一，戰爭形勢開始發生變化，蔣桂戰爭已結束，蔣馮已妥協，我們意識到敵人要來進攻。不久就證實了。1929年6月16日，蔣介石調動閩粵贛三省敵人向紅軍發動了“會剿”。雖然我們當時還不清楚敵人的具體計劃，但從各方麵來的情報看，形勢比較嚴峻，敵人有13個團又2個營約2萬餘兵力，在紅四軍附近。在這種形勢下，必須對付敵人的“會剿”。第二，要分兵發動群眾。閩西是新建蘇區，原有的幾點遊擊區，尚未連成一片，必須由主力紅軍分兵發動群眾，才能成為大塊蘇區。這也是應付敵人“會剿”的戰略措施之一。

　　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為著這樣的目的召開的。

　　二、會議經過及主要內容

　　1929年6月19日，紅軍第三次攻下閩西龍岩，這時，陳毅任四軍政治部主任，在前委的授意下，22日由他主持召開了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支隊的幹部和士兵代表約四五十人參加會議。陳毅向大會作了報告，毛澤東和朱德都發了言，最後，大會通過了《紅軍第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案》，選舉了新的前委。毛澤東、朱德、陳毅、林彪、劉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四軍直屬隊，一、二、三、四縱隊的士兵代表共13人為前委委員，選舉陳毅為前委書記。大會隻進行一天，原定兩個議題隻討論一個“黨內爭論問題”，另外“分兵問題”則留下“由新前委討論”。

　　“七大”開得怎麽樣?現在有曆史文件可資研究的除若幹書信記錄之外，主要是“七大”的決議，因此，要研究“七大”，主要就得研究這個決議。

　　決議分七節：一、過去工作的檢閱；二、這次爭論之原因和性質；三、黨應不應管理一切；四、對前委通信第三期的意見；五、對朱毛同誌的意見；六、總批評；七、提出幾個口號作為這次爭論的結果及黨員以後的工作標準。

　　決議的基本內容是：

　　第一，在總結紅四軍自成立以來的工作時，肯定了“工農武裝割據”的理論和政策，以及在實際工作中創造的各種製度。

　　在“過去工作的檢閱”一節裏，決議首先就紅四軍成立以來的方針、政策進行總結，在總的政治策略上，認為紅四軍建立以後，在羅霄山脈中段堅持武裝鬥爭，發動群眾，武裝群眾，發展邊界黨和群眾組織，建立羅霄山脈中段政權，擴大地方武裝，“這是十分對的，很正確的”。雖然有個時期出於不得已采取極端沒收的經濟政策，有點軍事共產的意味，隨著紅四軍情況的變化，這種做法已得到糾正，決議肯定自下山以來采取的經濟政策；關於政權的形式，決議肯定了“合群眾的需要采取公開與秘密兩種形式，是很對的”，而批評了“在邊界時采取有部分是強迫性質，不顧群眾的需要是不對的”。

　　決議對四軍成立以來的有爭議的行動，也進行了分析與研究，認為：1928年5月，因邊界經濟困難，又少槍支，將由湘南農軍編成的三十、三十三團送回湘南是對的。但當時軍委不考慮湘南的具體敵情，未作充分準備、周密計劃，沒有整頓，這是不對的，遷就了農民意識的回家觀念，是躲避邊界鬥爭的逃跑主義；9至12月，在軍事上有保守主義的錯誤，沒有很好地有計劃地進行遊擊戰爭，是一種單純的軍事割據，而且因為紅軍“物質上的需要給群眾以不好的影響”，甚至“有脫離我們的傾向”；1929年1月，為粉碎湘贛兩省敵人對井岡山的第三次會剿，四軍主力出發贛南和閩西進行遊擊戰爭是對的，然而，前委於1929年5月在於都會議上決定一年內奪取江西全省的決定是不正確的，是對主觀條件缺乏正確的估量的結果。

　　決議還對若幹製度進行說明。認為由個人支配經濟轉到團體支配經濟，並經士委會的審查，這種軍需製度是應該確定的；決議明確沒收土豪的財產由政治部統一指揮；關於邊界時期的“行動委員會”製度，決議認為長處不少，能夠公開領導群眾，指揮所到之處的地方黨與群眾組織，聯絡群眾亦廣泛，但短處是代替了黨，意即不能繼續使用；決議充分肯定了四軍內部建立的宣傳兵製度和士兵委員會製度，認為士兵委員會製度可以使士兵群眾參加軍隊管理，維持紅軍紀律，對士兵進行政治教育，這個製度是絕對正確的，而宣傳兵製度是紅軍非單純打仗的工具的特征之一，宣傳隊、演講隊，作用很大，決議認為，有少數人視宣傳兵為吃閑飯的，妨礙行軍，這是偏見，必須堅決糾正。

　　第二，對黨內爭論的幾個主要問題作出了結論。

　　“黨應不應管理一切?”是爭論的問題之一。當時，爭論沒有結果，就找中央文件，特別注意傳達不久的六大的黨章、決議等，但沒有這個口號。經過分析，覺得從意思上講，“黨管一切”與黨的組織原則並不矛盾，因此決議就肯定這個口號，但又認為這個口號在文字方麵太簡單，不明顯，可以引起不正確的解釋，今後不要多引用，一切按中央文件的精神辦。盡管有些問題還不大明確，但軍隊的一切要由共產黨來領導，用後來的話就是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一點是很明確的。

　　關於前委和軍委的關係問題，這是“七大”前夜爭論的中心和焦點。決議認為，軍委是前委的下級黨部，它有決議須報告前委審查，不能說前委與軍委是分權式，隻能說軍委分擔了前委的工作。但決議又指出，一部分同誌要求在前委之下再成立軍委，是形式主義地看問題。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認為前委之下再設立軍委，確係機關重疊。意即不設。

　　對在“七大”之前的爭論中提到的3個問題也作了說明。1.關於“過去黨有沒有家長製度的傾向?”決議認為，這種傾向在客觀上是存在的。因為四軍黨員對黨，下級對上級，隻有機械式的服從而無活潑的黨的生活，將一切工作推到書記一人身上。但對於有人說四軍黨內有“書記專政”的提法予以否定，認為這是偏見。因為在組織上是前委書記兼黨代表和政治部主任，這樣，有時難免出現把一切事情集中於一個人的現象。這不是“書記專政”，是屬於組織上人才安排得不合適。2.關於“過去黨有沒有代替群眾組織的錯誤?”決議認為，從實際情況上看，四軍未犯此種錯誤，因為四軍黨並沒有一切事情直接管理，而是充分發揮群眾組織的作用。但是在執行過程中，常有不足之處，有待改進。3.至於“過去是不是上級黨包辦了支部的工作”，決議斷然否定，說這“完全不是事實”，過去四軍黨能領導紅軍艱苦奮鬥，大半由於連支部起作用。

　　對於四軍黨內曆史上存在不存在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的鬥爭，具體說就是有沒有個人“與黨爭權”的事?決議認為，四軍少數同誌在組織紀律上犯錯誤是有的，但絕沒有個人“與黨爭權”的事實，認為把這次爭論看成是“個人領導和黨的領導爭雄的具體的表現”的說法是“最要不得的”。

　　第三，大會中坦率、嚴肅、與人為善的態度，至今仍值得我們思考與借鑒。

　　決議在分析這次爭論的性質和原因時，指出其原因之一就是“過去黨的批評精神缺乏”，領導人之間“因某種政策與意見不同而互相懷疑，互相猜忌，又不提出來批評交由黨解決，以致造成這次黨內嚴重的爭論問題，給黨以不好的影響”。所以，決議一再強調要“增加批評精神”。當時大家也都深深地感覺到有批評、有爭論，是好事情。毛澤東說：“黨內有爭論問題發生，是黨的進步，不是退步。”把爭論的問題搞清楚了，“四軍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軍的黨由此可以得到極大的進步，這是絕對無疑的”。朱德也說：“此次的辯論不但對黨沒有損失，並且使黨有長足的進步。”在“七大”會議前後，黨內熱烈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雙方都能坦然處之，即使是高級領導人也不例外。

　　決議批評毛澤東“見著前委有‘不生’、‘不死’的狀態，不去積極挽救，反施以消極態度，這是不對的”。在批評他給林彪的信中談的“四軍有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的鬥爭”時，決議認為，這些判斷是不正確的，並一條條地進行了說明。決議對毛澤東的個人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也作了嚴格的批評。

　　決議也批評朱德，認為他給林彪的信中的第一條“完全不是事實”，第二條又是“失於武斷不合事實”，第三條有點“互相攻擊的意味是最要不得的”。同樣，對朱德的思想作風和工作方法，也有嚴格的批評。

　　決議批評劉安恭、林彪“離開黨而談黨的嚴重問題”，“過分估量，失之推測”，“憑空臆斷”，甚至“不調查清楚事實狀況，偏於一麵之詞輕率發言”，對他們在黨內爭論中所起的不良影響也直言不諱，認為他們的做法“不但不能解決黨內糾紛而使之加重”，“助長黨內糾紛”，“這種輕率的工作是不對的”。

　　決議指出，認為四軍黨內有“書記專政”的說法，是一種偏見；認為主張成立軍委的人有隻求形式不顧需要的缺點；認為把四軍軍事技術不穩定說成是軍事負責人愛作政治遊談的結果，是不實際的；還指出把黨內不同意見，簡單地上綱為一係列兩種思想的鬥爭，是不正確的，等等。

　　毛澤東和朱德受到批評，決議認為他們在這次黨內爭論中都犯有錯誤，並且宣布給他們以嚴重警告和書麵警告的處分，但在組織處理上則沒有采取不利於團結、不利於工作的措施，不僅保留他們的前委委員，還明確宣布毛澤東和朱德在四軍的職務不動，在中央未派人來之前繼續工作。林彪、劉安恭的錯誤是嚴重的，決議在批評他們的錯誤時嚴肅認真，但在選舉前委委員時，他們仍被提名並被當選。那時候，不管上級還是下級，有意見在黨內指名道姓批評。好不好?我看好，一個組織，如果主要領導人講了定性的話，不管正確與否，就沒有人敢講話了，那就危險了，如果犯錯誤就是大錯誤。紅四軍“七大”的決議案批評四軍在位的黨的主要領導人是有利於黨的事業的。我曾向一位老同誌談過，如果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們黨還保持像紅四軍“七大”那樣一種批評精神，“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也許就搞不起來。

　　第四，決議分析了黨內爭論的性質和原因。

　　對紅四軍“七大”前夕黨內爭論的性質的看法，曆來不一樣。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中強調：這場爭論的原因是“因為黨的意誌極大限度的伸張，個人意誌感到從來未有的痛苦，一連打了幾個勝仗和一種形式主義的理論從遠方到來，這三樣匯合，所以爆發了近日的爭論”，其性質是“少數同誌們曆來錯誤路線的結果，兩個指導路線的最後鬥爭”。一年以後，1931年4月，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的決議第一號指出：“流氓路線曾經在四軍七次代表大會正式進攻，起了領導作用，統治了前委，黨的正確路線，一時失敗。經過八次大會，特別是九次大會嚴重奮鬥，流氓路線的領導又從事實上宣告破產，正確路線對於流氓路線的堅決鬥爭，才在這個時候作了一個總結。”這個批評是在六屆四中全會的決議到蘇區之後的第一次會議作出的。此後，雖然有時也說明這次黨內爭論不是路線鬥爭，但大多數時間都肯定了這次爭論是建軍史上“兩條路線的第一次決鬥”。今天，仍有人認為“七大”是錯誤思想占上風及毛澤東受排擠的一次會議。

　　紅四軍“七大”決議是怎樣看待這件事的呢?決議首先認真分析了黨內爭論的原因，一是由於四軍黨員的經濟背景複雜，思想認識不一致；二是負責同誌間工作方式與態度不好，引起了意見糾紛；三是組織上不完備，兼職較多，責任心都很重，愛多管事；四是新的理論批評舊的習慣反響；五是過去黨缺乏批評精神。然後，決議指出這次黨內爭論的性質“不僅是朱毛鬧意見，不僅是組織原則的解釋不同，實由於過去黨的鬥爭曆史上各種不同的主張，各種不同的方式互相精神(原文如此，意為僵持)著，曆久不得解決，加上組織上有缺陷，及黨內批評精神缺乏，造成這次爭論總爆發”。但這“並不是簡單的兩種路線思想的鬥爭結果”。

　　第五，開會和選舉，都堅持民主集中製，堅持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

　　紅四軍“七大”到會代表有代表性，每縱隊、支隊、大隊大部分都有代表。大會選舉前委委員的方式是按黨的“六大”通過的黨章要求辦的。黨章規定：“各級黨部的高級機關為黨員大會，代表會議或全體會議”，“下級黨部與高級黨部由黨員大會代表會議及全國大會選舉之”。大會舉手表決選舉了新的前委委員。除毛澤東和朱德是中央指定的前委委員及中央曾指示所在地方黨部亦委派一名負責同誌為委員參加前委工作外，選出陳毅、林彪、劉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軍直屬隊、一、二、三、四縱隊的士兵代表10人，共13名前委委員組成新的前委。

　　無論選舉還是通過決議，都采取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七大”以後，朱德曾告訴中央，“黨內爭論問題，自七次大會後，即告結束，雖有少數同誌仍留點成見，但正確的指示，大家很誠懇地接受，消除一切成見去對付敵人”。實際情況就是這樣。

　　大家為什麽選陳毅當前委書記?當時在四軍上下比較有威信的是毛、朱、陳。朱毛因對一些問題認識不一致，大家認為他們兩人都有不對的地方，陳毅受命籌備“七大”並主持召開會議。因為自四軍成立以來，陳毅同朱毛一樣也曾擔任過軍委書記、前委書記，盡管我們也覺得毛陳兩人相比，毛應居先，但陳亦是好領導人之一。所以通過民主選舉，陳毅擔任了前委書記。但決議還強調了一點，要把決定呈報中央批準，沒有批準之前，先開展工作。

　　三、關於四軍“七大”的研究問題

　　“七大”的情況是複雜的，研究這個曆史問題，首要的一條是忠於史實，隻有忠於史實，才能忠於真理。“如果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係去掌握事實，那麽，事實不僅是‘勝於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證據確鑿的東西”。忠於史實的最基本條件，就是要廣泛地搜集材料，並認真地整理，仔細地鑒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借以清洗出混亂了或已經被湮沒的曆史事實。“七大”現存的資料也不算少，有些還是當時的主要記錄。我們的認識是否正確，主要應該研究這些資料。以曆史資料來印證是比較準確的方法。因為“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體的”。

　　考察曆史問題要把曆史事件放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去分析，去認識。紅四軍的基礎是大革命時期我黨直接掌握的部隊。大革命失敗後，在黨領導下，在極端艱難困苦中繼續堅持革命事業。大多數幹部，尤其是領導人，是有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仰，有偉大的革命抱負和一定的革命經驗，中國革命的低潮把他們匯集到一起，為了共同的大目標而出生入死，艱苦奮鬥。了解這一點就能弄清問題的性質，分清主流與支流。“七大”也有不少缺點。比如沒有從政治上提出明確的指導方針，對黨內錯誤思想的分析，幾乎就事論事，對如何糾正錯誤思想，隻提出了問題，而很少分析問題，更沒有解決問題。對朱德、毛澤東的批評有不實事求是之處，過於重現象。組織處理有些簡單、草率，毛澤東是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被選掉了。後來，又批準毛去蘇聯留學兼養病休息，毛和江華等人就這樣離開了紅四軍。盡管毛本人有要求，但應該考慮到他提要求時的複雜背景，兩方麵做工作，效果會好些。不過，這些缺點不能算作“七大”的主流。

　　中央在處理這個問題上就站得高。在聽取了陳毅的匯報後，指出了前委及代表大會的錯誤，批評了朱德、毛澤東的缺點，明確要前委“糾正朱毛兩同誌的錯誤，要恢複朱毛兩同誌在群眾中的信仰”。在談到朱毛兩同誌仍留前委工作之後，中央還強調：“經過前委會議，朱毛兩同誌誠懇接受中央指示後，毛同誌仍任前委書記，並須使紅軍全體同誌了解並接受。”不久證明，這樣更有利於紅四軍黨和軍隊的建設。

　　“七大”達到了停止黨內爭論，增強團結，以便分兵發動群眾，擴大蘇區，並為打破敵人“會剿”作準備。真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之概。此外，決議對兩年來軍隊的自身建設和根據地的建設作出的總結，為中央“九月來信”的產生，提供了重要依據，使中央的指示建立在比較正確地反映客觀實際的基礎上。紅四軍黨內爭論的各種問題，不僅使四軍的同誌有一個思索提高的過程，也讓中央領導人有一個思索和提高的機會。提出問題才能解決問題，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說，“七大”為“九大”的召開創造了條件，“七大”之後的新前委率領紅四軍在閩西打破了閩粵贛三省敵人的“會剿”；攻下上杭城，使汀江兩岸直到永定、龍岩之間紅旗連成一片，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一塊蘇區。總之，完成了戰略任務，達到了動機與效果的統一。（蕭克）

責任編輯：葛燕燕熱詞： 紅四軍 七大 古田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