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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天福：“朱毛之爭”與古田會議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紅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村召開，即著名的古田會議。古田會議總結了紅四軍成立以來軍隊建設方麵的經驗教訓，確立了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重申了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反對以任何借口削弱黨對紅軍的領導，必須使黨成為軍隊中的堅強領導和團結核心。解決了如何把一支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建設成為黨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古田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建設史上重要的裏程碑。
　　1928年4月，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與朱德、陳毅率領的湘南起義部隊在井岡山勝利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5月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陳毅任政治部主任。11月，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成立，毛澤東任書記。
　　當時，直接領導紅四軍的有三個黨的組織機構：湖南省委前委、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紅四軍軍委先後由陳毅、朱德擔任書記，毛澤東兼任湖南省委前委、湘贛邊界特委書記，不僅領導軍隊，還負有領導地方黨的責任。前委、軍委機構“疊床架屋”，前委隨軍行動，又無大量地方工作可做，敵情尖銳複雜。1929年2月3日的羅福嶂會議上大家一致通過決議，決定減少指揮層次，軍委機關“暫停辦公”，改為軍政治部，軍隊行動由前委直接指揮，政治部主任一職由前委書記兼紅四軍黨代表毛澤東兼任。
　　井岡山會師後誕生的紅四軍威震四方，但畢竟是一支成分複雜的部隊，要想把這隻部隊煆造成一支真正的革命隊伍，絕非一日之功，必須經曆一段痛苦的、曲折的磨合過程。紅軍長期處於分散的農村遊擊戰爭的環境，主要成分是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主要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經常大量反映到紅軍隊伍中來。紅軍的官兵有相當一部分來自舊軍隊，有的不惜拋棄高官厚祿。他們在革命鬥爭中忠誠於黨，忠誠於人民，作戰英勇頑強，堪稱模範，但也不自覺地帶有舊軍人的種種觀念。在軍隊中實行民主製度時，產生了極端民主化的傾向。部分官兵不習慣做創建革命根據地的艱苦工作，不習慣黨對軍事工作的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製原則，不習慣政治工作地位的提高。
　　一些人認為毛澤東強調黨對紅軍的領導，實行集權製，是搞家長製；認為政治部妨礙了司令部的工作，是“賣狗皮膏藥”的；認為軍事高於一切，提出“司令部對外”的口號，表現出嚴重的單純軍事觀點；不讚成紅軍宣傳和組織群眾，創建革命根據地，熱衷於攻打城市，主張“走州過府”，四處遊擊。紅四軍黨內對組織發動群眾、創建革命根據地、黨的領導原則、政治工作的作用和地位等一些原則問題，產生了不同認識，存在著嚴重的分歧。
　　在建軍問題上，朱德、陳毅和紅五軍的彭德懷（兼紅四軍副軍長）都做過不懈的努力與探索。但相較而言，毛澤東的眼光遠大，因而貢獻也大，他從政治製度、政治路線和建軍思想的高度出發，“保證黨在軍隊中的絕對領導地位”。從總體上來說，朱德對毛澤東的主張，並無根本抵觸，但在具體措施上則不盡一致。比如，“黨的絕對領導”是不是就是“黨管理一切”？軍隊是打仗為主，還是建設根據地為主？黨內軍內的民主以什麽方式去實現？諸如此類等等。毛澤東集黨政軍權於一身，其家長製作風引起朱德等軍事首長的強烈不滿，幾位主要領導人在實行民主集中方麵進行了激烈的爭論。這就是所謂的“朱毛之爭”。陳毅是朱德和毛澤東的“中間派”。
　　1929年4月3日，毛澤東離開長汀到達瑞金與彭德懷的紅五軍會合時，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7日發出的“二月來信”。信中對在農村割據中紅四軍的前程較為悲觀，要求紅四軍在大敵當前時分散成小股遊擊隊，轉入民間。而對毛澤東和朱德的去向，中央則指令要求“毅然地脫離部隊速來中央……”
　　毛澤東氣呼呼地說：“瞎搞，不切實際的指揮。這是要把這支部隊葬送掉”“我不離開！拿轎子抬我也不走！”。毛澤東以紅四軍前委的名義複信中共中央，批評中央的“二月來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計“都太悲觀”，“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朱德雖然對二月來信也不滿意，對毛澤東對待中央來信這種態度也很不讚成。
　　1929年5月初，劉安恭從蘇聯回國，攜帶了中共“六大”文件，以中央特派員身份來到紅四軍，並接替了毛澤東的政治部主任一職。在劉安恭和朱德的提議下，紅四軍又成立了臨時軍委。5月底，在湖雷召開的前委會議上，就紅四軍內是否仍要設立軍委的問題發生爭論。一種意見認為，“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指責前委“管的太多”，“權力太集中”，是“書記專政”，有“家長製”傾向。另一種意見則認為“軍隊指揮需要集中而敏捷”，由於戰鬥頻繁和部隊經常轉移，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更有利於作戰，不必設立重疊的機構，並批評在前委之下、縱委之上硬要成立軍委，實際上是“分權主義”。
　　由於意見爭論未能統一，前委書記難以繼續工作。6月8日，在白砂召開的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辭呈，陳毅被大家推舉代理前委書記，這是陳毅所未料到的結果，也是毛澤東未曾想到的。會後陳毅負責籌備紅四軍“七大”。
　　6月22日，在龍岩城召開了紅四軍第七次黨的代表大會。會議以壓倒多數票通過了取消臨時軍委的決定，通過了由陳毅起草的“七大”決議案。這份決議案或許是出於停止爭論、加強團結的願望，“毛澤東同誌予以嚴重警告，朱德同誌予以書麵警告”，“至於朱、毛去留問題，由中央處置。在中央未作決定以前，仍留任前委委員”。
　　這是毛澤東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選。雖仍為前委委員，但落選了中央任命的前委書記。作為紅四軍的締造者和最高指揮者，失去了指揮權，這對毛澤東來說，無疑是當頭一棒。會後，毛澤東大病一場，帶著已有三個月身孕的妻子賀子珍等一行6人黯然離開紅四軍，以紅四軍前委特派員身分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
　　紅四軍“七大”結束了，但紅四軍的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反而更加嚴峻了。在出擊閩中和冒進東江中連吃敗仗，議論又起，軍心渙散，許多人甚至提出離開部隊到地方工作的要求，紅四軍陷入了嚴重的危機之中。時任前委代書記的朱德極力想解決問題統一思想，於9月下旬在上杭召開了紅四軍“八大”，想借此整頓部隊，加強建設，以利於工作和戰鬥。但“八大”隻是“無組織狀態的開了三天”，對一切問題仍“毫無結果”。
　　此時，朱德和許多同誌一樣，已從實踐中認識到毛澤東所堅持的政治原則的可貴，紅四軍的工作的的確確離不開毛澤東，確立政治上的領導中心也離不開毛澤東。就在會議期間，有許多支部提議請毛澤東回來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朱德當即表示同意和支持，並由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請毛澤東回來複職和出席“八大”。然而，毛澤東卻回信反對敷衍調和、模棱兩可的“陳毅主義”，並表示：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解決，不能隨便回來；再者身體不好，就不參加“八大”了。
　　在前委堅持下，毛澤東抱病坐擔架趕來參加“八大”。不過當他到達時，會議已結束了。此後，朱德為毛澤東找到了上杭最好的住所──上杭臨江樓，讓他安心養病。經過賀子珍的仔細照料和當地名醫吳修山的精心治療，毛澤東的病情明顯好轉。
　　周恩來於6月收到毛澤東對“二月來信”的複信後，不僅沒有像大多數人一樣認為毛澤東是在與中央對著幹，相反他認為毛澤東的批評不無道理。作為當時中共黨內最高軍事首腦，周恩來所表現出來的這種民主作風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在6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站在中央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評，他表示，“二月來信”中分散紅軍等說法“是有些毛病的”，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在中央“六大”分散紅軍的主張，是不知道中國的條件，中央應堅決改變分散紅軍的原則。
　　7月中旬，陳毅奉命離開紅四軍，經廈門、香港輾轉到上海參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軍事會議，8月下旬，向中央政治局做了忠實的匯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李立三、陳毅3人組成專門委員會，深入研究討論紅四軍的問題。經過1個月的討論。最後，周恩來委托陳毅代中央執筆起草一封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來信”。信中肯定了紅四軍建立以來所取得的成績和經驗，要求紅四軍前委和全體幹部戰士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明確指出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並對朱德、毛澤東二人都作了恰當的批評，同時決定朱、毛兩同誌仍留前委工作。
　　在和陳毅麵談中，周恩來又諄諄囑咐陳毅，回去後，把毛澤東請回來，繼續主持前委工作；召開一次會議，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統一認識，最好能做出一個文字決議，使大家有章可循，按規定辦事。陳毅對周恩來心悅誠服。他懷揣“九月來信”和周恩來代表黨中央的口頭指示回到紅四軍，看到毛澤東給紅四軍“八大”寫的“打倒陳毅主義”的信時沒有半點委屈，而且還誠懇地承認和檢討自己的錯誤。朱德也十分誠懇地表示：“過去的那些我收回，我們請他（毛澤東）回來。”並和陳毅聯名給毛澤東寫信，正式表達了他的誠意。
　　周恩來出色的調解能力在這場攸關中國革命前途的過程中也起到了化解作用，毛澤東對周恩來也非常佩服，在接到陳毅的信和中央指示後，頓時盡釋前嫌。尚未痊愈的毛澤東於11月26日心情舒暢地來到前委所在地汀州。11月28日，毛澤東欣然給中央寫報告說：“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毛澤東、朱德、陳毅三位革命巨人重新握手言歡了，完全遵照中央和周恩來“召開一次會議”、“有一個文字決議”的意見，於12月28日和29日在上杭古田舉行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會上，毛澤東做了政治報告，朱德做了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並形成了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案》。經過大會選舉，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在解決“朱毛之爭”的過程中，周恩來充分顯示了調解矛盾的能力。他在處理“朱毛之爭”時，不是改組，也不是改換領導人，而是一再強調要加強前委的領導，維護毛澤東、朱德的領導威信；盡管周恩來作為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在當時與朱德的個人關係無疑更親近一些，但對毛澤東與朱德之間的糾紛，他不偏袒任何一方。
　　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12月28日至29日，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村召開。會上，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中央九月來信。會議選舉毛澤東、朱德、陳毅、羅榮桓、林彪、伍中豪、譚震林等11人為中共紅四軍前委委員，毛澤東重新當選為書記。
　　大會經過熱烈討論，一致通過了毛澤東代表前委起草的約3萬餘字的8個決議案，總稱《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共9個部分：1、關於糾正黨內錯誤思想；2、黨的組織問題；3、黨內教育問題；4、紅軍宣傳工作問題；5、士兵政治訓練問題；6、青年士兵的特種教育；7、廢止肉刑問題；8、優待傷病兵問題；9、紅軍軍事係統與政治係統問題。其中《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是決議的核心部分，後來編入了《毛澤東選集》。它深刻批判了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和盲動主義殘餘等錯誤傾向，並列舉了各種錯誤傾向的根源和具體表現，提出了糾正的辦法。
　　重修舊好的朱毛紅軍再次煥發了新的戰鬥活力，在朱德、毛澤東、陳毅等領導下，重新開始了“風卷紅旗過大關”的輝煌征程，連續擊退國民黨的第二次“會剿”和第一、二、三次“圍剿”。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勝利後，毛澤東到瑞金葉坪同中共蘇區中央局會合，並在1930年10月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一方麵軍主力在贛西南、閩西繼續擴大戰果，長期被分割的贛南和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鞏固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總麵積五萬多平方公裏，人口達二百五十多萬，為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曆史上客觀存在的“朱毛之爭”，許多人“為尊者諱”而很少言及。然而，追溯這段史實，透過“朱毛之爭” 卻恰恰可以看出他們的偉大之處。當時紅四軍領導人之間的分歧與矛盾絕非狹隘的“權力之爭”及個人的榮辱進退，在他們心中懸著的，永遠是“黨的最高利益”。
　　延安整風之後，特別是文革以後突出宣傳毛澤東，對朱德、陳毅的曆史功績很少提及，在有些教科書中甚至忽略了湘南起義（年關暴動）。朱德被譽為“紅軍之父”，江西時期朱德領導了所有的軍事鬥爭，反對敵人對井岡山根據地的三次“會剿”， 反對敵人對閩西根據地的兩次“會剿”， 反對敵人對中央根據地的五次“圍剿”，都離不開朱德的指揮。朱德還策應了幾起國民黨軍隊的投誠起義。朱德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的作用更是不可低估。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對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的評價會越來越客觀公正。
　　（作者齊天福聯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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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主] | Posted: 2012-06-19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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