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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軍原則爭論，朱德、陳毅佩服毛澤東
原創於: 2013-07-06 06:27:10
標簽： 建軍,原則,朱德,陳毅,佩服,毛澤東
建軍原則爭論，朱德、陳毅佩服毛澤東
毛澤東、朱德自1928年4月井岡山會師後，人們記住了“朱毛紅軍”。為中國革命苦苦探尋道路的朱德，通過創建革命根據地，對毛澤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朱德說：“井崗山成了我們的根據地。於是開始有組織地打土豪分田地。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方向從此更明確了。”“我們紅一軍團同誌跟隨毛主席搞了這麽多年，要把毛主席的思想真正搞通了才行。把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學好了，才能把事情辦好，才不愧是毛主席的學生。要很好學習毛主席實事求是和謙遜的態度，自已不管到什麽地方工作，隨時都要虛心，要看到人家的長處，並善於向人家學習。”
朱德對毛澤東的評價，是在艱苦鬥爭中逐步獲得的。朱德與毛澤東為建軍原則，1929年6月在紅四軍“七大”會議發生激烈的爭論。當時，直接領導紅四軍的有三個黨的組織機構：湖南省委前委、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前兩個除了領導軍隊外，還負有領導地方黨的責任，都是毛澤東任書記，紅四軍軍委則先後由陳毅、朱德擔任書記。
紅四軍“七大”會議之前，2月3日江西省尋烏縣羅福嶂會議，大家一致通過決議，決定減少指揮層次，軍委機關 “暫停辦公”，改為軍政治部，軍隊行動由前委直接指揮，政治部主任一職由前委書記兼紅四軍黨代表毛澤東兼任，也就是說毛澤東集黨政軍權於一身，這便為爭論埋下了一個隱患——朱德等軍事首長乃至許多幹部對這種集權的安排當然是有意見有想法的。
1929年4月3日，毛澤東離開長汀到達瑞金與彭德懷的紅五軍會合時，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7日發出的“二月來信”。信中對在農村割據中紅四軍的前程較為悲觀不說，並要求紅四軍在大敵當前時分散成小股遊擊隊，轉入民間。而對毛澤東和朱德的去向，中央則指令要求“毅然地脫離部隊速來中央……”
“瞎搞，不切實際的指揮。這是要把這支部隊葬送掉。” 毛澤東氣呼呼地說，“我不離開！拿轎子抬我也不走！”毛澤東還以紅四軍前委的名義複信中共中央，批評中央的“二月來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計 “都太悲觀”，“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作為下級黨組織如此毫不客氣地批評中央的作法是不多見的。朱德雖然對二月來信也不滿意，但他對毛澤東對待中央來信這種態度也很不滿意。
1929年5月初，劉安恭從蘇聯回國，攜帶了中共“六大”文件，以中央特派員身份來到紅四軍，並接替了毛澤東的政治部主任一職。在劉安恭和朱德的提議下，紅四軍又成立了臨時軍委。
接下來，在6月8日白砂召開的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一度提出辭呈。陳毅被大家推舉代理前委書記，並負責籌備紅四軍“七大”。
6月22日，龍岩城內，紅四軍第七次黨的代表大會召開了。會議以壓倒多數票通過了取消臨時軍委的決定，但爭論的問題仍未解決。經過一天多的爭論，大會通過了由陳毅起草的“七大”決議案。這份決議案或許是出於停止爭論、加強團結的願望，給“毛澤東同誌予以嚴重警告，朱德同誌予以書麵警告”的處分，“至於朱、毛去留問題，由中央處置。在中央未作決定以前，仍留任前委委員。”
大會最後改選前委，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這是陳毅所未料到的結果，也是毛澤東未曾想到的。這是毛澤東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選。雖仍為前委委員，但落選了中央任命的前委書記。
“七大”結束了，但紅四軍的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反而更加嚴峻了。時任前委代書記的朱德極力想解決問題統一思想，於9月下旬在上杭召開了紅四軍 “八大”。但“八大”隻是“無組織狀態地開了三天”，對一切問題仍“毫無結果”。
此時，朱德和許多同誌一樣，已從實踐中認識到毛澤東所堅持的政治原則的可貴。就在會議期間，有許多支部提議請毛澤東回來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朱德當即表示同意和支持，並由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請毛澤東回來複職和出席“八大”。
然而，毛澤東卻回信反對敷衍調和、模棱兩可的“陳毅主義”，並表示：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解決，不能隨便回來；再者身體不好，就不參加“八大”了。
1929年，對於毛澤東和朱德、周恩來之間的關係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這一年，毛澤東36歲，朱德43歲，周恩來31歲。對於“朱毛之爭”的尖銳化，周恩來不能說沒有一點責任，但另一方麵，周恩來出色的調解能力在這場攸關中國革命前途的過程中也起到了化解作用。這對於三人此後幾十年的關係都有重大的影響。
周恩來於6月收到毛澤東對“二月來信”的複信後，不僅沒有像大多數人一樣認為毛澤東是在與中央對著幹，相反他認為毛澤東的批評不無道理。作為當時中共黨內最高軍事首腦，周恩來所表現出來的這種民主作風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在6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站在中央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評。
8月下旬陳毅輾轉到達上海，向中央政治局做了忠實的匯報。最後，周恩來委托陳毅代中央執筆起草一封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來信”。信中對朱德、毛澤東二人都作了恰當的批評，同時決定朱、毛兩同誌仍留前委工作。
在和陳毅麵談中，周恩來又諄諄囑咐陳毅，回去後，把毛澤東請回來，繼續主持前委工作；召開一次會議，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統一認識，最好能做出一個文字決議，使大家有章可循，按規定辦事。
陳毅對周恩來心悅誠服。多年後，陳毅還對這件往事記憶猶新，他曾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到上海兩個月，等於上了兩個月的訓練班。當他懷揣“九月來信”和周恩來代表黨中央的口頭指示回到紅四軍後，看到毛澤東給紅四軍“八大”寫的“打倒陳毅主義”的信時沒有半點委屈，而且還誠懇地承認和檢討自己的錯誤。朱德也十分誠懇地表示：“過去的那些我收回，我們請他（毛澤東）回來。”並和陳毅聯名給毛澤東寫信，正式表達了他的誠意。
毛澤東這一次對周恩來也非常佩服。在接到陳毅的信和中央指示後，頓時盡釋前嫌。尚未痊愈的毛澤東於11月26日心情舒暢地來到前委所在地汀州。毛澤東、朱德、陳毅三位革命巨人重新握手言歡了，自此，黨領導軍隊成為人民軍隊的的建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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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軍原則爭論，朱德、陳毅佩服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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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建軍,原則,朱德,陳毅,佩服,毛澤東
建軍原則爭論，朱德、陳毅佩服毛澤東
毛澤東、朱德自1928年4月井岡山會師後，人們記住了“朱毛紅軍”。為中國革命苦苦探尋道路的朱德，通過創建革命根據地，對毛澤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朱德說：“井崗山成了我們的根據地。於是開始有組織地打土豪分田地。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方向從此更明確了。”“我們紅一軍團同誌跟隨毛主席搞了這麽多年，要把毛主席的思想真正搞通了才行。把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學好了，才能把事情辦好，才不愧是毛主席的學生。要很好學習毛主席實事求是和謙遜的態度，自已不管到什麽地方工作，隨時都要虛心，要看到人家的長處，並善於向人家學習。”
朱德對毛澤東的評價，是在艱苦鬥爭中逐步獲得的。朱德與毛澤東為建軍原則，1929年6月在紅四軍“七大”會議發生激烈的爭論。當時，直接領導紅四軍的有三個黨的組織機構：湖南省委前委、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前兩個除了領導軍隊外，還負有領導地方黨的責任，都是毛澤東任書記，紅四軍軍委則先後由陳毅、朱德擔任書記。
紅四軍“七大”會議之前，2月3日江西省尋烏縣羅福嶂會議，大家一致通過決議，決定減少指揮層次，軍委機關 “暫停辦公”，改為軍政治部，軍隊行動由前委直接指揮，政治部主任一職由前委書記兼紅四軍黨代表毛澤東兼任，也就是說毛澤東集黨政軍權於一身，這便為爭論埋下了一個隱患——朱德等軍事首長乃至許多幹部對這種集權的安排當然是有意見有想法的。
1929年4月3日，毛澤東離開長汀到達瑞金與彭德懷的紅五軍會合時，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7日發出的“二月來信”。信中對在農村割據中紅四軍的前程較為悲觀不說，並要求紅四軍在大敵當前時分散成小股遊擊隊，轉入民間。而對毛澤東和朱德的去向，中央則指令要求“毅然地脫離部隊速來中央……”
“瞎搞，不切實際的指揮。這是要把這支部隊葬送掉。” 毛澤東氣呼呼地說，“我不離開！拿轎子抬我也不走！”毛澤東還以紅四軍前委的名義複信中共中央，批評中央的“二月來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計 “都太悲觀”，“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作為下級黨組織如此毫不客氣地批評中央的作法是不多見的。朱德雖然對二月來信也不滿意，但他對毛澤東對待中央來信這種態度也很不滿意。
1929年5月初，劉安恭從蘇聯回國，攜帶了中共“六大”文件，以中央特派員身份來到紅四軍，並接替了毛澤東的政治部主任一職。在劉安恭和朱德的提議下，紅四軍又成立了臨時軍委。
接下來，在6月8日白砂召開的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一度提出辭呈。陳毅被大家推舉代理前委書記，並負責籌備紅四軍“七大”。
6月22日，龍岩城內，紅四軍第七次黨的代表大會召開了。會議以壓倒多數票通過了取消臨時軍委的決定，但爭論的問題仍未解決。經過一天多的爭論，大會通過了由陳毅起草的“七大”決議案。這份決議案或許是出於停止爭論、加強團結的願望，給“毛澤東同誌予以嚴重警告，朱德同誌予以書麵警告”的處分，“至於朱、毛去留問題，由中央處置。在中央未作決定以前，仍留任前委委員。”
大會最後改選前委，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這是陳毅所未料到的結果，也是毛澤東未曾想到的。這是毛澤東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選。雖仍為前委委員，但落選了中央任命的前委書記。
“七大”結束了，但紅四軍的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反而更加嚴峻了。時任前委代書記的朱德極力想解決問題統一思想，於9月下旬在上杭召開了紅四軍 “八大”。但“八大”隻是“無組織狀態地開了三天”，對一切問題仍“毫無結果”。
此時，朱德和許多同誌一樣，已從實踐中認識到毛澤東所堅持的政治原則的可貴。就在會議期間，有許多支部提議請毛澤東回來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朱德當即表示同意和支持，並由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請毛澤東回來複職和出席“八大”。
然而，毛澤東卻回信反對敷衍調和、模棱兩可的“陳毅主義”，並表示：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解決，不能隨便回來；再者身體不好，就不參加“八大”了。
1929年，對於毛澤東和朱德、周恩來之間的關係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這一年，毛澤東36歲，朱德43歲，周恩來31歲。對於“朱毛之爭”的尖銳化，周恩來不能說沒有一點責任，但另一方麵，周恩來出色的調解能力在這場攸關中國革命前途的過程中也起到了化解作用。這對於三人此後幾十年的關係都有重大的影響。
周恩來於6月收到毛澤東對“二月來信”的複信後，不僅沒有像大多數人一樣認為毛澤東是在與中央對著幹，相反他認為毛澤東的批評不無道理。作為當時中共黨內最高軍事首腦，周恩來所表現出來的這種民主作風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在6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站在中央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評。
8月下旬陳毅輾轉到達上海，向中央政治局做了忠實的匯報。最後，周恩來委托陳毅代中央執筆起草一封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來信”。信中對朱德、毛澤東二人都作了恰當的批評，同時決定朱、毛兩同誌仍留前委工作。
在和陳毅麵談中，周恩來又諄諄囑咐陳毅，回去後，把毛澤東請回來，繼續主持前委工作；召開一次會議，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統一認識，最好能做出一個文字決議，使大家有章可循，按規定辦事。
陳毅對周恩來心悅誠服。多年後，陳毅還對這件往事記憶猶新，他曾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到上海兩個月，等於上了兩個月的訓練班。當他懷揣“九月來信”和周恩來代表黨中央的口頭指示回到紅四軍後，看到毛澤東給紅四軍“八大”寫的“打倒陳毅主義”的信時沒有半點委屈，而且還誠懇地承認和檢討自己的錯誤。朱德也十分誠懇地表示：“過去的那些我收回，我們請他（毛澤東）回來。”並和陳毅聯名給毛澤東寫信，正式表達了他的誠意。
毛澤東這一次對周恩來也非常佩服。在接到陳毅的信和中央指示後，頓時盡釋前嫌。尚未痊愈的毛澤東於11月26日心情舒暢地來到前委所在地汀州。毛澤東、朱德、陳毅三位革命巨人重新握手言歡了，自此，黨領導軍隊成為人民軍隊的的建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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