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經曆的槍擊案-看美國控槍還是改變人性

我所經曆的槍擊案

-看美國控槍還是改變人性

 

我在美國經曆的驚心動魄的槍擊案-看美國控槍還是改變人性

 

一陣罕見的加州豪雨如“槍林彈雨”般地敲打在汽車的玻璃窗上，讓人不寒而栗。堵在上下班摩肩擊轂的高速公路上，收音機裏傳來很熱門的話題：圍繞著奧巴馬提出的減少槍支有效控槍問題，各抒己見，爭執不下，心情跟著震蕩不定。

 

美國槍支泛濫加州首當其衝，去年聖誕節前夕南加州聖貝納迪若的血腥槍殺案和2014年5月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的附近槍擊事件，觸目驚心。死者克裏斯的父親馬丁內斯在記者會痛斥美國步槍協會（NRA）和政客對槍管不負責任，導致槍擊案無日無終，流著淚控訴：“這種瘋狂事到底何時了？”2013年11月，洛杉磯機場也傳槍響。2012年4月11日美國南加州大學發生槍殺案，兩名中國留學生遭槍殺。當屢屢發生的槍殺事件使無辜的生命在瞬間蒸發使我們對槍的世界充滿恐慌。

 

同時另一幅鏡頭在我腦海不斷回放，《亂世佳人》裏白瑞德駕馭馬車帶著郝思嘉逃離亞特蘭大的衝天大火。路上看見了一隊士兵，郝思嘉說：“士兵真討厭，真希望他們趕快離開這。”白瑞德回道：“我要是你就希望他們多留一會兒，因為他們代表了最後的法律與秩序。”說罷，士兵剛過，立刻有一群流氓衝了過來，“看！馬車！還有女人！快上！別讓他們跑了！！！”白瑞德掏槍擊斃了兩個流氓才駕馬車突圍出去。正是有這樣曆史，美國從一開始就是由個體建立起來的，所以美國人篤信個人自由，一切問題自己解決。說的直白一點，如果有人對著我動武，我能保護自己安全的權利是和生命權密切聯起來的自然權利。

 

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Amendment II

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

“管理良好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的，（因此）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可侵犯。”

 

美國是一個合法持槍社會，關鍵要看什麽人擁有槍支和誰在使用槍支。坦白地，我家就有槍。就我個人以前在國內打氣槍都飛到九霄雲外的人，一輩子都沒有興趣摸槍更不會去打槍了。很多有槍家庭不打動物亦不殺無辜，防身可能也隻是個借口吧，大多數我想是滿足像豬先生這樣的男人好奇心了。

 

不過前幾年我親身經曆的我院遭遇槍擊事件至今想來還是魂飛魄散，如一幕幕電影鏡頭在眼前閃過。

 

這是一個冬天的傍晚，家裏電話鈴一陣緊一陣的響起，都是同事打來的，問我今天晚上要不要去上班？都已經到了洗澡吃飯出門的時候了，幹嗎還問要不要去上班呢？ 我還一時納悶。 “快，打開電視新聞看看”，我的同事緊張道。當地的新聞正在播出我院disaster(禍災)，幾十輛警車，三架直升飛機把碩大的醫院團團圍住，並照得一片刺眼 ，SWAT team(特警隊）從醫院的地下室到停車場一遍又一遍地尋掃，封鎖了醫院全部出入口。播音員低沉的聲音：有人開槍射傷醫務人員後帶槍逃走，正在搜索中。

 

晚上五點鍾左右， 泌尿科診所響起了三聲震耳槍聲，其中一槍打中了泌尿科專家Dr H的左頸部，鮮血如注，人們很快竄逃亂作一團 。 醫院裏首先響起Call Code Orange (Internal or External Disaster)， 接著就是Code Silver (Active Shooting )，馬上又是Call Code Blue (Adult Medical )和Code Blood Bank(Emergency Blood Need)，最後還Call Code Red(火警)，在人們緊急逃命之際丟在烤箱裏的麵包發出陣陣焦味，自動觸發火警裝置。

 

最初幾分鍾內，病房的醫護人員完全搞不清楚狀況，以為醫院的警示係統出了毛病。很不幸，一聲槍響，千鈞一發，各個Code卻都是真實的。

 

我與 Nursing Supervisor 終於聯係上的時候，主動待命。我們先在醫院外圍地點結合，由特警部隊用嚴密覆蓋防護車送我們6個人進去，包括二名醫生，一個藥劑師， 一個CT室技術員，我和另一個Lab tech. 後來知道那天晚上能夠進去的就隻有我們六個人。醫院各科室大門緊閉，所有的人包括病人和隨訪者都嚴禁進出，白班的工作人員都留在原來的崗位上繼續工作24小時。而80%的夜班工作人員那天都請假了，隻有20%人站在特殊地點經曆著冽骨寒風，四小時後，他們全都被通知回家了。當然，事後醫院支付了這部分人他們12小時的全部工資。

 

第二天，我的同事嘲笑我：就你這樣的人這種情況還會往醫院跑，要是自己被打死了誰來負責家裏的經濟？可以看出，若是地震來的時候，你這種人就是會先人後己去救別人的人。出國以前我就一直接受共產主義教育，在這一生死事件裏不作考量的自然舉動讓我對生命價值有了重新梳理的思考。從來都沒有人責怪這些請假的同事，他們的行為反應很正常，也許是對的，當生命遭遇到危險的時候首先要保護的是自己，才能拯救他人。這就是美國！

 

子彈穿過H醫生的左頸部隻幾毫米之差與頸總動脈擦肩而過。醫院幾乎所有科的最有實力醫生第一時間都召喚到了手術室。那天，上手術台的就有血管外科、胸外、普外、心內科、肺科、五官科等。 H醫生在這樣強大有效的醫療團隊搶救下逃過了一劫，在重症病房住了三個月後，在他機體康複的同時卻遭遇了嚴重的精神抑鬱。二年後，走過複健和抗抑鬱治療才回到病房，原來開朗幽默，談笑風生的H醫生不見了。他依然很有禮貌， 但是對工作出奇的謹慎，對我們這些那時日日夜夜照顧他的護士百般挑剔。背後我們直呼他“Trauma Dr”(創傷醫生)。

 

 

開槍的是一個67歲酗酒成性和止痛藥成癮的前列腺癌患者G。他是推著四腳拐杖進來的。這以前他多次到泌尿科來要止痛藥，劑量越來越大，兩個星期的藥G五天全用完了，說是醫生沒有滿足他的要求。醫生推薦G到pain management class去， 他從來也不參加。很明顯他要以這種絕對手法與醫生一起了決生命。他的屍體第二天早上發現在離醫院三公裏以外一個小餐館的後門，身邊還躺著手槍， 警方鑒定開槍自殺。但是誰都解釋不了，當我院興師動眾的時候他是怎樣開溜的？

 

這種惡性事件，在人們心裏足以留下一輩子抹不去的傷痕。我院的心理醫生和社會工作者，給創傷者做了很長一段時間心理谘詢，關懷和治療的曆程。

 

讓我刻骨銘心的槍支事件還有就是以下這張照片。

2000年，在美國東部時間6月28日下午3時45分左右，隨著幾聲槍響，“照片上兩張都在微笑的麵容”先後消失於人間。有人評價說，“這是一場悲劇，我們失去了兩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

 

 

 

照片上戴眼鏡的白人是美國華盛頓大學附屬醫學中心病理科主任羅傑·海吉，57歲，三個孩子的父親；亞裔麵孔男子是來自上海的陳健，我的同學，他在華盛頓大學附屬醫學中心病理科任住院醫生。

 

當時美國媒體報道，6月28日下午，陳健來到位於病理科二樓的羅傑·海吉的辦公室，兩人說話的聲音很大，後來從室內傳出幾聲槍響，過了幾分鍾，又聽到一聲槍響。當校園警察趕到時，陳健與羅傑均已受槍擊死亡，校警在附近發現一支手槍。當地警方認為陳健是在槍殺羅傑後自殺。6月29日，華盛頓大學附屬醫學中心為此案召開新聞發布會，醫事部副主席克曼醫生表示，陳健自一年前到該院出任住院醫生以來，由於語言障礙，與同事交往不多，他的研究也沒有達到預期要求，所以校方決定不再續聘，他的合約將於今年7月到期。克曼醫生認為，解聘可能導致陳健對院方產生不滿，從而遷怒羅傑。而來自警方的消息說，在搜查陳健房間時，發現了幾封信，在信中，陳健流露出要結束自己生命的想法，但並沒有提到要殺死羅傑。

 

陳健是我醫學院大學同學，在學校裏就孤言寡語， 沉默型的人，但是為人非常客氣，看見女同學總是點頭讓我們先過去。他老是穿一雙黑色的大頭布鞋，書包往肩後一甩，給人的感覺有點不拘小節。他來美國讀博，後考醫生的 board分數並不低， 網上什麽低能低分，語言障礙，我認為都言之過甚了。我現在同住加州的一個大學同學在凱撒做醫生， 初來美國時和陳健接觸最多，陳健已是最後一年住院醫生轉到華盛頓大學附屬醫學中心病理科的。當時他可能由於壓力過大與我班的好多同學逐漸疏遠，孤家寡人一個。常常是外科醫生在手術台上催著要病理檢查結果，決定手術怎麽進行下去，他卻遲遲不出病理報告，非常不配合，氣得醫生在手術台上跳腳。同學中明顯感到他的抑鬱情緒，他卻拒人千裏之外不再與任何人聯係。

 

陳健絕對是喪心病狂的，他這一槍把美國最好腫瘤醫院著名病理科專家打沒了，自己也死不足惜。要是他當時積極尋求抗抑鬱治療還會走進這樣的死胡同嗎？而羅傑·海吉的太太三個孩子的母親一個有信仰的美國人，卻對槍手選擇了原諒，祈禱他們一起平安去見上帝。這種美國虔誠的感化讓人淚流滿麵。

 

奧巴馬總統首先提出要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采取些措施來嚴格控製槍支。稍後他又在白宮發表講話，解釋控製槍支犯罪的新計劃並宣布了一係列減少槍支暴力的“常識性的”新措施。同時，奧巴馬總統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Townhouse meeting與民眾接觸聽取不同意見。

 

民眾是否可以擁有槍支？見智見仁。

 

顯然奧巴馬的控槍計劃遭到前海軍海豹狙擊手克裏斯·凱爾的遺孀塔亞凱爾的挑戰。首先說明我對美國槍支泛濫深惡痛絕，但對Taya Kyle的分析又感到不無道理。她是讚同擁有槍支的。

 

電影《美國狙擊手》（American Sniper)就是根據美國著名狙擊手克裏斯·凱爾自傳改編的，講述這位海豹突擊隊神槍手的傳奇故事。Taya Kyle的先生沒有光榮在戰場上卻犧牲在同胞的槍下，而這個同胞也是經曆了戰爭，有著“戰後抑鬱症”並吸食毒品。她以一個受害者的家屬痛心疾首到：法律可以修改，可是人性是無法立法的，而拿起槍殺人的人真是人性的扭曲與槍沒有直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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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le認為殺人方法可以有多種：卡車可以殺人，飛機可以殺人，化學品可以殺人，高壓鍋也可以殺人，甚至一個永遠不可能把它和殺人聯係起來的一個普通的工具都可能變成殺人工具。所以首先別責怪槍，要先看是誰使用，誰把它轉變成殺人武器？我尤其讚同Kyle提到HIPPA這個保護病人和醫生之間的隱私法可以修改，當醫生知道他的病人有嚴重心理障礙或吸毒狀況時，是否可以告訴警方，以防範於未然。Kyle相信99.9%的人擁有槍支不會殺人。因此與其說是控製槍支不如說是改變人性。

 

“生命在消逝。無所作為的常用借口已經不再好使了。”但願奧巴馬先生，“這是我們今天聚集在這裏的原因：不是討論最近一次的大規模槍擊，而是防止下一次。”

 

（本文寫於二0一六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