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資、小資情調與上海女人及嗲和作
(文章來源於網絡)
洪晃與林棟甫曾經談起眼下時髦的“小資的小資情調”與“上海女人的嗲和作”,洪晃對上海女人的“嗲經和作功”十分羨慕。
“小資”在中國從前是罵人的話。毛澤東曾說過:“小資產階級的尾巴還沒有完全割幹淨。”因此“小資”是革命的眼中釘,肉中刺。誰如果惹上了這個詞,那可是了不得的“滔天大禍”。但這個詞隨著中國社會的變革而發生了令人驚奇的語義轉移。
“小資”和“小資情調”在當今中國的城市青年人中,不僅值得熱烈追捧,而且簡直就是“酷”、“時髦”和“浪漫”的代名詞。但中國新興的“小資”與德國語境中定義的不同,他們一般既沒有“歐寶可塞”(一款風靡世界設計小巧精致的轎車)開,也沒有貸款買華麗住宅。上海、北京等地的“小資”通常都喝卡布其諾(咖啡一種),說洋涇浜英語,看“真正”的電影(《美麗新世界》),聽“真正”的音樂(諾拉·瓊斯),讀“真正”的書(米蘭·昆德拉)。
在上海、北京等城市地鐵的小商鋪裏可以買到一本“小資秘笈”,教人如何做一個“小資女人”。在因特網上流傳各種測試,人們可能自我檢驗是否已躋身“小資”之列。按照網上的說法,“真小資”喝礦泉水而不是可樂,喜歡裸睡,臥室裏有一個至少擺滿30瓶紅酒的架子。他(她)們從不穿淺色褲子,會不經意但有效地炫耀自己的外語水平:“對不起,我想不起這個詞中文怎麽說。”
“嗲和作”是上海女人的特有的功夫和韻味,有是很難用言語來表達。“嗲”是上海女人近於天然的舉止,“作”是上海女人自然內在的習性。
上海美女又被稱為“嗲妹妹”,嗲字向來都和上海女孩緊緊相聯。這裏的“嗲”也是“好”的同義語,充分而恰當地表現了上海美女的讓人魂牽夢繞的神情。而北方的姑娘們大多不知“嗲”為何物,她們為這種嗲找了另一個名詞,稱之為“犯酸”。但是在上海,“嗲”作為人們所認同的文化形態,正在悄然對女性進行塑造。
這種嗲文化其實是源自蘇杭。也許早在宋代從開封遷都到杭州時,嗲文化就已經發端,這可能是千百年來所形成的江南女兒柔美溫婉的佳人風範,正如越劇所表現的那樣。因為當時杭州的女性文化是來自開封或是更遠的地方。
如今上海女人的“嗲”早已聞名大江南北,她們的“嗲”是一個被上海文化所熏陶的女孩近於天然的舉止表現。一般來說姑娘談吐和舉止比較委婉可人,還不能說是嗲;一個漂亮但帶蘇北口音的女孩,人們不會說她“嗲”;一個出身高貴但說話很衝的女人,人們不會說她“嗲”;“發嗲”,包括了一個女人的嬌媚、溫柔、情趣、談吐、姿態、出身、學曆、技巧等等,其中既有小姑娘的撒嬌弄俏,也有大姑娘的忸作態等一係列顯示女性柔弱嬌媚的魅力的舉止,包含有很多不可觸摸的因素在其中,從而成為上海女性文化的一個重要成分。
上海女人的“嗲”與北方女人的“撒嬌”有點相似。女人發嗲,也許是因為知道自己的性別優勢。一般來說粗壯堅強,豪情俠骨,從來與吳越美女無緣。這種嗲文化熏陶下的美女,大都表現得含蓄委婉、纏綿悱惻。不過有時候“嗲”也是外露的,尤其是在有外人在場的時候,上海女人尤其“嗲”,也不知道是為了讓外人知道她多麽愛自己的男人,還是為了讓別人知道她自己多麽風情萬種。
“嗲”有先天的也有後天的,是上海人對女性魅力的一種綜合形容。如今的涉外婚姻統計證明,上海的女性,最受西方男性的歡迎。中國的嗲同歐洲比如法國女人相比,有點小家子氣。法國女性有一種要力奪“最有魅力女性”的領導地位的傾向,不管長相如何,似乎總認為自己最有魅力,也就是說,法國女性的“嗲”是一種強勢嗲,而上海女性的“嗲”,是一種惹人憐愛的弱者之嗲。
除了“嗲”,上海美女的另一特點是毫無原因的驕傲,驕傲的理由大約是因為——阿拉是上海人。我曾聽說現在的上海女孩子一般不會離開上海,除非出國。如果你遇到結伴外出的上海女人,也會領略到她們的驕傲。她們喜歡在異鄉的街頭或公共場合大聲地說著上海話,她們會感覺到所有的人都在注意自己,聽自己說話。別人要是問上一句:你們是上海人嗎?她們就會莞爾一笑說:是啊,心中卻暗說:老土,這還用問嘛。但她們說話的聲音卻依然甜美與溫柔。
她們中有人經常驕傲地稱自己為純粹的上海人,因為隨著到上海打工者的增加,非純粹的上海人也越來越多,外地年輕女性用不了多久,就能說一口流利的上海阿拉語,你根本分不出到底誰是純粹的上海人。上海女人的眼裏除了上海,其他地方統統是鄉下。從交談中就可以看出她們很驕傲自己是上海人。現在她們已不那麽的排他,起碼在表麵上看,本地的上海女人會和外地人相處得很融洽,至於心裏到底怎麽想,隻有天知道。她們對於洋人的一舉一動都很是關心,眼下流行穿什麽衣服,戴什麽帽子,她們就會很小心地模仿起來,但對內地卻所知甚少,比外國人也多不了多少。
上海美女不隻崇洋而且喜歡懷舊,所以她們非常挑剔。走在街頭上的女人,你從發型上就一眼能找到老上海的影子,那種特有的打著卷的發型,無論是年輕的或是年長的,都保留著上個世紀30年代的遺韻。走在人民廣場地下仿20世紀30年代一條街上,迎麵就是一部20世紀30年代的老電車停在街口,引得遊人爭相拍照,還有老虎灶、上海旗袍店、哈德門煙店、擦皮鞋童匠的雕像以及那悠悠回響的上海鍾樓的咚咚聲,不由將人們拉回了舊日上海的情境中去。幸好現在的上海突飛猛進,令這個城市再次成為東方明珠。上海的進步不僅改變了城市,同時也改變了上海的女人。
其實你從上海的女性文學中,就可以看出上海女人的大致。張愛玲筆下的女人是豐富的,依稀代表了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中產階級女性。她們的目標,便是成為一種“優雅的女人”,這種女人,其表現就是“出得廳堂,下得廚房”,旗袍麻將,宴會舞會。每一個時代都有一種風格,甚至每一個城市都有自己的不同格調,就好像每一個女人,都有自己與眾不同的一整箱衣服,任何一款都會有一則美麗動人的故事。
在生養上,上海女人,生得細皮嫩肉,白淨水靈。緣自上海微濕的氣候,好過最昂貴的皮膚保養品。北方姑娘,大大咧咧,有種野性美;南方亞熱帶女子曬得黑裏透紅,好比那裏的天氣,巴辣著呢。
上海女人是精致的。有著北方人的爽快,卻不豪邁(那是男人的玩意ㄦ)。有江南女子的嬌柔嫵媚。生得得天獨厚,打扮起來更有看頭。身上穿的或許不是高級名牌,但重質感,兼搭配得體,看得爽心耀目。
上海女人追求時尚,往往不是盲目地穿戴某個牌子。她研究品牌的曆史,格調,走向,主流設計師的來頭,代表作等等的來朧去脈:Fendi的皮草是極品;Tiffany的白金鑽戒是經典;Ferregamo以鞋子起家;ChanelNo.5曆久不衰;MiuMiu一樣出自Prada之手,但價錢減半……
扮靚保養更不假他人之手。美容院是繳學費的地方,學成回家,自己再練得青出於藍。保養品,營養劑,貴一點無妨,要緊是效果好。
在處世上,“拎得清”和“講實惠”是上海女人在外拋頭露麵,待人接物時的準則。在人口密度高住房擁擠的上海生存,從小就識得看人臉色。滿屋子人客,眼睛一掃,即知誰是老板,誰是夥計。嘴兒甜是一回事。講話知輕重,時機抓得準,才是高招。
上海女人深知“一分錢一分貨”的道理。Coupon盡量用,減價最歡迎。蹩腳東西免談。說她精打細算,不如說她,“便宜要貪,虧吃不得”。
去中國餐廳吃飯,碰上個上海女招待,問她某道菜可好味。你猜她怎麽答?“蠻入味的,不過今朝,菜新新鮮鮮的,又嫩。活蟹也剛剛來,吃一磅送一磅,倆個人吃正好。”聽得食客食指大動,速速點頭。她又順勢介紹了湯與涼拌菜。最後加一句:“好了,倆個人吃盡夠了。不夠吃再加,快來兮的。”一餐下來,菜式、價錢均和心水。的確很實惠。對這女招待徒增好感。
在情感上,上海女人的難纏似乎很有名。尤其是“作”起來,最吃不消。其實,她是“會得作”。她不作興“一哭二鬧三上吊”,那是“江北腔”。她作起來,分寸拿捏得好,倒成了一種風情。所謂,多了嫌煩,少了不夠味。她是有選擇性地作,和特定的人作,在特定的時間作。
特定的人,通常是指關係密切的,比如男友,老公。稍稍“作”一下,耍耍小脾氣,時時提醒著男人,她的重要。特定的時間,通常是指她覺得男人對不起她的時候。男人在氣頭上,則千萬“作”不得,反要安慰。但她可記著這“氣”,下回一道“作”回來。
所謂“女人紅,因為有男人捧;女人壞,因為有男人寵”。怪不了“會得作”的女人。
上海女人對心愛的人,其實用情極深。有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態。她把男友當成自己手足般地“調教”。希望,有朝一日,他將是“完美”的化身——有著她欣賞的優點,與可接受的缺點——心甘情願地成為他今生的新娘。她把丈夫當成子女般地“管教”。希望他出人頭地,風光能幹,受人儆仰,做太太的即便退居幕後,也跟著沾光。說這是“幫夫”也好,“現實”也好,與人“別苗頭”也好,她的宗旨是比別人生存得更好。
總之,當代中國的“小資”與其說是一種社會階層劃分,不如是一種生活態度,代表了新興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的一種潮流。但在他(她們身上並沒有摒除“小資產階級”傳統的軟弱性,“小資”群體永遠走不出自己的那一方世界,他們缺乏勇氣。“小”仍一如既往是他們的稟性。“小資”精神是一切革命的敵人,毛澤東在這一點上是對的。但無論如何,“小資”也在想通過這種方式改變中國。而上海女人的“嗲和作”,也表達了上海海派文化的一個側麵。可惜,許多地方的女人十分羨慕和想學上海女人的“嗲和作”,卻十分為難,洪大姐妹們,繼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