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著“換個角度看曆史：重讀晚清六十年”，眼前卻湧現出茶壇的幾個活躍的ID的形象，
（突然想起，人的行為模式是可以遺傳的，我們常常重複幹一些我們的老祖宗幹過的事情，）
感覺晚清時義和團的一些魂靈似乎又在茶壇栩栩如生地複活了。
哈哈，我黨要想在西方建立強大的第五縱隊可是再容易不過了，一切都是現成的。
我為那幾個ID想出一句旗幟鮮明，振奮人心的口號：擁共滅洋！
我的那些可愛的ID們，一項偉大壯麗的事業有待於你們去完成，祝你們成功！
大清也可以說不·好女不吃眼前虧
端木賜香，摘自新浪讀書
原載《換個角度看曆史：重讀晚清六十年》，華文出版社
慈禧太後做寡婦四十年了，誰敢對她說半個不字呢？老實說，國內的反對她不在乎。她隨便一個懿旨，全部擺平。但是外國人的眼色不看則是不行的。太後本來預定庚子年正月初一，也就是中國的元旦（1900年1月31日）讓光緒皇帝行讓位禮，讓溥儁登基，改元“保慶”的。但是外國公使集體晾她的菜，再加上慶親王奕劻與榮祿也以此諫止，搞得太後也不敢立行廢立了，隻在這一天派溥儁代光緒帝行禮，將其接入宮中，做了大阿哥。這一切，都讓太後耿耿於懷！
就在耿耿於懷中，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另一股力量，這股力量讓太後與端王瞅上了——現成的炮灰，我們正好可以借以打鬼嘛！
一個傳教士引發的血案
這股力量誕生於直魯大地，名為義和團！
魯西南以曹州府為中心的大刀會、直魯邊界以趙三多為首的梅花拳和魯西北以朱紅燈、心誠和尚為代表的神拳構成了義和團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本質與中國民間流行的各種會匪並無區別。隻不過，這時的他們專以洋人，尤其是以傳教士為對象，因為民眾對洋人存有多年的積憤。還是那句話，對中國百姓來講，政府即使被外國打趴下了，改朝換代了，也不關他們的事。
但是生活倫理關他們的事，正如顧炎武所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所謂的“天下”既不是一個朝代，也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中國傳統文化。傳統文化中與底層百姓密切相關的，其實就是生活倫理與社會秩序。而基督教的東傳，既與中國舊有的生活倫理衝突，還打破了現實的社會秩序。中國百姓不管是理智上，還是情感上，皆不能接受，具體表現為民教衝突愈演愈烈。這裏所謂的民，乃是恪守中國傳統文化倫理綱常的中國之民；所謂的教，乃是傳教士及他們庇護下的信仰基督教的中國教民。雙方的衝突由來久矣！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簽訂的中英《天津條約》中籠統規定：“耶穌、天主教原係為善之道，自後有傳教者來至中國，一體保護。”美國在中美《望廈條約》中要求：“除了傳教士能在五口傳教之外，還可以建立教堂。”法國更是不含乎，在中法《黃埔條約》裏進一步規定：法國可在五口建立教堂，倘有中國將其禮拜堂、墳地觸犯毀壞，地方官照例嚴拘重懲！
這三個條約被西方傳教士看作對華傳教事業中劃時代的新標誌。有人宣稱：“上帝與這般人民打交道，路總算打開了，他把他們帶入審判，要向他們顯出憐憫。”但是法國方麵認為，僅準許西方人在五口傳教、建教堂是遠遠不夠的，因為中國自雍正皇帝起，就把天主教打作邪教，不準他的子民信了。於是他們通過當時的兩廣總督耆英向道光皇帝申請中國內部馳禁天主教。道光批準了。法國再進一步，要求歸還雍正年間被查抄封閉的天主堂舊址，道光也批準了，但是他的諭旨明確規定，雖然天主教不再是邪教，中國人可以信了，但是西方傳教士隻能在五口傳教，不得進入內地。
雖然如此，西方教會還是很激動，紛紛派員來華，雲集香港，討論進軍中國及劃分傳教區域等問題。更要命的是，第一，歸還舊址引起了諸多風波。因為牽涉到時間的變遷、主人的變換、房屋的修補及百姓的拆遷。比如北京東、西、北三處教堂的歸還。政府無能，在這方麵當然偏袒洋人，導致百姓感覺吃虧受冤，敢怒不敢言，心裏憋了一肚子火。當然了，傳教士也憋火，法國傳教士的墳地正福寺被周邊中國居民毀得一塌糊塗，遂要求中國政府捆綁幾位居民前往正福寺“叩首領罰”。中國老百姓給中國官員下跪，他們不認為是侮辱，因為跪慣了，讓他們給洋鬼子的墳下跪，天哪，那不太侮辱大清國子民了嗎？大清國子民雖然在自己政府底下混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但是他們更沒把洋人當人看，一直認為洋人雞狗不如呢。所以雙方自然種下仇恨的種子。
第二，西方傳教士很富有犧牲精神，雖然明文規定不得進入內地，但他們還是紛紛潛入中國內地。導致中國政府防不勝防。按領事裁判權，抓起來也得好好的歸還對方。如若對方不是好好的，比如法國傳教士馬賴私自進入廣西西林傳教，被咱這邊的知縣審問後殺掉，導致法國英國手拉手，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依然失敗了，相繼簽訂了《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外國的傳教自由進一步放開，在領事與中國地方官給予驗照的前提下，外國傳教士可進入中國內地自由傳教。中法條約裏更是被法國方麵有意加上了“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的字樣。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中法之間進一步明確了傳教士置產辦法：“賣業者勿庸先報明地方官請示準辦。”
除此之外，傳教士出於職業的本能，還向中國傳統倫理文化發起了挑戰，不讓教民搞偶像崇拜、祭祖拜廟等。同治元年（1862年），政府在外國壓力下，頒布聖旨，規定“凡基督教徒均可免除迎神賽會等費”。這一來更壞了，迎神賽會求雨拜佛的費用，曆來是中國百姓均攤的。有些人入了洋教，就豁免了這一切。其他百姓豈能容忍？
總之，從1844年到1911年的近70年間，共發生教案1639起之多，引起了諸多中外交涉，搞得中國政府焦頭爛額，以致於負責總理衙門事務的恭親王奕訢向外國人發牢騷：如果能把你們的鴉片與傳教士請出中國，事情就好辦了。問題是，鴉片乃中國人感情偏好下的自我選擇，宗教乃西方傳教士職業精神下的強力滲透，前者，中國政府禁不得，後者，中國政府拒不得。
那麽教案到底都是如何發生的呢？我們先講講，什麽樣的中國人才入教吧。
中國人當時入教，大致可分作四種類型：第一類，真正的信教者。第二類，吃教者。就是太窮，信了教，可以得幾吊錢的救濟、吃幾個饃饃、租些便宜的地，並且免費瞧病之類。第三類是混教者。中國傳統眼光裏的二流子敗家子之類，本就是遊手好閑不務正業之徒。信教之後，有了精神支撐與物質靠山，從此可以耀武揚威，魚肉鄉裏。第四類，投教者。就是臨時投機，遇上了官司、利益糾紛或者個人糾葛。臨時入教，抱上教士這條粗腿，方便投機。
第一類第二類尚好，第三類第四類就壞菜了。它會導致諸多民教衝突。反過來講，既使沒有第三類第四類的入教者，仍會有民教衝突，隻不過在數量與程度上會有些區別。因為，導致民教衝突的因素太多了。
第一，利益之爭。比如舊教址的歸還、廟產及個人私產的捐獻、教會地產的買賣與租借等，都牽涉到利益的分配。
第二，公平之爭。傳教士來到中國，發現清朝的官員等級製度就是好，所以他們很快中國化了，也分成若幹等級以方便與中國官員平起平坐地打交道。具體來講，主教與督、撫平級；副主教與司、道平級，神父和牧師與知府、知縣平級。西方人眼中的清朝司法製度比叢林法則還要野蠻，所以傳教士一直認定他們的“教民應當享受比他的非教民同胞更高一等的司法”。
在傳教士的支撐下，中國人“一為教民，遂若為非中國之民”。以致於一位禦史替非教民抱不平說：“教民亦民也，乃與平民爭訟，到堂，平民長跪，教民則不跪；居鄉，平民有差徭，教民則無差徭，平民有厘稅、雜派、酬神、演劇等費，教民則一概全無。烏得不平！”那時的中國老百姓也很奇怪，他們給當官的下跪可以，可是別人不給當官的下跪，那就不可以了。乃一種政治上的“不患寡隻患不均”的平等意識！他們為什麽不爭個也不跪的待遇呢？中國人兩千年來一直是低頭做人，若有一個同胞昂起了頭，其他人首先想到的是把他拉下來，而不是“見賢思齊”！
第三，文化之爭。基督教反對偶像崇拜，反對祭祀祖先，對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三綱五常都不遵守，鄉民們當然看不慣，認為教民“無父無君”。
更關鍵的是，中國民間社會結構是宗法製度，民間社會組織是鄉紳治理。中國的鄉紳熟讀儒家經典，信守儒家規範，出則為官，入則為紳，子弟讀書為士，在民間的威望很高，好多社會糾紛、人事矛盾，甚至一些官司都是他們打理的。至於鄉村廟會、祭祀、紅白喜事等更是由他們操持。一句話，他們是社會公共事業的權威。現在來了洋鬼子，出了教民，鄉紳的權威一再遭受抵製與衝撞，當然咽不下這口氣。反洋教思想，應該就是由他們導引的。
中國一般鄉民，大字都不認識三個的。諸位看晚清電視劇，城門貼了什麽布告，都是由書生給圍觀者念下來的。所以，諸多反洋教揭帖應該出自士紳之手。正因為文化在他們之手，文化是他們的身家飯碗，所以其對洋教文化的敵視也最嚴重。麵對異質文化的浸淫，除了少數的有良知的理性的清醒者，一般的文化階層，表現出的都是本能的敵意。甚至可以這樣說，受傳統文化教育愈深，敵意愈嚴重。
第四，文化之爭的背後，還有一個文化的隔膜。中國人瞧不懂西方的宗教精神，但是給其添油加醋則很老練，於是教會的諸多行為在中國人眼裏就妖魔化了：比如“拐騙男女幼童，取其精髓製造丸藥”；比如“童子割腎，婦女切乳，剜眼取胎，嬰孩同煮”；比如“哄入伊教，吃了迷藥，與伊同睡，采陰補陽”；比如“子淫其母，兄淫其妹，父奸其女，翁奸其媳”。更有甚者，有的反洋教揭帖宣傳洋鬼配以中國人的眼睛，可以在一百斤鉛中煎出八斤白銀來。
魯迅在自己的《論照相之類》曾說起他小時候聽一位念佛的老太太說，洋鬼子挖了中國人的心肝，熬成油，點了燈，向地下各處照去，人心總是貪財的，所以照著寶貝的地方，火芯兒就彎曲下去了。於是洋人就發財了，洋人為什麽那麽有錢呢？就是這樣搞來的。
在這麽一種氛圍中，各地教案層出不窮。外國傳教士幹預教案的審判，免不了偏袒教徒，而教徒有的時候案前案後免不了仗洋人的勢力欺侮非教民。當然，非教民也難免找教民出氣。因為教民在地廣人多的中國，就像汪洋大海裏的幾滴水珠，一不小心就被人間蒸發了。
據周錫瑞《義和團運動的起源》載，義和團興起時，山東天主教徒有47221人，新教徒有14776人，而清末的山東人口，按戶部統計大約是3千萬，民教比例乃500：1。所以，非教民逮個機會欺負一下教民，也不是很難的事。
總之，多種因素導致民教之間的仇視一日更甚一日。一些地方官動不動因教案而倒黴，一遇教案，要麽偏袒教民一方，要麽拖延不決。心底裏自然也恨洋教，領事裁判權及與中國官員平級的製度下，外國教士居然跟外交官似的，也具有了類似外交豁免權的特權。教民呢，跟在其後耀武揚威。原先吧，不管啥民，隻要是大清子民，在官老爺麵前都得把頭磕得嘣嘣響，老爺讓他們抬頭，他們絕不敢低頭；老爺叫他們低頭，他們絕不敢抬頭。現在可好，他們不但不下跪了，有些人還咆哮公堂，直接跟官老爺論理論法呢。官爺的威風何在？所以，麵對洋教，不隻是民怨沸騰，連官怨都沸騰呢。因此地方官背地裏暗暗支持村民與洋教鬥，也不算稀罕。這樣一來，傳教士對地方官也不滿意，常向總理衙門告狀，搞得總理衙門招架不住，遂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頒發了一個《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把傳教士的中國式品秩用條文固定下來，確認他們遇有教案，可轉請公使或者領事，同總理衙門或地方官交涉辦理，也可直接與地方官商辦。傳教士的特權更加合法化與明確化了……
縱觀整個中國教案史，我們就會發現，義和團運動就是個特大教案。
下麵我們看看，這個特大教案是如何從山東爆炸的。前麵說過，山東義和團有三個重要組成部分。
第一部分，直魯邊界的梅花拳。起於魯西冠縣梨園屯拆廟建堂事件。早在鹹豐年間，該村士紳曾公眾捐款購買義學坡地，在義學後麵建有玉皇廟，占地三十八畝。鹹豐末年毀於兵禍，紳民無力興建。同治八年（1869年）村中民教都要求公分義學公產，包括田地與宅地。全村近三百戶，加入天主教者二十多戶，村民分得三十多畝坡地，教民分得三畝宅地。教民分到宅地後即轉讓給法國傳教士梁宗明，村民不依，雙方多次打官司並引起衝突。
同治十二年（1873年），梁宗明在宅地上拆廟建立教堂，引起村民公憤。官司打到知縣那兒，知縣以同治八年所立地畝分單為依據，判決梁宗明勝訴。
光緒十三年（1887年），梁宗明欲重建教堂房屋，教民王三歪等試圖擴充地基，再次引起村民公憤，將教堂拆掉重新建廟。雙方又打起了官司，經過一係列波折，縣令對村民一方的領頭人王世昌等六人革除功名並施以監禁。經十八村紳老出麵調停，雙方協定：教民王三歪等情願將教堂所占廟基歸於該村為廟；村民等情願另購地基為王三歪等新建教堂。這就是所謂的梨園屯第一次教案。
光緒十五年（1889年），新任教士欲摧毀當地人民對玉皇廟的偶像崇拜，重提同治年間的判決，希望在玉皇廟的地基上建立教堂。並且咬定教民已把該地基讓與教堂、光緒十三年的調解教堂並不知情、教民無權代替教堂簽訂協議，所以不予承認。
與此同時，村民們也心懷不滿，他們把王世昌等六人稱作“六大冤”。村中俠義人士閻書勤等十八人聯銜舉事，號稱“十八魁”，擬訴諸武力拆毀教堂。怕自身勢力不夠，他們引進了外援——直隸威縣的梅花拳。
光緒十七年（1891年），各地教案掀起了高潮，清政府一方麵著令各省彈壓，一方麵下發嚴禁焚毀教堂、保護教民的上諭。法國方麵抓住這個機會，通過總理衙門給山東地方官施壓。光緒十八年（1892年），當地知府下令，將玉皇廟判給教民，改建天主教堂；並令冠縣縣令個人掏腰包給村民，讓他們另覓新地，重建新廟。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跟利益無關，跟信仰沾些邊，但更多的是義氣之爭。當地村民本就沒有資金重建玉皇廟，早就拆分到個人了。現在，玉皇廟地基歸了教民，地方官自己拿錢給村民另行建廟，也算兩全其美了。但是村民不服。洋鬼子在中國百姓眼裏不是好人，就是教民，在深受中國傳統民間信仰影響的村民眼裏，也是無父無君、禽獸不如的東西。官府偏袒他們，村民當然不服。不服的結果，就是與教民毆鬥。雙方都有人受傷。事後，村民再次請來外援——臨清的道士魏合意和沙柳寨的梅花拳，擺出了武力護廟的姿式。教民幹脆報告官府，梅花拳有謀叛嫌疑。
山東巡撫親自過問，處理結果是：地方官拿獲魏合意，拆毀玉皇廟交還教士。曉諭地方紳士，申明利害，勸令村民組織解散。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教民在玉皇廟舊址建天主教堂時，“十八魁”領導的梅花拳及村民百姓五百餘人到現場阻止，教民隻得停工。之後，梅花拳聚眾千人，與教堂數百人武裝械鬥，打死教民五人，重傷數人。官府前來鎮壓，“十八魁”率眾對抗，後撤到直隸威縣。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十八魁”與威縣趙三多的梅花拳拳民聯合舉事。由於梅花拳其他領導不願意本拳派摻乎叛亂活動，趙三多隻好改名義和拳，他們針對山東、直隸的教會及教民，四處攻擊，名聲大噪。最意味深長的是，雖然政府一再鎮壓他們，他們打的旗號都是“扶清滅洋”。一句話，他們隻反對洋人，不反對自己的政府。有人據此認為，義和團反帝不反封。
義和團本就是封建勢力，我們不能說地主是封建勢力，與地主對應的農民就不是封建勢力了。從某個方麵來講，他們比地主還封建呢。比如他們成功了，所建立的王朝比前任更封建。所以他們的反封頂多是反對現任封建王朝，鬧好了取而代之罷了，他們才不是反封呢。至於反帝，也談不上。我們不要認為，反洋人反洋教就是反帝。義和團不是反帝，他們反外。凡是外國人都反，凡是外國的東西都反。
其實“扶清滅洋”這個口號並不是山東義和團原產，而是從外麵引進來的。具體來講，是從四川大足教案那裏學來的。大足教案鬧過三次，第一次（1886-1887）。光緒十二年六月十九（1886年7月20日），是四川大足縣龍水鎮一年一度的廟會，四鄉百姓前往參加。但他們更好奇的是龍水鎮新建的教堂。前往圍觀的時候，與教民發生口角。口角的結果，教民新建教堂被夷為平地。此後不久，龍水鎮周邊的其他教堂與醫院也相繼被百姓搗毀，教民房屋也受到襲擊。事後，政府通緝主犯並賠償教民一萬五千兩銀子。教民重新建堂，可是到光緒十三年（1887年）的下一廟會，新教堂再次被村民搗毀。政府再次賠款，並通緝主犯。這就是第一次大足教案。
光緒十四年（1888年），龍水鎮教會第三次建堂，光緒十六年（1890年）建成。一年一度的廟會又要到了，教會請官府出兵把守教堂。結果民教還是起了衝突，教堂第三次被毀。清政府把蔣讚臣當作打教的主凶，派兵前往捉拿。蔣逃往表兄餘棟臣家中。每次打教，餘棟臣與其兄弟餘翠坪都是積極參加者。表弟投奔他後，他激於義憤，開始拉攏人馬，歃血訂盟，組織煤窯與紙廠工人，攻入了水龍鎮，殺教民十二人，損毀教民房屋二百餘間，沒收教民財產，並且強迫教民退教。周邊群眾聞聽之下，也開始紛紛打教。清政府派兵鎮壓，餘翠坪犧牲，餘棟臣逃匿。是謂第二次大足教案。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大足縣令調任他地，餘棟臣回家，娶妻置產，不再和教堂鬥爭。但是教士與教民對之不安，給清政府施壓，促使地方官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逮捕了餘棟臣。蔣讚臣率人劫獄，成功。餘棟臣勢成騎虎，不得不再次舉事。他們首先沒收了教民與教堂的糧食，在起義檄文中則別開生麵地提出：但誅洋人，非叛國家。當然了，如果官兵剿滅他們，他們則反過來要把官兵當敵人看——“並非我朝臣子”。至於起義軍的小旗上，更是寫有“順清滅洋”的口號。現在無由評斷餘棟臣提出此口號是什麽心機，但是起義中間他與蔣讚臣曾有過接受政府招安的想法，隻是在其他領導人的反對下才打消了這個念頭。
但是餘棟臣的“順清滅洋”卻影響深遠。第一，這個口號通過會黨傳到了北方，讓山東的義和團也稀裏糊塗地打起了“扶清滅洋”的小旗；第二，這小旗讓清政府一些本就同情義和團的地方官也稀裏糊塗起來，對於義和團弄不清是剿還是撫，搖擺不定中讓其勢力坐大並直接影響了北京最高層的政治決策！
事實上，李秉衡、張汝梅、毓賢、袁世凱等幾任山東巡撫都對義和團持同情態度。李秉衡說：“民、教之所以積不相能者，則以平日教民欺壓平民，教士袒護教民，積怨太深，遂致一發而不可製……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為間說，甚已多方恫嚇。地方官恐以開釁取戾，每多遷就了結，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飲恨吞聲，教民愈誌得意滿。久之，民氣遏抑太甚，積不能忍，以為官府不足恃，惟私鬥尚可泄其憤……是愚民敢於為亂，不啻教民有以驅之也”。張汝梅說：教民“一經入教，遂以教士為護符，淩轢鄉黨，欺侮平民，睚眥之仇輒尋報複。往往造言傾陷，或謂某人毀謗洋教，或指某人係大刀會匪，教士不察虛實，遂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勢愈張，則平民之憤愈甚”。毓賢說：“竊思東省民教不和，實由近來教堂收納教民，不分良莠。奸民溷入教內，即倚教堂為護符，魚肉良懦，淩轢鄉鄰……又往往造言傾陷，或謂某人將糾眾滋擾教堂，或謂某人即是大刀會匪。教士不察虛實，遂開單迫令地方官指拿……百姓遂多不服”。袁世凱說：“東省民教積不相能，推究本源，實由地方州縣各官，平時為傳教洋人挾製……往往抑製良民……而教民轉得借官吏之勢力，肆其欺淩，良民上訴亦難伸理。積怨成仇，有由然也。”
隻不過，同情是一回事，執行政府政策又是一回事。而政府政策又在外國的壓力與慈禧太後的情緒之間來回搖擺。無邊的謠言與現實的不平，加劇了山東百姓憤怒的情緒。就在直魯邊界的梅花拳因梨園屯教案而舉事的同時，魯西南又出了大刀會。
大刀會，山東義和團的第二組成部分，起於魯西南。又名金鍾罩、鐵布衫、無影鞭。從這些名字就可以看出，義和團這一支流搞的是刀槍不入。要做到刀槍不入，需要經過念咒與吞符等一係列儀式。
大刀會最早起於山東曹州府。曹州府位於山東省西南部，下接江蘇省的徐州府，是個出“響馬”的地方，民風剽悍。《水滸傳》裏的“梁山泊”在曹州境內；唐朝末年“黃巢殺人八百萬”是從曹州開始的；繼洪楊而起的“撚軍”也起於這一帶。以致於周錫瑞先生不無黑色幽默地說：“長期以來這一地區的人們已學會與盜匪共同生活”。
所以民間有些玩大刀片的，也不算稀罕，其動機也不過是保衛身家。按周錫瑞先生考證，大刀會的領導階層應該是小地主。雖然大刀會成員多有佃戶與貧民，但是小地主掌控他們，則是基本可以確認的，其主要首領劉士端及其門徒曹得禮、彭桂林都是擁有50至200畝土地的地主。雖然大刀會的排刀排槍在地方官眼裏不外是邪教，但是由於盜匪橫行，地方政府難免借用他們作為剿匪的工具。隻不過由於洋教傳入，大刀會逐漸改與洋教為敵。具體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大刀會的一個敵人，名叫嶽二米子，帶領三千多沒吃沒喝的人搶富戶的東西，挨了大刀會的打，就入了天主教。另一個是：天主教徒對大刀會的刀槍不入表示懷疑，指為妄誕，這讓大刀會很氣憤。所以雙方漸起摩擦。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初，雙方因為口角之爭差點械鬥起來。教民認為大丟麵子，大刀會因地方官重申政府邪教禁令而大為窩火。
幾個月之後，終於爆發曹州教案、徐州教案。具體經過是這樣的：徐州龐姓家族與劉氏家族因爭奪無主地而爆發衝突。鑒於劉氏家族已奉教，龐氏家族的領頭人物龐士傑便入了大刀會，並且跑到曹州找劉士端借兵去了。劉士端不但給了他兵，還給了他將，把自己的弟子彭桂林派過來了。龐士傑有了兵有了將，就從徐州開始一直打到曹州，除了打教之外，還捎帶著把不信教的富戶也給打劫了。結果，彭桂林被徐州地方逮捕，龐士傑雖然跑了，但是山東地方官卻誘捕了劉士端與曹得禮，將其斬首。徐州那邊更是逮捕了龐士傑的哥哥。龐家一看不妙，馬上準備入教，一下子把十八個村莊四千多口子的名單提交給了當地的法國天主教神父。神父出麵保護，徐州地方官明麵上雖然不敢赦免龐士傑之罪，但卻告訴對方，隱藏一段時間，官府自然會說抓捕不到。過過風頭，就可以回家住了。對於這種掩護，當地的傳教士很得意，認為中國百姓遇上官司，都得拿錢打點，唯有他們，“伸張正義而不索取任何東西”。當然，他們隻有一個條件：請加入我們天主教！
徐州安靜了，魯西南的大刀會更安靜。但是，這是暫時的。離它們不遠的地方有了動靜。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爆發巨野教案。德國兩個傳教士，在山東陽穀一帶傳教的能方濟和在山東曹州一帶傳教的韓理前去巨野磨盤張家莊教堂參加薛田資神甫的天主教例會，晚上睡覺時被二三十個持刀的人殺死。誰幹的？說法很多，有說是巨野大刀會首領曹言學組織幹的，有說是一個名叫劉德潤的盜匪幹的，不管是誰幹的，反正中國人幹的。於是德國有了很好的借口，除了金錢賠償、地方官免職之外，還額外要求強租膠州灣。在德國的影響下，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緊跟其後，也跟中國政府訛詐上了，掀起了強占租借地和劃分勢力範圍的狂潮。大清王朝的王朝危機進一步加深。
如果說以趙三多為領導的直魯邊境的的梅花拳是以真功夫為主的話，那麽魯西南以曹州為中心的大刀會則是以刀槍不入為主。但是，這兩支再厲害，也超不過魯西北以朱紅燈、誠心和尚為代表的神拳。之所以稱神拳，估計是太神了，主要法術是降神附體。它是義和團起源的第三個組成部分。
站在經濟的角度，周錫瑞說神拳是大刀會的窮親戚。因為神拳會員們太窮了。這跟整個魯西北的經濟形勢有關。如果說黃河是魯西北災難的第一根源的話，那麽第二根源就是旱災了。除了這兩種天災之外，魯西北人民還要麵臨巨大的人禍。從山東的德州到高唐、茌平、東阿，是官方禦道，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南來北往的通道。官兵如篦匪如梳，百姓住在這樣的地方，不管是戰亂還是和平時期，都得不著什麽好。所以，貧窮是魯西北的首要特征。在傳教士的筆下，魯西農民的日子是這樣的：“魯西一帶的農戶大都居住在陽光不足、潮濕狹隘的茅草屋裏，窗戶很少。屋內的裝飾非常簡單。更為貧窮者，一間茅屋則具多種用途。爐灶鍋碗均擠在茅屋一隅，煮飯時黑煙蒙蒙，恰如濃霧彌漫，甚至人的麵孔也難以辨別……其食物也非常簡單，每年隻有極少機會吃肉，以粗茶淡飯為主。隻有新麥打下之後，才吃幾頓麵條和菜蔬……城裏平常使用的油鹽醬醋等調味品，在鄉間視為貴重品。若吃香油時，則用小棍穿過製錢孔從罐中取油，滴到菜裏調味。平常飯時，水裏煮些大蒜、辣椒、大蔥，就是一頓。除了喜慶喪葬或新年外，很少見到葷腥。老人也不例外。”
正如周錫瑞所說，這還是正常年景裏的魯西人民的生活，而對於多災多難的魯西北人民來講，就連這種日子都難得了。逃荒要飯應該是魯西北人民的家常便飯了。物質的貧困，必然伴隨著精神上的貧困。所以魯西北的義和團幹脆連香都不燒，直接叩頭、念咒，神靈就附體了。且神靈來源豐富，全部來源於中國的社戲小說，具體來講就是來源於《三國演義》、《西遊記》和《封神榜》等，人鬼蛇神全出動。和平時期，降神附體主要為治病；戰亂時期，降神附體就專為避刀避槍甚至避炮了。神拳門檻很低，人人能降神附體，不像洪秀全，就他和幾個弟兄可以玩這個，所以這是義和團始終沒有統一領導核心的致命根源，僅有地方領導與派別領導。魯西北的神拳領袖，乃是現身於茌平的朱紅燈與心誠和尚。而神拳會員們差不多都是沒有頭腦隻有情緒的青少年。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魯西北的神拳越來越活躍。平原縣的民教衝突中，民的一方請來了茌平縣的朱紅燈，勢力大漲。平原縣令蔣楷為之憂心忡忡，但是他得不到巡撫毓賢對之鎮壓的明確指令，就在他發現不鎮壓不行的時候，他也發現，鎮壓不下去了。朱紅燈身著紅袍、頭戴紅帽、高舉紅旗出現在了他麵前。雖然紅旗上明明寫著“天下義和拳興清滅洋”的標語，但是並不意味著義和拳要興清朝的命官，所以蔣楷騎上馬跑了，邀請巡撫派兵前來。結果，義和拳與政府官兵在森羅殿一地發生大決戰。決戰結果，朱紅燈本人逃跑，其他拳民看見刀槍不入並不靈驗，悄悄地都散了。隻有義和拳改稱的義和團名聲留了下來，以後，各地拳民就有了義和團這麽一個新的統一的稱號！
至於朱紅燈本人，之後聯係心誠和尚與於清水重新開始打教，但由於分贓不均，他們自己內部先打上了。打的結果，團員們把三個首領全抓住，扭送到官府了。官府呢，把他們押到省城濟南，全殺了。魯西北的神拳運動暫時進入低迷狀態，就等著北京向他們招手啦。
魯西北的打教運動，首先讓北京招回了毓賢。當然是在外國壓力下招回的。因為他們認為，魯西北拳匪的囂張，是與這位山東巡撫的懦弱密切相關的。但是回到北京的毓賢，在麵對仇外王公載漪等人時，既為拳民的忠誠與正義作辯護，還吹噓義和團的神功。
我們無從得知這位前山東巡撫是出於什麽理由作出了這種選擇，因為他的後任巡撫袁世凱就絕不相信義和團會有什麽法術。總之，毓賢北京之行，煽動起了仇外王公們對於義和團的希望與支持。這一切，導致太後對於義和團運動的剿撫兩猶豫。太後的猶豫、仇外王公的支持與袁世凱的鐵腕鎮壓政策，讓山東的義和團逐漸轉移到了直隸境內。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1900年5月），義和團進入涿州，並且由此開始了更極端的行為——攻打涿州和北京之間鐵路沿線的車站、橋梁及電報設施，在鐵路沿線工作的法國與比利時的工程師也受到了攻擊並且被殺，這讓外國人深受刺激。當然對於義和團來講，他們攻擊鐵路線火車站及電報設施的行為，除了籠統的反洋之外，還本能地是在給清朝官軍可能前來鎮壓製造障礙。事實上，聶士成就被政府派去鎮壓義和團兼護衛鐵路了，雙方結結實實地交鋒過幾次。
與此同時，太後派軍機大臣兼順天府尹趙舒翹、都察院左副都禦史何乃瑩前往涿州考察義和團。力主支持義和團殺滅洋人的剛毅惟恐趙舒翹的匯報結果不利於義和團，也緊隨其後趕往涿州。其實趙舒翹經考察已明顯看出義和團所謂“神功”全是假的，但剛毅卻力言神功“可恃”。趙是老官僚了，江湖上混得久，當然知道剛毅的意思，更知道剛毅背後站著一個載漪，載漪背後站著一個慈禧。於是表示剛毅所言並非無見，便先回京報告，留剛毅在涿州與義和團商議合作之事。而剛毅與義和團商議的合作，就是放他們進北京由著性子撒歡去。趙當然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不敢完全謊報，麵對太後時，含糊其辭匯報一番，但在剛毅等人的影響下，慈禧認為趙的複命之意是義和團神功“可恃”，最終下決心招撫義和團與洋人對抗。
此次複命對慈禧的決策有重大影響，據吳永的《庚子西狩叢談》，義和團運動失敗後，慈禧曾對人說道：“這都是剛毅、趙舒翹誤國，實在死有餘辜。當時拳匪初起，議論紛紜，我為是主張不定，特派他們兩人，前往涿州去看驗。後來回京複命，我問他：‘義和團是否可靠？’他隻裝出拳匪樣子，道是兩眼如何直視的，麵目如何發赤的，手足如何撫弄的。叨叨絮絮，說了一大篇。我道：‘這都不相幹，我但問你這些拳民據你看來，究竟可靠不可靠？’彼等還是照前式樣，重述一遍，到底沒有一個正經主意回複。你想他們兩人，都是國家倚傍的大臣，辦事如此糊塗，餘外的王公大臣們，又都是一起兒敦迫著我，要與洋人拚命的，教我一個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
慈禧這番說辭雖然有自我解脫的嫌疑，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一個深居後宮的老太太，被載漪這樣的宗室大臣欺騙也不是不可能。事實上，老太太最後還真的被載漪欺騙了。剛毅及載漪等人的慫恿與支持，讓義和團蜂湧進了京津二城。他們無視國際遊戲規則地亂砍濫殺行為以及清政府在保護外人性命及使館安全方麵的無能，導致西方列強不得不親自出兵進行自我保護。
五月初四（5月31日），經總理衙門同意，西方充實了三百多士兵做使館衛隊。之後，更在沿海集結二十多艘戰艦。五月十四（6月10日），在英國公使的緊急求援下，英國海軍上將西摩爾率領兩千名聯軍士兵從天津出發，前往北京保衛使館。他們沒有想到，他們根本走不到北京。就在同天，太後命載漪管理總理衙門，啟秀等為總理衙門大臣。第二天，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為董福祥部所殺。據說載漪撫摸著董的背部，伸出大拇指讚曰：“汝真好漢，各大帥能盡如爾膽量，洋人不足平矣!”搞得這個曾經的驢販子、回民起義的招安者大喜。
與此同時，在載漪等的慫恿與支持下，大量的義和團民湧進了北京。五月十九（6月15日）北京的義和團就開始圍攻外國使館了。對於太後來講，她既對義和團抱了猶豫態度，更對聯軍北上北京的動機抱了猜忌態度，這讓她左右為難不好決斷。從五月二十（6月16日）到五月二十三（6月19日）太後連續召開四次禦前會議，討論對外的和戰問題，兩派進行了激烈辯論。主和的有許景澄、袁昶、徐用儀等；主戰的有載漪、剛毅、徐桐等。
五月二十（6月16日）第一次禦前會議上，光緒嚴厲批評在事諸臣不能彈壓亂民。翰林院侍讀學士劉永亨由後排膝行而前，奏曰：可讓董福祥領兵驅逐拳匪。他還沒說完，端王載漪就伸大指厲聲喝道：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嚇得劉永亨不敢再說下去了。此時，跪在殿外的總理衙門大臣袁昶抗聲曰：臣袁昶有奏。慈禧命李蓮英傳話，讓袁入奏。袁說：義和團隻不過是造反者，萬不可恃，就令有邪術，自古及今，斷無仗此成事者。太後反駁說：“法術不足恃，豈人心也不足恃乎？今日中國積弱已極，所仗者人心耳，若並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國？”太後發表感想後又讓大家發表高見，大家胡亂說了一通，也沒個什麽結果。
有幾個官員看見太後偏袒拳匪，所以待會散後留了下來，希望再跟太後進幾言。先是大理寺少卿張亨嘉倡言殺幾個拳匪頭頭，大事即定；後是翰林院侍讀學士張祖謀問太後信亂民敵西洋可恃者何人？太後曰：我恃董福祥。張祖謀率然對曰：董福祥第一不可恃！太後大怒色變，厲聲曰：“你是哪個單位的？叫什麽名字？”朱祖謀對曰：臣為翰林院侍讀學士朱祖謀！太後怒曰：你說董福祥不足恃，你給我保個人來！朱祖謀倉促不能對……朱祖謀退出的時候，太後“猶怒目送之”。
按太後的意思，政府跟著義和團一樣亂砍濫殺，支持他們圍攻使館，那才叫順應人心。其實所謂的順應人心，不如理解為順應太後的心。義和團也算乖，在他們眼裏，光緒都是二毛子，該殺。啟蒙大師嚴複，也是二毛子，該殺。就連康有為，他們也叫喚上了，要求洋人把康有為引渡回來，好讓他們一刀幹掉。可以說，自從戊戌政變以來，太後第一次感覺到爽的味道，義和團真是太後的體己啊，自覺地給上層統治者當政治鬥爭的工具。事後，又被清政府定性“實為肇禍之由”，“非痛加鏟除不可”。在中國曆史上，人民群眾的這種自覺性與犧牲性既不是開始，更不是結束！
五月二十一（6月17日）第二次禦前會議上，大家又就戰和問題爭論，老太後卻突然宣諭說：“頃得洋人照會四條：一、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錢糧；三、代掌天下兵權……”老太後沒念第四條，她不好意思，第四條是：勒令皇太後歸政。其實這所謂的最後通牒乃是載漪命人偽造的，目的當然是在老太後的屁股上踹一腳，讓她跟外國宣戰。
老太後老糊塗了，起碼的國際遊戲規則常識也缺失了，也不想想這最後通牒是從何處來的，它根本沒有經過中外任何外交人員之手。
按照榮祿的說法，它是一個名叫羅嘉傑的江蘇糧道派兒子半夜三更送到自己手裏的。榮祿繞屋行，徬徨終夜，今天早上才送給太後的。而按羅嘉傑的說法，他是通過關係弄到手的。什麽關係？當然是載漪的關係啦。總之，老太後就這樣稀裏糊塗地淪為了載漪的工具。其實也用不著念第四條，因為光前三條就夠讓大臣們震撼的了，所以太後念完照會上的三條內容後，大聲說：“今日釁自彼開，國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讓之，我死無麵目見列聖。等亡也，一戰而亡，不猶愈乎？”群臣鹹叩頭曰：臣等願效死力。有的幹脆哭上了。載漪一幫複乘機主戰，語調高昂，刺激得太後也有了巾幗氣度，複高聲曰：“今日之事，諸大臣均聞之矣，我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戰，顧事未可知，有如戰之後，江山社稷仍不保，諸公今日皆在此，當知我苦心，勿歸咎予一人，謂皇太後送祖宗三百年天下。”
麵對老寡婦的愛國豪情，底下一幹漢子都被震撼了，雖然主和派中的清醒者也感覺到這照會有些“荒誕不根荒唐無據”，但是會議風向已徹底轉向主戰了，大家叩頭如儀，高呼“臣等同心報國”。那照會分明是要大清亡祖亡國的呀，誰敢擔待啊！慈禧乃命令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大學士聯元到東交民巷向各國使館宣諭，問洋人是不是要開戰，如要開戰可即下旗歸國。立山以自己不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請辭。光緒說：“去年各國使臣參觀頤和園不是你接待的嗎？今日危險你就不敢前往了嗎？”慈禧說得更狠：“你敢也要去，不敢也要去。”於是徐用儀、立山、聯元三大臣先行退出。
不過，就在同天，清廷收到了兩江總督劉坤一與湖廣總督張之洞等人發來的電報，建議清廷立即剿滅義和團，亂民不但不可保國，外兵深入，大局潰爛，到時候後悔都來不及。有了這些封疆大吏的電報，主和派重抖精神，依然上折堅持主和。
沒有辦法，五月二十二（6月18日），慈禧不得不第三次召集禦前會議。光緒開口說：“人心何足恃，徒滋亂耳。士夫喜談兵，朝鮮一役，朝皆爭主戰，卒至大挫。今諸國之強，十倍日本，若遍啟釁，必無幸全。”戶部尚書立山跟著慷慨陳辭，認為中國不是外國對手，義和團法術不足恃。載漪等主戰派卻首先請攻使館。內閣學者聯元認為，攻打使館，無視國際遊戲規則，恐將來洋兵殺入京城，必致雞犬不留。載漪他弟載瀾在旁高呼，聯元就是漢奸，應立即斬殺。幸虧莊親王載勳阻止，聯元才算暫時保住了腦袋。協辦大學士王文韶說中國財弱兵單，一旦開釁，何以善後？慈禧拍著桌子罵道：早聽厭這話了，若有本事，前去勸夷人退兵，否則斬！光緒持許景澄手大哭說：“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生靈何？”吵架的結果，太後雖然對外暫緩宣戰，但是對內卻下詔表揚義和團為義民，撥給內帑銀十萬兩。
五月二十三（6月19日）大沽口淪陷的消息傳來，太後馬上召開了第四次禦前會議。這次她就不打算給大家討論的機會，準備直接宣戰了。她說，列強沒有要求她歸政前，她還有懲辦義和團的意思，今洋人已索取大沽炮台，幹政如此，是可忍孰不可忍。看來，太後最怕的還是她退休、光緒複出這麽一條。不可忍的結果，太後命令總理衙門大臣兼工部左侍郎許景澄前往使館給外國人送去照會，限24小時內離開北京，由政府派兵護送到天津。光緒皇帝聞聽，嚇壞了，顧不得帝王尊嚴了，立即下座，又拉上了許景澄的手，說：“許景澄，你是出過外洋的，又在總理衙門辦事多年，外間情勢，你通知道，這能戰與否，你須明白告我。”許景澄連說：“鬧教堂傷害教士的交涉，向來都有辦過的，如若傷害使臣，毀滅使館，則情節異常重大，即國際交涉上，亦罕有此種成案，不能不格外審慎”等語。光緒深知萬不能戰，聽了許景澄一番話，悲從中來，拉著許景澄的手哭泣不止，許景澄也涕泣不止，氣得太後大喊“許景澄無禮”，光緒這才放開許景澄之手。侍郎聯元奏曰：“法國是專教國，釁也啟自法。若戰，隻能與法國開戰，斷無與十一國開戰之理。否則，國危矣。”聯元邊說邊哭，額汗如珠。太後已一意主戰，置之不理，僅令載瀾加意保衛宮牆而已。
決定宣戰的第二天，五月二十四（6月20日）一大早，西太後撇開光緒，召開樞臣會議。榮祿作了最後的努力，泣請太後勿攻使館。並強調以一國敵各國，存亡攸關也。可惜老寡婦聽不進。其他大臣也是一意主戰。稍事休息，用過茶膳後，光緒也被召來，慈禧向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宣布宣戰的原因，她說：“本來我是要嚴辦義和團殺洋人的，怎知洋人竟迫我歸政，這是朝廷大事，洋人怎可幹預，皇上身體素來很弱，我垂簾聽政是不得已事。今日無法寬容洋人，因為寬容就無以對祖宗。我臥薪嚐膽已四十年有餘，現決定和洋人決裂，榮祿以老成謀國，中外都尊為大臣，此次力主保護使館，實在荒謬。至於你們漢大臣應該明白，我朝二百多年對你們深恩厚澤，你們應該效死報答，不負我望。”慈禧說完就問光緒有何意見，光緒滿臉悲戚，默然良久，欲言又止，最後隻請太後聽從榮祿所請，勿攻使館。接著趙舒翹請殺內地教士。立山、許景澄、袁昶仍泣請勿和各國宣戰，勿倚賴義和團，並陳述洋人決不會要求太後歸政。載漪又大罵立山等是漢奸……哎，帝國的潛規則，罵別人是漢奸的，才是最可疑的人！
五月二十五（6月21日），老太後的宣戰詔書出籠了：“我朝二百數十年，深仁厚澤，凡遠人來中國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懷柔。迨道光、鹹豐年間，俯準彼等互市，並乞在我國傳教；朝廷以其勸人為善，勉允所請，初亦就我範圍，遵我約束。詎三十年來，恃我國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梟張，欺臨我國家，侵占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凶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赤子，仇怨鬱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勇焚毀教堂、屠殺教民所由來也。朝廷仍不肯開釁，如前保護者，恐傷吾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衛使館，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諭，原為民教，解釋夙嫌。朝廷柔服遠人，至矣盡矣！然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挾。昨日公然有杜士立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危詞恫嚇，意在肆其猖獗，震動畿輔。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嚐失禮於彼，彼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專肆兵監器利，自取決裂如此乎。朕臨禦將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孫，百姓亦戴朕如天帝。況慈聖中興宇宙，恩德所被，浹髓淪肌，祖宗憑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憤，曠代無所。朕今涕泣以告先廟，抗慨以示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口，孰若大張韃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僉同。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執幹戈以衛社稷。彼仗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胄，禮義幹櫓，人人敢死，即土地廣有二十餘省，人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減彼凶焰，張我國威。其有同仇敵愾，陷陣衝鋒，抑或仗義捐資，助益餉項，朝廷不惜破格懋賞，獎勵忠勳。茍其自外生成，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竟作漢奸，即刻嚴誅，絕無寬貸。爾普天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洩神人之憤，朕實有厚望焉！”
這個詔書是由軍機章京連文衝寫的，使用的是離騷體。
不過仔細看看這詔書，就會發現諸多奇怪：第一，詔書中根本沒提所謂的照會四條。敢情老太後也知道它來路不正，沒法提及？第二，老太後氣勢洶洶地向人宣戰呢，卻沒提人家國名，隻說了幾個“彼等”！彼等都有誰呢？老太後不知道，看到詔書的大臣也不知道，駐紮奉天（沈陽）的盛京將軍增祺甚至向朝廷請示說：“此次中外開釁，究係何國失和？傳聞未得其詳。應懇明示，以便相機應敵”。也就是說，盛京將軍不知該把槍口朝向哪個國家。這裏我們可以幫太後與她的守疆大吏們統計出兩組數字，一組是進中國的八國：英國、法國、俄國、日本、美國、德國、意大利、奧匈帝國。一組是事後與中國簽訂《辛醜條約》的十一國：除了第一組中的八國，另加西班牙、荷蘭和比利時。老太後有能耐，她把所有外國合到一塊兒，一鍋燉了，凡是洋人，統統是她的敵人。
此外，老太後還有一大能耐，在詔書裏看不到，隻能在實際行動裏看到，那就是，老太後這宣戰詔書，沒有通過自己的駐外公使送到任何一個國家去。她就是自己玩的。眾所周知，按當時的國際法，宣戰是當事國必須履行的義務之一，也是戰爭的法律程序之一。而且，宣戰要有幾項基本內容：宣戰原因；宣戰對象；什麽時候開始與宣戰對象進入戰爭狀態等。問題是我們的最高領導根本不管這一套，她這宣戰詔書頂多是宣給國內臣民看的，相當於內部動員令：政府實在忍受不了了哇，臣民們給我衝啊！有賞啊！
老太後為什麽拿義和團玩洋人呢？很簡單，她想給洋人點顏色看看。為什麽想給外國人點顏色看看呢，也很簡單，外國人一直給她顏色看了。就是沒有所謂的勒令老太後歸政，對康梁的庇護及已亥建儲的抵製，就讓中國的這個第一寡婦受夠了。從大裏說，是幹涉我大清內政；從小裏說，是幹涉我老寡婦家事！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可忍的情況下，先把徐用儀、聯元、立山、許景澄、袁昶等五個主和派當漢奸殺了，史稱“庚子被禍五大臣”。這哪裏是給洋人顏色看啊，分明是給自己顏色看。當然，最倒黴的是大清子民，誰都給咱顏色看！
西行漫記
西方也不傻，知道老太後在胡折騰。當時的《字林西報》社論曰：“中國與各大強國同時在作戰，它是由西太後和她的奸黨的選擇而作戰的。他們萬分愚蠢，妄自尊大，自以為他們能夠安全地抗拒列強……不管發生任何事件，這批奸黨若不自動離去，就必須被逐出北京城。希望有可能把光緒皇帝尋出來，把他重新置於皇位之上。現時必須對中國人明白指出，挑起目前的戰爭的是西太後，我們不是對中國作戰，而是對那個篡奪政權的北京政府作戰。”美國學者馬士評價曰：“地獄裏有怒鬼，但是比不上一位婦人受著藐視的時候怒氣之盛”，這位婦人“公然挑釁，破壞了國際公法的每一個原則”。
老太後破壞國際公法的直接後果就是八國聯軍進中國。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八（1900年8月12日），八國聯軍已經越過了通州向北京進發。此時，董福祥率領他的武衛後軍圍攻使館已一月有餘，竟沒有攻下來。同時，太後獲知自己最倚仗的主戰派大臣、原山東巡撫、現巡閱長江水師大臣、從江蘇帶兵北上勤王的李秉衡在楊村戰敗，至通州吞金自殺，哭了，對王公大臣們說：“我們母子怎麽辦？你們說說看！”王公大臣們大眼瞪小眼：你說咋辦就咋辦！
七月二十（8月14日），太後倚仗的另一個主戰派大臣董福祥兵敗退出北京。就在這天，慈禧召見大學士、六部、九卿，已無一人應召，太後對載瀾說：“事已至此，惟有走了，你們還可為我侍衛嗎？”晚間在宮中隻有三位軍機大臣，是王文韶、剛毅和趙舒翹，慈禧淒愴地說：“怎麽，隻有你們三人在此。其他的人都回家了，留下我母子不管，你們三人必定要隨我母子同行。”
七月二十一（8月15日）早晨，太後四點醒來，聽得外麵全是貓叫。然後是李蓮英驚慌失措地走進來報告鬼子打進城來了。說，德國鬼子進了朝陽門，日本鬼子進了東直門，俄國鬼子進了永定門，把天壇都圍上了，全都衝著紫禁城開槍，槍子一溜一溜地在半天空飛，並說消息是瀾公爺報來的，請太後避一避，免得驚了聖駕。老太後這才明白，所謂貓叫乃是子彈在空中呼嘯的聲音。聽了匯報後，她不停地在寢宮裏來回轉。
正要準備傳早膳，突然有流彈落在房上，嚇得老佛爺飯也顧不上吃了，傳諭皇後、小主、慈寧宮的太妃們、在宮裏住的格格們以及大阿哥趕緊換好行裝，準備出走。老太後由李蓮英梳了普通漢婦的頭，換上了半新不舊的深藍色夏布的褂子和洗得有些褪色的淺藍的褲子。皇帝幹脆穿得像個做買賣跑外的小夥計。慈禧乘載瀾的車子，光緒乘英年的車子，侍從的王公大臣主要有載漪、奕劻、善耆、載勳、載瀾、載澤、溥倫、剛毅、趙舒翹、英年等。
慈禧逃跑前一天還不忘幹件缺德事，就是把光緒所寵愛的珍妃，推下井中。現在，其他宮女太監也有不用人推，自己跳水死的，當然裹了細軟逃跑的人也不少。
離京城三日了，吃沒得吃，喝沒得喝，睡沒得睡。據隨侍的宮女榮兒回憶說：“人千算萬算也有算計不到的地方。老太後這次出走，什麽都不帶，隻隨身帶了些散碎銀子，以為沿途一定會有賣東西的。有錢能買鬼推磨，這種想法到現在完全落空了。由海澱奔溫泉，由溫泉北上到居庸關的古道，原來是南來北往的要道。做買賣的，開客棧的，尤其是驛站，都應該有人支應，可現在跑得一幹二淨。那些敗卒殘兵，有什麽搶什麽，一幫一幫的戴紅頭巾的義和拳也是有什麽拿什麽。殷實一點的人家都躲起來了，剩下不藏不躲的人也就窮得隻剩一條命了，目前的光景是有勢力沒處用，有銀子沒處花。一兩銀子也換不出一口吃的來。”
專製政府下的社會，就這德行。統治穩定時，一切森嚴，大家都裝模作樣；統治不穩時，一切亂套，大家都成無政府主義者。但吃虧更多的總是百姓。馬士說：“由於中國破壞了國際法並向世界挑戰，世界也反過來在對待這個破壞法律者時不承認它自己的法律。”
確實如此。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後，特許軍隊公開搶劫三天。事實上，不隻是三天，也不隻是搶劫，八國聯軍初進北京，所有能泄憤的事件都幹了：屠殺、焚燒、強奸、破壞。隻不過後來慢慢平靜下來了，占領北京一年之久，實行分區管製。老百姓也不算太傻，知道給誰做順民也是順民，所以，各國既定分界，凡在界內之鋪戶住民，不拘貧富，各於門前插白布旗一麵。居住某國地界，旗上即用洋文書寫“大某國順民”。也有用漢文寫“不曉語言，平心恭敬”貼於門前者。還有按某國旗號樣式，仿做小旗，插於門前者。
總之，老主子一跑，百姓趕緊擁抱新主子。
下麵我們還是說老主子吧。一行人在路上，能喝涼水啃玉米棒就不錯了。更讓他們不堪忍受的是蚊子、蒼蠅、癩蛤蟆、廁所裏的蛆。在此之前，他們哪見識過這種玩藝兒啊。八月初三（8月27日）太後逃到了山西境內，在山西巡撫毓賢的地盤，終於過上了一段好日子。問題是山西還不安全，特別是毓賢這一品大員在山西成了義和團的大顧問、大後台，殺的無辜洋人最多（傳教士總計被殺253人，光山西一省就150餘人），八國聯軍恨他恨得牙癢，難保不會打過來，於是再跑，九月初四（10月26日）又折騰到了西安境內，住進了陝西撫署。這下安全了，該擺的儀仗也都擺出來了，老太後這隻落魄的老雞又抖擻成鳳凰的樣兒了！
慈禧到西安後不是這裏疼就是那裏癢，夜夜失眠。是啊，放誰也睡不著啊，北京那邊的爛攤子就不說了，洋人要是懲辦罪魁禍首，第一個就是太後啊。相形之下，光緒倒是無官一身輕，不但身體好，心情也好，偶爾還和太監嘻笑一陣，當然，大發脾氣的時光還是有的。最倒黴的應是大阿哥溥儁。
在那個混蛋老爹的影響下，他也就是個小混蛋。被立為大阿哥後，在宮中，居然淩辱光緒，有一次指著光緒大罵二毛子，光緒訓斥他，他竟以拳回擊。光緒報告太後，太後震怒，命太監鞭撻溥儁20鞭。溥儁被責後，他父親大為憤恨，幾天後喝得酩酊大醉，約了莊親王載勳和載濂等兄弟帶領義和團60餘人，鼓噪衝入大內，搜拿教士，嚷著要見光緒皇帝，並罵光緒二毛子。這時慈禧正在用茶膳，聽到他們吵鬧，出麵大罵：“廢皇上一事，非爾等所得幹預，予自權衡；大阿哥之名號本不難撤，將伊逐出宮外，真如反掌之易。”老寡婦倒不是愛護光緒，隻是從這事裏嗅到了不祥的氣息，載漪還沒當太上皇呢，就這麽囂張，這要當上了，比光緒他爹要不好控製多了。溥儁呢，也沒有光緒好拿捏，自己想廢光緒這個負心的，沒想到新立的更負心。氣極之餘，太後命榮祿把隨同入宮的義和團為首頭目20餘人立時處決。現在，八國聯軍進京城，住進了皇宮不說，還在紫禁城裏大閱兵，自己跑得比兔子還快，老妖什麽時候受過這等凡人的罪，跌過這麽大的份兒，受過這樣的辱啊，一腔怒氣又拐到溥儁頭上了，導致這位養尊處優的公子哥兒常被鞭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孩子怕是做不成皇帝了！
豈止是溥儁做不成皇帝？太後是否能做成太後，大清國是否能做成大清國，還都是問題呢！
李鴻章最後一次“賣國”
老太後也不傻，好婦不吃眼前虧，又是謝罪，又是道歉的。把義和團要殺的“一龍二虎三百洋”中的二虎——慶親王奕劻和兩廣總督李鴻章提溜出來，讓他們做議和大臣，劉坤一、張之洞會同辦理。
法國出麵代表11國提出6條意見：一、懲處各國公使指定的罪犯；二、禁止軍火進口中國；三、賠款；四、建立永久性的使館衛隊；五、拆毀大沽炮台；六、允許各國在大沽至北京一線駐兵。
幾天後，慶親王奕劻與李鴻章聯合照會各國，提出了5條議和綱領：一、承認圍攻使館違反國際公法，保證今後不再出現類似事件；二、願意協商賠款問題；三、同意修改有關條約，側重中外商務；四、收回被占衙署，與各國分別締約；五、先行停戰。李鴻章甚至提出一對一地談判，以期各個擊破。
中方提出議和大綱後，聯軍最高統帥瓦德西趕到了北京，對李鴻章提出的議和大綱，他的態度是“不給予任何的理睬”。
首要的問題是慈禧的問題。李鴻章在上海時，湖廣總督張之洞發來一份替政府開脫責任以保全太後的電報，要求李鴻章簽名。鴻章一看無名火起，回拍給張之洞一份豪電，對老太後大加責備：“此次誤聽人言，致拳匪猖獗，責有攸歸，此固中外所共知者。”雖然如此，李鴻章也知道內外有別，對外，當然不會說老太後半個不字了。還是在上海，當荷蘭公使向他透露，各國公使擬讓慈禧歸政光緒，李鴻章當即表示反對，說“太後訓政兩朝，削平大難，臣民愛戴，此次拳匪發難，隻恐禍起腋肘，不得已徐圖挽救。”
一句話，大清離不開鴻章這麽一個老頭，也離不開老太後這麽一個老寡婦。而且持這種意見的不隻是李鴻章，還有一個老中國通呢，他就是“我們的赫德”。
赫德認為，在瓜分、改朝換代或修補滿洲人的統治這三種行動方針之間要有所選擇。他首先反對瓜分。當然他認為世界總歸要麵臨一個黃禍的問題。要解決黃禍，辦法隻有瓜分。瓜分不容易，那麽就快速推廣基督教。但是快速推廣基督教，他認為也不容易。至於改朝換代，赫德認為：“建立一個新朝代卻沒有一個全中國願意接受的有名望的人。這個計劃會把中國投入多年的無政府狀態中，並且由外國列強一致同意所設立起來的朝代，以後將永遠帶有軟弱和恥辱的標記。”赫德讚成“修補滿洲人的統治”，他說，把“現存的朝代當作一個開著的商店或公司接受下來，簡而言之，就是盡量利用它”。因為“它的命令通行於全中國，承認它會是所有的列強都默許的最容易的解決辦法，支持它比起任何其他的行動來都會更迅速、更有效地恢複普遍的平靜。”赫德的意見，當然有無可懷疑的權威性，列強還是比較信從的。
但是德國方麵窩了一肚子火，戰爭罪犯裏，他們首先想到的就是慈禧太後。李鴻章也不傻，特別提出“懿親不加重刑”。聯軍提出先議和再停火，李鴻章提出先停火後議和。聯軍開出一長串名單要求殺、關、流放和沒收財產。李鴻章認為應該嚴格區分，盡量按太後懿旨加以保護。談不攏，聯軍遂繼續西進，進犯清西陵和東陵，直逼張家口。聯軍司令瓦德西甚至說，如果中國再不提出令各國滿意的決定，聯軍就要進攻陝西，去捉拿真正的禍首！言外之意，他們要捉拿老太後了。事實上，同情光緒帝的外國友人並不少，他們紛紛提出以光緒代太後。太後這邊，也讓榮祿給李鴻章示意——隻要保住太後什麽都可以商量！李鴻章便積極地賄賂俄國出麵斡旋，英首相索爾茲伯裏也對德國方麵打招呼說：“絕對不否認，如果把皇太後牽入這件事情以內，人們將冒著廢棄中國整個國家組織的危險，這也是對於歐洲不利的。”
李鴻章一看有機可乘，馬上給慈禧去電：太後，您丟車保帥，把載漪那一夥人拋出去吧。此外，各國公使還提出，隻有中國的皇帝和太後回到北京後才可以開始談判。但是太後與她老公當年一個德行，談判不成，我可不回去。談判成了，我還得看形勢才回去！
眼看著談判又僵了，李鴻章隻好再次生病了。對於78歲的老頭來講，生病太容易了，何況本身就有病，馬關談判時的那顆子彈如今還在眼睛下麵的肌肉裏殘留著呢。鴻章生病後，俄國那邊又幫上了忙，忙著接收管理中國東北呢。其他鬼子一看，壞菜，再這樣拖下去，俄國熊又要近水樓台先得月了。於是不再堅持懲辦禍首與兩宮回鑾了，向清方提交了議和大綱12條：
一、中國派親王專使就克林德被殺一事前往德國謝罪，並在遇害之處樹立銘誌的牌坊；
二、嚴懲禍首，殺害淩辱外國人的城鎮停止科考5年；
三、中國必須用優榮之典就日本書記官被害一事向日本政府謝罪；
四、中國必須在各國人民墳墓遭到褻瀆之處建立墓碑；
五、軍火及製造軍火的器材不準運入中國；
六、公平補償外國人身價財產損失；
七、各國駐兵護衛使館並劃定使館區；
八、削平大沽炮台；
九、京師至海邊由各國留兵駐守；
十、永遠禁止軍民等加入仇視外國的團體；
十一、修改通商行船各條約；
十二、改革總理衙門和各國公使覲見禮節。
西安那邊一看大綱，老天爺，這也太狠了吧。南邊的張之洞更是不能接受，建議政府遷都，遷到他湖北的荊州。也不知他咋想的，想學曹操，挾太後以令諸侯？
李鴻章這邊，病得越來越嚴重，各國公使來看，有些公使還比較客氣，淨說吉利話。英法公使因在大綱中讓步較多，話說得就狠，說這個大綱夠客氣了，再不簽，戰爭立馬爆發，希望李鴻章不要做第二個葉名琛雲雲。他們走後，李鴻章趴在床上放聲大哭。我哭豺狼笑，太後看著大綱裏懲辦戰犯的名單中沒有自己的芳名，一絲竊喜湧上心頭——這個大綱還是可以接受的嘛。
於是雙方於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1901年1月15日）簽字，隨後就具體內容展開了談判。李鴻章感覺到，自己即將油盡燈枯了，希望有生之年盡快幫政府了結這個事：一是想加快談判，二是希望各國早日撤軍。但各國表態說，必須親眼看到禍首被懲辦，必須把賠款的數額定下來，否則決不撤兵。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1901年2月14日），清廷頒布上諭，雖然是以光緒皇帝的名義發出的，但我們看到的，分明是老太後的媚態——這天恰好是西方的情人節，所以老太後這媚態媚得也算對時：“本年夏間，拳匪構亂，開釁友邦。朕奉慈駕西巡，京師雲擾。迭命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作為全權大臣，便宜行事，與各國使臣止兵議款。昨據奕劻等電呈各國和議十二條大綱，業已照允。仍電飭該全權大臣將詳細節目悉心酌核，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既有悔禍之機，宜頒自責之詔……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念友邦之見諒，疾愚暴之無知，事後追思，慚憤交集。”
確實有些羞慚！
一個中國老寡婦，向11國列強宣戰。這在整個世界史上，是沒有先例的。老太後可以申請吉尼斯紀錄啦！更讓人羞慚的是咱那戰績。
之一：有關洋教方麵。據《中國教案史》的不完全統計數據，共有253名外國人（天主教主教5人、教士48人、修女9人、修士3人；新教傳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兒童53人）和3.5萬多名中國基督徒（天主教近3萬人，新教5000人）被殺。這是大毛子（外國人）與二毛子（中國教徒）。至於三毛子（會說個洋文、拿過鉛筆、用過洋貨、與外國人打過交道的，甚至啥都沒有，看你不順眼呢），更是無從計算，據說光北京一地就有十數萬人被殺。一句話，義和團殺洋人，殺來殺去，殺的還都是本土人！
之二：有關使館方麵。義和團與清軍圍攻會館兩個多月，據馬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外國作戰人員450人，誌願隊人員75人，最後死76人，傷179人；非作戰人員，除六名嬰兒因困苦而死之外，其他基本沒有什麽傷亡！隻不過解圍之後，又死了一些人。主要是外國人矯情，被圍期間身心受到了傷害。除此之外，義和團還搞了一些精神戰法，比如把東交民巷改為“切洋雞鳴街”，把禦河橋改為“斷洋橋”。至於“洪鈞老祖下凡”、“十萬天兵天將”、“呼風喚雨”、“點指發炮”之類的神功大法，更是火星人都知道了，否則洪鈞老祖與天兵天將也不會親自下凡助戰！
之三：有關八國聯軍先遣隊——西摩爾遠征軍。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四（1900年6月10日）從天津出發，到五月三十（6月26日）重回天津，據廖一中等人的《義和團運動史》，西摩爾海軍上將帶領的遠征軍共計2064人，在與義和團及清軍的戰鬥中，死62人，傷228人。這就算重大傷亡了。
之四：有關外交使節方麵。清政府宣戰前一天，德國公使克林德親往總理衙門質詢限外交使節24小時出京的照會，並希望告訴中方，違反國際法和侵犯使節的後果，但是走在半路上，就被中方的神機營章京恩海給開槍幹掉了。恩海據此要求政府提升他的軍職，按西方人記載，這家夥在事後的審判中說：“我從上級得到命令把每個到大街上的洋人都殺死。”而在此之前，日本使館的書記官杉山彬被董福祥的甘軍殺掉！
之五：八國聯軍方麵。據廖一中的《義和團運動史》，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初十（1900年8月4日）出兵2萬人，其中日兵8000人，俄軍4800人，英軍（主要是印度雇用兵，其次是中國雇用兵）3000人，美軍2100人，法軍（主要是越南兵）800人，德軍200人，奧軍58人，意軍53人。而中國京津方麵的部隊約10萬人。七月二十一（8月15日），太後西逃的那一天，北京淪陷。雙方傷亡不說了，隻說日本作戰非常勇敢，受到了列國一致誇讚。
當然還有一支也受到了稱讚，那就是八國聯軍中的中國雇用軍團。如果說英國在鴉片戰爭時期還是雇用中國人在戰爭中做苦力的話，那麽光緒二十四年（1898）他們升級了，英國從山東威海衛雇用了一支300人的中國軍隊，號稱中國軍團，當地人稱之為“華勇營”（參加八國聯軍時，編號為“英軍第一軍團”，400人。1902年擴展到1320人）。在中譯的西方著作中，偶而會看到有關他們的片言隻語，但是隨著威海檔案局的努力以及與英方的接洽，有關他們的詳細信息逐漸浮出水麵。最引人注目的當是中國軍團的英籍指揮官巴恩斯的評價：“事件雖小，意義重大。中國軍團表現出了與其指揮官堅定站在一起，即使是與自己的人民對抗也不猶豫的作風”；“中國軍團在戰鬥中毫不遜色地承擔了自己的責任”；“他們守紀律，聽從指揮，勇敢，吃苦耐勞，射擊水平很高，吃飯不挑食物，隻要數量充足就行。”相形之下，我們的張鳴教授評得最有意思，他說：“從這支軍隊留下來的老照片來看，這些來自山東各地的小夥子們，雖然頭上裹著頭巾顯得有點怪異，但軍容嚴整，渾身上下透著精神，甚至可以說是有點趾高氣揚。”照片我也看到了，山東小夥們著實帥呆了。
不管怎麽說，我的意見是對的，我曆來堅持，所謂的八國聯軍進中國，數字有誤。應該改成“九國聯軍進中國，其中一國是自己人”。先遣隊裏，德軍200人，奧軍58人，意軍53人，我們中國就400人，比人家德奧意三國還要多出百把人來！
閑話少說，言歸正傳。咱再看看老太後本人的戰績：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初三（1901年2月21日），清方接到了列強要求處死的12人名單，即：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莊親王載勳、都察院左都禦史英年、刑部尚書趙舒翹、山西巡撫毓賢、禮部尚書啟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大學士徐桐、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剛毅、四川總督李秉衡、陝甘提督董福祥。
其中有三個已死的：剛毅在西安就憂病而死了；李秉衡叫喚著要勤王，後來發現自己連自己都勤不了，自殺了；徐桐一聽說洋人進京，就慌了，在兒子徐承煜的教導下，上吊了。其他九個活的，發落如下：載漪、載瀾定以斬監候罪名，卻以懿親的緣故加恩發往新疆，永遠監禁；載勳著自盡；啟秀著自盡；毓賢本已在發配的路上，走到甘肅，又得旨即行正法，脖子挨了兩刀；啟秀和徐承煜沒來得及逃走，做了日本的俘虜，後由日本送給刑部正法；董福祥乃回部將領，恐怕激起回民叛亂，不敢處以死罪，最後革職禁錮在家了事；死得最不容易的是趙舒翹同誌，被定斬監候，後被賜令自盡，由陝西巡撫岑春煊監視。趙舒翹身體太健康了，吞金後，一直死不了。岑春煊再讓他服用鴉片煙，仍不死。隻好再進砒霜，但半夜還沒斷氣。岑春煊等不上了，用厚紙蘸上熱酒，蔽住其七竅，蔽了五次，終於助其上了路。可見身體好了也有壞處，自殺都不利索！
之後，清廷又收到列強要求嚴懲的地方官員名單，這個名單更龐大。政府經過調查確認，先後兩次發布上諭，又懲辦了96名官員：4人死刑；11人判死刑減為永遠流放；13人終身流放；4人監禁終身；2人長期監禁；58人永不敘用；2人譴責；2人追奪官職。
這些人被懲處的同時，是“被禍五大臣”的開複平反。問題是原先是當漢奸懲辦的，現在讓政府咋說呢？最後想了這麽幾個說法：一、對於剿撫問題，“詞意俱兩可”；二、“首禍諸臣乘機誣陷，文章參劾，以致身罹重辟”。三、念“宣力有年”，平日辦理交涉事件，“亦能和衷，尚著勞績”，著開複原官。
看來，不管是主戰，還是主和，實質下場都是一樣的。一句話，太後的纖纖玉手就這樣被左右兩派英雄們的鮮血染紅了！聯軍長出一口氣，接下來，該談錢了。
俄國率先提出要求賠償白銀1.3億兩。德國提出4億馬克。法國要求7千多萬兩。他們均要求賠款以現金的方式一次付清。英、美、日等國的考慮則是，羊毛固然出在羊身上，但是一次把羊拔死也不是一個理智與科學的態度，特別是英國，要聽中國通、中國大會計赫德的意見，那就是：中國究竟能夠償付多少？
赫德心裏門兒清，知道中國沒有現金：“歲入共約八千八百萬兩，而支出據說需要一億零一百萬兩。歲入的四分之一以上用於支付現有借款的利息；至於虧空或所需用與收入之間的差額，仍然是欠債，因為沒有資金償付它”。為此他認為：“最合適的償付方法”是“各國政府同意接受中國政府保證在若幹年內每年分期攤付。”
李鴻章徹底累倒了，再也爬不起來了。錢的問題，讓手下人去談吧。其實也不是談，就是等人家聯軍吵出一個數字，咱這邊等著認可而已。最後數額出來了，4.5億兩，分39年還清，年息4厘。眾所周知，4.5億兩是聯軍故意搞出的數字，意在侮辱中國百姓，人均1兩，活者有份。馬士說：“帝國所受到的恥辱為以往各次戰事後所未有，因為它不但喪失了威望而且也壞了名譽；朝廷受到了流亡和自覺無能的懲罰；行政方麵，包括在北京的有罪的滿人和在南方的比較有遠見的漢人，現在不得不進行一次外交戰，其結果是使國家受到了更深的侮辱。”他還說：“中國的滿洲統治者們或許已經汲取了一些教訓，也許他們僅隻想要別人相信他們已經汲取到教訓。但是，毫無疑問，他們太健忘了，並且想像別人也都健忘。”
唉，還真是那麽回事！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1901年9月7日），李鴻章與慶親王奕劻在《辛醜條約》上簽字畫押。回來後，李鴻章再次吐血。他給朝廷上了一個《和議會同畫押折》，說：“臣等伏查近數十年內，每有一次構釁，必多一次吃虧。……今和議已成，大局少定，仍希朝廷堅持定見，外修和好，內圖富強，或可漸有轉機，譬諸多病之人，善自醫調，猶恐或傷元氣，若再好勇鬥狠，必有性命之憂也。”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明擺著是說給太後聽的：您老人家以後可不能這麽“好勇鬥狠”了，您不知道咱鬥不過人家嗎？
條約簽了，各國陸續撤兵了，唯有俄國，拒不撤兵，希望把占領中國東北的既成事實合法化。甚至幾次三番跑到李鴻章的病床上進行恐嚇與訛詐。李鴻章實在頂不住，死了。時間是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1901年11月7日）。
老佛爺有話說
該死的都死了，不該死的也死了。下麵，該老佛爺班師回朝了。雖說八國聯軍已經撤出北京，但慈禧太後仍舊心有餘悸，不敢立刻返回。後在臣工的強烈要求下，才決定還都。出發前還命令各省先把回京的路修好。不隻是修路，沿路還要修人，我說的是各地方官。太後3000人馬過來，相當於3000隻野獸出籠，糟蹋啊。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二十（1901年11月30日），太後從西安啟程了。十一月二十八（1902年1月7日），太後抵達北京車站。美國駐華公使康格記述道：“當西太後乘輿經過使館人員站立的陽台時，她在轎中欠起身來，以非常和藹的態度向他們回禮”。十二月十九（1月28日）接見各國使節，“召見從頭到尾是在格外多禮、格外莊嚴和給予外國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進行的；這件事之所以特別值得注意，乃是因為這是西太後第一次在召見中公開露麵”，而不是在紗幕後麵。十二月二十三（2月1日）複接見使節夫人。她對那些經受過圍困之苦的夫人們“表示出極大的同情”，“一邊和她們說話，一邊流淚。”看來，太後挨了這麽一次，“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並不僅僅是經濟上的，還有精神的。至少，她對洋人的態度發生了巨大變化。
據德齡回憶，一天，太後曾問她，洋人是否向她問起過1900年拳亂的事。德齡告訴太後，拳亂那會兒自己正在巴黎，所以對這事不是很清楚，自然也就說不出什麽。並向太後保證，自己從未與洋人說過這事。於是太後跟她談上了：“我最不願提起那次事件，也不喜歡外國人向我們的人打聽這方麵的問題。你知道，我常常認為自己是有史以來最聰明的女人，誰也不能和我比。雖然我曾聽說過許多關於維多利亞女王的事，也讀過她的一些傳記——當然是中譯本，但我還是認為，她一生所經曆的大事和趣事，還不到我的一半。我的一生尚未完結，沒人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麽。或許總有那麽一天，我要用一些非同尋常的事，或是做一些和我過去所作所為完全相反的事，叫洋人大吃一驚。英國是世界上的強國，但這不是維多利亞女王一個人統治所造就成的。她有國會裏的才俊之士一直在做她的後盾，他們討論所有的事情，直到得出最好的結果，她隻要在文件上簽個名就行，國家大事也用不著她說什麽話。再回過頭看看我，我有四萬萬的人民，所有的事都要靠我一個人判斷。雖然我也有軍機大臣可以商量，但他們隻關心開缺候補，逢到重大的事情，還是要由我親自決定。皇上他知道什麽？
我一直都很成功，但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庚子拳亂會給中國造成這樣嚴重的後果。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過失。我本可以及時頒布詔令，阻止拳匪的妖言惑眾，但是端王、瀾公二人信誓旦旦地跟我說，這些拳民是上天派來的，能使中國擺脫一切我們所痛恨的洋人。當然他們指的主要是傳教士，你也知道我有多恨這些傳教士，我一直是個多麽虔誠的佛教徒，所以我尋思自己先不忙開口，等等看會發生些什麽。我的確也感覺到了，他們太過火了。有一天，端王帶著拳民頭領到頤和園，把所有太監召集到大殿的院子裏，逐一檢查每個太監，看看他們的頭上是不是有一個十字。那個頭領說：‘這些十字平常人看不到，但我能憑著他頭上有沒有十字來判定他是不是基督徒。’然後端王又到我的宮裏來，說那個拳民頭領正在宮門口，他已查出了兩個太監是基督徒，問我如何處置。我當即大怒，告訴他：沒有我的許可，他無權把任何拳民帶到宮裏來。然而他卻說，這個頭領法力無邊，能殺盡洋人，刀槍不入，所有天神都保護他。端王告訴我，這些都是他親眼所見。曾經有一個拳民用火槍向另一個射擊，子彈打中了，但那人卻毫發無損。端王建議我把這兩個被認為是基督徒的太監交給拳民頭領去處理，我隻好答應他。後來我聽說這兩個太監就在附近的村子裏被他們殺了。第二天，端王、瀾公又領著這個拳民頭領到宮裏來，叫所有的太監都焚香祭拜，以此證明他們不信基督教。這之後，端王又建議，最好讓拳民頭領每天來宮裏教太監們各種法術，整個北京城差不多都在學拳民的法術呢。第三天，太監們都換上了拳民的裝束，使我大吃一驚。他們穿著紅馬甲、紅頭巾、黃褲子。我看見我所有的仆從們都脫下了朝服，換上這身滑稽的裝束，心裏很是難過。瀾公還送了我一套拳民的衣服。
那會兒榮祿是軍機大臣，正在生病，請了一個月假。每天我都要派一個太監去看他，這天太監回來稟報，榮祿的病已經完全好了，明天就要進宮，而當時他還有15天的假。我不免有些困惑，他為什麽要放棄這麽多天沒休完的假呢。雖說如此，我還是很想見到他，因為我急著要和他商量拳民的事。榮祿來了，當聽說了宮裏發生的這些事，神色凝重。他說這些拳民都是不中用的，隻不過是些革命黨和煽動者。他們鼓動老百姓幫著他們去殺洋人，他很擔心這會給朝廷招來禍患。我對他說，他的話或許是對的，問他應該怎麽辦？榮祿說他這就去找端王。然而第二天端王對我說，他昨天因拳民的事跟榮祿吵了一架，他說現在全北京都成了義和團，如果我們要驅散他們，他們就會殺盡北京人，連宮中也不能免，他們已定好日子殺盡外國的代表。那個董福祥，是個保守的將領，已和一個拳民商量好，答應領著他的騎兵去幫拳民攻打外國使館。我聽了這話大驚，預感到要壞事了，於是立刻差人去叫榮祿來，又留住端王。榮祿來了，看上去很是著急，我告訴他拳民正要去攻打外國使館，他聽了更憂慮，建議我立刻下諭，就說拳民是一個地下幫會，叫百姓不可信他們說的話，並飭令九門提督，立即驅散京內拳匪。端王聞此大怒，正告榮祿，說此諭一下，拳民必殺進宮來，無人能免。聽端王這麽一說，我心想不如把所有的事全都交由他去處理。端王離宮後，榮祿就說端王喪心病狂，必將闖下大禍。又說端王此去．必定幫助拳民攻打使館。這些拳民都是烏合之眾，又沒讀過書，以為世界上的洋人隻有在中國的這麽幾個，殺了他們，便算斬草除根了。卻不知道外國是如何強大，中國的洋人被殺了，數以千計的外國人就會來為他們死去的同胞報仇。榮祿信誓旦旦地告訴我，一個洋兵可以毫不費力地殺死一百個拳民。他請求我諭令聶將軍率部保護外國使館（聶將軍後被拳民所殺）。
我自然立即發布了詔令，同時又叫人馬上去找端王和瀾公，告訴他們事態嚴重，不可冒失，最好依榮祿的計劃行事。然而事態已經一發而不可收，而且隻有榮祿一人反對拳民，奈何寡不敵眾，無力回天。一天端王和瀾公來了，叫我頒布詔諭，令義和團先殺了使館裏所有的洋人，再殺盡剩下的洋人。我非常生氣，拒絕下詔。我們商議了好半天，端王說事不宜遲，義和團已經做好了攻打使館的準備，明天就要動手。我大怒，叫幾個太監把他趕了出去。他臨走時對我說：‘如果太後拒絕下詔，不管你願不願意，我終究是要替你去做的。’他果然這樣做了。以後發生的事你也知道，他瞞著我發布了詔令，害死多少性命。後來，他見計劃不能實行，又聽說洋人已兵臨城下，不免驚慌失措起來，迫使我們不得不離開京城。”
太後說完這些，不覺哭了起來。德齡趕緊慰安。太後接著說：“你不必為我過去經曆的這些磨難感到難過，但應該為我的聲名就這樣給毀了而感到傷心。這是我整個一生當中唯一的一次失誤，由於一時的軟弱，終成大錯。從前我就好比是一塊無瑕的白玉，我為國家所做的一切，人人都欽佩讚賞，但自從拳亂之後，白璧其汙，終生莫濯。我也時時為此懊悔不已，想我平日也是個極有主見的人，這回卻聽信了那該死的端王，這一切全是由他而起。”
什麽無瑕白玉，帝國的體製下，擁有權力的人能幹淨起來嗎？有幹淨的嗎？甚至可以這樣說，人有多大權，惡就有多大膽！不過老太後好歹知道庚子之亂是一件丟人的事，比現在的某些史學者還要強，他們把庚子之亂稱作“反帝愛國運動”，直讓人懷疑，這些人是載漪端王複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