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年底我隨父母，全家下放農村，在生產隊分口糧。開始擠在一戶農民家裏住，第二年蓋了草房，看起來要全家“紮根農村”了。
我在村裏的“戴帽子”小學(附設初中)讀書，每天背著小板凳和書包，和農民的孩子一起上學。學校的條件差，窗子沒有玻璃，用塑料薄膜蒙著，陰天還能透光。上課是“複式教學”，比如說，三年級和六年級合用教室。一個課時分兩半，老師先教六年級內容，三年級學生看書。下半課時，六年級學生做作業，老師教三年級學生。農民對老師都還敬重，尊稱先生。調皮孩子的家長會對老師說，“先生，你給我打呀！”，老師也真打學生。剛剛看過城裏的學生批鬥老師，又來看老師打學生，感到很奇怪。
後來，我到縣城的中學住校讀書，寒暑假回村裏。比起省城的中學，縣城的省立中學要抓得緊，晚上安排自習。隻是受教材內容的限製，講的內容不深。取消物理和化學課以後，改教工業基礎知識和農業基礎知識，簡稱“工基”，“農基”。
高中畢業的時候，父母的情況改善一些，雖然不能返回省城，卻被調到石油地質勘探部門工作一段時間。那時國家有政策，野外勘探部門可以子女招工，恰好那年有招工指標。單位又規定了土政策，招工錄取以後，必須到農場種地一年。農場有四百畝地，我們一百多男女青年，一去就收稻子，冬天挖溝。開春以後，就要搶收搶種。第二年收完稻子，我被分配到石油普查大隊的鑽井隊做鑽井工。
77年高考之前，我已經先後在兩支鑽井隊工作，在大江南北勘探石油，從鑽井學徒工提升到副司鑽。雖然歌裏唱“我當個石油工人多榮耀，頭戴鋁盔走天下”，但是野外石油勘探鑽井隊十分艱苦，比大慶的鑽井隊還要艱苦，因為大慶是已經開發的油田，有生活基地。我們的勘探鑽井隊完全野外作業，三到六個月完成一口勘探井，接著就搬遷。新的井位，也許在麥田，也許在河邊。我們的鑽機是老式的基輔鑽機，井架和設備搬遷全靠人拉肩扛。開鑽前，先搭住的帳篷，再支井架。開鑽以後，無論酷暑嚴冬三班倒，當班的司鑽負責井口的一切工作，即使正常作業也會有工傷事故，壓傷扭傷是常事。下班回來，工作服和翻毛皮鞋上都是油汙和泥漿。鑽井隊實行半軍事化管理，每個隊都配指導員。對我來說，這樣的工作和生活比戶口在生產隊的時候好多了，吃皇糧，每月54斤糧票，二級工三十八塊半，每天還有五毛錢的野外補貼。但是也知道這不是長期的工作職業，還想讀書學習。
我獲悉77年有高考招生的消息很遲，母親的來信寄到偏遠的鑽井隊，我還摸不著頭腦。在此之前，母親給我寄過地質學和鑽井技術的書籍，還有上海出版的數理化自學叢書。和工作有關的地質和鑽井的書平時讀過一些，數理化的書卻是沒有怎麽翻。這時候隻能臨時抱佛腳，下班以後翻看這些書。帳篷離井台不遠，隻有睡鋪，沒有桌子，鑽井機隆隆，對我影響並不大。主要的問題是一個人自學，書似乎是看懂了，但是並沒有完全理解，融會貫通，書上的習題也少，沒有難度。到了考試的前兩天，聽說當地縣城的中學老師有公開的輔導課，晚上趕去一看，禮堂裏黑壓壓全是考生，原先的輔導班已經結束，老師回答了一些考試的問題。
我在當地的考場參加了考試，第一天早上的數學就考砸了。一道三角函數題，概念不清，很簡單的題，做錯了。另一道題，題意理解錯了。考出來以後特別不舒服，下午都不想再去考了。後來的語文和政治考試感覺好一些，理化考試又覺得不好。
十二月份考完以後，鑽井隊又開始搬遷。在新井位的鄉村，我收到了體檢通知書。到城裏醫院體檢時，遇到我們單位的另一位考生，他在二線的修配廠工作，就在這個小城裏。我和他交流了各自的考試情況，他好像比我要考的好一些。其實我們都不知道自己的分數，隻知道參加體檢的考生分數線是兩百分多分，平均每門大概六十分。我感覺數學沒有考好，而考前填寫的誌願學校和專業卻偏重數理。
盡管感覺不好，能夠參加體檢，又讓我對錄取抱有一線希望。我特別擔心我的地址和戶口隨鑽井隊遷移，當地的招生部門在錄取過程中無法與我聯係。在焦急的等待中，卻發生了另一件事，讓我參加了第二次“高考”。
我在的石油地質勘探單位屬於地質總局和省政府雙重領導。77年華國鋒提出要搞十來個大慶，我們勘探的油田是其中之一，石油部也加入要開發，已經有年產三十萬噸的能力，省裏也重視。單位就向上麵打報告，請大學代為培養相關專業的大學生，最後批複了文件。省內外幾所院校，有地質，物探，計算技術，自動控製，醫學甚至政治專業，大概有三十個名額，青年工人都可以報考，與77級一起入學，要求盡快報名考試。因為野外流動工作，我依然沒有辦法找到老師指點，或者參加輔導班。但有了第一次的高考經驗，自己再看了些書，覺得有了點底。考場是在單位的總部駐地。我的第二次高考結束以後，覺得數學基本都對，除了附加題。理化也還行。語文政治都能過關。後來才知道，試卷是省高考的備用卷，難怪題目看起來與第一次高考類似。
我很快就接到錄取通知，與單位的五個人，包括體檢時遇到的同事，到省城的一所大學報到，分別在三個專業。77級的輔導員給我們安排了宿舍，大學的緊張生活就開始了。
一下子到了寧靜的校園，每天宿舍，教室，食堂三點跑，可是心裏並不平靜。離開單位之前，我們被告知，我們上大學屬於代培，以後還要回來工作。另外，畢業以後的文憑和待遇，批複的文件沒有明確規定，單位隻能說以後盡量爭取。對這樣上大學，我感到有點“名不正言不順”，想下一年再考。可是真要高考，又如何一邊準備考試，一邊應付大學的學習？我又如何向單位提出退學，再申請高考？我很喜歡現在的大學和專業，同學們也很好，如何向他們告別？下一年一定能考上更好的學校和專業嗎？實在下不了破釜沉舟的決心。時間過得快，78年的高考報名的截至期轉眼過去了。我也慢慢專心學習，不再去想第三次參加高考。這時候已經有文革以後第一次招收研究生消息，我看到了自己的學習目標。
77級畢業之前，我參加了研究生招生考試並被錄取。同班有四分之一的同學被錄取。同單位來的五位同學，兩位錄取本校，一位錄取中科院北京研究所。另一位同學第二年被錄取中科院在省城的研究所。隻有一位同學回原工作單位工作，以後的發展也蠻好。
在我讀研究生之前，我的兄長已經到美國讀研，他原來是工農兵學員，考上第一屆研究生。一年以後，我的弟弟也考上研究生。弟兄仨都讀研究生，在那個年代讓父母很開心。他們的上一輩都讀完大學，他們自己在抗日烽火中僅上到高中，特別想讓下一代多讀書。
回首在農村上學，到讀大學，研究生以至留學，我感到很幸運。從城市一下子到偏遠的鄉村，幸運沒有染上疾病；務農做工從事重體力勞動，幸運身體沒有落下傷痛；讀大學留學絕路重生，幸運精神上折而不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