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啊， 我的故鄉!
老頑童。愛好文學，曆史，地理，經濟，哲理，時事，回憶，笑話，唱歌，電影，種菜，養雞，遊山，逛水，散步，打牌，胡侃
1983嚴打年始末
37年前的今天，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的決定》，提出從現在起，在三年內組織三次戰役。從1983年8月上旬開始到1984年7月，各地公安機關迅速開展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第一戰役。
1983年注定是一個不平常的年份。
這一年，全國犯罪激增，不少地方發生犯罪團夥大白天公開侮辱婦女、強奸女青年、攔路搶劫的惡性案件。從“鎮反”和“文革”一路走過來的國人一直生活在相對純淨的社會風氣中，“文革”時雖混亂但這種治安性犯罪似乎並不多。人們普遍感到缺乏安全感，很多女青年都不敢上夜班。
除此之外，這一年還發生了幾起令全社會震動的大案，先是2月份發生的“東北二王”連環持槍搶劫殺人案，案子還未破，接著5月份卓長仁等人從沈陽劫持民航班機飛逃南朝鮮。6月份在內蒙古呼倫貝爾盟喜桂圖旗發生了“六一六”事件，8個尚未成年的“古惑仔”酒後滋事，強奸、輪奸多名女青年，還殺害了27人，其中有一名75歲的老人和一名2歲的幼童，三起大案促使決策層本就握緊的拳頭高高舉了起來。
1983年8月25日，標誌“嚴打”成形的文件《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出台，並配套修訂了刑法法典，新增了死刑罪種，經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殺人、強奸、搶劫、爆炸、流氓、致人重傷或者死亡、拐賣人口、傳授犯罪方法等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被列為重點打擊對象，均可判處死刑，第一次“嚴打”由此拉開維幕。
擊斃“東北二王”
1983年9-12月份“嚴打”第一仗打響，中央號召“各級黨委、政府在三年內組織三次戰役,依法將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勞教一大批、注銷城市戶口一大批，並且殺掉一大批有嚴重罪行!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犯罪分子。”其中最大的一項戰果是擊斃“東北二王”。
1983年2月12日中午，沈陽的王宗坊、王宗瑋兄弟倆偷盜槍支，在混入沈陽空軍463醫院小賣部盜竊時，被醫院人員發現，將兩人抓到醫務室盤查，身高183CM、當過解放軍班長的王宗瑋開槍打死了4人，打傷1人。沈陽市公安局通過王宗瑋留下的工廠通行證，一個多小時後就確認了兩人的身份，撲到他們家中時，兩人已亡命天涯。
2月15日晚9時，“二王”又在湖南衡陽附近射傷了檢查乘客行李的47次列車員乘警，跳車逃跑。2月17日，兩人跑到衡陽冶金機械廠幹部伍國英等人的房內偷東西吃，被發現後1人傷3後，跳出衡陽警方關卡逃脫。3月3日，“二王”潛入湖北武漢第四醫院理療室過夜，打昏過來取東西的醫院實習女醫生周建媛。3月25日，“二王”各騎一輛自行車通過武漢岱山檢查站時，王宗𤤁先被查獲，騎車在後的王宗瑋突然開槍，10槍打死民警、民兵4名，搶走手槍1支，又在槍戰中打退了增援的岱山派出所民警，槍殺騎車路過的一名武漢工人，奪車而逃。8月29日，“二王”在江蘇江陰市又搶劫了市百貨公司營業款二萬餘元。兩人從東北一路作案，流竄鄂、湘、贛、皖、豫等重點省份。
“二王”所過之處，吸引了大批警察圍捕，但是卻屢屢逃脫，有群眾將公安局比作“第二糧食局”，人們在茶餘飯後談論“二王”時，其實也在暗地裏祈禱流竄犯“千萬別跑到我們這裏來”。
麵對這樣的暴力犯罪，承平日久的公安部門毫無準備。武漢甚至動用軍用直升機參與追捕都沒有逮到“二王”。為了抓捕“二王”，公安部門開始配備傳真機、巡警、特警，設立檢查點和110報警電話，並第一次發布了懸賞通緝令。當時全國各地的火車站、機場、旅館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到處都張貼著“二王”的照片，連中小學生都組織辨認，記住“二王”的相貌特征。
9月13日在江西廣昌縣，“二王”出門被人舉報，廣昌縣城關派出所所長鄒誌雄立即帶人追查，剛一碰麵，“二王”即開槍，雙方短暫槍戰後，“二王”翻山逃脫。9月18日淩晨，有山民報告稱家裏的飯和醃菜被偷吃了，現場還找有一隻鞋。江西馬上調動2.5萬名武警戰士、近千名公安民警以及部分民兵圍山搜捕，幾乎是每一米一個人，地毯式搜索，最後才終於擊斃“二王”。據說“二王”當時帶著上萬的人民幣卻腹無粒米，找不到地方花錢，已經餓的有氣無力。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1983年“嚴打”還打到了一隻大老虎，被捕的是胡曉陽、陳小蒙、葛誌文等六位上海“公子”哥。為首的胡曉陽是上海市委前第二書記胡立教之子，陳小蒙、陳冰郎是上海市委宣傳部長陳其五之子。
六人中，三個淫蕩公子、三個幫閑混混，在父輩革命勳章的蔭蔽下，廝混在一起幹的是沾花惹草、奸淫民女人妻的事。公子哥倚靠權力，打著幫人辦事的旗號，以招工、招幹、調動工作為誘餌，以跳舞、談戀愛等為名，從1981年到1984年，共輪奸、強奸、猥褻婦女51名之多。
陳小蒙出於記者的習慣，居然把采訪用到了“采花”上，每一次事畢，都會與對方聊一會兒，然後把“采花”過程細節及“采訪”內容如實記錄下來，幾年下來，竟然弄成了一本厚厚的《“采花”大紀實》書稿，而且還張羅著要出版。胡曉陽則愛好攝影，每逢淫樂之時，便會用攜帶的微型相機偷拍淫亂場麵，供事後“欣賞”，甚至還拿出一部分照片作為陳小蒙書的插圖，胡曉陽還故意拍攝了一些女性的裸照，用來要挾部分受害者繼續與他行歡。
陳小蒙家的房子是大部分強奸案的案發場所，他與胡曉陽等六人常帶各種形色的男女青年出入，周圍鄰居都知道這是個淫窟，但因為陳小蒙、胡曉陽是高幹子弟，誰也拿他們沒辦法。當時群眾對上海市領導有“三個意見”：陳國棟的秘書、胡立教的兒子、汪道涵的房子，胡曉陽位居其一。
到1985年2月15日，六人全部被抓獲。
1986年1月17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高級幹部及其子女絕大多數是好的。但是現在確有個別幹部子弟泄露經濟情報，卷入了情報網，出賣消息，出賣文件。越是高級幹部子弟，越是高級幹部，越是名人，他們的違法事件越要抓緊查處，因為這些人影響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處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們下決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製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
第二天，胡啟立在中央黨校畢業典禮上說：“現在要從抓大案、要案入手，特別是那些有高級幹部及其子女插手的大案要案，一定要衝破阻力，一抓到底。殺一儆百，挽救一批幹部。”
1986年2月17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以強奸罪、流氓罪判處胡曉陽、陳小蒙、葛誌文死刑，同案犯陳冰郎、陳丹廣、康也非三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5年、3年。經胡耀邦、鄧小平、陳雲等領導人過問後，於1986年3月執行三人槍決，此事引起社會轟動。外電報道，“中國國內宣布對高級幹部子弟判處死刑，這還是第一次。”
除了胡曉陽、陳小蒙等人外，在京津滬等主要城市的官二代、軍二代聚居區，警車穿行，人人自危，天津槍斃了朱德的孫子朱國華、天津警備區政委的子女等，杭州槍斃了浙江省委書記，20軍軍長熊應堂將軍的兒子熊紫平，熊北平……很多幹部子弟在“嚴打”中落網甚至被處以極刑，“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被認為是這次嚴打的一個突出“亮點”。
朱德的孫子朱國華
以“流氓罪”之名大開殺戒
83年“嚴打”秉承的是“從重從快”的原則，在迅速打擊了一批犯罪分子的同時，也“誤傷”了很多實際上並沒有多少“罪”的人。
最典型的、當時適用比較多的是“流氓罪”，因為“流氓罪”的界定比較寬泛，特別是“其他流氓活動”使這一罪名成為司法中的“口袋罪”，即什麽都可以往裏裝的罪名。打架鬥毆、男女關係不檢點、同性戀等都被司法機關以“其他流氓活動”論處，成為實踐中維護泛道德化社會的重拳。83年“嚴打”時，以“流氓罪”被判死刑的不在少數。
比較出名要數電影明星遲誌強，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是第二屆“全國優秀青年演員”，還受到過中央領導接見，上過《大眾電影》雜誌封麵。八十年代初社會冰封初解時，文藝圈總是最先化開的那一塊，早早成名的遲誌強經常與一些青年男女一起玩，尤其是認識了一些部隊高幹子女，進入到他們的圈子，經常聚在一起看內部小電影、聽鄧麗君、跳舞，有時還是貼麵舞，今天他家明天你家,音樂一放, 窗簾一拉, 就開始了。期間遲誌強還與其中一個部隊高幹家的女軍醫發生了性關係。
1982年，遲誌強等人被鄰居舉報為“跳光屁股舞”，“集體搞不正當男女關係”，在河北完縣《金不換》劇組外景地被捕，完縣看守所與他同監的兩人，一個因為偷看女廁所被判了死刑, 緩期兩年執行，另一個因強行摟抱了女青年被判4 年。遲誌強回憶，當時感覺這下活不成了。
南京公安部門因為他們的流氓行為沒有受害人，都是幾個人你情我願，本來準備教育了事，不料《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此事後，以《銀幕上的新星，生活中的罪犯》為題虛構渲染了遲誌強“強奸、輪奸”等情節。這篇報道在今天看來明顯已構成侵犯名譽權，但在當時借助遲誌強的知名度引起了轟動，結果很多憤怒的觀眾給南京公安局打電話，要求公審槍決遲誌強。迫於輿論壓力，遲誌強與其他涉案人員均以“流氓罪”被提起公訴，所幸，遲誌強隻是被判監禁4年， 1986年出獄後重新收獲了愛情與事業，他根據監獄生活創作的《鐵窗淚》，銷量超過千萬。
與遲誌強相比，其他人就不那麽幸運了，西安的“馬燕秦事件”當時是轟動三秦的“流氓罪”大案。起因是陝西西安，有一個中年婦女叫馬燕秦，喜歡跳舞，個性也比較放得開。公安本意是想敲打她一下，讓她收斂一些，就把她叫去詢問跳舞的情況，結果她一口氣提了數百個一起跳過舞的男女，個別人還與她有進一步的親密關係。因為馬燕秦的事情基本都在道德層麵，公安隻好將她放走。
“嚴打”開始後，西安公安圍繞馬燕秦，陸續抓審了三百多人，成為轟動三秦的特大案件。案子因為牽涉人太多，即使從快審理也需要一定時間，一來二去結果拖過了83“嚴打”的最高峰，直到84年才結案，因此隻槍斃了馬燕秦等三個人，有司法人士推測，如果擱到83年至少要槍斃十幾號人。
山東濟南京劇院演員張於太案經常與山東省軍區司令員之子耿愛平、山東省副省長之子武衛塵、山東呂劇劇團會計之子傅國營、濟南某醫院醫生徐春生以及市民車立君等參加家庭舞會，結果在83年被定為“流氓集團”重要成員，此案有十多人被槍斃。
遲誌強(右一)與陳衝(左二)等
抓罪犯有“指標”
83年“嚴打”自1983年起一直持續到1987年1月，共分三大戰役，加上收尾工作，曆時3年零5個月。為了達到“從快”的目標，本來應該相互獨立、相互製約的公安、檢察、法院三家公然合體，“嚴打”時三家各派一到兩人，共同審問，各做各的案卷，但卻是共同定罪名，一次定刑，而且定出判多少年，效率高的驚人。
生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人大多會對公安機關舉行的公審大會有印象，犯人被公審公判後，被反綁起來，胸前掛著寫有名字、罪行的木牌，被全副武裝的武警押在軍綠色卡車上遊街，有的死刑犯的木牌上還打著一個醒目的黑色大叉，有的犯人把頭埋的低低的，有的犯人還麵對著圍觀群眾笑，卡車上的大喇叭還廣播著犯人的罪行，宣傳“嚴打”鬥爭。
“嚴打”時有這樣一句口號：“可抓可不抓的，堅決抓;可判可不判的，堅決判;可殺可不殺的，堅決殺。”
在此期間，全國“共查獲各種犯罪團夥19.7萬個，團夥成員87.6萬人，全國共逮捕177.2萬人，判刑174.7萬人，勞動教養32.1萬人，其中，第一階段逮捕102.7萬人，判死刑的2.4萬人。”
有的地方往年槍決人犯隻有幾人，嚴打時卻動輒幾十人，因為需要行刑人一犯一槍，一齊開槍，所以每次行刑還需要從外地借調警察。關押場所也極為緊張，公安、獄政部門進行突擊性建設，另外還臨時征用、改建了一些公安機關辦公用房，借用一些單位庫房作為臨時監房，才勉強滿足需要。
“嚴打”毋庸置疑是一場決策層主導的一場司法“運動”，全國各地出於政治慣性，開始層層分解嚴打任務，甚至精確到某單位有百分之幾的人必須列為嚴打範圍。
據說在河南西部某縣村莊，一對年輕夫婦由於地裏農活多，便委托公婆白日在家照管新生的小孩，公婆一時疏忽出門了，回來發現小孩被家養的豬咬死了，全家人哭的死去活來。正好該村沒有完成嚴打抓捕指標，於是就把公婆二人以過失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和無期徒刑。另有一個500多人的工廠，接到的嚴打指標是30人。為了完成任務，廠裏甚至把在廁所寫髒話的人都抓起來了。實在沒得抓了，就把一個中學時偷過同學十幾塊錢的工人抓起來湊數，結果這人被判了兩年徒刑。
在嚴打中，公檢法係統的權力過大，其專政工具的麵目得到張揚，在迅速肅清社會風氣的同時，也開了司法機關在運動式集中執法中重結果正義、輕程序正義，肆意踐踏公民權利的惡例。
1985年“嚴打”轉入第三階段後，社會上已經出現了反思，認為對一些罪行輕的人打擊過重，打擊麵也過寬，有些地方開始複查案卷，最後在中央領導的批示和支持下，“嚴打”才得以順利進行到底。
[https://mp.weixin.qq.com/s/PTeLKIels-flBv1WojEHeg]
胡耀邦解放老幹部，右派平反還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他的民族政策給今天留下了禍患。
當時就覺得他的形象和風度不行，不穩重，一坐進沙發，人就沒有了。
按指標抓罪犯可能是下麵某地執行過程中土政策，不會是中央政策。
二王的動靜相當大。所以中國堅決禁槍是對的，否則社會治安不可想象。
照片上的胡耀邦一副趾高氣揚，神采飛揚，他做夢沒有想到旁邊有個“打瞌睡的赫魯曉夫”，幾年後讓他灰溜溜的狼狽下台，再2年就憂鬱而亡。 此乃時也，運也，命也。 o((⊙﹏⊙))o.
我經曆過那個時期，知道那時候社會治安確實很差，那次嚴打從速從重震懾了犯罪分子,迅速地恢複了政策秩序。
亂世用重典，快刀斬亂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