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1977年高考（上）

難忘1977年高考（上）

星期四, 12/06/2012 - 16:21 — 若慧

一九七七年高考考生入場（照片來自網絡）

 

從小學升到中學再入大學，本應是順理成章之事，然而上高等學府對於我們成長在文革時期的青少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直到1977年10月，恢複高考的政策就像一個熊熊燃燒的火把，點燃了我們心中的希望，那則在高音啦叭裏播放的新聞就像一聲響亮的號角，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將5百多萬年輕人集合在全國各地的考場，從此許多考生的命運發生了重大的轉折。每個77級學子都有著自己的經曆和故事，在恢複高考35周年之時，我不僅僅對77年的高考曆曆在目，對自己從小學後的漫漫求學路也仍然記憶猶新。

文革前還在讀小學時，爸爸有一支銀灰色的英雄牌高級鋼筆，那是他作為先進工作者的獎品。至今我清楚地記得爸爸在把它放進箱子時對我們幾個孩子說“將來你們誰考上大學，就把這支筆送給誰”。那是我第一次感知上大學是一件大事，是父母期望的，是我應該為之努力的目標。

1966年7月 我小學畢業，參加了升初中的考試，好像還報了三個誌願：五中，三中，附中。誰料到文革很快就進入白熱化，一切都亂套了，就連我們的小學畢業照都沒機會拿到 （至今都找不到）。由於我們已經邁出了小學的門，但又不屬於任何中學名下，到後來複課鬧革命就沒我們的份，我們這一屆小學畢業生就成了“無學可上的遊 民”。那年頭生活用品貧乏，買油鹽醬醋都得排隊，我在家做了整整三年的家庭“采購員”。除此之外，大部分時間我在家由姥姥“管”著，跟她學會了許多不同的 針線活和家務，這在日後的生活中讓我受益無窮。1969年9月我原來所在的附小成立了戴帽中學，我們才回到闊別已久的學校。三年不讀書，不寫字，好像腦子生了鏽，寫字手也笨了，都十五、六歲的人了，才從正負數，有理數開始學。一個學期後我們轉到正規的附中，之後在1971年1月初中結業。本該在1969年7月初中畢業，結果推遲了一年半，本應上三年的初中課程，卻草草減為一年半就結束了。(注：那時左到連畢業一詞都不能用)。

初 中結業後，我們有三個選擇：升高中，或上師範（全免費），或待業。我不喜歡當老師，也不願無所事事在家待業，隻有上高中。記得當時我對父母說，我挺想上 學，就是發愁學校裏的“講用會”。那時整天有“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講用會”，“鬥私批修”，我家成分高，出身不好，我又不善於在小組會上積極發言，所以 “講用會”是讓我最犯愁的事，無奈，也不能因此而輟學。我們那批人上高中的人很少，我所在的初中班有37人，隻有7人升入高中。上高中期間學校實行“開門辦學”，經常有學工學農學軍的活動。我們曾經像軍人一樣，跋山涉水，夜行軍，野營拉練一個月；我們曾在農村下鄉整整一學期，半農半讀；我們曾在工廠學工做了一個月車工。1972年，教育領域出現了一係列“回潮”現象，我們的學習風氣才由此好轉，讓我感覺到學習的生活很充實。也是在1972年 全國高校開始招收被推薦的工農兵上大學，有一次我們班演節目，要穿草綠色上衣，有同學建議我去大學借女兵的軍裝。記得那天下午我趴在外語係教室的窗戶上看 到幾個女兵學員在伏案專心讀書，我羨慕極了。由於自卑，最終也沒膽量進去借服裝。高中隻上了兩年半，快畢業時有傳說應屆高中畢業生也有可能被推薦上大學， 班長蘭蘭曾對我說“要推薦咱們班你算一個”，我哪敢奢望有這樣的事。越來越臨近畢業了，沒人能預料我們的去向，學校號召畢業生一顆紅心兩種準備，聽從黨的 招喚。結果是隻有一條道，1973年9月我踏上了插隊落戶的征程。臨行前，我舍不得把高中的書本當廢紙賣，於是將數理化的書和作業本都打成捆，放在高高的書架最上層，我想著沒準兒有一天會用到。

插隊三年半期間，全大隊十個村莊近100名知青中隻有一個紮根派被推薦上了大學。我再也不夢想能有機會上大學了，但我在農村的那些年沒有完全放棄學習，晚上喜歡看書，看報，摘抄詩歌及文章片段，堅持寫日記。當絕大多數一起插隊的人都離開村莊後，我最迫切的願望就是回城，1976年12月我終於有了一份自己不情願做的工作—汽車售票員。回城近半年後，我想，上大學對我一定是徹底無望了。記得是1977年5月的一個星期天，我把封存了近4年的高中教科書拿出來，既沒把書當廢紙賣，也沒有想用在生火時當助燃料，而是默默地在爐灶下撕成一張一張，燒為灰燼。現在想想，我那行為就是和上大學願望的一個“告別儀式”。

工作了十個月，也就是在1977年10月21的 清晨，我聽到關於恢複高考的新聞。因為隻聽了一遍，還不能確定和自己有多大關係。那天我們正在東山支援農業平整土地，工地上的大啦叭又傳來了這一難以讓我 們相信的好消息。我們一邊幹活，一邊開始興奮地討論我們是不是有資格參加考試。等確信無疑也包括我們時，我的心裏真有一種按捺不住的喜悅。可我們當中的小 石一點兒都不動心，馬上說：“你們別想了，就算考上了大學，將來畢業分配到西藏新疆，還不如現在呢”。收了工在回公司的車上，小楊分析了符合報名的考生情 況：“老三屆大部分都年令大，結婚生子，離開學校很久了，參加考試的人不一定多。比我們小幾年的學生在文革時期上的小學，和中學，他們的基礎不好，而我們73，74屆高中生趕上了教育回潮，學習用功，應該有優勢”。我覺得這一席話言之有理，當即動了參加考試的心。接下來的幾天人們都還在熱議，有人鼓勵：這是難得的機會，能碰了也別誤了，有人拉後腿：都23、4歲了，該找對像了，還上什麽學呀。我當時上大學的願望比較強烈，但不自信，心想，將有累積了10多年的青年報考，在這麽大的一個群體中竟爭，倉促上陣，我能行嗎？但想想過去幾年我們沒資格考慮上大學，現在機會來了，我無論如何不能錯過，因而堅定地報名了。從報名到考試隻有一個多月的時間，數理化丟了多年全忘光了，自己的書也燒了，怎麽複習？小楊的母親在市圖書館工作，借出了1956，1957年的數學高考題，看後覺得難度並不大，題的量也不多，這讓我有了信心。之後我先後借到別人的各科高中課本，因為要還書，我在幾天內把所有的公式和要點摘錄下來，這樣就可以脫離書本複習，然後多方麵找題練習。就這樣，每天要上班，還要緊鑼密鼓地學習，但我沒有“頭懸粱，錐刺股”的學習精神，從來不學到很晚，更不熬夜。有一天晚上很累了，不到9點就睡了，爸爸責怪我，“你媽出去給你找複習資料還沒回來，你就睡了，你能對得起你媽？你這樣能考上嗎？”我自知理虧，但太累了，悄悄地沒吭氣，帶著愧疚的心睡了。

1977年12 月 初的一天是高考的日子。考場設在一個小學，離家不算特別遠，但沒有直通公交車，要中途轉車，時間不好把握。那天我起了個大早提前到了考場，看到大家個個躍 躍欲試地從四麵八方進入考場所在學校，他們都和我一樣普普通通，也看不出誰有個聰明的麵孔，我真想像不出什麽樣的人能上大學。鈴聲響起，我懷著忐忑的心情 參加了這場興許能改變自己命運的考試。如果沒有記錯的話，第一門考的是數學，在複習時下工夫最大的就是數學，準備的比其它科相對充分。可必竟多年沒上過考 場，有點慌亂，該做對的題也做錯了，非常沮喪。雖然考試沒有取得“開門紅”，我沒有氣餒，接下來的化學和物理考得比較理想。語文幾乎沒有複習，是靠著平日 喜歡抄抄寫寫積累的語文底子來完成答題和作文的。政治題不覺生疏，基本上能答個八九不離十。

考試完就像卸了一個大包袱輕鬆了，壓根兒也不想到底自己能不能考上，總是反複在想“是什麽樣的人才能考上大學”？一個多月後聽說就要發初選通知了，1月17日那天我和幾個好友去公司打聽消息，隻見團總支書記武保承手中拿著一疊紙，對我們晃晃：咱們公司有13 人獲得初選通知。大家興奮起來，他一張一張翻著念名字，當時在場的幾個朋友的名都點到了，眼看他手裏的通知書就剩兩三張了，還沒我。我覺得不妙，就在那幾秒鍾我的心在狂跳，臉在發燒，當時恨不得有個地洞鑽進去。就在最後他念到了我的名字。天哪，我有希望上大學了！

隨 後體檢通知發下來了，據說會像參軍一樣嚴格。我知道自己身體沒問題，可還是緊張，生怕在哪個環節出個錯。在檢查嗅覺時，有三瓶無色液體，讓我聞第一瓶，我 聞不出明顯的味道，可又不敢說沒味，測試人還反複說再聞聞，我又覺得似乎有一點點說不清的味，真讓我摸棱兩可，不知該如何答。這時換了第二瓶，一聞就知道 是醋酸，接著聞第三個是酒精，然後他們笑道第一瓶是水。我真沒想到會拿無味的水來測，其實我的嗅覺是太靈了，那水和其它兩瓶靠的很近，都竄味了，難怪我說 不出是什麽。

緊接著是報誌願，可以填三個誌願，還可以選擇是否服從分配。我不願離開家也不願學非所報的專業，所以沒選擇服從分配。之後的日子是翹首盼通知，1978年3月3日這天，終於接到正式入學通知，一場懸念結束了。回想那幾個月的日子恍如夢中一般，心情跌宕起伏，做夢也沒想到我一開始的好奇疑問：“什麽人能考上大學？”，答案居然是我自己就是其中一員，是570萬人中的4.7%，是這場競爭激烈高考中的幸運兒。

1978年3月18日，入學報到的第一天，我跨入了大學的校門。那是我人生的轉折點，也是事業的起點。現在我從事著自己喜歡的開發藥物的研究工作，感到充實且很有意義。走過難忘的1977高考歲月，漫漫求學的路讓我明白，小人物的命運受大環境的製約，有時不一定能心想事成，但當機會來臨，緊抓不放，通過努力是可以改變自己命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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