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戰爭中的蘇聯援助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出兵朝鮮本身就是對蘇聯實現其遠東戰略目標和利益的援助和支持,斯大林對這一點非常明白。因此,無論從什麽角度看,蘇聯都有義務保證對正在戰場上殊死搏鬥的中國軍隊提供援助和支持。斯大林的確這樣做了。
從武器裝備上來說,中國要單獨應付這樣一場現代化戰爭是不可能的。僅供應足夠的彈藥這一項任務中國本身就根本無法完成。如1951年第一季度,朝鮮戰場上 所需彈藥約14100多噸,而國內的軍工生產能力隻能完成1500多噸,而當時唯一可能供應武器彈藥的國家隻有蘇聯。斯大林基本滿足了中國軍隊在戰場上的 要求,特別是在停戰談判開始以前,幾乎是有求必應。
俄國檔案文件反映了這方麵的情況。
朝鮮戰場的戰鬥打響後不久,毛澤東要求蘇聯提供魚雷快艇、裝甲艦、獵潛艇、岸炮等海軍武器裝備,並擬派海軍司令員肖勁光飛赴莫斯科進行商談。斯大林第二天 便回電表示同意。11月17日,周恩來致電斯大林:“新的戰役即將開始”,而“鴨綠江鐵路橋每天都在遭受敵機轟炸”,為解前方作戰燃眉之急,需要立即從駐 遼東半島的蘇聯部隊中抽調500輛汽車。斯大林當天便答複:“為了盡快將汽車移交給您——我是說給您新車,已指示我軍司令部不是從旅順,不是從舊車中調 撥,而是在滿洲裏交付新車。11月20日移交中方代表140輛,11月25-26日移交355輛,剩餘車輛將於今年12月5日前盡快發出。在滿洲裏站還將 交付1000輛汽車。”對於周恩來提出的請蘇聯為中國正在組建中的一個空軍集團軍派遣15名軍事顧問的要求,斯大林也是立即予以滿足的。
為了加強誌願軍的空軍作戰能力,斯大林還主動提出無償向中國提供大量新式飛機。他在1951年5月22日給毛澤東的電報中說:
滿洲和北朝鮮邊境上的空戰終於使我們確信,米格-15噴氣式殲擊機如有優秀飛行員使用,完全可以對付美國和英國最好的噴氣式戰鬥機,尤其是轟炸機。
你們從蘇聯得到的殲擊航空兵師目前已有10個,其中6個為米格-9殲擊機師,4個為米格-15殲擊機師。為使中國殲擊航空兵師能夠成為更加富有戰鬥力的殲 擊航空兵,應用米格-15殲擊機取代米格-9殲擊機,為此,需要從蘇聯給你們運去372架米格-15飛機。我們由於飛機不夠一直未能做到這一點,但現在已 能做到這一點。我們打算將這372架米格-15飛機無償提供給你們,僅支付從蘇聯到中國的運費即可,運費可從軍事貸款中扣除。至於你們現有的米格-9飛 機,可以留下來供你們大規模訓練噴氣式飛機飛行員之用,還可用以同轟炸機和不太現代化的戰鬥機作戰。你們的已學會米格-9的飛行員可以很容易地掌握米格 -15飛機,在我們蘇聯為此僅需10天以內的時間。
我們已擬定了將372架飛機運往中國的計劃:第一批為72架,6月20日以前運抵;其餘各批也將陸續運抵,保證你們到8月初以前能得到全部372架飛機。
幾天後,斯大林對蘇聯的這一決定做了如下的解釋:
我們俄國人犯了一個錯誤:原先估計米格-9殲擊機能比得過英美最好的噴氣式戰鬥機,現在,經過北朝鮮空戰之後,此估計的錯誤已顯而易見了。這一錯誤的意義 在於,如不糾正這一錯誤,它會有損於中國的空防。既然造成這一錯誤的責任完全應由我們——俄國人來負,那麽我們就責無旁貸地要消除我們的錯誤,用米格 -15殲擊機來取代米格-9殲擊機,其費用應由我們來負擔,即無償向中國提供。我們既然認為加強自己盟友——中國的國防是我們的目的,那我們也就隻能如此 行動。至於你們現有的米格-9殲擊機,我們本該將其帶回蘇聯,由於這些飛機目前對你們的需要來說要比我們大許多倍,因此,我們決定將其留給你們。你們曾為 我們買來了天然橡膠,那麽就讓米格-9殲擊機留給你們,作為我們為你們所給予援助的回報。
斯大林這一舉動表明了蘇聯作為一個盟國的誠意,毛澤東對此非常感激。從中蘇兩國領導人往來的電報中可以看出,中國和蘇聯之間的盟友關係在相互支援與合作中得到了加強。
當然,中蘇關於軍事援助的交涉並非沒有矛盾和分歧,特別是在戰爭進入邊談邊打的僵持階段以後,毛澤東仍然要求蘇聯大規模提供裝備,而斯大林似乎認為中國關於軍事方麵援助的要求已經不再是完全必要的和緊急的。
1951年5月25日,即第五次戰役後期,毛澤東派高崗和總參謀長徐向前率代表團赴莫斯科,談判購買60個師的蘇聯武器裝備問題。根據徐向前與蘇聯總參謀 部的代表進行預備談判後發來的電報,蘇聯方麵認為,在這60個師裝備的總數中,1951年隻能供給16個師的裝備(其中含3個朝鮮師的裝備),其餘44個 師的裝備將在1952-1953年提供。
毛澤東對此很不滿意,他在6月21日給斯大林的電報中說:“我軍在朝鮮參戰8個月的經曆清楚地表明了我軍與敵軍在裝備上的較大差距,迫切需要改善我軍裝 備。這就是為什麽我們派高崗同誌去請您供應60個師裝備的原因,對此您是答應過的。這是我們在朝鮮參戰部隊今年起碼的要求。”對於蘇聯總參謀部的意見,毛 澤東認為“這與朝鮮戰場的需要和時間是相抵觸的”。毛澤東要求斯大林:“為滿足朝鮮戰場的迫切需要,請您研究一下高崗同誌轉給徐向前同誌的申請,以及從7 月到今年年底按每月六分之一的比例提供全部輕武器、大炮、坦克、飛機、汽車、汽車備件及燃油料、藥品和其他軍用物資的可能性,以便使赴朝參戰各部隊根據現 實的編製得到補充。這對軍事行動的展開是有利的。”
斯大林則答複:“關於裝備60個師,我應當直言不諱地對您說,要在一年內完成這些訂貨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一般地說也是不可思議的。我們的廠家和軍事專家認 為,在今年內提供10個師以上的武器裝備就是完全不可思議的。隻有在1951、1952、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內,也就是三年內有可能完成60個 師的訂貨,但還是有很大困難。這就是我們的廠家和軍事專家的最後意見。我曾經千方百計想縮短這個期限,那怕縮短半年也好,但遺憾的是,經過檢查,結果沒有 可能。”
談判從6月上旬開始,持續到10月中旬,最後雙方達成協議:1951年隻能解決16個師的裝備,其餘44個師的裝備按每年三分之一計算,到1954年全部解決。實際上,直到1952年4月,蘇聯隻提供了4個師的裝備,而且其中3個師的裝備是要移交給朝鮮人民軍的。
不過,客觀地講,斯大林說蘇聯生產有困難是實情,而毛澤東堅持急需的這些裝備,其真實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軍隊的現代化問題。朝鮮戰爭 期間,中國軍隊的確是通過輪番赴朝作戰並配置整套蘇聯裝備而實現改裝的。時任軍委作戰部參謀、彭德懷辦公室秘書的王亞誌老人在接受采訪時告訴了筆者如下情 況:
關於陸軍裝備,50年代前期中國共有106個陸軍師,其中56個師是完全按蘇軍編製裝備的,也就是在戰爭期間談判的這60個師的裝備(其中無償贈送給朝鮮 人民軍3個師,另1個師拆散給各軍事院校作訓練用),另外50個師則是用國產的仿蘇武器換裝的。這56個師的編製配備與蘇軍完全一樣,即每個師 (14963人)有3個步兵團,1個炮兵團,1個坦克自行火炮團,1個獨立高炮營,1個獨立57反坦克炮營。炮團裝備有122毫米榴彈炮、76.2毫米野 炮、120毫米迫擊炮各1個營(12門);坦克自行火炮團裝備Т-34坦克24輛,76毫米自行火炮16輛;獨立高炮營裝備37毫米高射炮12門;獨立反 坦克炮營裝備57毫米反坦克炮12門;全師步兵武器13938件,炮303門,汽車261輛,特種車84輛,馬車517輛,馬1136匹。這些部隊主要是 在國內駐防,真正到朝鮮前線作戰的僅有3個師。主要原因,一是裝備時間晚了,部隊全部換裝後戰爭已經接近尾聲,二是蘇軍的裝備不太適合朝鮮的山地作戰。
關於裝甲兵裝備,中國人民誌願軍入朝後,為建立和培訓中國的坦克裝甲兵部隊,根據中蘇協議,蘇軍派遣10個坦克自行火炮團於1950年11月來華,由中國 組織10個團的機構對口接收裝備和接受訓練,其裝備有Т-34中型坦克300輛,ИС-2重型坦克60輛,ИСУ-122自行火炮40輛。中國用上述裝備 組建了3個坦克師(每師2個團,再配以摩托步兵團、炮兵團)、3個獨立坦克團以及基地訓練團。
關於高炮部隊,戰爭期間,中國利用蘇聯提供的37毫米高射炮編組了101個獨立高射炮營,其中有53個營先後入朝作戰,另40個營則編入國內各大城市防空 高射炮師、團,4個營編入坦克師,4個營編入海軍基地。此外,還組建了5個野戰高炮師和1個城防高炮師(用蘇聯85毫米高射炮裝備了24個營,用76.2 毫米高射炮裝備了14個營),這些部隊均曾入朝作戰。
炮兵方麵,中國軍隊在50年代還用蘇聯武器裝備了火箭炮師2個(9個團)、榴彈炮兵師14個、反坦克炮兵師2個、高射炮團33個、探照燈團4個、雷達團1個、獨立雷達營8個。
工兵方麵,用蘇聯的工程器材、舟橋裝備了28個工兵團,其中入朝作戰13個團。
鐵道兵方麵,入朝的鐵道兵10個師,加上鐵路員工共15萬餘人,其工程器材基本上購自蘇聯。
通信器材和防化器材也是向蘇聯購進的,用於全軍各通信分隊和防化分隊。
空軍方麵,到1954年初,中國共組建了28個空軍師,5個獨立飛行團,共有飛機3000餘架,均是蘇聯贈送和售予的。
至於海軍,由於資金和技術問題,雙方的談判進展緩慢。中蘇第一個海軍協定,即《關於供應海軍裝備及在軍艦製造方麵對中國給予技術援助的協定》(簡稱《六四協定》)簽字時,朝鮮戰爭已經接近尾聲了。
不過,蘇聯提供的武器裝備並不都是新式的和先進的,有的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提供給蘇聯的租借物資中的剩餘裝備,如配備彈藥有限的美製76.2毫米海 岸炮等。1952年5月中國兵器工業委員會決定生產18種製式的標準武器,其中除3種仿美製式外,15種都需要按照蘇聯的圖紙生產。下半年蘇聯方麵派出專 家來中國考察,並提供了圖紙,但後來得知,蘇聯提供的都是在本國已經停產的武器的圖紙。還有,1952年8月彭德懷到莫斯科與斯大林談加強中國空軍問題, 彭德懷提出要蘇聯援助伊爾-28新型轟炸機,斯大林滿口答應下來,但其條件是要中國購買足以裝備4個師的120架圖-4轟炸機。由於支付能力有限,中國隻 買了10架。後來才知道,蘇聯當時剛剛研製出圖-16新型轟炸機,而圖-4轟炸機是即將被淘汰的。此外,中國用蘇聯提供的3億美元貸款中的2000萬購買 了第一批魚雷快艇,其主機都是翻修過的,壽命不及新主機的一半。中國海軍後來購買的兩艘潛水艇和4艘驅逐艦也都是舊貨。
總的來說,蘇聯是當時能夠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的唯一國家,這種援助對於中國軍隊在朝鮮戰場上取得的戰果是有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的。
在朝鮮戰爭期間,中蘇之間的經濟關係也得到了加強和發展。
參與戰爭加重了中國經濟的困難局麵,據周恩來的通報,中國1950年的軍費開支占整個預算的44%,1951年占52%。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對中國 經濟發展造成很大損害,僅1950年底至1951年7月進口原材料和器材價格上漲幅度一般在一倍左右,有的上漲了四倍。同時,出口產品則大大減 少,1950年中國土產品出口約4億美元,1951年計劃減少為2.3億美元。中國與英、法、德等歐洲國家的貿易總額與曆史最高水平相比均減少90%以 上,與亞洲各國的進出口貿易也遇到重重困難。
周恩來曾在同羅申的談話中把中國的經濟困難主要歸結為兩點:一是財政非常緊張,二是技術幹部嚴重不足。在這兩方麵蘇聯都向中國提供了大量援助。
蘇聯的經濟援助為中國恢複社會經濟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1950年,中國請求蘇聯提供15.044億盧布(2.838億美元)的貨物,其中包括冶金、礦 山、起重運輸、能源動力等設備,以及黑色金屬軋材、金屬切削機床。這些都是中國恢複國民經濟所必需的物資,而當時這些物資隻能從蘇聯那裏得到。經過研究, 蘇聯部長會議批準了價值1.357億美元的供貨,同時蘇聯從中國進口了價值1.508億美元的貨物。中蘇貿易額1949年為2630萬美元,1950年增 長了9倍多,為24190萬美元。中蘇貿易額在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中1949年占第3位,1950年即躍居第一位。進口最多的是機器和工具,其次是石油產品 和鋼材,都是中國“生產建設上所急需的物品,同時也是帝國主義國家不肯出賣的物品”。蘇聯在對華貿易中給予了比較優惠的條件,例如對中國進口的商品價格, 都比同期資本主義市場的價格低——如矽鋼片的價格為香港市場價格的一半,而且按合同價格固定不變,不受國際市場價格上漲的影響。此外,蘇聯政府為了幫助中 國恢複生產,對於他們本可自給而無須進口的許多貨物也都設法增加其國內的消費量,大量向中國購買。對於中國臨時急需的各種商品,雖然在中蘇貿易合同之外, 蘇聯也都盡量供給。因此,大量地開展對蘇聯的貿易成為這一時期中國對外貿易確定的方向。
與此同時,蘇聯還向中國派遣了大量的經濟專家和技術人員,並同意邀請中國人員赴蘇學習。朝鮮戰爭開始之時,中國政府請求蘇聯政府延長正在中國工作的126 名蘇聯專家的期限,時間為一年,同時要求蘇聯接納一批中國的經濟工作人員(133名幹部和33名翻譯)到蘇聯進行考察和學習,時間為3個到半年。這兩項要 求都得到了滿足。到1952年3月,在中國已有蘇聯的顧問和教師332名,各種技術專家471名。因有些專家回國,1952年9月21日周恩來又致函莫洛 托夫,要求1952-1953年向中國派遣239名專家。這些專家顧問的到來,對中國的經濟建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總之,戰爭不僅加強了中蘇之間的軍事合作,也鞏固和擴大他們之間的經濟關係。因此,韋斯塔的判斷是有道理的:在朝鮮戰爭中,“很可能是由於中國人的表現給 斯大林留下了足夠深刻的印象”,“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中,斯大林還是計劃通過經濟和科技方麵的合作使中蘇同盟進入一個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