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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5-03-30 作者：高逸 來源：文匯報
圖片說明:77級高考準考證
77級、78級大學生的異同
■高逸
時光雖然任性，但還是沒有把77級和78級大學生輕拋。不管是其中“紅的櫻桃”，還是“綠的芭蕉”，都鐫刻在厚重的年輪裏。特別是近幾年，電影電視，書刊網媒，反映這兩屆學生的作品猶如“千樹萬樹梨花開”。然而時光又是如此無情，不經意間，就把這兩屆年齡懸殊的考生照進了人生斜陽，有些已含飴弄孫，有些將屆退休，年齡最小的亦從知天命向耳順挺進，揮斥方遒的歲月與這兩級學生戀戀道別。
由於77級、78級考生是時代轉折的重要符號，是不可複製的一代，所以相當多的作品聚焦於這兩屆學生種種的不易與成功，可謂喝彩一片。然談及他們的不足及兩級學生同與不同的文字，似未見到。這篇小文試圖從這一視角，為記錄中國當代史者提供一個經曆者的若幹細節，並求教於識者。
兩級學生的同
77級、78級考生絕大多數被“文革”十年所耽誤，來源龐雜，經曆豐富，誌趣廣泛。既有上山下鄉的城市知青，也有麵朝黃土的農村青年，還有被改造或待改造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工農兵學商，各種成分都有。他們在社會上摸打滾爬多年，櫛風沐雨，受凍挨餓，經曆過世態炎涼。是時代的風雲際會，把這批閱曆不同、年齡參差的青年聚攏到一個群體中。
這兩屆學生是從二千多萬考生中篩選出來的，是通過“獨木橋”的幸運者，驟然之間，他們從社會的底層變成了令人稱羨的“時代驕子”。因為深知機會來之不易，加之服膺“書山有路勤為徑”的古訓，晨曦誦讀，挑燈夜戰，是十分普遍的現象。我有個同級室友，總是早晨六時左右出門，晚上十一時左右歸舍，四年下來，幾乎天天如此。這樣的執著刻苦，既有自我期許，又負有家庭和社會的重托。
還別有一景的是，這兩級學生的年齡跨度非常大。1966至1978年的十三屆高中生，都有代表會聚於此，大的三十多歲，小的十五六歲。有兄弟、姐妹、叔侄、師生、夫妻、妯娌同年考入，入校讀書的序列完全被打亂。筆者所在班級就發生過這樣的真實故事：1978年10月，78級新生報到，77級一位十八歲的同學，與其他幾位一起，舉著“新生報到處”的牌子到杭州火車站迎新。未幾，一個熟悉的身影迎牌走來，兩人大眼瞪小眼，一時無法反應過來。原來，他接到的新生竟是他中學老師——一位出生於四十年代末期的“老三屆”（指66屆、67屆、68屆中學畢業生）！又是這位77級同學，在“迎新會”上代表“老生”發言，歡迎新同學。而台下坐著的一群新生中，就有他中學時的班主任。這種別開生麵的“喜劇”，隻能由那個時代製造。
無疑，這兩級考生的成才率很高。77級於1978年2月至3月入學，1982年1月底畢業，78級於同年9至10月入學，1982年7月畢業，相差僅六七個月。畢業那年，國家百廢待興，各個崗位都缺人，社會對這兩級學生翹首以待，因而成了“搶手貨”。加之他們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意識，適逢施展才能的廣闊舞台，因而大多成了各行各業的中堅乃至棟梁。如果排列其成功者的姓名，不啻是一個亮麗華彩的方陣，世稱“77、78級現象”。
兩級學生的異
雖然兩屆學生入校、畢業都是同一年，但還有一些不同之處。
77級考試方式特殊，錄取率之低在中國教育史上是空前的。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發布了恢複高考的消息，社會頓時沸騰。但難題馬上出現，報考人數遠遠超出預期，有1966至1977年高中生，有曆屆初中畢業生以同等學力報考，還有允許在讀的1978屆優秀高中生提前報考，總數多達兩千餘萬人。由於管理部門的準備時間短，加上高考廢止了十多年，物質和心理準備都難以適應這場規模空前的高考，因而許多省市隻得采取先行初試一次的方法，淘汰一批人，初試合格才允許參加正式高考。浙江省的初試以縣市為單位出題（時間在11月中下旬），分數上線的參加12月6至7日省裏命題的正式高考（上海是12月11至12日）。考試科目，文科為語文、數學、政治、史地，理科為語文、數學、政治、理化，總分為四百分，不考外語，作文題目是《路》。即使以這樣的方式“攔截”了相當大一部分人，全國參加高考者仍有五百七十多萬人。加上後來的擴招，錄取本科生二十一萬，專科生六萬三千人，共計二十七萬三千人，錄取率僅為百分之四點八；如算上初試，錄取率自然更低。由於參考人員多，當時連印刷試卷的紙張都無法供應，以致動用待印《毛澤東選集》的紙張應急。
也許有關部門覺得分兩次考試有違公平，所以從1978級開始隻舉行一次考試；高考試卷由全國統一命題，考試時間統一在7月20至22日。這一年參考者有六百十萬人，錄取本、專科學生四十萬二千人，錄取率為百分之六點六，也非常低。自此以後，社會上漸有“金77、銀78”的說法。
77級高考時，沒有重點與非重點大學之分，也不公布高考分數；誌願隻能填三個，在“備注”欄還可填報中等專業學校。考試口號是“一顆紅心，兩種準備”，“接受祖國挑選”。這年考生的“政審”依然嚴格。在分數上線、體檢合格後，對每個考生組成了兩人以上的“政審調查小組”，查考生的政治表現、家庭出身，包括親屬有無政治和曆史問題，寫成專題“政審材料”。
筆者記得非常清楚，“政審小組”在檔案館查到我那已去世的父親，在“集體加入國民黨”中有他的名字。聞知這一消息，我極為緊張。幸虧所在公社（現今為鎮）革委會主任挑擔子，召集會議，統一口徑，讓政審調查小組寫上“該考生表現優秀，其父親已去世，對考生無影響”的結論，再蓋上大紅印章。那時階級、成分的意識尚還彌漫，左風依然灼烈，他們這樣做需要很大的勇氣和擔當。至今想起，還是感念不已！
77級學生由三部分人組成：第一部分是成績、體檢、政審都合格者，1978年2月底3月初入學；第二部分是擴大招收的本科生和專科生，5月份入學；第三部分數量非常少，與第一部分入校時間相同，從曆屆優秀中學生中選拔，不用參加高考，采用與“工農兵推薦生”相同的入學路徑。據說，之所以還要以這種方式招一部分學生，目的是為了對比到底哪種方式錄取的高考生更為優秀。
77級的擴招之舉，還直接推動了一批中專學校升格為大專院校。由於擴大招生的人數較多（占第一批錄取生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原有院校的校舍和師資都成了問題。於是將錄取在大城市本科院校的擴招生，以“走讀生”的名義入學；在地區級城市入學的，則將一些老牌中專升格成大專。以紹興師範專科學校（1978年4月以前稱紹興師範學校，後改為紹興文理學院）為例，77級學生是以浙江師範學院紹興分校的名義招收，國務院批準“紹興師範專科學校”之名是在1980年8月，其時該校77級生已進入畢業之季。
稱77級也好，81屆也罷，實際上是同一批考生，然而其數序“名實不符”。恢複高考後，要給考生確定序列，“級”、“屆”不能隨意稱呼。教育行政部門最後統一規定，入學之年稱“級”，畢業之年稱“屆”。如照此處理，77級、78級的學生都是78年入學，82年畢業的，同一年不是有兩批畢業生了嗎？於是管理部門對77級來個“溯源去尾”，78年春季入學是實，但考試在77年冬舉行，那麽就定為“77級”；82年1月底畢業也是實，這“一個月時間”就忽略不計了，就稱“81”屆。浙江大學有位資深教授戲稱：“名為七七級，卻是七八年入學；算作八一屆，實是八二年畢業”。
這一“名實不符”的屆次，終給後人帶來某些困惑乃至混亂。《南方人物周刊》是一本有追求的刊物，其人物專欄往往產生重磅效應。然而其所刊發的《青年李克強》一文，兩個具體日期都錯誤。該刊2013年第十四期第四十二頁如此敘述：“1977年7月23日……見李皋蘭進院，李克強迎上前去，跟他說，‘我今天剛從農村參加高考回合肥’。”第四十三頁直引李克強的信函雲：“老紀……我於上月二十七日到校報到……克強，78.8.13。”李克強是77級北大法律係新生，1977年12月參加高考，1978年2月底到北大報到。顯然《青年李克強》所引的兩個日期，無論如何不可能出現在李克強的口述和信件中。文中兩個日期為什麽有誤，猜測度之，撰稿人大概不了解當年特殊情況，“以今推昔”，根據後來的高考日期作了善意的改動。然這一改，卻有違當年的曆史實情。可能還有另一種解釋，這兩個日期都是此文作者的筆誤。
浙江大學的民間校友會辦得風生水起，點子迭出，還不時推出“校友名片”，影響越來越大。但一不小心，也出現過“烏龍”，其校友介紹中多次將“77級”誤成“78級”，依據的大概是77級學生亦是78年進校。“校友會”是介紹校友的權威平台，此一“誤會”，或會帶來後續“誤會”。
如此例子俯拾皆是，不一而足，這種差錯乃至國家級的信息平台也有。
到了78級開始，大學有了“重點”和“非重點”之分，再無推薦入學生，考生知道了自己的分數，政治審查也大大放鬆，“級”、“屆”序列名實相符。這些細節的變化反映出曆史的演進。
兩級學生的特質與不足
77級、78級畢業生大多有幾分理想色彩，較能獨立思考，不大肯隨意附和，內心頗有幾分“天下英雄舍我其誰”的狂傲。這樣的特質，遇到開明的領導，會因勢利導，用其所長；而碰到嫉賢妒能的，給你穿小鞋也不難。而這兩級學生包括稍後79級等屆次的畢業生，較多集中於黨政機關。他們既有通力合作，也有互相競爭；在某些特定的場合，還有血氣方剛、互相不服氣的爭吵。
筆者當時所在機關，有兩個77級本科生，四個78級本科生，還有相當數量的恢複高考後的大中專生。工作之餘，常到單位食堂買幾個菜，沽酒聚餐，海闊天空，其中有一個老三屆的78級生也時常參加。他為人處事，機敏練達，頗受領導賞識，不知不覺間成了眾同學的頂頭上司。
有次聚會，不光有十多位大學生，還有幾位領導參加。因是周末，大家酒喝得不少，話題天南地北。哪知在酒酣耳熱之時，發生了一樁意想不到的插曲，一位77級的同學突然向78級的上司喊話：“來，師弟，給師兄敬上一杯酒。”
78級那位也許沒有聽到，也許懶得理會，依然與其他人高談闊論。77級那位以為是故意不理他，麵子上掛不住，追問道：“叫你給師兄敬酒，沒聽到嗎？”
那位78級的頓時反詰：“什麽師兄師弟，我與你同一年，我還是全國出卷的重點大學生。”
77級的聲調立馬升高：“我是首屆的，有我在，有你這種重點大學生嗎？”
“我第一年是所謂‘政審’，沒進校，要不，我也是首屆的。你牛什麽？”
“既如此，我們兩人再考一次，你敢不敢？”
眾人一時驚愕，因為按照這兩位平時的處事風格，是不會這樣激烈交鋒的。然而酒精發酵時那番控製不了情緒的對話，還是值得玩味。
不過事後還好，這兩位同學都未記隙，工作依然合拍。再以後的人生經曆證明，這兩位確實不同凡響。
77級那位，在九十年代下海創業，篳路藍縷，企業辦得有聲有色，手下有多個上市公司，多次躋身“福布斯”百強之列。
78級那位，憑著出色的才幹，綜合的協調能力，在政界嶄露頭角，從一個毫無背景的農家孩子變成省部級主官，實在不易。
當然，這也許是個例，不具有普遍性。但這兩人的奮鬥曆程，實是77級、78級學生的縮影。
不過，這兩級學生大多也清楚，自己無非是同輩中的幸運兒，個人努力固然重要，但時代的機遇更為重要。就像“五四”運動中的北大學生、國共合作時期的前四期黃埔軍校生，他們之所以縱橫當時，無非是曆史擺放了一個表演的舞台。
坦率說，77級、78級學生有許多先天缺陷。無論是文科生還是理工科生，大多欠缺學問“童子功”，外語基礎普遍較差，再加上地域的局限，視野也欠寬闊。如今互聯網時代來臨，77級、78級學生的知識和年齡結構方麵的缺陷，露怯得更加明顯。盡管他們力圖融入，但畢竟是“外來移民”，與後幾屆，特別是當今大學生的“自然居民”身份無法相比。在這一領域，他們似乎難以與後輩同場競技。
收筆之時，我想起杭州大學（現浙江大學）曆史係77級畢業三十周年《紀念冊》中的一段話，就以這篇文白相間的“序言”作結。文曰：
杭州大學曆史學係一九七七級同學以畢業離校三十旬歲，乃摭拾舊影，掇集成冊。眾同學肄業於史學，雖多未以習史為業，然久聆師訓，豈不知世事之遠袤。以不百之群好，倏爾之記憶，本無足稱。乃汲汲者，蓋有說焉。想我七十同學來自南國，於浩劫之後，長者或有家室之牽，少者甫及弱冠之年。共讀成均，攜手西子湖畔。“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同窗相親之誼，曆時彌堅。讀史知世，豁達人生。學教政商，揮斥縱橫。更以知命耳順，曾無金甌之缺，雖曰天命，豈非人事？眾同學鹹曰：物變無窮，人靈有常。同窗契心，厚地高天。掠取舊蹤，以誌此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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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年遼寧高考狀元，一家五兄弟同年入大學
珍貴文物—77級高考試題
確實，不然還在農村知青點
七七級錄取各省不一，我們那個省有重點院校錄取線。
為經曆者，補充點見聞。
大工院長曲伯川博士（6級幹部）給高教部寫信，建議有條件的高校擴大招生：
1。成績過錄取線
2。在高校所在城市有走讀條件
教育部采納了曲博士的建議，緊急擴招，至1978年5月，這些同學入學。暑假未放，趕課。秋季開學時，與其他學生一起上課。
走讀生入學前，學校與學生的住宿擔保人簽署一份協議：學校不提供食宿，不負責戶口，擔保人擔負學生的食宿。若學生不能保證上課，則將被退學，學校不管分配工作，學校不管戶口。
秋季開學時，各學校為78級入學準備好了宿舍食堂等設施。在走讀生強烈呼籲下，走讀生入住學校，轉戶口到學校。學校也包分配。
78年5月擴招的多為老三屆的學生。很多老三屆的考生成績過線，但因種種原因沒被錄取，後來出新政策，錄取不少老三屆考生，78年五月入學（為77級考生），曰為“走讀生”，但後來也都住校。
78級中應屆高中生比例比77級要高些。
此外，77年錄取率為4.8%，此為一簡單的數學計算。77年是12年的中學畢業生競爭77年那一年的大學錄取名額，這和79級開始本年度的中學畢業生競爭本年度的大學招生名額有別。所以77.78錄取率（競爭率)還應參照一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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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係裏有幾個，10年前有將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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