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一代應該得到補償，不僅因為國家的政策對他們一直不公，還因為他們不成比例地承擔了革命與改革的社會和經濟成本。而補償也變得越來越是個嚴肅的問題，因為這代人已經沒有未來：從“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到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中國的發展越來越要求高程度的教育、專業化、效率。但不幸的是，改革沒有給中國的社會帶來一個平衡的現代化：有本事或沒本事的人以正當或不正當的途徑發了財，而許多老百姓卻沒有跟上發展，因曆史受難的知青則鮮有受益。雖然發展是硬道理，但社會正義更是硬道理，否則發展至多隻有半吊子意義。知青一代的遭遇呼喚中國建立公正、規範、一貫的補償製度。對這代人，國家至少應該以特殊補貼貼的方式對他們進行補償為，使他們不再成為小康建設過程中的新“難民”。當然，建立補償製度並不容易。但中國不能隻有鄧小平的“向前看”，也要回顧共和國曆史的連續。既然有毛一代、鄧二代、江三代、胡四代革命領袖的起轉承接，況且習總書記還是地道的知青出身，那麽毛製造的社會問題、鄧帶來的社會麻煩應該在習總書記時代得到處理，因為這是政府責任和社會正義所係。
又下鄉又下崗，苦啊。最要命的是沒有自己的意誌選擇。
上山下鄉運動隨著改革的開始而結束，但知青一代的苦難卻並沒有隨改革的深入而終止。在毛澤東的革命時代，這一代人未滿二十歲就被過早地驅入社會，經曆農村生活的艱辛。在鄧小平啟動的改革年代裏，這一代的許多人在四十多歲時就被迫下崗，人在中年便過早地退出事業發展的舞台，忍受低收入生活的艱難。這一代人是毛的革命的棄兒，鄧的改革卸下的包袱。
然而，對這一代人不幸經曆的認真理解或誤解才剛剛開始。在上山下鄉被毛澤東政治化了的1960年代末和70年代，沒有人能公開陳訴知青的苦難；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崛起的知青作家以文學化的形式對自己一代人下放的經曆進行了心酸的描述，給予上山下鄉運動以辛辣的批判。進入1990年代，對知青一代人經曆的理解走向了學術化，但卻是詮釋的歧異化。劉小萌在其關於知青史的力作中指出：上山下鄉是場積弊叢生的運動，對知青是場強加的災難，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影響深遠的消極後果。而司養眼則認為知青下放給農村帶來了新知識、新觀念和新作風。知青們與村幹部打交道的作風，包括同村幹部爭吵甚至動手打架，對農民有著積極的影響，對農村政治的民主化有積極的意義。麵對大量回顧展的舉辦和文獻片的播放而紀實性地重現的知青生活，楊帆呼喚要為這一代人“爭一個公道”。但對孟繁華來說，這一重現隻是一些已成為當代社會精英和掌握了話語權力的前知青的“懷舊”。在他們那裏，“回憶、懷戀往事成了青春的證明，苦難變成了資曆，想像中的田園風情變成了抵製今日時尚的依據與信念”。
無論是理解還是誤解，迄今對知青一代的關注主要還是在他們上山下鄉的艱難經曆。顯然這一關注需要被延伸入改革時代，因為他們之所以成為一代人並不僅僅是因為他們都上過山下過鄉，還因為他們在改革年代都有著相同的艱難遭遇，而審視改革中的遭遇反過來更能加深對他們上山下鄉苦難的理解。為甚麽這一代人會率先下崗？為甚麽他們在下崗後難以再謀一正當職業？為甚麽他們難以應對改革的變動？為甚麽他們難以從改革的政策受益？沒有下放，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改革中不會過早下崗；而正是下崗，他們下放的負麵影響才深遠地顯示出來。下放和下崗，這一代人的兩種命運體現了從毛澤東革命到鄧小平改革兩大時代的轉換。從下放到下崗，這一代人的命運更多地體現出人民共和國不幸曆史的延續：他們過去的苦難正成為他們今日困窘的泉源。
一、界定知青一代
知青一代大體包括1947－59年出生於城鎮、並於1967年底至1979年初上山下鄉的1，647萬多的人。在60年代末，他們大約構成中國城鎮1.2億人口的13.7％；在90年代初城鎮人口增至2.06億時，他們占7.9％；在上山下鄉的12年裏，他們構成同年齡約，700多萬城鎮學生人口中的61％。他們是城鎮同代人中的大部分；並且從60年代至90年代他們一直是城鎮人口中一個不小的群體。在1967年末至1972年的第一次上山下鄉高潮中，他們中的715.68萬去了農村，以年齡較小的初中生為主體，包括大部分老三屆初、高中生和69－72屆的初中生。在1973－77年的第二次高潮中，他們有858.66萬人去了農村，以文革中的高中生為主體。當上山下鄉在1978年和1979年接近尾聲時，生於1950年代末的青年剛走出高中校門，他們中的一小部分人也去了農村。與許多在第一次高潮中去農村的相比，70年代末去農村的知青下鄉時間短、安置條件也好些，但他們畢竟也下了鄉。“下過鄉”是這一代人共同擁有的經曆。
文革也是這代人的共同經曆。在1966年文革開始時，這一代人正是小學一年級至高中三年級的學生。紅衛兵的運動使這一代人不僅在學校批鬥自己的老師，並且還走上社會參加串連、抄家、奪權和武鬥。盡管有不少人沒有、或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沒能加入紅衛兵，但他們並未能躲開紅衛兵運動的時尚、語言、音樂、文化、甚至歧視與迫害。這一代人是因文革而在政治上早熟的一代。無論歡喜與否，以紅衛兵運動為中心生活的文革經曆把這一代人捆綁在一起。
這一代人都接受過毛澤東思想主導的革命教育。爬雪山過草地的紅軍、為新中國犧牲的劉胡蘭和董存瑞、毫不利己的雷鋒、民族大義的文天祥都曾是這代人課本裏的榜樣。榜樣留給這代人的是理想主義、英雄主義、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利他主義，還有一些傳統的忠孝仁義。革命教育使這代人願意將自己的生命奉獻給一項大於個人的偉大事業，使他們有了性格的共性，以致於西方的學者曾稱這代人為“毛的孩子們”。即便改革已改換了中國人的人生目標，但獻身偉業的理想仍活在知青一代許多人的心裏。而被西方學者稱為“鄧的一代”的知青之後一代，顯然缺少這種理想主義。
在知青一代之前還有過約150萬的文革前知青，在1957－66年間下了鄉或去了建設兵團。他們中有像邢燕子和侯雋那樣獻身農村的典範，但更多卻是在沒考上高中或大學而成為“社會青年”後被動員下去的。他們也大多接受了毛澤東的革命教育，且上山下鄉時間更長、經曆更苦，但他們與知青一代人沒有相近的文革經曆。當文革的知青一代隨紅衛兵運動狂熱地從學校向社會革命造反，文革前的知青大批人則在造反要回城。這兩部分知青也沒有相似的下鄉後心理經曆。從招工、招生中，文革的知青一代還看得見回城的希望，因此“下放”對這一代的大部分來說有“下鄉鍛煉”的性質。但直至1970年代末，文革前的知青鮮有正當途徑回城，招工、招生不對他們開放。因此，“下放”對他們來說更是一種“移民下鄉”。文革的知青之所以成為一代人，還在於“下放”是他們共同沒有選擇的命運，但對文革前知青“下放”更是個體而非一代人的命運。
與下鄉知青一代同齡的，還有更大數量的生於和成長於農村的回鄉知青。自從1955年毛澤東把農村的“廣闊天地”劃給他們“大有作為”之後，“回鄉”便成了他們沒能考上初中、高中或大學之後的唯一出路。中國1958年的戶籍製度和爾後的城市招工製度、糧油布棉的定量供給製度和旅店的身份證介紹信製度，更是堵死了農村青年合法滯留城市的所有可能性。毛澤東的指示和政府的政策人為地分割了中國的城市與農村，歧視了農村的青年，不公正地把他們的農家出身政策性地化為他們天生的缺陷，迫使他們以農村生活為永遠的歸宿。與下鄉的知青一代相比，回鄉知青有更多的艱辛與憤懣，但也有不同之處。對下鄉知青來說，城市生活是他們理所當然預期的生活方式，下放使他們失去了應有的人生；但對於回鄉知青，務農是他們被強加的命運，而城市生活是他們可望而不可即的夢。同樣是在農村，回鄉知青與下鄉知青的心理創傷並不一樣。
二、不完整的教育
知青一代雖有蔡立堅那樣去杜家山當新社員的榜樣和北京紅衛兵曲折等去內蒙與牧民相結合的前驅，但把上山下鄉變為一代人的運動卻是毛澤東的旨意。毛有讓城市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思想，然而這場運動的根本意義在於以農村的空間解決城市積年成災的就業問題；此外，在開始時它也是為把武鬥尾聲中在城市遊蕩而成為社會麻煩製造者的紅衛兵中學生掃地出城。這場“再教育”運動是知青一代和整個中國文化教育的大倒退。將上千萬的城市知識青年經年地下放在農村，不啻於把他們往農民的水平拉齊；使這代人在學時數量和知識結構上隻擁有不完整的中等教育。
1966年8月開始，當這代人在中學和小學“停課鬧革命”時，他們中沒人意識到不完整的教育將從此陪伴他們終生。他們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而向所謂舊教育製度造反，但當他們批鬥老師和毀壞教室時，他們摧毀的是共和國經年才建立起來的正規教育秩序。因此當1967年10月中共中央號召大中小學“複課鬧革命”時，“複課”實際上已沒有可能。學校裏缺乏複課的物質條件，老師們難以在批鬥過自己的學生麵前重執教鞭。更大的問題是，除了政治性文件以外沒有知識可學。中央要求複課的主要任務是學習毛主席的著作、語錄與文革的文件，批判資產階級教科書和教育製度，在此同時安排一定的時間學習數學、物理、外語和必要的常識。可正規的課程已在紅衛兵對“智育第一”的譴責中被批判，革命化的課本還沒編出來。而自毛澤東於1966年5月為教授和專家冠以“資產階級”之後，知識份子已成賤民，擁有知識已成罪過。在這些條件下，即使複課也難以學習正規知識。因此當老三屆從1968年末率先大規模下鄉時，他們擁有的隻是不完整的教育。
老三屆走了，但毛澤東式對知識的鄙視仍在學校中繼續。1969年中央教育部門在批轉一份農村教育的報告時，認可了農村中學隻應有五門主課：毛澤東思想、農業基礎知識、革命文學與藝術、軍訓、勞動。這種課程設置不單貶低了學術知識，更把農村青年的視野限製在“農業基礎知識”上，這無疑是對他們持續的歧視。然而，中央教育部門卻將這種課程設置作為中國中等教育的新方向在城市推廣。當城裏的青少年在1969年和1970年升入中學時，他們得有這五門課，再加一門顯示城市人高貴性的主課：工業基礎知識。實際上，由於要經常去工廠、農村、部隊學工、農、軍，他們也沒能中規中矩地學這六門課。正如他們中的一位指出：“我這個六九屆的初中生，其實也就是小學水平。隻在初中的教室裏坐過三個月。”不幸，1969年和1970年的初中生正趕在上山下鄉運動的浪尖，大多數被下放“一片紅”大潮卷去了農村。
1970年之後的中學生曾一度有過正規化教育的希望。1970年開始的城市高中普及為正規化提供了製度的基礎，1971年的林彪事件使老百姓對毛澤東革命的希望幻滅，1972年的尼克鬆訪華和西方國家紀錄片的上映更使中國人為國家的落後感到震撼。在這種背景下，革命化教育失去了魔力，而正規化教育在學者的呐喊中、官員的支持下、人民的呼喚裏開始回潮。但回潮很快在毛澤東主義的激進政治家們攻擊下化為泡影。1973年激進政治家們以招收“白卷英雄”張鐵生入學而將勞動淩駕於知識之上；以支持尚未懂事的小學生黃帥的“反潮流”而將師生秩序摧毀；以馬振扶公社中學一個女生英語考敗後的自殺而對其校長和老師的審判將教育紀律破除。伴隨著他們的一波波攻擊，1973－76年中許多中學的門窗再度被毀，正規教育煙消雲散；毛澤東式對知識的鄙視在“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口號中被推向極端；而學生中流行的則是“不學ＡＢＣ，照樣當接班人”。當從這種環境中畢業的高中生在1973－77年間大批下鄉時，他們有著過多的畸形政治知識，過少的正規基礎教育。
然而，當田野取代了課堂，經年的勞動取代了文化，知青們既有的科班知識也隨之從記憶中褪去。1971年，張鐵生在插隊三年後被選為生產隊長；1973年張在被農民推薦為考生後參加了文革中唯一一次並因他而最終流產的大學入學考試。張的數學考了61分，語文考了38分，物理和化學考了6分。顯然張鐵生在農村勞動中表現很好，然而他的成績卻鐵一般地說明：下放使知青一代連已有的不完整教育也無法保住。不過，並非每個知青都最終失去了完整的教育機會。1970－76年中國的大專院校總共招收了94萬基於推薦製的工農兵學員，其中知青學員的人數在1973年全國知青工作會議後有很大增長。1974－76年知青入學的平均比例是大學、中專和中技招生總數的25.1％。如果把這一比例視為1970－76年知青入大學的比例，那麽工農兵學員中當有23.6萬左右是來自農村的知青。但實際上知青在1973－76年間上大學的比例要高一些，再加上一些知青在回城或當兵後又被推薦，因此文革中知青一代可能有約30萬人入了大學門。
1977年恢複高考後，1977－79年有43.9萬知青從農村考入大學。加上很多已回城再考上的知青，中國大學裏1977－79級中可能約有55萬是知青一代人。1979－82年中國電視大學招收了36.22萬全科生；1980年中國政府允許函授大學和夜大學頒發大專文憑後，函大和夜大在1980－82年間共有16.81萬學生。如果以電大的學生年齡分布為基準，那麽1979－82年的電、函、夜大共計53.03萬的學生中約有62％或32.88萬在20／23至32／35歲，即在知青一代的年齡範圍裏。鑒於知青隻曾是其同齡城市學生人口的61％，那麽可以認為知青一代約有20萬人是這幾年電、函、夜大的學生。工農兵學員製在1976年之後終止，1980起大學也隻從應屆高中招考學生，而1982年之後20歲上下的小青年成了電、函、夜的主要學生。從1982年到90年代中，知青一代仍有些人讀了電、函、夜大和正規大學辦的大專班，但可能不會超過10萬人。從1970年起的工農兵學員到1977－79級的大學生，再從1979年起的電、函、夜大和大專班拖拖拉拉進入1990年代，知青一代人按寬鬆的估計大約有115萬最終受過高等教育，而另外的1，532萬除了約50萬人在文革中上過中專、中技外，隻能永遠擁有不完整的教育。
問題是，隨著改革的開始，教育水準變得日益重要，大專的文憑成了晉升的依據。1979年中國政府開始把教育程度作為基層以上提拔官員、企事業領導的一項指標，而1983年幹脆把大專文憑作為提拔的一項基本依據。這種提拔政策無疑對中國各階層領導的現代化富有意義，但它卻無視曆史，把知青一代人下鄉的苦難化為了他們後天的缺憾。盡管這一代的1，500多萬人依然年青、有豐富的社會生活經驗和良好的工作表現，但如果沒有大專文憑，他們永遠登不上晉升的階梯。隨著改革的深入，至1980年代中期，高水準的教育成了每一種正當職業的基本要求，就連服務性行業也不例外。1990年代中期，北京一家茶葉店要求應聘者不但要年輕，粗通茶文化，還得懂英語。鄧小平的改革根本性地改換了毛澤東的革命社會的目標，而在這改換裏，知青一代下放的“積累”變成了無用的資曆。麵對教育程度日益增高的要求和改革快速變化的節奏，知青一代缺乏應變的基礎，成了改革社會中“沒本事”的人。最慘的是這代人約有一半是66－72屆的初中生。在14－17歲之間，他們以大致小學的教育程度去了農村；而在40歲左右下崗後，他們成了褓姆、攤販、鍾點工、飯店服務員。不完整並且水平太低的教育使他們無法競爭改革帶來的新機會，而改革前進時他們下了崗，被拋在後麵端盤、練攤、搬煤氣。
三、耽誤的社會生活
不完整的教育並非知青一代在改革中僅有的困窘，被下放耽誤了的社會生活也讓他們在改革年代格外艱難。當他們在1966年造反中把中國社會搞得天翻地覆，沒有人會想到他們所預期的生活將要等到社會秩序的重新建立。而這一等就是十多年，以致於他們成了“耽誤的一代”。不少人從鄉下回城時已年近三十，戀愛、婚姻、家庭、生育、工作全被耽誤了。即使1977年開始的高考讓一部分人搭上了通往大學的末班車，可他們的教育也已經被耽誤過了。當30歲的老知青和17歲的應屆高中生同坐進77級的教室裏，沒有甚麽比這更能提示知青一代的正常化生活從一起步就已不相稱地晚，要趕上改革的時代更倍加吃力。
下放至少使大部分知青的生活耽誤了五年以上。在1，647萬知青裏，有些人下放兩三年後便因優秀的勞動表現或父母的“後門”而被招工招生征兵，但更多的人在鄉下待了五年或更長。在1978年上山下鄉已進入尾聲時，農村仍有860萬知青。他們很多人已下放了十年，特別是200多萬待在已由建設兵團改為國營農場的知青和大量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兵團是國營企業，從下去第一天起兵團知青就已是國家職工，因此他們很少能以“招工”這一知青上調的最主要途徑回城。而作為文革前地富反壞右黑五類及文革中揪出的叛徒、特務、走資派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孩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知青中最無望的一群。毛澤東說他們“可以教育”也許是給他們革命的機會，但也不啻於把他們劃成歧視的對象。毛澤東認為階級敵人約不超過中國人口的5％，而在上山下鄉的初期，“階級敵人”的子女在許多地區占15％，在晚期則為30－45％不等，通常是後插隊的知青已回城他們仍在農村。但不管下放時間是長是短，1970年代末上山下鄉結束後，許多知青不得不痛苦地認識到：下放是他們年華的浪費，因為他們並沒有改變農村。他們走後，農村恢複了其慣有的寧靜，多出的卻是知青同伴和戰友的墳塋。
無論對下放感到痛苦還是無悔，大部分知青的戀愛生活肯定被耽誤了。在上山下鄉運動的早期，知青大多還隻是青少年。革命的禁欲主義或領導的阻止使他們大多沒能談戀愛，因為考慮“個人問題”意味著小資產階級情調和革命意誌的衰退。當下放把他們拖入20多歲時，對永遠留在農村的恐懼阻止了他們談戀愛。國家沒有法律或政策不準知青談戀愛，但當招工、招生、征兵從不招征已婚知青時，人人都懂得結婚意味著在農村過一輩子，而不想這樣過一輩子的不僅不能結婚，最好是連戀愛也別談。但不談戀愛使許多知青在回城後仍是單身，或已超過了婚姻的最佳年齡。1977年，黑龍江省有30多萬知青已超過了國家提倡的男28女25歲的晚婚年齡，70萬尚未回滬的上海知青中90％人也已在晚婚年齡之上。他們都為等待回城而沒有結婚，而法定的婚齡隻是男20女18歲。當1980年代初知青一代已回城時，連在中國做婦女研究的美國學者韓起瀾（Emily Honig）與賀蕭（Gail Hershatter）也發現：知青的回城為城市帶來了“一個大量、大齡、單身、不滿的群體”，並造成了城市大齡姑娘的大批“過剩”，因為這些姑娘已在農村耽誤了婚姻最佳年齡。1983年上海有12.7萬30－39歲的未婚“青年”，天津有6.5萬30歲以上的單身男女，其中約40％是回城的知青。而回城知青“大齡姑娘”的不幸身世尤其矚目，以致連中共中央也得指示各級地方黨組織做好“紅娘”。
在鄉下沒談戀愛的知青生活不美滿，結了婚的知青生活也不幸福。至1977年，知青中已有86.1萬人、或尚未回城中的10％已在鄉下結了婚。有些人結婚是因為找到了愛情，但許多人則是對回城的遙遙無期感到絕望而結婚，或難以忍受艱難而找個相依的伴，有些結婚則乾脆是因為再不結婚就年齡太大了。但知青的結婚不是人生的喜事。無論知青與知青還是與農民結婚，結了婚就等於物質和精神上受了審判：忍受農村的艱苦並且永遠沒有回城的希望，除非離婚再變成單身。因此當1970年代末知青撤退的大潮把結了婚的也連帶往城裏湧時，不少已婚知青的家庭被這大潮撕成碎片，在西雙版納農場還產生過史無前例的五天內3，000對知青夫婦的集體離婚。但回了城並不意味婚姻可以保得住。當1980年中國政府頒布的《新婚姻法》把“愛情”第一次法定為中國人婚姻的基礎而使離婚變得簡單後，回城知青的離婚案迅速增加，促成了改革開始後中國第一次離婚潮。韓起瀾與賀蕭對改革以來中國婦女離婚的研究表明：1980年代初期有大量的知青離婚，不僅知青與他們的農村配偶離婚，甚至是知青夫婦也離婚。這些離婚導致了許多不幸，以致於中國掀起了婚姻道德的大討論和對現代“陳世美”的批判。對於沒有與農村配偶離婚的知青，鄉下成了他們永久的家。當1990年代中期上海的一個代表團去訪問因已婚而留在吉林鄉下的上百名“留鄉知青”時，隻有這些知青的口音才提醒代表團他們曾是“上海人”。
然而對1970年代末大撤退的知青來說，回城不是他們既有耽誤的結束，而是新一輪耽誤的開始。1970年代末中國人口已達10億，使國家與社會承擔著不堪負荷的壓力。1979年，當一大批高中畢業小青年無處可去時，800萬鄉下老青年已趕了回來，使城市的待業青年達到了1，538萬。與1977年前大體按國家計劃額度回城的知青不同，大撤退的知青是爆發式的自我倒流回城。中國城市的勞動力市場無法在短期內容納如此大量的新勞工，可“待業”絕不是大撤退知青的期望。他們已經在農村忍受了多年艱難，並且回城的道路充滿辛酸。為回城，許多人冒著被拘留的危險請願、遊行、絕食、鬧事。當“病退”成為回城最可行的途徑時，幾百萬的知青或是花盡積蓄在鄉間賄賂醫生的證明和幹部的公章，或是吃上過量的藥給自己製造疾病；有人往血管裏注射汽油以惡化血檢的結果，有人吞下鉛塊以在透視中留下胃潰瘍的陰影。像十年前下放的大潮，十年後回城的大潮也沒人能擋得住，連已任黑龍江省團委副書記的著名知青烈士金訓華的妹妹也擋不住，放棄了副廳級的職務回上海做一名普通工人。在忍受了艱難、甚至放棄了農村和農場的職務之後，大回潮的知青要的是工作、穩定、經濟的獨立，而不是“待業”。
不幸的是待業之後仍然沒有福音。為增進職工的質量，1979年3月中國政府開始對此後所有的招工進行文化考核、擇優錄取。由於考核的分數取決於求職者的教育程度，結果在不少地區，99％的回城知青考不及格。雖然分數麵前人人平等，但一旦放在曆史條件下，考核對知青一代人就成了一場不公平的競爭。正如不少的北京知青大聲喊冤：毛澤東的革命與下放剝奪他們讀書的權利，沒文化不是他們的過錯。但改革卻不能因他們而降低目標。考核擇優的原則確立後，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很多女知青發現自己最終被分配在紡織與化纖工廠幹很少有人想幹的三班倒；很多男知青則在國營、集體和街道企業裏幹粗體力活。實際上，知青一代人的一路被耽誤已把他們耽誤成城市與改革的社會負擔。1978年底上海知青中仍有74萬沒有回城。出於責任與道義，上海在1979－82年間把他們照單回收。對已有千萬人口的上海市來說，接納這些知青的爆發回城並為他們安排工作實在是不容易。其他城市或許沒有上海的人口壓力，可它們沒上海那麽多的企業，安置回城的知青也不容易。當知青的人生五年十年地在農村凝固時，中國的城市已逐漸重建了社會秩序。可大倒流的知青要重新過城市生活，因此他們不得不擠滿了公交車、擠煩了勞動局、擠進了廠礦，甚至像王安憶《本次列車的終點》所描繪的，擠炸了母親的宿舍、擠裂了兄弟的情義、擠破了家庭關係。毫無疑問，他們應該回城。自1960年代末當官的用權力為自己子女逃脫農村大開後門之後，對絕大多數知青來說，回城不僅是為了重過城市的好日子，也是為了討回他們的社會正義。但他們生不逢時地在革命與改革的交替之際大倒流，已被耽誤成毛的革命的陳舊遺產，又變為鄧的改革所不要的社會負擔，尚未入時便已過了時。
可知青一代還得反過來承擔改革的社會成本：獨生子女計劃生育。1979年當這代人正處於戀愛、結婚、生育的最佳年齡時，中國政府把計劃生育政策限製在一對夫妻、一個孩子。獨生子女政策也許是中國解決人口壓力迫不得已的辦法，也可能得到知青一代許多人的支持，但政策所頒布的時間卻對這代人特別不公。許多知青在毛澤東時代原本可以戀愛、結婚、生兩個孩子，但在鄉下時他們不敢；但恰好是回城要過正常的生活時，他們被告知隻能生一個。中國人口過剩是毛澤東鼓勵生育的錯，知青一代的下放已經為毛澤東的革命承擔了社會成本，但他們還得為鄧小平改革時代的緩解人口壓力作出犧牲。
四、經濟轉型的困窘
下放曾使知青一代成為毛澤東時代城市出生人口中最貧窮的群體，而最貧窮使他們隻具備最微弱的能力來競爭改革帶來的經濟機遇。不幸的是，鄧小平時代的改革無視他們因不幸曆史而導致的貧窮，並且在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強迫他們率先承擔改革的經濟成本，更削弱了他們本已是微弱的競爭力，讓他們繼續受窮。在下放的日子裏，知青非常窮。二百多萬去建設兵團的知青過的大都是工資製或供給製。無論哪一製，他們在兵團都是收入最低的，因為他們是“戰士”，收入既趕不上連、營、團首長，也沒有老職工多。在1970年代中期撤兵團改農場之後，知青每個月的工資大概是28.5元左右，對正在發育的知青來說隻夠應付食物開支，何況勞動強度大，有人還得一頓吃八個饅頭或五碗乾飯。一千多萬去農村插隊的知青隻能靠人民公社的工分製掙收入。在富裕的長江流域一帶，“十分工”一天約有1元多，但大多數知青插隊的是北方、偏遠、貧窮的農村，“十分工”一天大約相當3－5毛。一年出勤330天，在扣除所分的口糧與農產品外，大約可拿到40－60元。在許多地方，“十分工”一天隻有2毛或1毛，甚至7分錢，何況知青大都並不是“十分工”勞力。由於他們要回城探親，出勤日比不上農民，以致收入少，又沒有農民家庭那樣靠孩子和老人來平衡口糧，所以他們比農民還窮。隻有仰仗國家知青政策的救濟和城裏父母的匯款，他們的生活才顯得比農民好。
無論是從農村還是兵團大撤退，知青回城後依然窮。他們的積蓄已鋪墊在回城的路上，而回城後又得待業。即便是有了工作，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日益講究的婚禮又讓結婚潮的回城知青耗盡工資而一文不名。當1984－85年鄧小平把改革推入城市、允許有限的私有化並造成商業活躍時，回了城的知青一代卻無法抓住這些機會。他們已窮得太久，缺乏必要的資本來開展自己的經濟事業，國家的銀行也不貸款給個人。而知青一代尚未脫離貧窮，改革已強使他們承擔改革的經濟成本。1982－83年前後，回城的知青大都已在國營、集體或街道的企業工作。到1980年代中期，這代人大多已結婚，並且月工資也上升到60－80元。但在他們須以低工資來支撐家庭負擔時，改革又為他們加上了日益上漲的社會經濟負擔。改革的權力分散化迫使中國絕大多數企事業單位經濟上各自為政，而為存活，企事業不得不立名目征費用以增加可用資源。當所謂“亂收費”之風來臨時，知青一代得和所有老百姓一樣付費，但他們與同齡人卻獨特地付出了子女的教育費。1980年代中期，城市的幼兒園和小學開始收“讚助費”，好學校所收的可以是這代人月薪的幾倍。19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初期，當這代人的孩子進入了中等教育時，初中和高中也開始收各種各樣的費用，平均每年在400－500元。1996年當這代人的孩子要上大學了，國家教委正式規定大學生要繳3，000元左右的學費。一溜的付費使這代人顯得是在獨力承擔教育改革的經濟成本。進入1990年代，文革後長大的一代也開始為他們的孩子們付學費，但他們的起點收入已相對地高，並且付費已是預期的製度。
知青一代的經濟地位已因付費而往下沉淪，改革崛起的通貨膨脹和超前消費更向他們落井下石。打改革一開始，老百姓就已抱怨中國除了工資不漲外樣樣都漲。1988－94年中國的通貨膨脹率是每年16.8％，而作為知青一代人主體部分的工人的工資也因地域生活水準而異，從大約80－120元漲到了175－500元之間；即物價上漲了3.5倍，工人的工資上升了2－4倍多。高速的通貨膨脹在1994年使62.9％的中國公眾對政府控製物價的能力缺乏信心，當然也使知青一代人的提薪沒有意義。如果再加上1990年代中國企業拖欠了1，000多萬工人的工資、以及醫療改革迫使工人自己出一大部分錢看病，那麽說大量知青一代人的生活水準有所降低也未嚐不可。但他們同時還得超前消費。受西方或隻是受隔壁鄰居生活方式的影響，消費使許多城市人花的超過他們掙的。1980年代後期的彩電、冰箱、組合家具通常耗盡一個家庭一兩年的積蓄；而1990年代的電腦、組合音響、室內裝修則更使花錢升級。知青一代人也許可以不要這些物件，但卻不能不買幾樣，因為它們是生活質量的指標、時代的風尚、獨生子女成長的必需品。受製於通貨膨脹和超前消費，這代人的經濟難以上升。他們的經濟地位還在民工和年輕一代的挑戰下岌岌可危。當1970年代末知青的“勝利大逃亡”席卷中國農村時，農村青年也要求享有與城市青年平等的工作機會。而在政府無視他們的呐喊時，農村青年便自行跨越了政府設置的城鄉分野，興起了改革時代極為壯觀的“民工潮”。1990年代初，大約8，000多萬的民工在城市流動，他們搬磚瓦、掃垃圾，做著所有低質量與低收入的工作。可他們卻堵死了知青一代的後退之路。一旦這代人下了崗，他們將連找低工資的工作也很難。而更年輕的城市一代卻堵死了知青一代的上升之途。他們幹著電腦程序員、銀行職員等一切高水平和高收入的工作，因為他們有著一切知識優勢。夾在民工和年輕人之間，知青一代在市場經濟中進退無據。他們不想幹民工幹的，何況機會已越來越少；可他們又幹不了年輕人幹的。下崗後他們將無處可去。
知青一代轉型的困難還在於他們缺乏市場經濟的概念。他們有過中國傳統的教育，儒家的輕商在他們思想中留下過痕跡；他們許多人也看見過工商業者如何在1950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被剝奪財產和整得聲名狼藉。革命的教育教給他們的是理想主義和平均主義；長大要當工人農民，而不是當生意人賺錢。因此在1980年代這代人也和許多中國老百姓一樣厭惡經商牟利，視跑單幫、幹個體致富的為不正當發財的人。當然，他們也就同時放過或無視了許多可以開展自己經濟事業的機會。更關鍵的是，社會主義是他們所曾生活過的唯一經濟製度，即便不喜歡，他們也熟知其好處：鐵飯碗、公費醫療、退休勞保。當鄧小平要打爛鐵飯碗、“摸著石頭過河”含糊地向市場經濟轉型時，為著工作和生活的穩定，這代人更傾向於留戀社會主義經濟。特別是對大回潮回城的800多萬知青來說，向市場轉型尤其困難：他們缺乏市場經濟的知識，更不能在生活尚未穩定就又被推向不穩定。他們已飽嚐農村的艱辛，需要的是時間和收入來平複心理的傷痕和重新適應城市生活。隻要社會主義能支付活得下去的工資，那麽他們就更沒有轉型的緊迫性。
但知青一代絕難想到社會主義經濟會隨改革而陷入泥潭，連自身的存在都已成根本性問題。中國改革以來的最大成就不是國有經濟體係內的改革（其實它還沒改），而是在它之外另外造就了一個日益超越它的非國有經濟。自1980年代，中國的鄉鎮、私有、合資、外資企業飛速發展。1998年底中國有23.8萬家國有企業，而外資合資企業已達32.5萬家，並且它們的工業總產值已與國企半斤八兩。國有經濟企業因資本缺乏、勞工過剩、效率低下而成了改革中的最大輸家，並在非國有經濟的擠壓中江河日下。而為了存活和向工人支薪，國企唯一的辦法就是向國家銀行借錢；借不到時便隻有發明自己的措施減少開支。從1980年代中晚期起，不少單位就開始請懷孕女工休1－3年的長期產假、拿50－70％的工資以減少企業支出。更多的企業乾脆請35歲以上的工人提前退休，領相當於原工資60－70％的退休金。在實行這些措施的過程中，知青一代首當其衝，因為他們中的老三屆大多已在年齡的切割線之上。1992年中國決定性地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後，下崗便成了工業、企業裁減冗員的標準化手段。在下崗的覆蓋麵中，知青一代因年齡偏大和文化偏低而成了最脆弱的一群。1996年，據中國官方統計共有750萬人下崗，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71％。中國最大工業城市上海下崗人數最多，其中56.8％的年齡在35－45歲。下崗工人的教育程度與年齡結構清楚地表明：知青一代是下崗政策化以來首輪下崗的主要對象。上海女工陳潔的例子最能說明知青一代人在下崗中的脆弱。1969年陳潔念完初一後下放去了雲南西雙版納，1979年陳潔在知青大回潮中回到上海，進了大中華橡膠二廠。她工作積極，入了黨，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廠裏會不要她。1993年她40歲時，廠裏效益不好讓她下了崗。在這之後她申請過不少正當的工作，可總是被嫌沒技術或年齡大而遭到拒絕。她花了積蓄擺過服裝攤，可因生意太冷清而不得不收攤。她感到命運的殘酷，但為了讀書的兒子和病中的父母，她還得把日子過下去，繼續找工作。後來陳潔做了家庭服務員，從那兒又做到了居委會主任，成了1998年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召開的全國下崗職工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會議期間所表彰的下崗後再就業的榜樣。
但更多的知青一代下崗後沒能攀升到居委會主任這一級，盡管它在城鎮中連芝麻官都算不上。北京女工章桂英是69屆的初中生，有著與陳潔一樣的年齡和教育。她去了黑龍江建設兵團9年，回北京後在一家化纖廠幹了14年，1992年39歲時下了崗，而家中的知青戰友丈夫已久病長期臥床。章桂英痛哭過，找過上級、上級的上級、直至國務院信訪辦公室，可回答都是千篇一律：改革必然伴隨著個別人眼前利益的犧牲。最後，下崗後的章桂英幹上了家庭服務員。北京男工趙永旺的經曆則最好地說明男知青一代下崗的可能遭遇。他是68屆初一，去陝西榆林插了10年隊，回北京後在運輸公司開了14年的三輪摩托“小蹦蹦”，愛人也是知青。當趙永旺的公司在1993年因私營運輸業的崛起而被從前門擠遷去豐台農村時，他下了崗，才40歲出頭。他看過一年大門，擺過半年菜攤、一年水果攤、一年多水產攤，最後開了個修鞋攤。陳潔、章桂英、趙永旺的下崗經曆清楚地說明：知青一代過去久經的苦難，正是他們今日可持續發展苦難的源泉。
五、結論
從下放到下崗，知青一代人的生活充滿了不幸。不幸不僅在於他們從沒有自己的自由意誌選擇，還在於時代的發展讓國家也沒有選擇。毛澤東的革命要把中國建成一個理想的平均主義社會，不平均，革命便沒有意義。可中國落後與貧窮的人口基數太大，因此在隻爭朝夕的速度內使社會平均的結果就隻能是下降式的知識份子勞動化，而不是上升式的勞動人民知識化。當毛澤東在文革的狂熱中把這一理想推到頂點，再加上累積如山的就業問題，城市的知識青年就別無選擇地下放、為就業問題犧牲、為革命的平均主義向貧下中農看齊。鄧小平的改革要把中國建成現代化的社會，而現代化首先必須提高中國經濟的競爭力。可國有經濟的毛病積重難返、改革不力。當非國有經濟在技術、效率、市場、收益甚至尊嚴的挑戰中把國有經濟逼到崩潰的邊緣時，國有經濟隻有減員增效、規範破產、兼並改組、以市場機製來重建自己的地位。因此，低文化的知青一代在減員中就別無選擇地下崗，為現代化的效率犧牲、為改革承擔成本。從革命到改革，中國的時代變了，但這代人的貧窮沒變：下放時他們甚至掙不夠錢糊口，而下崗後直至1990年代晚期他們難以養家，平均每月隻能領到250元。
作為個人，知青一代既不是共和國最艱辛的，也不是唯一下崗的。45萬右派份子比知青更慘。但兩者的不同在於：右派是同代人中的一小部分，因毛澤東人為的政治偏好而遭流放；而知青是同代人的絕大部分，因時代的壓力而下放下崗。改革也使不少知青的父輩提前退休或下崗，但父輩們大部分時間已享有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並且下崗或提前退休時已在老年的邊緣。而他們的知青兒女輩下崗時還隻是中年，既沒來得及享過社會主義的福，又沒攀得上改革的時運。進入1990年代，文革後的一代也有不少人下了崗。他們既是因企業的不景氣而為改革所自然淘汰，也可算是因個人的能力而下崗：因為他們從懂事起就已生活在改革年代，沒有被耽誤過。而知青一代人卻被共和國的政策淘汰，為曆史下崗。作為社會群體，知青是共和國最不幸的一代。
當然，知青一代裏也有不少成功者。一小部分人受到了父母權力的蔭護，在毛澤東統治下沒有受罪，在鄧小平時代乘風直上。正如辛灝年指出：他們是60年代的紅衛兵領袖、70年代的工農兵學員、80年代和90年代的黨政高官、軍隊將校、國企老總、放洋先驅、父母革命事業與職務的真正接班人。然而，大部分成功者是靠自身的努力。有些在毛澤東時代靠鄉間的苦幹而被推薦念了大學；更多則是在艱難的條件下自學，在鄧小平時代有幸考上大學。這部分人在80年代和90年代很多成了教授、作家、導演、藝術家、官員、甚至洋博士，但他們是知青群體命運的例外。他們靠的是自強不息，而不是社會的正常賜予。還有些人有過些微的成功，靠工作表現和個人才能當上基層幹部或經理。1980年代初年，他們沒有大專文憑，晉升的階梯就已被推倒。
然而，上過大學和能在改革中吃香喝辣的人畢竟是知青一代的極少數，絕大多數知青沒能逃脫時代的命運。從下放到下崗，國家向他們強加了30年的艱難，因此，國家應該向他們補償。國家不能以改革要犧牲個別人眼前的利益為藉口而置他們於不顧，他們也絕不是曉劍與郭小東所說“不具備與國家與時代討價還價的條件”。下放下崗不是他們的錯：他們的沒文化、沒本事是由毛的革命所造成的，而沒錢沒地位則是由鄧的改革所賦予的。即使國家在1970年代末讓他們大回城，但那也是恢複了他們的身份而不是補償。國家在1990年代中期開展了再就業工程，要“把黨和政府的關懷切切實實落實到每一個下崗職工身上”。但也正如上海百萬國企下崗職工再就業的實際所顯示的：低文化的知青一代大多隻能在服務性行業再就業，是糊口的再就業，不是新生的再就業。河南的一家企業買了300輛三輪車讓下崗工人滿街蹬，對知青一代來說，這種再就業隻能是心酸的笑談。
退休以後的知青，絕大數的知青由於上班時的工資微薄，退休金就更少的可憐，他們已經淪為了社會的最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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