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想要什麽？（上篇.曆史）

中國想要什麽？（上篇.曆史） 

原文："China's Future: What China Wants" -《The Economist》
翻譯：海天 
 

隨著中國再次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它尋求重新得到在過去千百年裏所享有的尊重。但中國不知道該怎樣獲得這種尊重，或者說，它是否值得這樣的尊重。

馬修. 博爾頓，18世紀最偉大的企業家之一, 瓦特開發蒸汽機的合作夥伴, 對英國向清國派出第一個使團的重要性曾經毫不懷疑。在他給東印度公司的秘書詹姆斯•科布的信中，博爾頓寫道，“我相信，這是將我們的產品推向世界最廣大市場的最有利契機。”  

博爾頓主張馬戛爾尼的1793北京使團應該“廣泛選取我們所生產的各種產品，從觀賞品到實用品。”通過向中國的皇帝，朝廷和百姓展示這些產品，馬戛爾尼的使團就能夠了解到中國想要什麽，這樣博爾頓在伯明翰的工廠和他在各個行業的朋友們，就可以開足馬力生產，滿足那些前所未有的大宗需求，人人獲利。  

可事情卻不按這樣的腳本發展。乾隆皇帝收下了馬戛爾尼的禮物，有些還很得他的歡心，比如那艘一等君權戰列艦的模型，就似乎很合他的興味。但是所有這些都被當成是進貢，而不是貿易。清廷將喬治三世國王使團的這次來訪，看做跟來自高麗和越南的特使都差不多，由禮部為他們提供一次向天子表達尊重和忠心的機會。如果是來自亞洲內陸其他欠發達地區的“野蠻”外夷, 就該歸理藩院應付了。 

中國皇帝毫不理睬馬戛爾尼關於天子和國王喬治應該被視為平等的荒唐說法。皇上對英國“遣使恭賚表章”表示滿意，雖然覺得那些貢品司空見慣，“念其奉使遠徙”，也就笑納了。但他並沒有把它當作一個新的貿易關係的開始：“天朝扶有四方，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珍奇異寶，並不貴重……然從不貴奇巧，並更無需爾國置辦物件。”馬戛爾尼關於中國開放更多貿易口岸（當時東印度公司僅能在廣州口岸做交易）和在北京設置倉庫以收貯發賣貨物的要求，都被斷然拒絕。跟日本不同，中國那時候並不拒絕對外交往。他們在邊疆各個關口與外族做生意，隻是中國人看不出來那些“野蠻人”能提供什麽了不起的東西。 

回眸曆史，對域外事物抱有更積極的態度可能是明智的。彼時的中國不知道，一場經濟，技術和文化的革命正在歐洲發生，並將影響全球。殖民資本主義的興起，日後被證明是中國有史以來麵臨的最大挑戰。馬戛爾尼所造訪的中華帝國，盡管也曾經曆興衰和幾次外侮，卻在此前兩千年的大部分時間裏，一直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政治實體和最富有的經濟體。然而在隨後的兩個世紀中，這一切都被翻轉了。中國即將成為一個半殖民地，在戰亂和革命中被侮辱，撕裂，陷於貧弱。  

今天，這個國家已經變成當年馬戛爾尼所尋找的地方：一個相對開放的市場，非常樂意做生意。借用博爾頓的話，過去的二十年見證了中國產品進入了世界最廣大市場的最有利契機。這給中國帶來引人矚目的繁榮。購買力方麵，它有望重新回到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地位。它仍是數億貧困人口的家園，同時也是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國度，到處有現代化的機場，熠熠閃亮的太陽能農場。它的探月車正在月球表麵滾過，還打算派遣航天員登月。  

這也是一個有著很多訴求的國家。總的來說，中國知道它想要什麽。在國內，人民希望增長能夠持續，領導人也希望增長可以買到穩定。在國際舞台上，人民與共產黨都想獲得新的尊重，以及有助於其國家地位的影響力。因此，中國希望現有的情況保持不變，那些幫助它增長的條件能夠持續下去，但同時又希望自己能變成不同的樣子。 

在任何情況下，既想保持原狀又要改變模樣，都是一件相當棘手的事情。在當今中國，事情尤其艱難，因為領導中國的列寧主義者們，必須一邊應付國內變革與停滯間存在的巨大矛盾，一邊試圖維護對社會的控製，而這個社會的轉型幾乎與其經濟增長同樣迅猛。事情也更加危險，因為今天的中國正沉浸在好戰的民族主義之中，它的領導者對感知到的每一個威脅做出回應，對每一點輕慢都回以不成比例的自我肯定。 

蘇聯重組改革後的解體，給中國領導人提供的教訓，不止是政治改革的危險性，還有對美國深刻的不信任：接下來，它會來挖中國的牆角嗎？阿拉伯之春的混亂已經把習近平主席給嚇著了。看起來他要嚐試從內部清理，而拒絕任何政治多元化和司法獨立的理念。這影響著中國的外交政策。 

中國正在中國南海有爭議島嶼上修建跑道，在有爭議的海域建起石油鑽井平台，並且重新定義其空域，盡管並沒有明確的計劃來使其主張得到公認。這些舉動困擾著它的鄰國，也困擾著美國。中國希望重新崛起，具體意義卻不完全清楚；美國決心不讓這種願望傷害到自己與盟國的利益，如何應對也不清楚。兩者相遇，便構成定義邊緣不清晰的對抗，非常危險。中國最出色的外交政策評論家之一，中國人民大學的時殷弘說，五年前，他確信中國可以和平崛起（中國今天還在這樣講），現在他不那麽肯定了。   

公元前221年，當中國實現首次實現統一時，羅馬人正在與迦太基人作戰，爭奪西地中海的統治權。羅馬帝國本可以爬升得更高，卻臭名昭著地轟然崩潰。中國也分崩離析過許多次，但是已經構建好的大一統模型，它總能再凝聚起來。到了公元220漢朝末年，中國的統治者將強調社會等級和個人道德價值的儒家思想製度化，作為統治的基礎。到了公元七世紀的唐代（大概與穆罕默德返回麥加同一時期），中國成為地球上最富有和最燦爛的文明之一。它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使其鄰國相形見絀，豐富的文化和儒家的道德秩序使其出類拔萃的地位顯得順理成章。中國是天下效仿的榜樣。今天日本京都的城市布局就仿佛八世紀的長安（今西安）；韓國和越南吸納了漢字；孔子的教義成為許多亞洲文化的哲學基礎，直至今天。正如皇帝占據中國社會階層的頂端是天命所歸，中國也合當端坐世界之巔，睥睨天下。  

馬戛爾尼去中國的節骨眼，正值清代的鼎盛時期。18世紀中葉，通過密集的軍事行動和對準噶爾人的種族殺戮，清朝將西藏和西域納入治下，帝國版圖之雄偉空前絕後。雖然農民的日子過得艱難，帝王的生活卻是窮奢極欲，蔚為壯觀。盡管見識了大清驚人的財富，或許是由於他與清廷打交道時飽受挫折，馬戛爾尼認為這個國家並不會像其統治者指望的那樣永久。他寫道，中國好似一艘“發了瘋的戰船”，“僅憑借她的體積和外觀”就能嚇倒鄰國，而他感覺到其中的脆弱和將要出現的問題。 “她會像破船般漂浮一段時間，然後被打成碎片衝到岸上。”  

導致中國後來衰落，帝國滅亡的結構性原因，已經被廣泛討論。有人引用曆史學家馬克•埃爾文的“高度均衡陷阱”學說：國家運行良好，憑借廉價的勞動力和有效率的管理，供給和需求的矛盾很容易被調和，從而沒有留出什麽動力讓人們更致力於技術進步。另一些人指出，歐洲得益於各國間的競爭和貿易，帶動了武器的進步和對新市場的胃口。美國曆史學家肯尼斯.彭慕蘭認為，從美洲獲得廉價的商品是帶動英國和歐洲工業化的一大因素，而中國沒有享有這樣的機遇。同樣，歐洲運氣也好，煤炭儲藏多靠近其工業中心，而中國的煤礦和工廠往往相隔數千公裏，到今天這仍然是個令人頭疼的問題。 

如此這般，可能再加上其他原因，中國沒有能像西方一樣走上工業化的道路。歐洲在中世紀學到了來自中國的火藥，但是到了19世紀，歐洲人遠遠比中國人更擅長用火藥來達到自己的目的。19世紀30年代，英國試圖用鴉片來打開中國市場，因為這玩意兒能讓人想要，而且不停地要下去，不管他是什麽樣的人。中國人試圖阻止這種貿易，英國便發動戰爭，而且戰勝了。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英國攫取了香港，並迫使中國打開了國門。中國從此陷入了被否定，被擊敗和半殖民地化的漩渦。最屈辱的，也許是孱弱的中國在1894年被日本戰敗。大和民族文化雖然植根於中華文明，彼時卻已轉型，熱切地采用西方的技術，野心勃勃。中國在亞洲的中心地位已被日本篡奪。 

那之後發生了很多事情：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共和，毛主義興起至1949年取得勝利，直到當前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其中，很多是中國人對自己國家喪失財富，權力和地位所做出的反應，以及對重拾國家尊嚴的渴望。從領導階層到民間，中國人都認為尊重是他們國家應享有的權利。  

19世紀後期的改革者和革命者開始相信，中國傳統文化是問題的一部分。為了不被列強瓜分，他們開始拋棄很多中國傳統文化；許多人相信，為了保全民族，他們必須摧毀自己的文化。1905年，兩千年的儒家科舉製度被廢棄；1911年，末代皇帝和整個帝製被推翻。然而由於沒有現代化的體製來支持，新的共和國很快就崩潰，陷入一片混亂。    

1949年毛的政權一統天下之後， 共產黨人對中國文化的打擊更進一步。中國的製度，乃至其創造和包容的思維方式，都被從其他地方打包批發來的思想替換掉。這就好比歐洲人拋棄掉羅馬律法，希臘哲學和基督教信仰，寸草不留。在毛時代，孔子成了敵人，然而人民關於中國作為一個偉大文明的信念卻一直堅定地存在，並持續至今。這個國家由此遭受深刻的認同危機，現在還在努力化解。 

一路走來，中國拋卻了“萬方來朝”的帝國觀，接受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推介給歐洲的世界觀，即主權國家基本均等，其間的相互區別僅在於財富數量和實力的不同，而非任何性質的階層等級。中國現在將自己視為世界各國的一員，然而用美國學者盧西恩.派伊的話來說，它同時是“一個文明，假裝成一個國家”。它的曆史，規模，以及由過去的二十年中顯著增長所帶來的潛力感，促使中國想得到更多，收回從前被外國人掠去的種種。中國的人民和領導人感到，自己國家的時代正又一次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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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想要什麽？（中篇.疆土） 
2.  中國想要什麽？（下篇.爭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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