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11）

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11）  

 

 

 

第十一章 風風雨雨鬧“文革”


一、牽連到彭真

開始批判羅瑞卿的時候，“文化大革命”已經拉開了序幕。早在一九六五年初，毛主席派江青到上海同柯慶施、張春橋聯係、策劃，然後由姚文元執筆寫了一篇題為《關於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經毛澤東多次修改、審定後，於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發表在上海的《文匯報》上。毛主席下定決心要以批判《海瑞罷官》為突破口，開展一場政治運動。但是，毛澤東組織的對吳晗和《海瑞罷官》的批判，在北京遭到了彭真的抵製，彭真想把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限製在一場學術爭論中。這樣，彭真的命運就決定了。彭真沒有參加在上海對羅瑞卿的批判，但在北京批判羅瑞卿的會議上，他和謝富治有個聯合發言。發言的具體內容我記不太清了，好像是說羅瑞卿反對彭真提出的“公安工作十條”什麽的。這個發言送到杭州後，毛澤東一看，認為謝富治采取與彭真聯合發言的這種形勢不妥，就準備找謝富治到杭州去談一談。大約是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汪東興通過蕭華打電話給我，要我連夜派飛機，秘密地把謝富治送到上海，再由上海的空四軍政委江騰蛟派汽車，送謝富治到杭州去見毛澤東。至於毛澤東要謝富治到杭州去幹什麽，我並不知道。謝富治回到北京時，我去南苑機場接他。之後，我們兩人同坐一輛車回城。謝富治告訴我，中央又出了問題，以彭真為主。彭真在二月初搞了一個《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並作為中央正式文件發到了全黨。《二月提綱》與姚文元的文章是完全對立的，毛澤東看了以後，認為《二月提綱》混淆了階級界限，是錯誤的。現在中央正在杭州開會，準備批判和撤銷這個文件。謝富治還告訴我，毛澤東對他說，彭真對北京是一統天下，什麽都不準泄露，水潑不進，針插不進，什麽情況都不向中央反映，不向他本人反映，搞獨立王國。謝富治說，看得出來，毛澤東的言談之間，表示了對彭真的不滿。關於去杭州一事，他告訴我說，這次毛澤東要他去杭州，沒有別的事情，就是告訴他，批判羅瑞卿的稿子不要和彭真聯名，但是這件事情要他對外保密，不要讓彭真知道。這樣，我才從謝富治那裏知道彭真也出了問題，毛澤東準備要把彭真拿掉了。這個時候，楊成武也和我通氣，說中央有個“十四號文件”，是彭真搞的，這個文件有錯誤，不能向下傳達。楊成武和蕭華出席了杭州會議，所以他們對彭真的情況是比較清楚的。其實在此之前，我就知道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領導正在杭州開會。四月中旬，中央辦公廳就不斷通知我，要我派飛機去接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到杭州集中。接著，又派專機送中央領導以及國務院各部門、軍委各總部的負責人去杭州。我先是按照要求作了相應的布置，然後每天坐鎮指揮所，親自指揮，直到安全準時地完成運送任務，我才鬆了一口氣。雖然當時沒告訴我中央在杭州開什麽會，但從這些情況來看，我猜想中央一定是在杭州召開重要的會議。後來我才知道，在杭州，毛主席親自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會議上以及會後，毛主席親自對彭真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四月二十四日，毛主席主持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的草案。這個草案是陳伯達等人負責起草的，而且據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名詞，也是陳伯達提出的。陳伯達的這個提法得到了毛主席的讚賞，並為他所采納。到了五月四日，在北京由劉少奇主持繼續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當時毛主席在外地，沒有參加。五月十日中央宣布改組北京市委，從組織上把彭真拿掉了，並將彭真同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一起，打成了“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又稱《五一六通知》）。《通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宣布撤銷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綱》（即“中央十四號文件”），撤銷以彭真為組長，包括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以及辦事機構，重新設立以陳伯達為組長、江青為第一副組長、康生為顧問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領導全國的“文化大革命”。第二部分是向全黨解釋撤銷《二月提綱》的理由，列舉了《二月提綱》的十條罪狀。《五一六通知》最重要的是第三部分。《通知》要求各級黨委“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通知》還說：“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隻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麽平等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在《五一六通知》裏還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說：“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的已經為我們所識破，有的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重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式那樣的人物，他們正在我們身邊，各級黨組織必須充分注意到這一點。”毛澤東親自主持製定的《五一六通知》，發出後，全國很快便掀起了那場“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二、空軍黨委第十一次會議

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在空軍很快就引發了一場鬥爭，這就是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體會議。這次會議是從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開始的，一直開到九月十日才結束，前後經曆了三個多月。會議期間之長，在中國空軍曆史上很可能是空前絕後的。說到底，這場鬥爭也主要是因為“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引起來的。在這之前的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在中國西部上空進行一次空投氫彈的試驗。這次試驗，由當時的副總參謀長兼國防科工委副主任張愛萍負責主持。具體負責執行這一任務的，是二十一基地的全體同誌，而空投氫彈的任務，則交給我們空軍來完成。接到這一命令後，我認為這是空軍第一次接受這樣的任務，責任重大。雖然具體的任務由蘭州軍區空軍負責，而我作為空軍司令員，應該親自到試驗現場去指揮，以防止出現萬一。在征得空軍黨委常委一些同誌的同意，並得到軍委秘書長葉劍英的批準後，我留下政委餘立金在北京主持工作，然後與當時負責基地試驗的空軍副司令員成鈞一起到西北基地，在張愛萍的統一領導下，共同主持這次氫彈試驗。五月九日，氫彈空投任務順利完成，整個試驗取得了圓滿成功，讓我們都非常高興。這時，我與成鈞商量，待聽完張愛萍的總結報告以後，我們倆順道去駐在和闐、哈密、張掖、武威、蘭州、臨洮等地的航校、高炮、導彈、飛行部隊去檢查一下工作，並準備在每個單位去住上幾天，了解一下情況，與這些單位進行一下交流和溝通。平時我的工作很忙，很少能有機會去看望這些基層的部隊。到了五月底，正當我和成鈞按照預定的安排，來到武威航校檢查工作時，餘立金從北京給我來了一個電話，告訴我說，中央下發了一個《五一六通知》，要在全國開展“文化大革命”，他準備把這個文件送到西北來，給我和成鈞看一看。第二天，餘立金就派了一架飛機，給我們送來了《五一六通知》。看完這個文件，我心裏想，這個文件僅僅是個通知，並沒有規定具體的辦法，究竟應該怎麽搞法，誰也沒有底，還是等中央和軍委有了進一步的文件、部署具體的辦法後，再一起開會傳達不遲。因此，我繼續和成鈞一起，來到蘭州軍區空軍司令部。就在臨洮，餘立金又來了電話，要我和成鈞立即返回北京，說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他說，對《五一六通知》要立即進行討論，我不回去，他們沒有辦法討論。這個電話剛剛放下，餘立金又第二次來了電話，告訴我說，葉群要他轉告我，要我盡快趕回北京，否則就會變成“恩克魯瑪”了。葉群說的這個“恩克魯瑪”，原先是非洲西部加納共和國的總統，一次，在他出國訪問期間，國內發生了軍事政變，他被政變軍人趕下了台，成了流亡總統。葉群這句話的用意何在，我當時不太明白，但想可能是家裏發生了什麽情況。於是，我匆匆結束了西北之行，於六月三日清晨乘飛機和成鈞一起回到了北京。六月三日下午，我剛剛回到家裏，葉群就給我打來了電話。她告訴我說，空軍副司令員徐深吉到總政治部副主任劉誌堅那裏告我的狀，說：“吳法憲躲出去檢查工作，遲遲不歸，對《五一六通知》即不傳達討論，也不下發執行，對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按兵不動”。由於徐深吉到劉誌堅家裏去的時候，正好碰到葉群，所以劉誌堅在徐深吉走了之後，把他的話告訴了葉群，葉群這才通過餘立金向我發出了警告。六月四日上午，我召集空軍黨委常委會議，討論如何貫徹執行《五一六通知》的問題。與此同時，我還準備將這次西北執行氫彈空投任務的情況，以及檢查空軍部隊發現的一些問題，一起向常委會作一個匯報。誰知道會議剛一開始，氣氛就不同尋常，完全變了。首先是劉震，接著是曹裏懷、王輝球等人提出：“你作為空軍司令員、黨委書記，對《五一六通知》不主持開會，不組織學習、討論，躲在外麵檢查工作，遲遲不回北京，不抓‘文化大革命’，這是為了什麽？對中央‘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按兵不動，是什麽態度？”當時就向我轟了起來，上綱上線，給了我迎頭一棒。我當時還蒙在鼓裏，不知道他們為什麽要這樣幹。我根本不知道，常委一些人已經在北京醞釀和串聯了一些日子。在我回北京之前他們已計劃好了，要借“文化大革命”的機會，在空軍鬧一場，要把我拿掉。本來我和成鈞的關係是很好的，在西北時，一路上我們兩個也協作得很好，成鈞對我很尊重，講話、作報告也都同我很協調，沒有什麽不同的意見。可是在這個時候，成鈞也突然跟我翻了臉，說什麽“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呀，空軍按兵不動不行呀之類的話，與劉震他們搞在了一起。這樣一來，常委會剛一開始氣氛就很緊張。對他們一上來就給我扣的那個“對中央通知按兵不動”的罪名，我當時毫無思想準備，感到非常突然。我解釋說：“據我了解，駐京的各部隊機關和軍委各總部，包括我們的鄰居海軍機關，都沒有動。現在中央隻是發了一個通知，主要是叫大家有一個思想準備，而且文件主要是講地方上的問題，軍隊方麵怎麽搞，誰都不清楚，軍委也沒有安排，不等一下行嗎？著什麽急呀？”好，我這一說，他們幾個就都哄了起來，隻見劉震帶頭，不僅曹裏懷、徐深吉、成鈞，甚至連譚家述、常乾坤、王輝球都跟了上來。常委裏麵，隻剩下我和餘立金、鄺任農站在一起。張廷發在會議上不表態，他對劉震他們的行動不滿，但是也不和我們靠在一起。看到常委會形成這個樣子，真是讓我傷心。劉震他們仗著是多數，在會上咄咄逼人地要我第二天召集空軍黨委全體會議。我說，來不及呀！空軍黨委委員有五十多人，就是連夜用電話通知都來不及呀！要開也起碼等到六號才行。可以要求參加會議的人五號晚以前趕到北京報到。我這樣一說，他們才總算是同意了。對會議的議程，我提出，第一步是傳達學習文件，第二步才是討論如何貫徹執行。對我這個建議，大家沒有異議。在回家的路上，我對張廷發說：“今天的會議情況不大對頭。”張廷發當時也說：“氣氛是不大對頭，可能有什麽名堂。”六月四日下午，我立即向中央軍委報告，請求軍委同意我們從六月六日起召開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體會議。這個報告交上去以後，很快就批了下來。六月六日上午八點，我們在空軍東交民巷招待所禮堂正式召開了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九十多人，除空軍黨委委員五十多人以外，各軍區空軍的主要領導和空軍領導機關二級部部長以上領導四十餘人列席了會議。會議開始，我首先代表空軍黨委常委會說明召開這次會議的目的。我說：“我和成鈞剛剛從西北參加氫彈空投試驗和檢查部隊工作回來，由於多數常委同誌要求立即召開全會，學習和討論《五一六通知》，因此匆忙之中召開的這次會議，常委會還來不及討論和製訂出一個貫徹《通知》的具體措施，希望大家首先集中精力，學習和領會好《通知》的精神，然後集思廣議，研究和製訂出一整套在空軍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辦法。最後，拿出一段時間，對空軍黨委提意見，發揚民主，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我講了大約有十分鍾。我剛講完，幾個黨委就衝出來了。首先是劉震，然後是成鈞、曹裏懷、譚家述、徐深吉、王輝球和常乾坤，他們一個接著一個地搶著上台發言。講的大致意思都差不多：空軍的“文化大革命”搞遲了，吳司令在西北躲風，遲遲不回來，遲遲不作討論，不作決定，對中央指示、對《五一六通知》按兵不動，耽誤了空軍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時間。他們幾個這樣一講，立即就使得會場的氣氛非常緊張。我看看阻止不住，就索性靜坐在那裏，任憑他們自己上台講話。他們一講，就是一個上午。很顯然，劉震等一些人這樣做的目的，並不是在乎我和餘立金傳達和組織學習討論《五一六通知》的早晚。他們指責我傳達和組織學習討論《五一六通知》不得力，隻不過是用來整倒我的一個借口。他們看到了當時中央改組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學黨委的先例，就想借這樣的一個機會，憑借著他們在常委會占多數的優勢，來強行改組空軍的領導班子，把我和餘立金趕下台。這些是他們事前早已經醞釀好的，隻不過是瞞著我和餘立金而已。認真說起來，即便就是他們表麵上的這個指責，也是站不住腳的。中央當時才剛剛發了一個《五一六通知》，並沒有具體開展運動的部署，而且軍委也沒有任何指示。以後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八屆十一中全會正式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就有明確規定：“關於部隊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要按照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進行。”按照這個精神，我們靜候中央和軍委的進一步指示至少是沒有什麽錯。我們召開空軍黨委十一次全會的時間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離《十六條》正式通過的時間還有兩個多月，中央的規定當時還沒有下來，就更不要說軍委和總政的部署了。難道空軍能不等軍委的指示自己另搞一套？再說，從我們收到《五一六通知》到開會前後，也不過才十多天的時間，難道這就是遲遲不動，是我有意躲風？我個人認為，常委的一些同誌之所以要這樣做，是有其它原因的。首先，是對劉亞樓逝世後由我來任空軍司令員不滿。在劉震看來，他是八屆候補中央委員、上將軍銜，而我卻沒有進入八屆中央委員，並且隻是中將軍銜（當時在全空軍，隻有劉亞樓和劉震兩個人是上將軍銜），所以劉亞樓逝世以後，如果從條件上來看，似乎應當由劉震來接任空軍司令員。但後來事情的發展並非如此，中央和軍委最後決定由我來接任空軍司令員，對此劉震當然是不會滿意的。其次，是他們對劉亞樓在世時的一些作風不滿意，多年來一直耿耿於懷，這時想要借機發泄一通。劉亞樓任空軍司令員的時候，對工作要求非常嚴格，盡管劉震、曹裏懷、徐深吉、常乾坤、成鈞、譚家述等都是空軍副司令員，但劉亞樓對他們的批評也絲毫不留情麵，常常弄得他們下不來台，因此他們對劉亞樓的工作作風、領導方法都很有意見、很不滿意，這些情況我是知道的。例如常乾坤，因為經常受到劉亞樓的批評，於是覺得自己在空軍的地位不高，受到了壓抑，因而很不滿意。他曾經跟人說過，他在空軍由於經常穿小鞋，“三寸金蓮”都穿成兩寸半了。又例如另一位副司令員，一次搞了一個文件，劉亞樓看完後批評他說：“你搞的這叫什麽東西，隻能給我當擦屁股紙用！”這樣的話，當然會讓人感到莫大的侮辱。劉亞樓在世的時候，他們曾經嚐試過一次與劉亞樓的抗爭。那是在一九六四年劉亞樓出國去越南訪問期間，我曾經主持過一次空軍黨委常委會議，會上一些常委對劉亞樓提了不少意見，為此會議還專門延長了兩天。當時我的想法是，盡量讓他們把心中的不快都吐出來，以便調解相互之間的關係。但他們的想法卻與我不同，他們是想要我領導大家對劉亞樓開展鬥爭。我沒有這樣做，隻是在會上對他們提的一部分意見作了解釋。在劉亞樓回到北京後，我告訴劉亞樓，說常委的同誌在會議上對你提出了一些意見，希望你今後能夠注意。當時，劉亞樓問我都提了什麽些意見，我告訴他說，都是作風上的一些問題，例如要求太高、批評不留情麵、態度不好、粗暴等等。希望你今後能夠注意到常委之間的相互團結。但僅僅這樣並沒有、也不可能平息他們對劉亞樓的種種不滿。於是他們把心中對劉亞樓的那股怨氣，就延續到了我的身上。我想，大概就是由於這樣的兩個原因，使得劉震他們幾個人搞到了一起，借著我沒有及時傳達和組織學習討論《五一六通知》這件事，鬧了起來。結果在這次黨委會上，文件討論不成，大家也沒有興趣，就是轟呀，鬧呀的。我當時一句話也不說，心想，反正文件也學不成了，既然大家有意見，那就轟吧，讓他們盡量把意見說盡放完。沒想到，劉震他們幾個常委這樣一鬧，下麵的人也都跟著鬧了起來，因為有常委帶頭嘛！北京軍區空軍還比較好，沒有跟著起哄，其他如沈陽軍區空軍的黃立清、南京軍區空軍的聶鳳智、廣州軍區空軍的吳富善，都是些老資格，還有成都指揮所的高厚良、武漢軍區空軍的傅傳作、廖冠賢等，他們和常委一些人結合在一起，哄啊、鬧啊的，足足有半個來月時間，一直鬧到七月中旬。在所有起來指責我的人裏麵，以吳富善最為厲害。有一次他拿了一根手杖，在主席台上一邊講，一邊用手仗敲著講台，乒乒乓乓地敲了半天，那副樣子真是讓人看了難受。在那半個月的時間裏，他們提意見的矛頭主要是對著劉亞樓和我的，另外也包括了餘立金和張廷發。至於他們所提的意見，我現在手頭沒有資料，也沒有當時的記錄，根據我的仔細回憶，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這麽幾條：第一、說我與中央的指示相對抗，對“文化大革命”按兵不動，在西北“躲風”，躲避“文化大革命”。第二、說劉亞樓、我同彭真的關係密切，每年元旦，必到彭真那裏去拜年，還把彭真的兒子安排在空軍工作。第三、說劉亞樓、我同羅瑞卿關係密切，羅瑞卿說東，劉亞樓和我絕不說西。不光如此，我們還把羅瑞卿說過的“辦事要認真、工作要落實、經得起檢查、不要翹尾巴”四句話，到處印發，到處張貼。第四、空軍存在嚴重的“霸王作風”，好大喜功。說我沒有原則，對劉亞樓一味遷就，甚至為劉亞樓助威。第五、說空軍每年對師以上幹部的集訓，係統地一本一本學習毛澤東著作，收效甚微，不符合林彪學習“老三篇”的要求。另外“三代會”開得太多，形式主義嚴重。第六、說劉亞樓和我沒有自我批評的精神，光批評下麵，亂提口號，過於強調高標準、嚴要求，要求過分。第七、空軍大院搞衛生、整內務、植樹綠化，完全是給人看的，是形式主義。第八、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所上報擊落敵機的數字有假。第九、鋪張浪費，修建機場花錢太多。第十、最後也有少數人攻到了立空軍為標兵的這個問題，說劉亞樓和我欺騙中央軍委，欺騙林彪等軍委領導人。他們說，空軍建立以來有成績，但劉亞樓和我一直報喜不報憂，光報好的，不報缺點錯誤。因此，空軍不能被樹立為標兵，這個標兵是假的，建議軍委立即取消空軍的標兵稱號。就這樣天天轟還不算，常委的幾個同誌又提出，要請中央軍委派個工作組來，那個時候，正值“文化大革命”初起，不是興派工作組嗎？如六月三日《北京日報》在刊登中央改組北京市委決定的同時，不但公布了新市委的組成，而且還宣布中央派出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對北京大學的“文化革命”進行領導。緊接著，在六月五日以後半個月左右的時間裏，北京市教育係統的絕大部分單位，都被進駐了工作組。除此之外，一些奪權鬥爭激烈的單位，如中宣部、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以及一些外省市的敏感單位，也於六月中旬被派進了工作組，並由工作組代行黨委職權。他們認為，既然學校和單位能派工作組，那麽，空軍黨委開會，也得請軍委派工作組來。如果軍委也能同意派出工作組到空軍來，那麽我這個空軍司令員、黨委書記的日子就更不好過了。但結果，軍委決定不派工作組。當時，總政治部主任蕭華正好因病休息，副主任劉誌堅便以總政的名義派來了個工作組。工作組由總政組織部副部長胡愈之為組長，包括青年部副部長蕭麥萍等三人。他們來參加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住在空軍招待所。此外，主持軍委工作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葉劍英，也直接派了他的秘書李文芳來參加空軍黨委的十一次全會。說實在的，空軍當時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績，但缺點、錯誤也不少。加上劉亞樓在世時鋒芒畢露，平時對總政的一些人不夠尊重，總政有些人對空軍實際上是不怎麽滿意的。所以，總政工作組一來到空軍，常委的一些人就很快同他們搞到了一起。那段時間裏，總政工作組的人見到我和餘立金，不說話，不握手，還拉長了一個臉，表示和我們疏遠。可是見到劉震、成鈞、曹裏懷他們就親熱得很，一起吃飯、一起喝酒。有了總政工作組的支持，常委的一些人就更加躊躇滿誌，對我和餘立金冷嘲熱諷，甚至謾罵。當然，總政工作組三個人的意見也不完全一致，蕭麥萍就和胡愈之的看法不一致。對當時空軍的很多問題，蕭麥萍有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他曾經幾次安慰我說：“不要著急，有些情況是會變化的。”葉劍英辦公室的秘書李文芳是個師級幹部，他一直站在我們這一邊，始終是支持我們的。他認為，空軍黨委常委一些人的搞法不對頭，完全是一種罷官奪權的地下活動，是小組織行為，風頭不對，所以他的態度是非常明確的。他告訴我：“要沉住氣，讓他們放。”李文芳的態度顯然代表了葉帥的一些看法，於是，我對他說：“我沉得住氣，當不當空軍司令我確實無所謂，隻要實事求是，講道理我就不怕。我怕的是出事故、摔飛機，怕飛機跑到台灣去，別的我都不怕，讓他們放好了。”有了李文芳交的這個底，我心裏就更踏實了。於是，我在會議上更是隻聽不說，讓他們盡量放。我隻是告訴黨辦的幾個秘書，要他們把提的一些意見很好地記錄下來。從一開始，參加空軍黨委十一次全會的人就形成了三派。這裏麵，我和餘立金，以及軍區空軍和空軍領導機關的一部分人是一派，我們這派人是天天受氣。劉震、成鈞、曹裏懷、徐深吉、常乾坤、譚家述、王輝球等幾個常委以及軍區空軍的另一部分人是另一派，他們是天天出氣。張廷發是孤立的，他一個人一派，兩邊都不靠。他當時的情況，說得不好聽一點，叫作“坐山觀虎鬥”，他在中間看好戲。不過他也沒能看多長時間。會議放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又有些人抓住了張廷發，攻擊張廷發工作蠻橫，民主作風差。大概是到了七月初,在連續批了我們一個來月之後，他們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應該對我們采取措施了。於是，由劉震牽頭，成鈞、曹裏懷、徐深吉、常乾坤、譚家述、王輝球署名，正式向中央軍委遞交了一份控告信。這份控告信一共羅列了二十五條意見，基本上概括了大家在會議上所提出的問題，其中有十條是針對劉亞樓，另外十五條是對著我的，拉了這樣一個材料。當時林彪在大連休養，這封控告信由劉震打電話到大連，找到“林辦”的秘書，將信的全文傳了過去。與此同時，成鈞、黃立清、廖冠賢、傅傳作等原紅二方麵軍的幾個幹部，又到了軍委副主席賀龍那裏，向賀龍匯報說，空軍黨委正在開會，空軍的問題很多，到現在，已經亂糟糟地開不下去了，吳法憲已經不能主持會議了。據說賀龍當時說：“這個會，吳法憲、餘立金他們不能開，你們就組織起來繼續開嘛。有話就說，有問題就揭發嘛”。這個情況是真是假，我鬧不清楚，因為我當時沒有直接見到賀帥。這些話我當時並不知道，都是以後成鈞他們自己做檢討時講出來的。成鈞、黃立清、廖冠賢、傅傳作他們都同時說到了這一點。曹裏懷是葉劍英的老部下，會議期間，他向葉帥匯報了空軍黨委全會的一些情況。葉劍英聽了後對曹裏懷說：“曹裏懷你要注意呀！”曹裏懷聽不進去，說：“我有把握。”葉帥說：“你有什麽把握呀？！”總政工作組的胡愈之，也經常向劉誌堅副主任匯報會議的情況。有一次在匯報時他說：“吳法憲看來是不能再當這個空軍司令了，不能再當黨委書記了，要撤下去。”劉誌堅表示同意，說：“對，可能是這樣吧，看看再說。”在軍委這邊，葉劍英也在天天聽取李文芳的匯報，可以說全部掌握著會議的進展情況。就在劉震他們向軍委寫報告信時，葉帥感到他應該介入了。於是，他首先在電話上向林彪匯報了空軍黨委全會的情況。林彪聽完後說：“他們不僅如此，還告狀到了我這裏，劉亞樓、吳法憲一共是二十五條罪狀。等一下，我讓秘書傳到你那裏去。”接著，林彪開始講他的意見。他說：“空軍這個情況不正常。劉亞樓、吳法憲有缺點、有錯誤，應當批評，但是這種作法不對頭。這是有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機，搞罷官奪權。”很快，空軍七個常委聯合署名的控告材料傳到葉劍英副主席那裏，葉帥一看心裏更有數了，因為裏麵並沒有多少實質性的內容。葉帥看過信以後，就把信轉給了我。對劉震等人寫控告信這件事，我當時並不知道，我是在看到葉劍英轉給我的控告信後才了解這一情況的。對他們這種背後告狀，我並不在乎，因為我確實有很多毛病，大家給我“洗洗澡”，我是很歡迎的。可這封控告信裏的有些內容，也確實是站不住腳的。大概是七月十五日，葉劍英找總政工作組匯報情況。聽完匯報後，他說：“你們哪，到空軍以後的作法不夠妥當，你們不找空軍黨委第一書記吳法憲，也不找第二書記餘立金，專門找常委的那幾個人，和他們搞在一起，聽他們的一麵之詞，你們的這種作法是公正的嗎？！你們是代表總政去參加空軍黨委會議的！你們支持他們，知道他們在搞些什麽名堂嗎？再這樣下去你們也要陷進去的了。”葉劍英這一說，總政工作組警惕了，態度就明顯改變了，胡愈之見到我和餘立金也開始講話了。一天，胡愈之和總政工作組幾個人把我和餘立金找到總政的辦公室談了一次話，態度非常明朗。他告訴我們：“前一個時期，全會上有一些人亂轟亂批，現在情況已經搞清楚了，是他們背著你們兩個黨委書記搞地下活動，搞罷官奪權，這種作法是錯誤的。”總政工作組態度的這種轉變，很顯然是葉劍英副主席做工作的結果，也說明葉帥的話他們是聽進去了。從全會開始以後，我就沒有打電話到大連去找林彪，即使就在我被攻得最厲害的時候，我也沒有和“林辦”聯係，主要是不想給林彪增添什麽麻煩。到七月十七、八日，葉群從大連給我打來一個電話，告訴我說：“這個時期的情況，林總統統都知道了，空軍全會的情況，葉帥經常向林總通氣。現在你要沉住氣，問題會很好地解決的。另外，以劉震為首的七個人，到林總這裏告你們，這些材料林總要我轉給你，你一看就明白了。”大概是七月十九日，葉劍英副主席告訴我，林彪的意見已經轉到了中央，到了劉少奇那裏。為此，劉少奇召開了中央常委會議，通過了林彪的意見。中央認為，以劉震、成鈞為首的空軍黨委常委幾個人，是在搞地下活動，搞罷官奪權，他們的目的和動機都錯了。劉少奇副主席還說：“空軍黨委全會的情況，按照共產黨員的組織原則和修養來看，都是不允許的。背著空軍黨委主要負責人，背後搞非法的小組織活動，也可以叫地下活動。由幾個人合夥搞罷官奪權，是絕對錯誤的，此例不能開，一定要把問題搞清楚。”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也在這個會上批評了曹裏懷，說：“曹裏懷到了那裏，就把哪裏搞亂。”這些都是葉帥親自告訴我的。最後葉副主席還說，軍委常委準備在七月二十日召開會議，包括張廷發在內的空軍黨委常委全部成員都到會，由他來傳達中央常委會議的指示，並研究空軍黨委全會下一步如何進行。七月二十日上午八點，中央軍委常委會議在北京三座門軍委辦公廳召開。軍委常委到會的有葉劍英、聶榮臻、賀龍、徐向前四位老帥，林彪照例沒有出席，陳毅因工作原因也沒有到會。根據軍委指示，空軍黨委常委全體成員參加了這個會議，但總政工作組的成員沒有參加這個會議。在這次軍委常委會議上，首先由葉劍英副主席傳達了中央常委會議的指示。他說，中央常委會認為，在空軍黨委的這次全會上，有幾個人完全是在搞地下活動，搞罷官奪權，他們的目的和動機都是錯誤的，方法上也是錯誤的，想達到目的也是錯誤的，這是不行的，也是不允許的。這幾個人告的二十五條狀裏沒有具體事實，說劉亞樓、吳法憲緊跟彭真、羅瑞卿沒有根據，不能成立。最後，葉帥對劉震、成鈞、曹裏懷等人一個一個地點名進行了批評。葉帥講完，賀龍和徐向前在表示擁護中央常委會議意見後，也各自批評了自己的老部下。賀龍還特別批評成鈞說：“你成鈞對吳法憲不支持，站在對立麵，想幹什麽？”徐向前也批評徐深吉說：“人家空軍想要有四方麵軍的領導幹部，才把你從華北調到空軍去，你為什麽要在空軍裏搞這些活動？”聶榮臻因為是紅一方麵軍的領導，我又是一方麵軍的幹部和他的老部下，所以對這事沒有太多的話，隻是籠統地批評說：“你們搞的這些都錯了。”我和餘立金因為是當事人，在這個會議上沒有說什麽話。但劉震、成鈞他們因受到了最嚴厲的批評，一個個都灰溜溜的。劉震說了一句“我們有錯誤”，成鈞也跟著說了一句“我也有錯誤”，其他人都沒有說話。最後，葉帥說：“這樣吧，明天召集空軍黨委全體會議，我到會講話，你們去準備吧。”第二天，七月二十一日，葉劍英來到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體會議，並在會上講了三個小時的話。他首先傳達了中央常委和軍委常委的指示，指出了空軍黨委常委七個人的錯誤，並告訴大家，這個會議要轉過來，不能再這樣開了。聽了葉帥的講話，參加空軍黨委會的絕大多數人，都表示擁護中央的指示和葉帥的講話。這樣一來，會議的形勢就一下子轉了過來。可以說，葉帥為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的順利進行是出了大力的。他一直在全神貫注、認真負責地關注著這次會議，在會議的關鍵時刻，及時向林彪作了匯報，並親自出來講話，使會議走上了正常的軌道。不然的話，空軍當時肯定就亂了套了。因此，直到現在為止，我始終都是對葉帥抱著由衷的感激之情。葉劍英講完話之後，又下來個別對我說：“法憲，你應該先作一個檢討，這樣才好將會議轉過來。你不可能沒有缺點錯誤，你這樣一檢討，就主動了。遵照葉劍英的指示，我找了沈陽軍區空軍司令員曾國華、中國民航總局局長鄺任農、空軍副參謀長梁璞、空司黨辦主任王飛，以及我的秘書王南山、蔡秉林等一些人在一起，認真研究如何寫好我的這個檢討。我們大約準備了一個星期，寫出來一份有兩萬多字的檢討。之所以寫了這麽多，我當時的想法是，盡量檢討得深刻一點、全麵一點。我認為，對自己的錯誤認識得深刻、全麵一點，總是有好處的。另外，我在檢討裏隻講自己的缺點錯誤，不對任何人作任何形式的批評，因為中央常委和軍委都講了話，我如果再講，搞得不好，就會被人認為是在報複。寫完檢討，我便將檢討的內容向葉劍英作了匯報。他聽了後，認為我隻作自我批評的作法很好。但他對我說：”不要講那麽多，還是要實事求是，有的講，沒有的就不要去講。“開會時，我在會上連念稿子帶舉事例，一共檢討了七、八個小時，用了整整一天的時間。在這個檢討中，我把自己到空軍以來的情況作了一個全麵的回顧。我認為做對了的，以後就要堅持，做錯了的就檢討，以後要逐步進行整改。我的這份檢討以及講話記錄，都留在了空軍的有關檔案中。由於時間相隔太久，我又無法去查閱檔案，僅憑記憶，不大可能把所有的內容都回憶起來，能記住的主要內容大致如下：我首先對空軍建軍以來的基本工作進行了肯定。我認為，從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開始組建空軍司令部、組建航校以來，空軍的建設都是在黨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並且都是在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的直接領導和幫助下開展工作的。空軍的一切工作，都是按照黨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的指示進行的。空軍的建設，較好地貫徹了黨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是向著“建設一支強大的人民空軍，保衛祖國領空，準備戰勝侵略者”這個目標，不斷奮鬥前進的。我說，我們提出“在陸軍的基礎上建設空軍”的建軍方針，是經過黨中央、中央軍委批準的。我們所講的“在陸軍的基礎上建設空軍”，就是說要繼承和發揚紅軍、八路軍、新四軍和解放軍的光榮傳統，要在人民軍隊過去的光榮傳統上來建設空軍，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們還提出，要在黨中央、中央軍委的統一領導下，依靠各大軍區，依靠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和政府，依靠全國人民建設空軍，要爭氣，要艱苦奮鬥，這些提法也都是正確的。我說，我們提出不能辜負全黨和全國人民希望有一支自己的空軍部隊的願望，強調學習現代化的航空技術和各種知識，強調組織性、紀律性，強調高標準、嚴要求，強調由上到下、以身作則，這是非常必要和正確的，不這樣我們就不能很好地完成黨中央、中央軍委交給我們的任務。我們還強調，空軍各級黨委所有的同誌都要緊張地工作，從空軍建軍以來，我們每天工作差不多都是在十個小時以上，這些也都是對的，沒有大的錯誤。我還針對有人說空軍是假標兵的說法，進行了駁斥和解釋。我說，空軍這個標兵不是假的，不是我們自己要立空軍為標兵的，我們更沒有欺騙中央和軍委。劉亞樓代表空軍黨委總結的五十多條經驗教訓，那都是一條一條按照事實來進行總結的，每一條都是事實。我們並不願意被立為標兵，主要是考慮當標兵的壓力太大，負擔太重，這個排頭兵不好當。況且，立空軍為標兵，不是劉亞樓、吳法憲能夠說了算的，甚至也不是林彪個人所能定的。首先是北京市委把空軍大院樹立為衛生標兵，這引起了林彪的一些想法，然後由他報告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經中央和毛澤東同意之後才樹立起來的。我還說，報喜不報憂的情況也是不存在的。空軍哪一次出了事故、摔了飛機，哪一次仗沒打好、貽誤了戰機，或哪一次仗打好了，打下了敵機，都是向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寫出報告，作出分析了的。再說，打下的敵機有殘骸，打中的敵機有膠卷在，都是有案可查的，說我們所報的擊落飛機數量有假，是沒有根據的。我認為，在我的檢討前麵說這些是十分必要的，因為空軍建軍以來所取得的成績是主要的，對這些成績必須要旗鮮明地加以肯定。這不是劉亞樓和我等幾個人的事情，而是空軍全體同誌在黨中央、中央軍委的領導下，經過多年努力工作得來的，在這個問題上絕對不能有任何的含糊。所以，我一定要在自己的檢討前麵加以說明。除了這幾條以外我就是檢討自己。我檢討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十幾個方麵：一、我到空軍以來，對領導空軍的工作很不得力，這主要是因為我以前一直是搞陸軍工作的，沒有搞空軍的一套經驗和知識，一切全靠自己在實踐中學習和摸索。就空軍的政治工作來說，在怎樣把政治思想工作同空軍的技術工作相結合、同空軍的實際相結合這個大問題上，我雖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沒有真正做好。由於我從一九五O年到空軍工作以來，就一直負責空軍的政治工作，所以，凡是空軍政治工作方麵的缺點和錯誤，統統都應由我來負責。二、空軍的曆次政治運動，都是按照中央、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進行的。但是在一些運動過程中，有時候打擊麵過大，鬥的人過多，致使有些人蒙冤，被錯整或被處理過嚴。這些責任都應當由我來負責。三、空軍建設中有鋪張浪費的現象。為了建設空軍，盡管在百廢待興、國力艱難、財政十分緊張的建國初期，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及財政部都是竭盡全力，給空軍撥了不少款。各中央局和省、市黨委，對各大軍區空軍也都是大力支持。使我們感到內疚的是，由於對下屬人員教育不夠，使得一些部隊在修建機場、營房等各項基本建設中間，有鋪張浪費的現象出現。另外，在“三反”中間，我們空軍也發現了貪汙分子，甚至還抓出了一些“大老虎”。這些責任，也應當由我來負責。四、空軍建設以來，空中事故、地麵事故不少，每年都差不多要摔掉二、三十架飛機，還跑了一架飛機到台灣去。這些錯誤，我也應當負責。五、調查研究不夠。對空軍這樣一個新的技術兵種，我沒有很好地去進行調查研究，沒有培養和發現更多更好的典型。因此在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如何緊密結合空軍的實際情況和技術工作方麵，產生了不少問題。六、在修建機場方麵，有違反政策的地方。如在修建河南長葛機場時與地方發生了糾紛，脫離了群眾，引起了老百姓的不滿。後來雖然糾正了錯誤，並且向中央寫了檢討，但是這件事情的影響很不好。七、在一次戰鬥中，我們在海南島把一架從印度飛往香港的英國運輸機打傷了，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批評。這件事不但使國家遭受了經濟損失，陪了錢，還嚴重影響了國家的聲譽。應當說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故。八、對部隊的組織性、紀律性要求不夠嚴格，並因此出了不少事故，犧牲了一些飛行員。這些痛苦的、深刻的、血的教訓，應當深深地引以為戒。究其原因，這是由於我們雖然搞了不少安全運動，卻是電報發得多，文字要求多，而落實到各方麵的實際比較差，所以才會經常發生事故。當然，出事故較多，也有飛機質量不夠好、一些零備件不過關的緣故。盡管當時的飛機製造工業不歸我們管，但在飛機質量的問題上，我們也有責任，因為我們在那些相關的工廠裏都派駐有軍代表。九、空軍在作風上確有驕傲自滿的情緒，鋒芒畢露，而且有形式主義、好大喜功的傾向。例如對衛生過分的要求，這就是形式主義的表現。還有，對下麵的要求太高、太嚴，常常是批評下麵多，自我批評少，這些情況都是存在的。但是，我們的目的不是整人，我們也沒有隨便撤職查辦過一個幹部，主要是進行教育。空軍的老幹部很多，將軍也不少，這些老同誌對空軍建設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些我們是承認的，不過其中也有少數人保守思想嚴重，不接受新鮮事物，經常在新事物前裹足不前。對這一傾向，我們應該批評。空軍是個現代化的軍種，不經常學習，就無法適應空軍的發展需要。十、空軍搞了好幾個戲劇，如《江姐》、《年輕的鷹》、《革命曆史歌曲表演唱》等，都得到了好評。在全會上有人提出，我們工作的方向錯了，說我們不管空軍的主要工作，而去抓什麽文藝表演，還邀請中央首長來觀看演出，這是沽名釣譽。我認為，這種說法不是事實。空軍的文化工作也是政治思想方麵的一項重要的工作，應該抽出一定的時間和精力去抓。而且我們在抓空軍文化工作的同時，也並沒有放鬆其它的主要工作。十一、在搞基地化的問題上（所謂基地化，就是基地不動，飛機飛到哪裏，就由哪裏負責地麵保障），我們在沒有經過很好準備和試驗的基礎上就推廣了，結果出現了很多問題，引起整個空軍上下對此都有意見。由於各飛行大隊的飛機機型各異、情況不一，飛行大隊和地勤大隊、場站供應脫離以後，這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一些問題。可以說，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經過充分準備和試驗就想進行獨創，是我們犯的一個較大錯誤，也是我們以後一定要注意認真汲取的一個經驗教訓。十二、在學習蘇聯的問題上，我們有教條主義的傾向。空軍建設初期，蘇聯對我們的幫助很大，不論是在人力上，還是在物力上，他們都給予了很大的支持，給了我們不少飛機，派了不少的專家。當時我們的想法是，先原封不動地把蘇聯的經驗照搬過來，再結合中國的實際加以改進。因為在開始的時候，我們還什麽都不會，飛機飛不起來，地空導彈不會用，不按照人家的學習怎麽辦哪！所以，在一開始時，我們沒有自己的條例、條令和教材，一切都照搬蘇聯的。當時隻有先學會了人家的那一套，然後才能再搞我們自己的這一套，這個道理是顯而易見的。我認為，我們當時的這個想法是對的。在這個問題上的主要不足是，我們到一九五九年以後才由劉亞樓親自主持，開始搞自己的條例、條令和教材，這顯然是晚了一點。不過，盡管是晚了一點，我們最後還是把中國空軍自己的條例條令和教材搞出來了。當然，這裏也有一個客觀原因，就是這一工作隻有在蘇聯顧問全部撤退以後，我們完全獨立了，搞自己的這一套才有可能。十三、空軍開始建軍的時候，由於缺乏經驗，編製過於龐大，人員過多。十四、提撥飛行幹部不夠快，不夠大膽。空軍初建時期，團、師以上幹部大都不會飛行，是外行領導內行。以後有了一定的基礎，我們就強調，各級領導班子要配備飛行人員。起初是團、師一級，以後是軍一級，我們都相繼配備了飛行人員，可是軍區以上的主要領導幹部目前還沒有飛行人員。就這樣，有些人還批評我們這是過分強調飛行，是單純技術觀點。不過我認為，在這一問題上，我們還是有保守思想，如果早一點把一些飛行幹部，如把王海、張積慧、劉玉堤等抗美援朝時期的一批戰鬥英雄，提到主要領導崗位上來，我們空軍的發展可能還會更快一些。沒有及時、大膽地提拔專業技術好的飛行幹部，這是我們工作中很大的一個失誤。因為像我們這些幹部，由於自己不會飛行，不懂技術，就隻能說空話。劉亞樓也常常說，我們這樣的幹部，隻能是過渡幹部。在我的檢討中，還有一部分是代表劉亞樓作的。劉亞樓雖然去世了，但作為他在空軍工作期間的主要助手，我理應代表他對工作中的一些缺點和不足，作一個檢查。劉亞樓這個人有很多的優點和長處，但在思想上卻的的確確有驕傲自滿的情緒。他平時對事對人，總是鋒芒畢露。據我所知，“鋒芒畢露”這四個字，是林彪對劉亞樓的批評。他經常對同級幹部、對下級幹部的批評過於苛刻，他說什麽就必須是什麽，人家一說反對意見，他心裏就不痛快。所以大家都說，劉亞樓有“霸王作風”。我自己也認為，這是劉亞樓身上存在的最大缺點。對劉亞樓的這種作風，我曾不時向他提出過意見，也曾把大家的意見向他反映過，可在這個問題上他始終沒有什麽明顯的改正。直到他去杭州主持編寫條令，身體開始不好了以後，我就沒有再向他提過了。所以我這次也替他向大家作了檢討。但是，劉亞樓已經去世了，我希望大家學習劉亞樓的長處，對劉亞樓的不足之處，隻能引以為戒。畢竟劉亞樓對空軍的建設是有功勳的，尤其是空軍建設的初期，部隊迅速擴大，機構不斷增多，幹部來自四麵八方，大家都對空軍的一整套技術業務非常生疏，而且當時戰爭狀態還沒有完全結束，國民黨軍的飛機不斷進入大陸，這使得我們的建軍工作一開始就存在著很大的困難。緊接著，在空軍部隊並沒有真正組建好的情況下，中央又下達了要求空軍部隊立即參加抗美援朝的作戰命令。在這種情況下，要團結和領導空軍幾十萬幹部、戰士共同完成任務，其困難是可以想象的，這就迫使劉亞樓不得不要求空軍各級黨委和全體幹部、戰士都要雷厲風行，令行禁止，緊張地工作，否則就不能在保衛祖國領空和抗美援朝的戰鬥中打下敵機，立下戰功，也不可能把空軍部隊帶出一個好的戰鬥作風和工作作風來。另外我還特別指出，不僅劉亞樓有“霸王作風”，我也有，空軍黨委的其他同誌同樣也有。我對別人的批評也過於苛刻，有時缺乏分析，還有好大善功的思想，喜歡聽悅耳之言，不喜歡聽反麵意見。這些年來我常常在想，如果劉亞樓沒有在一九六五年去世，以他的性格和與林彪的關係，他必定會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下去。如果真是那樣的話，後來被監禁在秦城的，將會是他，而不是我。我在會上檢討完並通過後，會議就告一段落。接著，會議轉入第二階段，開始批評劉震、成鈞、曹裏懷等人，要他們進行自我批評。七月底，林彪從大連給我打來電話，告訴我說，空軍黨委的這次全會，一定要全部按照中央軍委、軍委常委和葉劍英副主席的指示去辦事。除劉震和張廷發之外，一定要把空軍的大多數人團結起來，從工作上、感情上團結在一起，把空軍的工作搞好。對犯錯誤的同誌，主要是進行批評教育，要抱著與他們團結共事的態度，不要傷害他們，隻要他們檢討認錯，表示今後願意在軍委的領導之下，願意在三總部的領導之下，在空軍黨委內部團結一致、搞好工作，有這一點就行了。遵照林彪的指示，我同餘立金商量，對劉震等人的批評要適可而止，搞得過頭了不好，不要像他們對我們那樣去對待他們。本著這種精神，劉震等七位空軍黨委除了在大會上先後作檢查、進行自我批評以外，主要就是在小組會議上，由大家對他們作了一些批評。我和餘立金都沒有再說什麽。直到會議的最後，我和餘立金才一個一個地找每位常委談話，然後又同軍區空軍的一些同誌分別談了話。會議結束後，各軍區空軍的同誌離開北京時，我和餘立金還專門到機場去為他們送行。在常委一些人的檢查過程中還發生了一件事。首先是成鈞在檢查中講到，會議進行中的一天晚上，他和傅傳作、黃立清、廖冠賢四個人到了賀龍那裏，向賀龍匯報了空軍黨委全會的一些情況。賀龍聽了以後說：“這個會議吳法憲、餘立金不能主持了，你們就組織起來開嘛！你們繼續講你們的意見嘛！吳、餘有錯誤，你們就繼續揭嘛！”成鈞講了這件事以後，黃立清、廖冠賢、傅傳作他們幾個人也先後在自己的檢查中談到了這件事。大概是八月七日，林彪從大連回到北京，住在人民大會堂的浙江廳。八月九日，林彪把我找了去，要了解一下空軍全會的情況。當我講到成鈞他們四個人曾經到了賀龍那裏，向賀龍匯報空軍全會的一些情況和賀龍的表態時，林彪說：“這件事，你要他們寫一個材料，然後送給我。”回到空軍，我就找到成鈞他們四個人，要他們宇實事求是地把這些情況寫出來。然後，我和餘立金以我們兩個人的名義，將這些材料送給了林彪。我們還附了一封短信。信的大意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現送上成鈞、黃立清、傅傳作、廖冠賢四人所寫的材料，請閱。現在看來，空軍黨委十一次全會之所以形成這樣，是因為有兩條線操縱著。一條是以林副主席為首的一條紅線，貫穿著空軍黨委十一次全會的始終；另一條是以賀龍元帥為首的黑線，在控製著這次會議。”材料是林彪要的，成鈞等四個人寫的，但信中“兩條線”的提法是我和餘立金加上去的。這個問題我經過反思，當時這樣對賀龍元帥無限上綱，是非常錯誤的。這個情況，就是一九八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判決書上所列舉的“林彪指示吳法憲編造誣陷賀龍在空軍陰謀奪權”這一條罪狀的來龍去脈。在這個問題上，我承認，我們這樣對賀龍無限上綱，是非常錯誤的。但是，說我們“編造誣陷”，卻不是事實，因為材料是成鈞他們寫的。我們隻是把別人寫好的材料轉交上去而已，不存在我們編造的問題。八月下旬，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第二階段結束。在這一階段中，絕大多數同誌都認真地檢查了自己，受到了教育。最後，我們這個會議還是形成子一個團結的會議。根據林彪和葉劍英的指示，我們在向軍委寫了報告並得到批準後，對劉震和張廷發兩個人宣布了停職檢查的決定。對劉震進行停職處理，是因為這次風波是他挑的頭。但為什麽還要對張廷發也進行停職檢查呢？在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的第一階段，劉震等人除了把矛頭對著劉亞樓以外，還針對張廷發。很多人都說，張廷發這個人很驕傲、很霸道，處處訓人。我認為，這些批評是對的。張廷發有很多優點，他有能力，有魄力，工作積極肯幹，因此我們向軍委建議，將他由空軍參謀長提為副司令員。但是他有個致命的缺點，就是嚴重脫離群眾。也許是因為劉亞樓在世時，有一度曾經想想把他培養成為自己在空軍的接班人，因此，張廷發更加蠻橫和目空一切，對空軍的一些老同誌很不尊重，並且與司令部一些同誌的關係也搞得很僵，大家對他的意見很大。十一次全會開始以後，我在他“坐山觀虎鬥”時，就在心裏想，劉亞樓生前對你張廷發不錯，現在那些人如此攻擊劉亞樓，你至少也應該站出來為劉亞樓說幾句公道話吧。可他就是一句話也不講，隻想一個人脫離出來。大概是軍委領導對張廷發這個人的情況也有所耳聞。葉劍英副主席聽到了下麵的一些反映，要李文芳轉告我說：“張廷發可以停職，他太脫離群眾了。停職不是撤職，教育一下，轉變過來了，還可以複職嘛！”遵照葉劍英的指示，我和餘立金一起給中央軍委寫了報告，請示對張廷發進行停職。報告送上去以後，很快就批了下來。在張廷發被停職的問題上，我們隻是被動地執行軍委領導的決定，甚至可以說軍委作這樣的決定還有點出乎我的意料。至於軍委領導為什麽要決定停張廷發的職，我至今也不清楚具體原因。根據軍委領導的指示，除了對劉震和張廷發兩個人進行了停職檢查的處理以外，對其他人我們則一概不動，隻是希望他們能接受教訓，團結共事，共同搞好工作。空軍黨委十一次全會第二階段即將結束時，我主持召開了一次空軍黨委常委會議。我和餘立金在會上提出，要組織人寫一個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大事記，把會議的過程全麵地寫一個紀要；要整理和保存葉劍英副主席在全會上的講話；把這次會議的大小記錄全部保存起來，把所有人的發言記錄在案；常委七個人聯名告狀的二十五條也存檔；成鈞等四個同誌到賀龍元帥那裏的匯報材料以及我的檢討，也都要全部存檔。會後，空軍有關部門按照這一原則，對會議的所有材料進行了處理和保存。應該說，所保存的這些材料，都是最原始的，是確實可信的。盡管後來空軍黨委的變化很大，但是我想，如果沒有人有意銷毀，當年存檔的這些材料應該都還在。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體會議還有一個第三階段，這就是擴大會議的階段。中央軍委常委會議決定，從九月一日起，空軍黨委應當召開一個擴大會議。對此，葉劍英具體指示，空軍團以上幹部都應該來參加這個會議。但我們考慮，整個空軍團以上的幹部太多了，都來了我們沒有那麽多的地方讓他們住，於是提議改為師以上的幹部到會。葉劍英副主席最後同意了我們的意見。這次會議的重點，是傳達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然後通報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的情況，傳達中央常委會和軍委常委會的指示，傳達林彪和葉劍英的講話。擴大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總政治部主任蕭華正好病愈恢複工作。在了解了情況之後，他召集參加空軍黨委擴大會議的全體同誌在京西賓館開了個大會，再次傳達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同時，他還根據林彪和葉劍英關於空軍問題的指示，結合空軍的實際情況，講了幾個問題。他在講話中對空軍黨委明確表示了支持，並對空軍工作好的地方予以了表揚和肯定。因為蕭華是空軍的第一任政委，對空軍的情況是了解的。蕭華的這次講話，是繼葉副主席講話以後的又一次重要講話。蕭華講話以後，葉劍英副主席又專門接見了參加會議的全體同誌。最後，在九月十日，曆時三個多月的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體會議終於結束了。就在會議即將結束的時候，空軍機關司令部、科研部、工程部的一些人，已經在會場上貼出了大字報，指責空軍黨委的這次會議是個馬拉鬆式的會議，開了好幾個月還開不完，應當趕緊結束，開始在空軍搞“文化大革命”。這些大字報，意味著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雖然結束，但“文化大革命”卻已經在空軍中悄然開始。從此，整個空軍就一直沒有平靜過。


三、接林彪回北京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由毛澤東親自主持。會議開始以後，毛澤東先於八月四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對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向各大、中學校派工作組的行為，進行了嚴厲地指責。然後，他又於八月五日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不點名地對劉少奇進行了更加嚴厲的指責。當時知道這些事情的人很少，所以我當時並不知道。據我的了解，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前一段會議，林彪並沒有參加，仍然住在大連休息。在毛澤東寫下他的“第一張大字報”之後兩天，八月七日晚九點鍾左右，我接到周恩來的電話指示，要我在第二天，即八月八日上午派專機去大連，把林彪和葉群接回北京。周恩來還特別交代：“要絕對保密。這件事情，隻準你一個人知道，不能告訴任何人。”他同時還規定，飛機返回北京西郊機場的降落時間，要直接報告他，他要親自去接。其他的人，除了我可以去機場接林彪外，任何人都不要去。至於大連林彪那裏，由他直接去電話聯係，就不用我管了。我當即表示：“一切遵照總理的指示辦理，請總理放心。”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八月八日一大早，我就派出專機赴大連去接林彪。上午十點半，從大連返回的專機降落在西郊機場。飛機降落時，周恩來已經先期趕到了機場。根據周恩來的要求，飛機滑到機場跑道的北頭停下，沒有像往常那樣進入停機坪。機艙門一打開，周恩來就立即登機去見林彪。我就在飛機下麵等候。就在這個時候，汪東興也匆匆趕到了機場，同我打了聲招呼後也很快進入了機艙。汪東興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是代表毛澤東來迎接林彪的。周恩來、汪東興和林彪幾個人在機艙裏談了大約有半個小時，至於他們在飛機裏談的是什麽，我就不知道了。不過他們幾個人下了飛機以後，我聽見周恩來問林彪，是不是先到毛澤東那裏去一趟。他還問林彪，天氣很熱，是不是就住在人大會堂浙江廳，因為那裏裝有空調，並且已經通知他們作了準備。林彪下飛機以後，我本想和林彪說幾句，但看見林彪當時表情很嚴肅，就沒敢上前搭話。就這樣，周恩來把林彪接走了。汪東興和葉群走在後麵，他倆的談話，我從旁邊聽到了幾句。我聽見汪東興告訴葉群，說毛澤東和江青都同意把李納放到《解放軍報》社去當記者，是否請林彪轉告蕭華安排一下。葉群當時很高興，說：“主席信任解放軍，才把女兒送到《解放軍報》社來當記者，我們熱烈歡迎。我一定盡快轉告林總，把這件事情安排好，請主席和江青同誌放心。”說著，他們兩個人也坐車離開了機場，可能也是去了人民大會堂。他們走後，我隨即坐車回到了空軍大院。盡管我這次也去機場接了林彪，卻對毛澤東、周恩來為什麽要急於把林彪接回北京，是一點也不知道。因周恩來和汪東興對我都是點滴不露，這件事對我來說就是悶葫蘆一個。


四、《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八號那天下午，周恩來突然之間又來電話通知我，要我晚上到人民大會堂的福建廳開會。我整八點準時來到了福建廳，當時廳裏還沒有人到，就數我到得早。我剛到了不久，就有一些其他人陸陸續續地來了。我記得參加那天會議的有楊成武、張愛萍、蕭華、許光達、蕭勁光、蘇振華等人，還有中央各部門的負責人，總共大約有二十多人。我們這些人都是周恩來親自通知來開會的，但都不知道開的是什麽會議。於是，大家沒有事，就一邊等，一邊扯亂談。等了大約有兩個多小時，先是陶鑄來到福建廳，隨後周恩來也到了。周恩來一來，就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張紙說：“這是毛主席在八月五日所寫的一張大字報，是手稿，我念給你們聽聽。”周恩來所念的，就是以後眾所周知的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是何等的好啊！請同誌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對這張“大字報”，周恩來一連念了兩遍。念完之後 ，他又說：“現在看來，多年的事實證明，劉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來想培養劉少奇當接班人，現在看來不行了，他辜負了毛主席的希望。現在中央決定，把林彪同誌接回北京接替劉少奇，擔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現在通知你們一下，暫時不要再往下傳，就你們知道就行了。待中央決定往下傳達時，再通知你們。”聽了周恩來所念的“大字報”和他的一番講話，我這才悄然大悟：急著要把林彪接回北京，原來為的就是這個！毛澤東的“大字報”沒有點名，可是誰都知道，實際上指的就是劉少奇，還有鄧小平。聽了周恩來的一番提示，大家心裏也就清楚了。毛澤東的這張“大字報”，由五十多天前派工作組的矛盾開始，一直扯到了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是新帳、老帳一起算。尤為令人感到震動的，是毛澤東在“大字報”中，公開提出了中央存在兩個司令部的觀點。這篇所謂的“大字報”，全文不過二百多字，可實實在在是字字千鈞，哪個能擔待得起呀！我當時的感覺十分矛盾：對林彪即將出任中央第一副主席，我心裏當然很高興。但是，我對劉少奇也一向是很尊重的，從在蘇北接受他的直接領導以來，我一直都認為他是一個黨性強、能堅持原則的好領導，特別是他主持的中央常委會議解決了空軍黨委十一次全會的問題，我更是深懷著感激之情。我看了看在座的其他人，發現他們雖然都很驚訝，但因為對當時的情況不知道底細，不知道是怎麽一回事，所以都沉默不語，誰也沒有發言。這些同誌的資曆都比我老，軍銜都比我高，他們都不講話，我就更不敢隨便講話了。所以，我沒有露出任何情緒。當時在場的陶鑄，也沒有講話。周恩來講完以後，他們兩個人就一起走了，會也就散了。關於這件事，直到一九六七年秋，周恩來才告訴我一點情況。那時我已經參加了中央文革碰頭會議。一天，周恩來要我和他同乘一輛車，去人民大會堂參加一個會議。在車上周恩來告訴我，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毛澤東曾問他：“看來劉少奇不行了，我對他觀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對鄧小平也觀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劉少奇拿下來，現在怎麽辦？”他回答說：“那就隻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劉少奇最合適。”他說完後，毛澤東點了點頭說：“好，那就把林彪接來北京吧。”當時在毛澤東開列的中央副主席、常委的名單上，副主席是兩個，一個是林彪，一個是周恩來。名單傳到周恩來那裏時，周恩來表示謙虛，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這樣，林彪就成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五、列席八屆十一中全會

八屆十一中全運會期間，正是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的緊張階段。八月十二日上午，我正在主持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時，接到軍委辦公廳的通知，要我下午三時到人民大會堂的東大廳，列席八屆十一次全會的開幕式。下午兩點半鍾，我提前來到了東大廳會議室。因為是列席人員，我就坐在了最後一排，同曹軼歐坐在一起。當時我還不認識她，也不知道她是康生的妻子，隻是估量著她和我一樣，也不是中央委員，是列席會議的，所以才坐在最後一排。那天的會議給每個與會者發了一個文件袋，裏麵有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印發的四個會議文件。第一個文件，是毛澤東八月五日所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第二個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一封公開信。這裏順便說說毛主席給紅衛兵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五月底，在北京清華附中的一些青年學生，開始組織了全國第一個造反組織，並起名叫做“紅衛兵”。“紅衛兵”開始是秘密組織，和劉少奇、鄧小平派到清華附中的工作組進行鬥爭。不久北大附中、地質學院附中等其它中學也相繼出現了紅衛兵的組織。這些紅衛兵，利用了一次江青到清華附中視察的機會，將他們所寫的“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文章交給了江青，並希望得到毛主席的支持。這一下毛主席找到了機會，便大做文章，親自寫信給清華附中紅衛兵，信中說：“你們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信中還說：“在這裏，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采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同你們采取同樣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和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一樣，這封信火藥味道十足，上綱上線。這兩個文件的印發，就等於把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對立態度公諸於眾，允許紅衛兵們去攻擊劉少奇的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第三個會議文件，是八月八日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這個文件明確規定：“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的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文件指出，進行“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方法，是用大字報和大辯論的形式，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堅決地向那些公開的、隱蔽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進攻，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最後一個會議文件，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即後來被稱之為“政變經”的那個講話。林彪的這個講話，除了以大量的篇幅談及政權和政變的問題以外，還歌頌毛澤東是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之後的天才。他說：“毛主席是我們黨的締造者，是我國革命的締造者，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偉大領袖，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他還說：“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後，如果有誰作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據我所知，把林彪的講話印發中央全會，這還是第一次，足見他的那次講話，在當時的確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讚賞和重視。閉幕式快要開始的時候，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董必武等中央領導人進入會場。頓時，全場歡聲雷動，大家熱烈鼓掌。各位領導人就座以後，毛澤東主持了閉幕式。他首先宣布開會，接著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公報》。《公報》熱烈頌揚了毛澤東：“毛澤東同誌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麵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公報》還讚揚了林彪，認為“林彪同誌號召人民解放軍在全軍展開學習毛澤東同誌著作的群眾運動，為全黨全國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公報》順利通過後，會議就開始進行選舉。這次選舉，實際上是對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進行調整。我沒有選舉權，隻是看到了選舉的情況。選舉結果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來的七人增加到了十一個人。這十一個中央常委的排列順序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劉少奇的名字從原來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則上升到了第二位，並成為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同時，會議還增選了陶鑄、陳伯達、康生、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補選了李雪峰、宋任窮、謝富治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另外，通過選舉，會議還改組了中央書記處，撤銷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和楊尚昆的候補書記職務，補選了謝富治、劉寧一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選舉結束後，毛澤東發表了講話，主要講要籌備九大，執行正確決定和要給犯錯誤的同誌出路。毛澤東講完，林彪又作了一個簡要的講話，接著便宣布散會。我列席八屆十一中全會，雖然隻有一天，但是目所睹、耳所聞，對全會的情況還是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可以看出，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鬥爭鋒芒，首先是直接指向劉少奇和鄧小平。實際上，這是毛澤東以會議的形式，來解決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問題，盡管當時在表麵上還保留了他們的一些職務，但實際上他們已被拉下了馬，而且注定了不久後被徹底打倒的命運。


六、中央工作會議

十一中全會結束不久，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毛澤東將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書記，國務院各部、委的負責人，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主要負責人，召集到一起，在北京舉行中央工作會議，並親自主持了這個會議。我接到軍委的會議通知，參加了這個會議。會議的主要方式，是開大組會議。我被編入東北大組，由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任組長，總政治部副主任劉誌堅任副組長。會議地點就在新落成的京西賓館，會議的主要內容是學習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和《中共中央關於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重點是批判劉少奇、鄧小平派工作組“鎮壓群眾的問題”。看來，毛澤東召開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意圖，是要把劉少奇和鄧小平的錯誤，公布到全黨。會議原定隻開三天，後來一拖再拖，一直到十月二十八日才告結束，前後一共開了二十天。在這個會上，最活躍的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們，如陳伯達、江青、康生等人，他們在各大組之間到處竄，不停地指責各省、市、自治區，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解放軍各部門的負責人，說他們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到處鎮壓和破壞“文化大革命”，打擊學生和紅衛兵小將。除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以外，參加這次會議的多數人說話都很少，即使發言，也大多是三言二語，表個態而已，對劉少奇和鄧小平沒有多少意見可以講。我則基本上沒有發言。眼看著會議開了十天，局麵還是沒有打開。經過中央文革小組提議，周恩來親自指揮我派出飛機，去各地接造反派的頭頭來北京參加會議，揭發問題。我們東北組來的是貴州造反派頭頭，此人一到北京就由中央辦公廳派專車接到京西賓館，神氣十足。他來了以後，周恩來親自到東北組來參加會議，以示重視。他滔滔不絕地一直講了三個鍾頭，專門揭發當時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正林等人如何破壞“文化大革命”，如何鎮壓學生運動和逮捕紅衛兵的情況。我看到，在這個講話過程中，周恩來一直頻頻點頭，讚揚他的揭發。讓各地的造反派來會上點火的這一招還真管用，這些人一來參加會議，會議就逐漸掀起了高潮。特別是圍繞著派工作組的問題，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意見就開始多了起來。很多人發言都認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工作組一進門，就把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了，從而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起了阻礙運動的作用。大家都表示，擁護毛澤東關於撤銷工作組的決定。關於派工作組的問題，在這之前毛澤東曾經說過，他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的學校的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他還說，誰反對“文化大革命”？是美帝、蘇修、日修、反動派。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有人天天說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而實際上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全國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親自召集了一次全體會議，講了十分鍾的話。大致上是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要求各級黨委和負責人挺身出來領導運動，不要怕群眾，要到群眾中去先做學生，後做先生，要引火燒身。說實在的，聽了這些話，當時我就在心裏想：這樣引火燒身的人有嗎？誰能甘心情願地讓群眾轟，讓群眾罵，讓群眾搞“噴氣式”，讓群眾掛牌遊街、亂轟亂鬥，進行人身侮辱？！又有誰以身作則，站出來讓群眾鬥？就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也未必能夠這樣做！以我的內心來說，我就不願意。但是，毛澤東又號召我們要這樣做。我真的不知道應該怎樣去應付以後即將發生的問題。我當時很有些彷徨不定，無所適從。在這終於逐漸形成的會議氣氛下，劉少奇、鄧小平被迫在會上作了檢查。十月二十三日晚，在京西賓館二樓第一會議室召開全體會議，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等中央常委，以及國務院的各位副總理，軍委的各位副主席全都到會。會議開始以後，毛澤東要林彪主持會議。林彪當即宣布說：“今天晚上的會議，是由劉少奇和鄧小平同誌作檢查。”到會的人一片沉默，整個會場鴉雀無聲。劉少奇開始念他已經寫好的稿子，承認他對“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運動受挫負有責任。他還說，他對怎樣進行“文化大革命”心中無數，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製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認識問題。他還表示，他聽從黨的考驗和審查，遵守黨的紀律，絕對不搞地下活動和派別活動，保證做到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做的。鄧小平的檢討就更簡單，我記得他隻檢討了“專擅”兩個字，至於“專擅”兩個字的下麵究竟有什麽具體內容，他沒有去說。劉少奇和鄧小平兩個人檢討以後，林彪問毛澤東還有什麽指示沒有，毛澤東立起身來說了幾句，大意是劉少奇、鄧小平兩個人犯錯誤，他也有責任，他也要負責等等。至於別的問題，我就記不清楚了。這次會議結束以後，會議的情況很快就被人捅到了社會上。十一月初，天安門前就出現了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大字報，從而把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目標——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向全世界公開了。從此，我就再也沒有見到過劉少奇和鄧小平。很可能從這會議之後，他們就遭到了軟禁和監視，沒有了行動自由。


七、八次接見紅衛兵

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和毛澤東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當時雖然沒有公開發表，但是還是很快就傳遍北京，傳遍全國，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震動。此後，紅衛兵作為一種政治力量，進入了中國的曆史政治舞台。這些本來無權無勢的大、中學校學生組織，之所以能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翻江倒海，主要還是由於有了毛澤東的支持。毛澤東開始利用年輕學生的熱忱和無知來大鬥“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了毛主席的大力支持、撐腰，這一下，紅衛兵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地搞起來了。毛澤東對紅衛兵的支持，尤其是以他在北京八次接見了紅衛兵而著名。以後一次周恩來對我說，早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在杭州召開的中央黨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就說：“全國各地的學生要去北京，應該讚成，應該免費，到北京去大鬧一場，才高興哪！”正像毛主席自己說的：他要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之後不久，為了表示自己對紅衛兵運動的支持，毛澤東決定於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首都各界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大會”，他要親自接見紅衛兵。他的這一舉動，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那一天，毛主席親自掛帥，穿上了綠軍裝，登上天安門，檢閱紅衛兵。他接受了紅衛兵給他戴的紅衛兵的袖章，表示他願意當他們的“紅司令”，從此領導全國紅衛兵，更加猛烈衝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每次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重大慶祝活動，都有一個防空警戒的問題。八月十八日那天，為了保護毛澤東等人的安全，我以空軍司令員的身份，於清晨五點鍾就上了天安門城樓，親自執行防空警戒的任務，因此看到了大會的一些情況。那一天，從淩晨一時開始，百萬紅衛兵和群眾就開始陸續進入廣場，其中有一千多名紅衛兵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數萬紅衛兵登上金水橋兩側的觀禮台。天安門城樓和觀禮台從來都是舉行盛大慶典時，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各部門高級官員才允許上去的。讓群眾特別是年輕的大、中學生們登上這些地方，這是建國以來從沒有過的。九時半左右，毛主席、林彪以及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登上了天安門城樓。毛澤東出人意料地穿上了一套嶄新的草綠色軍裝，頭戴一頂綴有紅五星的新軍帽。然後，我看到他在天安門城樓的休息室裏，一邊等待大會的開始，一邊和林彪、周恩來、陳伯達一起審閱和修改大會的講話稿，也許是因為稿子寫得有些匆忙。十時正，慶祝大會正式開始，在《東方紅》的樂曲聲中，中共中央政治局黨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宣布會議開始，並致詞。在他的致詞中，非常醒目地給毛主席加上了“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三個頭銜。接著，林彪講話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們的毛主席，毛主席是“偉大的統帥”。這樣，林彪又給毛主席加上了一個統帥的頭銜。從此以後，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有了四個頭銜，以後被人們稱之為“四個偉大”。“四個偉大”，其中有三個最早是陳伯達提出的，隻有一個“偉大統帥”是林彪加上的。這就是“四個偉大”的由來。在這之後不久，林彪以“四個偉大”做了題詞。他所寫的“四個偉大”題詞，在《人民日報》上與廣大讀者見麵。從此，“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偉大的統帥”這“四個偉大”，就在全國範圍內廣為流傳開來，也就與林彪的名字連在了一起。在慶祝大會上，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的宋彬彬，將一個紅衛兵的袖章戴到了毛澤東的左臂上。毛澤東當然知道，他戴上紅衛兵的袖章意味著什麽，這是他欣然默認了自己是紅衛兵的總司令。就在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高興地對林彪說，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都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義。林彪講完，周恩來也發表了講話。周恩來講完後，大會就開始群眾遊行。當遊行隊伍通過天安門時，毛澤東帶頭在城樓上由東向西，又由西向東，不停地揮動著手裏的軍帽，向遊行隊伍和觀禮台上的紅衛兵致意。毛澤東的這一舉動，使得觀禮台和廣場上都沸騰了，天安門城樓兩側的觀禮台上，數萬名紅衛兵舉著毛主席語錄一起高呼“我-們-要-見-毛-主-席”，震耳欲聾。廣場上，遊行的群眾都拚命地喊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響亮的口號淹沒了一切。這種場麵，通過廣播，也感染了全國的人民。第二天，全國各大報紙，都以大量的篇幅報道了“毛主席同百萬群眾共慶文化大革命”的盛大活動。不久，大型彩色紀錄片《毛主席和百萬文化革命大軍在一起》在全國放映，進一步神化了毛澤東，毛澤東的地位被無限地提高了。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以後，全國各地大、中學校的師生紛紛來到北京，要求得到毛澤東的接見。由於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的巨大成功，毛澤東遂決定於八月三十一日，在天安門廣場第二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及北京的五十萬紅衛兵。這次接見活動是從當日下午三點開始的。會上，周恩來首先代表中央講話。他在講話中對各地的紅衛兵來到北京表示熱烈的歡迎，並肯定了全國“大串聯”這一行動。他說：“現在，全國各地的同學到北京來交流經驗，北京的同學也到全國各地去進行革命串聯，我們認為，這是一種很好的事情，我們支持你們。中央決定，全國各地的大學生全部和中學生一部分代表，可以分期分批地到北京來。”周恩來還在講話中號召紅衛兵學習解放軍，要紅衛兵像解放軍那樣，“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活學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永遠做毛主席的好學生、好戰士、”周恩來講話以後，林彪臂戴著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的袖章，向大會發表了講話。他說：“紅衛兵走上街頭，橫掃‘四舊’，‘文化大革命’已經觸及到國家的政治、經濟，由學校的鬥、批、改發展到整個社會的鬥、批、改，群眾的革命洪流，正在改變著我國整個的麵貌。”他在講話中還要求紅衛兵“敢於鬥爭，敢於革命，善於鬥爭，善於革命”，“分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要注意團結大多數，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打擊的重點，是鑽進黨內走資產階級道路的當權派。一定要掌握這個鬥爭的大方向。”據我所知，林彪曆次接見紅衛兵的講話，都是由中央文革代為起草的，林彪從不表示自己的任何意見，每次都隻是照稿宣讀而已。周恩來、林彪講話以後，大約下午五點鍾，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走下天安門城樓，分別乘坐檢閱車，準備進入廣場檢閱紅衛兵隊伍。車輛是周恩來親自安排的，第一輛車是毛澤東和賀龍，第二輛車上是林彪，第三輛車上是周恩來和陳伯達、康生。後麵還有幾個人，我就記不清楚了。廣場上，是北京軍區和北京衛戍區負責組織部隊維持秩序，組織通道，以便讓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的車輛通過。可是，毛澤東的檢閱車剛剛出了金水橋，好不容易由部隊戰士組織起來的人牆，就讓紅衛兵衝垮了。當時，紅衛兵們一個個拚命蜂擁前衝，想要和毛主席握手，一下子就把通道給阻塞了。大家拚命向毛澤東的座車擠來，甚至把座車都擠扁了。這一下天安門上的人緊張了，都擔心毛澤東會被擠傷。為了排除險情，周恩來和汪東興緊急組織一隊又一隊的部隊戰士，從天安門裏衝出來保護毛澤東。與此同時，北京軍區和北京衛戍區的領導也不斷地給紅衛兵們做工作，這才疏通了道路，用一輛吉普車把毛澤東給搶了出來。有了這一次的教訓，毛澤東第二次乘車出來的秩序就好多了。檢閱車出了金水橋後，沿東西長安街緩緩走了一圈，所到之處，紅衛兵們都十分激動地連連高呼“毛主席萬歲”。一時間，口號聲此起彼伏，喊聲震天。檢閱車回到金水橋前時，天已經快黑了，但紅衛兵仍舊不散，還要求再見毛澤東。見些情境，毛澤東又在天安門上停留了一段時間。一直到夜幕完全降臨，這次接見活動才告結束。八月底，北京的天氣還比較熱，接見結束以後，不少從外地來的紅衛兵當晚就露宿在天安門廣場。第二天的報紙要報道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消息，報紙上要發照片。中央文革的陳伯達和康生一看，就提出了意見，說照片不好，這樣不好辦了，因為第一輛檢閱車上是毛主席和賀龍，而不是林彪。這個照片怎麽登，讓周恩來很是為難，因為讓賀龍與毛澤東在第一輛車裏檢閱，是周恩來的安排。他同中央文革的人反複研究了好幾次也沒有結果，最後還是他自己在西華廳的辦公室裏考慮了半天，才找中央文革的人再次商量說：“這樣吧，照片還是照登，但是照片上的說明寫成‘第一輛車上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和軍委副主席賀龍，第二輛車上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周恩來這個以“毛主席的親密戰友”的提法來突出林彪的建議，得到了中央文革的同意，這才使照片第二天在報紙與讀者見了麵。從此，不論是報紙上、文件上，還是在各種場合中，“親密戰友”的這種提法就傳開了。這些情況我當時並不知道，後來我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同周恩來的接觸比較多了以後，他在一個偶然的場合下親口告訴我的。林彪的“副統帥”稱號，也是這樣來的。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時，林彪、周恩來、陳伯達等都稱毛澤東為“偉大的統帥”，紅衛兵也稱呼毛澤東為“最高統帥”。既然毛澤東是“最高統帥”，林彪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副統帥”。以後，“副統帥”的稱謂就成了通稱。例如在當時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我聽到周恩來不論是會上講話，還是在會下打電話，對林彪都是統稱“副帥”，經常說副帥如何如何。最後，這稱呼成了他的口頭禪，不稱“林彪同誌”，隻說“副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不久，中共中央、國務院於九月五日發出了《關於組織外地高等學校學生、中學學校革命學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代表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這一通知的發出，就正式肯定了在此之前群眾自發到北京和全國各地的大串聯活動。由於毛澤東要求對紅衛兵的串聯要有幾個保證，叫作“保吃、保住、保行”，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通知》中規定，來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外地大、中學生和教職員工，一律免費乘坐火車，生活補助和交通費用由國家財政開支，來京以後的夥食、住宿由北京市負責安排，在京時的飯費則由國家財政負擔。通知發出後，全國各大、中學的學生和教職員工，就開始了在全國範圍內的大串聯。整個串聯活動在毛澤東直接的公開支持下，很快就掀起了一個又一個的高潮。當時，全國各地進行大串聯的人的首要目的就是北京，都想到北京來接受毛澤東的接見。這樣，在《通知》發出以後，毛澤東又先後在北京接見了六次紅衛兵。連同前兩次接見，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最後一次為止，毛澤東一共接見了八次紅衛兵，總共接見的紅衛兵人數大約在一千一百萬人左右。我作為空軍司令員，全部參加了毛澤東這八次對紅衛兵的接見。每次接見紅衛兵，周恩來都要做大量的具體組織工作。據我所知，這些工作非常繁重，也可以說是中央和北京市各部門一個額外的沉重負擔。接見之前，周恩來每次都要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集國務院、解放軍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負責人，研究組織和安全工作，布置好警戒。我們這些跟著周恩來做具體工作的，也經常要忙上幾天幾夜。在古今中外的曆史上，像這種乘車、吃飯、住宿都不要錢，而且有數以千萬計的人參加的大串聯活動，恐怕還從來未有過的。到九月十五日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時，就很快出現了一些問題。由於有限的交通工具無法滿足為數眾多紅衛兵流動的需要，就開始出現交通運輸史上罕見的運載量高峰，長途汽車、內河船隻、海運輪船，特別是火車的超載，都到了十分危險的程度。在當時的火車車廂裏，到處都擠滿了人，不僅茶幾上坐了人，椅背上坐了人，走道上坐了人，甚至連行李架上、座位底下都坐著或躺著人，造成了車廂裏的行李架普遍斷裂，各種設備被破壞。可以說，紅衛兵的大串聯，已經造成了全國各交通線上的一片混亂。到了十月份毛澤東第四、第五次接見紅衛兵以後，更多的紅衛兵湧向北京及全國各地，使交通運輸部門不堪承受，反映更加強烈。在這種情況下，經周恩來請示毛澤東同意，開始提倡徒步串聯。這以後，盡管不少學校的師生響應號召，進行徒步串聯活動，一支支命名為“長征隊”的紅衛兵串聯隊伍不斷出現，但仍然有大批師生搭乘各種交通工具進行串聯，使全國交通運輸緊張的狀態，沒有得到任何緩和。“走”的問題沒有解決，接著又發生了“吃”的問題。在當時大串聯的熱潮中，除了北京以外，一些革命“聖地“，也是串聯師生的目標之一。但問題是，大多數“革命聖地”缺乏必要的接待條件。如井岡山，本來山上就沒有多少人家，結果一下子就上去幾十萬學生，很快就沒有吃的了。這一來，上山的學生都餓得不行。周恩來知道這一情況後十分著急，馬上就動員武漢、南昌、廣州、福州、杭州等大城市的群眾，蒸饅頭、做麵包、餅幹、點心等。把這些食品集中起來後，要我派空軍的飛機，從四麵八方向井岡山上空投食品。我們前後一共向井岡山空投了半個多月的食品，才使大多數的學生們免於餓死。不過，最後還是餓死了極少數的幾個人，還有因為饑餓一下吃多了，撐死的也有。這樣的現象不僅局限於井岡山一地，在韶山等其它的”革命聖地“，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況。後來，周恩來實在沒有辦法，就去向毛澤東請求說：“現在鐵路、汽車和輪船都很緊張，糧食和住房也緊張，是否可以對串聯的人數作一個限製。”毛澤東對周恩來的這個話不滿意，回答說：“現在才接見了六、七百萬，少了，要再加一倍，還要保吃、保住、保行。”周恩來看到這種情況，就不敢再吭聲了。回來以後，就又召集國務院、北京市、軍隊各部門的負責人，一起再開會研究，再動員。他接著召開了一個萬人大會進行動員，號召北京市的軍民，全心全意接待毛主席請來的客人，要求各部門各負其責，要準備糧食、準備房子，搞好交通。所有的學校、機關、廠礦、招待所和賓館統統讓出來，準備接待紅衛兵。就這樣，毛主席又開始接見紅衛兵。我記得毛澤東最後一次接見紅衛兵，除了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一部分以外，大部分是在北京西郊機場進行的。由於西郊機場的跑道不夠，在周恩來的親自布置下，我們連夜加工，臨時擴展飛機場的跑道，在跑道的兩側各延伸了二百五十米的地帶，並且築路修橋，以便使大隊人馬能順利進出。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毛澤東連續兩天在天安門和西郊機場接見了兩百五十萬紅衛兵。當時，飛機場上所有的道路上都擠滿了人，真可謂是人山人海。由於人太多，到最後散場時，擠傷了好幾十個人。散場後，我將擠傷了人的事報告了周恩來，他要我負責把受傷的紅衛兵統統送進空軍或海軍醫院。為此，我們和海軍又忙了半天。事後，周恩來還親自帶領我們，去醫院看望、慰問那些受傷的紅衛兵。周恩來這種認真負責的精神，的的確確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在當時的中國，幾乎所有的人都覺得，能見毛澤東一麵是無上光榮、無限幸福，人人都渴望著能見到毛澤東。另外，像這樣麵對麵地接受紅衛兵的頂禮膜拜，毛澤東自己可能也覺得是一種心理上的享受。可當時他畢竟也已是七十三歲高齡的老人，雖然每次接見時，他隻是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或者是乘坐車輛進行檢閱，然而每次在天安門或車上一站就是一、兩個小時，有時通道一堵塞，站立的時間還會更長。這樣，每次接見紅衛兵，也確實夠他累的，他也有些吃不消了。到第八次接見完了以後，精疲力盡的毛澤東終於說：“不能再見了。”有了毛澤東的這句話，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才發出通知，要求外地的大、中學校紅衛兵停止前往北京串聯。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不知道花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也不知道給國家、社會和有關地區的政府、人民帶來了多麽大的負擔。幸虧是毛澤東最後自己受不了了，如果當時真的是像他說的那樣，接見人數再增加一倍的話，情況不知會糟到一個什麽樣的地步。


八、紅衛兵的興衰

毛主席的八次接見紅衛兵將紅衛兵運動推向了高潮。各地紅衛兵以串聯之名到北京集合，然後，一麵等待毛澤東接見，一麵就衝擊黨中央、國務院各部、委和各軍事機關。那個時候，這些紅衛兵什麽地方都可以衝擊，甚至連中南海、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機關，都有人衝，但是唯獨中央文革所在地釣魚台不可以衝。當時，江青發出了命令，誰要衝釣魚台，誰就是反革命，衛兵就可以開槍。那一段時間裏，毛澤東每次接見完紅衛兵以後，周恩來都要帶一些人，去開會動員來京的學生返回本單位“就地鬧革命”。但他們哪裏聽得進去呢！任你周恩來說破了天也不回去。他們在北京有吃、有喝、有住嘛，回去幹什麽？於是，整天就在北京抄家呀，破“四舊”呀，鬧得整個北京城不得安寧。不僅如此，中央文革還派出北京的紅衛兵頭頭到外地去“傳播革命火種”。這些從北京出去的人走到哪裏，就到哪裏的黨、政機關去大衝、大鬧。這一來，上海、杭州、廣州、沈陽等城市都亂了，當地的黨、政機關也差不多都癱瘓了。這樣一種鬧法，全國的混亂是必然的。就這樣，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各地的紅衛兵到處衝擊，在短短的幾個月裏，搞得全國沒有幾個黨政機關能夠正常工作，幾乎無一處能幸免於難，各單位的領導人更是一個個被揪鬥，坐上了“噴氣式”。就拿這時的國務院來說，除了周恩來自己，其他副總理都已經統統被打倒，或“靠邊站”了。這個時候，除了毛澤東說的話有人聽，中央文革說的話有人聽之外，其他任何人說話都不行，連周恩來也不行。所以，這個亂是自上而下的亂，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亂。紅衛兵運動，涉及到了中國整整的一代人。就這些紅衛兵個人來說，大多都是一些真誠革命的青年，尤其是在一九六六年六月最早在北京組織起來的中學紅衛兵（也有人叫他們“老紅衛兵”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幹部子女，包括一些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子女。在剛剛開始的時候，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部分紅衛兵是比較盲目的、狂熱的，但是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開展，麵對當時的一些現實，他們便逐漸清醒了，開始認識到了紅衛兵運動所具有的一些負麵作用。在這一背景下，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的一些中學紅衛兵集會，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以後被大家稱為“西糾”）。不久又成立了東城糾察隊、海濱糾察隊等。糾察誰呢？主要是對當時紅衛兵的一些錯誤行為糾察，想以這種方式來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糾察自己。實際上，這標誌著一部分青年學生對當時“文化大革命”的一種重新認識，是對“文化大革命”的一種反思。西城糾察隊成立以後，即發出了一係列通令，強調要“文鬥，不要武鬥”，要求對紅衛兵中違反政策、隨便打人者，要進行嚴肅的批評教育，並規定了“嚴禁打人，嚴禁體罰和變相體罰，嚴禁侮辱人，嚴禁逼、供、信”的紀律。這些通令曾在全國流傳一時，產生了一些積極作用。除此之外，“西糾”還保護過宋慶齡、何香凝、郭沫若、張治中、李宗仁等一些著名人士的安全。不久，隨著“文化大革命”鬥爭的更加擴大化，許許多多的老幹部，包括相當一部分中國最高階層的領導人被打倒、被靠邊站的時候，這些青年學生在政治上就更加清醒了。到了十一月，北京的三個紅衛兵糾察隊在北大附中成立了“聯合行動委員會”，並且喊出了“踢開中央文革鬧革命”、“江青不要太猖狂”等口號。這一下驚動了毛澤東、江青和中央文革。為了應付這一局麵，江青與中央文革一起，專門研究了“聯動”的問題，親自將“聯動”定為“反動組織”。於是，“聯動”被強行解散，“聯動”在各地的聯絡站全部被摧毀，負責人也幾乎都被逮捕。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四月，這些被逮捕的“聯動”負責人，才由毛澤東親自下令予以釋放。隨著“聯動”的被解散，在一片批評聲中，北京乃至全國的中學紅衛兵運動也就走向了末路。不少以前“鬧革命”十分積極的青年學生，這時變成了“逍遙派”，他們從此不再關心“文化大革命運動”，各自找自己的出路，不少幹部子弟就在這個時候參了軍。與北京的中學紅衛兵相對應的，是以大學生為主體的“首都紅衛兵司令部”，他們的領袖是五個人，即北京大學的聶元梓、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和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這五個人，當時被人們稱為造反派的“五大領袖”。當時，他們五個人受到了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全力支持，他們對中央文革真可以說得上是有令即行，有禁就止。當時在北京乃至全國，都可說得上是風雲一時的人物。不過，這些“司令部”存在的時間也不長。隨著紅衛兵使用價值的終結，這些“司令部”以及當年威風八麵的“五大司令”，也就很快隨之煙消雲散了。“五大司令”之首的聶元梓，一九六九年底被發配到江西的一個農場勞動，一九七一年初被隔離審查，一九七八年四月被正式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七年。與聶元梓一樣，其他幾大“司令”的命運也差不太多。一九六六年因打倒劉少奇的需要，而在一夜之間大紅大紫的“學生領袖”蒯大富，一九六八年底就被毛澤東拋棄，流放到寧夏，一九七O年被隔離審查，一九七八年被正式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七年。譚厚蘭一九七O年被隔離審查，一九七八年被逮捕，一九八二年因患宮頸癌在保外就醫中死於湖南湘潭老家。韓愛晶一九七一年被隔離審查，一九七九年被正式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王大賓一九七一年被隔離審查，一九七八年以反革命罪被捕，關押在武漢第一看守所，一九八三年得以獲釋。這就是當年叱吒風雲的“五大司令”的結局。


九、軍隊院校的“文革”在軍隊怎樣搞“文化大革命”的這個問題上，林彪與中央文革以至毛澤東之間，曾經有過不少的矛盾和衝突。從總的方麵看來，毛澤東是中國曆史上的傑出人物，林彪長期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對他一直都十分崇敬。對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擁護，但同周恩來一樣，他都全力去執行毛澤東的部署和計劃，這是毫無疑問的。至於對江青，最初因愛屋及烏，林彪對江青也是很尊敬，對江青提出的問題，也很重視。但是，作為主管軍隊工作的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至少在兩個問題上，林彪的態度是比較明朗的：一個是希望軍隊能相對地穩定下來，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樣搞得一團糟，否則如果敵人乘機入侵，就無法履行保衛祖國的職責，也無法向黨中央和全國人民交代；另一個就是不希望軍隊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認為地方的事情，應該讓地方自己去搞。但在當時，林彪的願望是很難實現的。首先，他不希望在軍隊裏搞“文化大革命”的這一想法，在軍隊院校裏就行不通。當時軍隊的院校很多，單是空軍就有四十多所，其中包括十八個飛行學校和空軍學院、空軍技術學院、空軍工程學院、空軍政治學校、空軍地勤學校，以及雷達、高炮、導彈、通訊、後勤等學校。至於全軍的學校，那就更多了。一開始，當一九六六年五、六月全國各地的地方院校“停課鬧革命”、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之時，出於林彪不在軍隊中搞“文化大革命”的想法，軍委及時對軍隊院校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幾條規定，明確規定軍隊院校隻進行正麵教育，隻在本單位內搞“四大”，不準搞串聯。但是，自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北京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以後，一種狂熱的政治氣氛逐漸影響了全國。與全國的形勢相比，軍隊院校就顯得跟不上形勢了。於是，軍隊院校的不少人就湧向北京，到中央文革那裏去鬧，要求和地方院校一樣，同樣給予他們在全國進行大串聯的權利，並要求允許他們進北京接受毛澤東的接見。於是，在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以後，中央文革和江青就把軍隊院校師生的意見，端到了軍委，端到了林彪那裏，說：“地方的學生能串聯，軍隊的學生為什麽不能串聯？應當讓他們進北京來接受毛主席的檢閱。”鑒於江青與中央文革的特殊身份，林彪不能不對此加以認真對待。經過考慮，他要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葉劍英召開軍委擴大會議，同各總部，各軍、兵種的負責人一起討論一下，看看究竟怎麽辦。在會上，大家提出，軍隊的院校師生進北京來見毛澤東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接見以後，必須立即返回原單位，不能同地方的學生搞串聯，不能幹預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林彪接受了大家的意見，對軍隊院校師生進京接受毛澤東的接見作了三條規定：第一、軍隊院校的師生可以分期分批地來北京，接受毛澤東的檢閱，但是接見以後，必須馬上返回原單位。第二、來北京以後，一定要模範地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一切行動聽指揮，要有組織地來，並且一定要有領導帶隊。第三、來京以後，由軍隊負責接待，不準到外麵去串聯。之後，林彪又於一九六六年十月上旬授意全軍文革草擬了一個《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這個文件由林彪當麵請示毛澤東同意之後，於十月五日經軍委和總政治部聯合簽署下發執行。《緊急指示》雖然也說：“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樣，完全按照十六條的規定辦，要充分發揚民主，要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在這方麵，軍隊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樣。”但同時又明確規定：“為了搞好軍隊院校的鬥、批、改，應當允許進行革命串聯和調查，但軍隊院校不要幹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緊急通知》一發出，大批的軍隊院校師生湧入北京。結果怎麽樣呢？他們也跟地方學生一樣，來了就不肯回去。隻有空軍的飛行學員，因為要進行飛行訓練，間隔時間不能太長。我一動員，他們就立即回去了。這些飛行學員算是聽指揮的，在毛主席接見以後就回去了，可其餘的根本就不肯走，有的回去了，但是第二次又來了。這些滯留在北京的軍隊院校學員，很快就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與地方院校的學生串聯在一起，開始在北京“鬧革命”。這些軍隊院校的學員在北京首先衝擊的是國防部。當時，國防部在北京北海公園一帶，與總參、總政、國防科委等單位在一起。十一月上旬的一天淩晨三點，軍隊院校學員們突然包圍了這幾個軍事機關，吵吵鬧鬧地叫嚷著要揪出副總參謀長李天佑。他們認為李天佑不久前去張家口檢查工作時，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那天，學員們在毆打了警衛戰士之後，衝進大院，賴在裏麵不走，非要把李天佑揪出來不可。麵對著這種局麵，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副主任劉誌堅在請示軍委葉劍英秘書長以後，向林彪提出，這個問題是嚴重的，必須進行嚴肅、果斷的處理，否則會對統帥機關的安全和戰備工作，造成難以設想的後果。為此，他們建議：命令衝進國防部大院的學員立即撤出大院，否則以違反軍令論處。同時，抓一、兩個帶頭鬧事的頭頭。對衝進大院的學員，要他們寫出書麵檢討，保證今後不再重犯。林彪沒有接受這個建議，相反來了一個“四不政策”，即要求對學員們實行“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抓人，不開槍”；要求在這個前提下，對衝進國防部大院的學員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動員他們退出大院。遵照林彪的指示，總政文化部長謝鏜忠、宣傳部長李曼村、青年部長辛國治等幾個全軍文革的成員，先後出來講話，想動員學員們離去，但都是講不了幾句，就被學員們齊聲高呼口號聲給壓了下去。最後，還是張春橋和戚本禹拿著陳伯達的一張便條到了現場，向學生們宣讀說：“我聽說你們衝進了國防部，心裏很不安。國防部是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親自領導的地方，你們衝了不好。你們的革命熱情是很好的，但是你們的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我希望你們很快撤離國防部。”聽了陳伯達的這幾句話，學員們雖感到很意外，並且也很不滿意，但是無人敢提出異議。不久，衝進國防部大院的軍隊院校學員們陸續散去。但這僅僅是軍隊院校學員衝擊駐京的軍事機關的一個開頭。從一九六六冬開始，軍隊院校的師生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在北京橫衝直撞，到處串聯，無法無天，不但衝擊國防部，衝擊總參、總政、總後，還衝擊空軍、海軍、工程兵、鐵道兵、炮兵、裝甲兵、通訊兵和北京軍區，幾乎所有的軍事機關都被他們衝遍了。他們每衝一個軍事領導機關，都是先進住領導機關的辦公大樓，然後再白天黑夜地揪鬥這個機關的領導幹部。另外，在這些軍事機關裏貼大字報、炮轟、火燒、並且搶檔案，肆無忌憚地隨意折騰，幾乎把所有的軍事領導機關都搞癱瘓了。當時，全軍文革組長劉誌堅以及全軍文革的全體成員，全都忙於處理各種問題，日夜應接不暇，忙得不可開交。現在想起來，對我們這些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負責人來說，一九六六年冬到一九六七年初這一段時間是我們最難過的日子。別的單位情況我不完全清楚，單單從我們空軍來說，當時從各地來北京串聯的空軍院校和空軍工廠的造反派，到處衝擊北京的空軍機關，把我們空軍鬧得烏煙瘴氣。當時進駐空軍大院的軍隊院校學員，就大約有三千多人，住在空軍其它機構的學員還沒有計算在內。這些造反派一衝進大院，就將所有的辦公室、禮堂、飯廳統統占領，使空軍領導機關陷入癱瘓狀態。那個時候，造反派都是以揪“走資派”為榮，誰揪出的“走資派”越大，誰的功勞也就越大。所以，空軍院校和工廠的造反派到了北京以後，最主要的矛頭就是對著我，想揪出我這個“空軍最大的走資派”。為顯示這個決心，他們還在我家門口前麵的馬路上，寫了好幾米見方一個字的大標語，“打倒吳法憲”。除了揪我以外，他們也揪餘立金和成鈞等。鬧得最凶的，是西安空軍通訊學校、空軍技術學院，以及太原空軍機務學校的學員。除了院校的學員，空軍下屬一些工廠的工人也來了不少，他們和學員們會合在一起，天天要你接見，要你交代問題，要你參加批鬥大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根本無法正常工作。空軍每天都有那麽多的飛機在天上飛，搞得不好就會摔飛機、出事故。更令人擔心的是，萬一形勢動亂，失去控製，飛機跑到台灣或國外其它地方，我這個當空軍司令的，怎麽向全國人民交待！不得已，我向代總長楊成武作了匯報。他當時也麵臨著造反派的衝擊，為避開學員們的揪鬥，已經離開了總參謀部的所在地和自己的家，住在總參管理局的第五招待所裏。他聽了我的情況後，要我直接請示葉劍英，是否也像他一樣，住到第五招待所去。於是，我又把自己的情況報告了葉劍英，葉帥要我先上他家裏去住幾天。他還把這一情況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對此表示同意，並說：“暫時不要叫吳法憲回去了。”可是老住在葉帥家裏也不行啊！這樣不僅對他幹擾太多，而且空軍的機關亂成這樣，我也放心不下。因此，我在葉劍英家裏隻住了三天就出來了。哪知道，我剛剛回到空軍大院，造反派就要來揪鬥我。他們用痰盂做成了高帽子準備給我帶，準備了墨汁要塗我的臉，還準備了剃刀和剪子要剃我的陰陽頭。這一切準備好了以後，就通知我去“營建大隊禮堂”。那時我們在黨中央、國務院不準建樓、堂、館、所的三令五申下，整個空軍大院都沒有建什麽像樣的禮堂，更沒有後來那樣的體育館，隻是把建設大院時施工部隊留下的一個簡易飯堂，修改成為一個簡易禮堂。這個簡易禮堂，就被人們稱為“營建大隊禮堂”。周圍的同誌都告誡我不能去，說是一旦去了，很可能就回不來。他們說，在這種批鬥會上，萬一局勢失去控製，後果就會很嚴重。不得已，我把這些情況告訴了葉劍英。葉帥叫我不要參加大會，並立即離開大院，以免被造反派揪住不放。執照葉帥的指示，我帶了一個秘書、一個警衛員，時而在空軍的指揮所，時而在西郊機場，時而在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每天以電話和空軍指揮所及各軍區空軍的指揮所密切聯係，時刻關注空軍各部隊的動向。我還不斷要求空軍各領導機關和各飛行部隊注意防空警戒，注意不要跑飛機、摔飛機。我躲出空軍大院後，造反派們找不到我，就弄了幾部汽車，到處對我進行跟蹤偵察。他們當時決定，如果一旦在路上與我相遇，或者是發現了我的住處，就要闖進來抓人。就這樣，我整天一邊東躲西藏地躲避學生和造反派，一邊指揮部隊。時間一長，拖得我精疲力竭。我還是沒有辦法正常工作。最後我請示了葉副主席，葉帥說：“你住到京西賓館吧，我要軍委辦公廳給你一間房子，就在那裏住些日子。京西賓館現在由衛戍區警衛，學生是不敢衝的。”不久，軍委辦公廳按照葉劍英的指示，給了我一間房子，我就在京西賓館住了下來。那一段時間，我晚上出去工作，白天回賓館睡覺，就這樣一直過了兩個月。京西賓館雖然就在空軍大院旁邊，但是在這兩個月的時間裏，我始終沒有回過大院。射進京西賓館以後，我倒是稍稍清靜了一些，可家裏的人卻受夠了造反派的騷擾。造反派們找不到我，就晚上越牆進我家裏去找。每次進去，他們都要在各房間裏搜查一番，看到我確實不在才算完事。我妻子陳綏圻當時在中國民航總局任生產計劃處處長，除星期天以外，每天都要到東四的民航總局大樓上班。從位於北京西郊的我們空軍大院到民航總局大樓，兩者相距二十來裏路。那時正值紅衛兵串聯的高峰期間，公共汽車十分擁擠，有時連等四、五輛車都擠不上去。好不容易擠上去了，車廂裏也是擠得水泄不通。以後她經常開玩笑說，那個時候坐公共汽車，簡直是天天在練習跳芭蕾舞。意思是說，那個時候她在公共汽車上往往被擠得連腳跟都落不了地。由於交通十分困難，每天上下班往返一次，花在路上的時間要三、四個小時。每天這樣上班實在是太辛苦了，所以有時候她就想住在辦公室裏，不回家了。但想到每天晚上造反派氣勢洶洶地闖進家裏，常常把幾個年齡較小的孩子嚇得哇哇直哭，她放心不下孩子們，隻好每天都堅持回到家裏，第二天早上再去上班。這樣，她白天上班，晚上回到家裏，往往一夜裏要起來幾次，和在家裏值班的秘書一起，應付前來尋找我的學生造反派。這樣的日子，差不多持續了兩個多月。這樣一種極不正常的生活狀況，持續的時間長了，就不可避免地對孩子們幼小的心靈造成嚴重影響。尤其是我最小的女兒，當時才隻有六歲，有時候晚上一覺醒來，就會條件反射似地喊：“媽媽，又來人找爸爸了。”其實，當時並沒有什麽動靜。這說明，那些造反派的行為，已經對一個不懂事的年幼孩子造成了相當的心理損傷。


十、十萬人大會

由於外地來京的軍事院校學員在北京的衝擊行動，已經嚴重影響了駐京各軍事領導機關的正常工作，給國防部戰備工作帶來了很大的隱患。因此，為了使各軍事領導機關能夠進行正常的工作，穩定軍隊，經林彪同意以後，軍委決定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一個十萬人的大會，動員外地來京的軍事院校學員，各自撤回本單位去進行“文化大革命”。大會還專門邀請了賀龍、陳毅、徐向前、葉劍英四位老帥參加大會，想利用老帥們的威望，動員這些外地學員離京返校。我們這些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負責人，也應邀參加了大會。大會由總政部主任蕭華和副主任劉誌堅一起主持。大會正式開始後，蕭華首先請陳毅講話。因為陳毅既是軍委副主席，又是國務院副總理，德高望重，在群眾心裏的威望較高，所以蕭華首先請他講話。陳毅在講話中公開批評了到會的軍隊院校師生，批評他們無組織、無紀律，到處衝擊，搞打、砸、搶，隨意抓人揪鬥。他說，這種行為是極端錯誤的，這不叫“文化大革命”，這叫破壞。他在講話中說：“搞路線鬥爭，第一要顧全大局。毛主席多年作路線鬥爭都顧全大局，不考慮個人得失，不考慮個人利益和小單位利益。作路線鬥爭，要顧全中國革命大局、世界革命大局。為顧大局，可以犧牲局部利益，犧牲個人利益。那天，有的學生衝中南海，衝國防部，我是堅決不同意的。我們不怪大家，以前沒講清楚，是我們工作沒做好。講清楚了，希望今後不要發生這事。你那個單位再重要，能比中南海、國防部的安全更重要？不要誇大本單位的重要，把局部誇大。打解放軍、打幹部，都是解放軍，解放軍打解放軍，我是沒有見過，沒有什麽事比這更痛心的了。我是一九二七年參軍，當解放軍三十九年，還沒有見過解放軍打解放軍。要顧大體、識大體，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從大道理。”他還說：“你們年輕沒有經驗，我跟毛主席十年，我懂得毛主席要我們幹什麽和怎樣幹，不是你們現在所做的。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你們片麵地理解了毛主席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你們的行動完全違背了毛主席的本意。我們大家還要好好地學習毛主席的指示，理解他的精神實質。毛主席的學問，我們學不完，我們必須認真學習，努力真正學到手。”陳毅的講話博得了大多數人的熱烈掌聲，尤其是我們這些參加會議的解放軍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幹部，大家更是一致認為，陳毅元帥敢於講話，說出了大家心裏的話，講得真是太好了！但並不是所有的人對陳毅的講話都表示讚同，也有少數學員在陳毅講話之後當場表示了反對，而且還有那麽一小部分人蠢蠢欲動。由於大多數人不支持他們，這才把他們壓下去。陳毅講完後是賀龍講話。賀龍講話的主要內容，是推薦空軍十七航校幾位學員提出的關於軍隊院校師生串聯的十點建議。接著，是徐向前講話。徐向前在講話中著重談了在現代修正主義、美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聯合反華，企圖在政治上孤立我們，在軍事上包圍我們的情況下，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注視敵人，隨時保持戰鬥狀態，一刻也不能中斷指揮，否則敵人來襲就不得了。他說：“你們從白天到黑夜，從黑夜到白天纏住一些領導同誌，這怎麽得了！國家的安全怎麽考慮？領導機關怎麽領導你們？要考慮到國家的安全，要考慮到敵人會襲擊我們。因此，請同誌們考慮一下，一方麵他們要滿足你們的要求，另一方麵，你們要照顧他們的工作、作戰的任務。他們都是老家夥，都五、六十了，有的還有病，你們要照顧一下他們的身體健康和工作。”最後講話的是葉劍英。由於葉帥是主持軍隊日常工作和長期負責全軍院校工作的，因此在講話中提出了一些具體要求。他要求軍隊院校的師生們堅決執行毛澤東親自製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遵守中央軍委原來的規定，受到毛澤東的接見以後，要立即返回原單位，不要在北京逗留。他還規定了具體的時間，要求在外地來京的軍隊院校師生們，在這個限定的時間內，迅速離開北京。葉劍英講到這裏時，下麵不斷的有條子遞到主席台上來責問：你們的這些講話，經過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同意了沒有？今天為什麽沒有中央文革的人到場？葉劍英看了這些條子非常生氣，他拿起一張條子，向全場的人說：“有個獸醫大學紅色造反團的XXX，遞來了條子，說我們的會議沒有經過中央的批準，是背著毛主席和黨中央召開的。你們說，我們中央軍委召開的會議不經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同意，又經過誰的呀，大家相信我們嗎？這個時候，有人在台下高喊：“把XXX揪出來。”葉帥搖搖手說：“要允許人家犯錯誤，也要允許人家改正錯誤。衝擊國防部，衝擊中南海，衝擊解放軍的各個機關，還有解放軍打解放軍，這是無產階級的感情嗎？解放軍打解放軍是幫助誰？是幫助敵人。”這個時候台下麵群情激動，絕大多數與會者都對葉副主席的講話報以熱烈的掌聲。但也有少數人，大概有那麽一、兩千人的樣子，不滿意幾位老帥的講話，在會場上轟起來了。他們亂喊亂叫，企圖鬧事。蕭華和劉誌堅看到這種情況，待葉帥講話告一段落以後，就立即宣布散會。隨後，立即護送老帥們離開了現場。十一月二十九日，總政治部又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了一次軍隊院校來京人員的大會。由於國務繁忙，周恩來無法參加這次大會，但他還是抽出時間，在大會正式開始前來到會場繞場一周，與參加大會的軍隊院校人員見了一麵。這次大會仍然由陳毅首先講話。他在講話中反擊了上次大會後一些人對幾位老帥的攻擊，並再次講，搞路線鬥爭，不要打擊麵太寬、太大，不要把路線鬥爭擴大化、簡單化。“真正的黑幫、真正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真正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是極少數。”他強調說。接著，他嚴厲斥責了那些亂批亂鬥的人：“我接觸過一些同誌，他們造反的搞法，我是不同意的，沒有打中要害，反而打中了同誌。他們的作法就是簡單化、擴大化。我對他們說，你們的作法不糾正，我交班也不交給你們。現在你們大學還沒有畢業就這樣凶，將來掌了大權，還不整死人？將來還了得呀！我就是這樣講話，刺激人。老毛病改不了，但這是老實話、真話。”陳毅講完話，葉劍英又發表了講話。他一開始就說，自己本來不想講話的，但看到又遞了很多條子，所以忍不住要講幾句。他首先念了幾張條子，其中有說陳毅講話有嚴重錯誤的，有問葉劍英有什麽資格代表軍委的，也有要求給XXX恢複名譽的。然後，他嘲笑了遞條子的那些人，並說：“我把我自己的意見講一講，也許明天又來大字報了。來大字報也不怕，我還要講一講。”接下來，他也像陳毅一樣，斥責了衝擊軍事領導機關的行為。他說：“我們的最高統帥是毛主席，軍委主席也是毛主席，但是一小撮人煽動一部分群眾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辦公的地方猛衝、猛打，這行麽？你們如果不改，就是廢品，將來不能用的。有人說我又挑動群眾鬥群眾，不是！我不敢挑動群眾鬥群眾。這樣的人不是群眾，是廢品，要洗刷！有人衝我們的國防部，這是個大錯誤，嚴格講是反革命，還有比這嚴重的錯誤麽？”這兩次大會開過以後，少數學員就大鬧起來了，一時間，“打倒陳毅”、“打倒葉劍英”的大字報就貼遍了東、西長安街。他們還向中央文革告狀，告陳毅、告徐向前、告葉劍英、告蕭華。這一告，中央文革就站在了他們一邊，公開為這些學員們撐腰，認為老帥們的講話是錯誤的，還公開點了劉誌堅的名，並通過劉誌堅，一次又一次地要陳毅、葉劍英作檢討。過了幾天，中央文革決定在首都工人體育館同樣召開一次十萬人大會，但他們決定參加這次大會的人以地方學生造反派為主，以保證大會的成功。他們點名要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幾位老帥和解放軍三總部，各軍兵種的負責人出席大會，準備狠鬥老帥和軍隊負責人。他們還把大會的請柬分為兩種，一種是紅的，一種是白的。白色的請柬是給大會鬥爭對象準備的，而我們收到的都是白色請柬。那天下午，葉劍英召集我們各總部和各軍、兵種負責人，到他的家裏一起研究一下，看看究竟去不去參加會議。葉劍英主張去，說要去看看學生們究竟有什麽名堂。我們都勸他不要去，因為事情是明擺著的，去就是挨批挨鬥，而且很可能不僅僅是批鬥，還可能會有各種各樣的體罰，甚至是人身的侮辱。大家認為，如果擔心不去收不了場的話，最好是陳毅和葉劍英兩位老帥不去，讓我們這些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人去，要批鬥，我們大家就一起去挨批鬥，無論如何要保證陳老總和葉帥的安全。可是，葉劍英又不同意由我們去替他們挨鬥。就這樣，從下午三點，一直研究到了午夜十二點，也沒有研究出什麽結果來。在這中間，會議的工作人員，實際上是中央文革的人，幾次打電話催問，葉帥都沒有給予明確的答複。由於中央文革的人追得很急，葉帥不得已，就分別向林彪和周恩來匯報了這個情況。但林彪這時已經吃安眠藥睡下了，周恩來則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很快就否決了這個大會，說：“不能去，不能召開這樣的會議。”他還責備江青說：“這種作法是錯誤的。”江青沒有辦法，隻好通知，這個大會不開了。大會取消了，使得學生們在工人體育館稀裏糊塗地白等了一天，挨了一天的餓，最後大會還是沒有開成。這一下把那些學生們惹得火冒三丈，回去以後就大寫特寫，炮轟、火燒、打倒幾位老帥的大字報越來越多了。由於毛澤東的幹預，中央文革召開大會批鬥幾位老帥和軍隊負責人的企圖沒有得逞。但事情到此並不算完，中央文革仍然堅持要葉帥作檢討，說什麽：“大會可以不開，但是必須在一定的會議上作檢討。”他們讓劉誌堅準備一個檢討稿子，讓葉帥在會議上念。這樣，在一九六六年的除夕之夜，中央文革在京西賓館禮堂召集了一個兩千多人的會議，指名要葉劍英作檢討，並要我們一起參加。會議於晚上八點開始，蕭華沒有到會，由劉誌堅主持會議。會議開始後，就由葉劍英作檢討。結果葉帥的檢討還沒有念完，下麵的一些人就按照中央文革事前的布置，轟起來了。隻見一排排的學生手持大字報衝向主席台，準備對葉劍英有所動作。見到這種情況，劉誌堅和我們這些各總部及各軍、兵種負責人，就趕緊保護葉帥從後台走了。緊接著，我們也從後台陸續出去，各自回到了自己的住所，會議就這樣散了。由於當時京西賓館是已經軍管了的單位，任何人都不準衝擊，因此學生們隻能從前門進去，其它的地方他們是去不了的。我們這才得以安全脫身。這次會議結束以後，關於會議的情況立即反映到了林彪那裏。林彪隨即向毛澤東作了匯報，說：“葉劍英在會議上作檢討，還是遭到了學生的圍攻。”毛澤東說他事前不知道這個會議，當即表示說：“這件事情一定要追查。”事後追查下來，中央文革和江青推卸責任，把這件事嫁禍給劉誌堅，說這個會議是全軍文革劉誌運堅搞的，把劉誌堅當作了替罪羊。於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劉誌堅就被江青點名，撤銷了全軍文革組長、總政治部副主任的職務。不久，他就遭到了隔離審查、關押的嚴厲處置。


十一、改組全軍文革小組

劉誌堅被打倒，全軍文革就沒有了組長，加之一些成員也靠邊站了，使得全軍文革一下子癱瘓了。這樣一來，中央文革在軍隊裏就沒有了辦事機構。為此，江青去找林彪說，全軍文革這個機構很重要，沒有組長不行，必須找一位有聲望的、能壓得住的老帥來擔任。她建議，由徐向前元帥來接替劉誌堅的工作。她還告訴林彪，她的這一提議已經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除此之外，江青還提出，由中央文革的成員關峰來擔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由於江青是打著毛澤東的旗號，林彪隻能接受，答複她說：“好，行。”但他不能肯定這就是毛澤東的意思，於是他又直接請示毛澤東，沒想到毛澤東果然答複說：“可以。”在這種情況下，林彪不得不按照江青的建議去辦。他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親自主持了一次會議，到會的有軍委常委以及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負責人，同時還邀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會上，林彪親自宣布：“經毛主席批準，重新組成新的軍委文革小組，以徐向前為組長，空軍政委餘立金和海軍副政委王宏坤為副組長，負責全軍的文化大革命工作。”另外他還宣布，任命關峰為總政治部副主任。這樣，江青和中央文革終於在軍隊中有了一個耳目。


十二、對民航軍管

從一九六三年開始，中國民航總局由國務院直屬改為由空軍管理，空軍副司令員鄺任農兼任民航總局局長。從中國民航成立到一九六六年，中國民航已經開辟國內外航線近百條，建成了北京首都機場、上海虹橋機場等大型國際機場，年運送旅客近百萬人，當時的業務十分繁忙。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以後，在軍隊院校師生衝擊軍事機關的同時，民航機關也受到了造反派的衝擊。最初，民航下屬工廠、學校來京造反的學生和工人，未進入總局的機關大樓，隻是在民航總局機關辦公樓對麵的一條馬路上，采用靜坐包圍的形式，每天紅旗招展，圍著民航大樓又鬧又叫，同時在民航大樓周圍到處貼出大字報和標語，要揪鬥民航總局局長鄺任農和政委劉錦平。這時從外麵看，形勢雖然顯得相當緊張，不過工作人員仍然可以正常上班，國內外航班的正常飛行和安全生產還能得到保證。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一天下午，民航大樓外的造反派突然采取了進一步的措施。他們串聯總局機關內部的一些人，衝進了民航機關的辦公大樓，占據了辦公室。總局領導立即打電話向我告急，他們擔心總局機關會被衝垮，會癱瘓，以致影響國內外航班的正常運行。我在京西賓館接到民航總局的電話以後，馬上把這一情況報告了葉劍英。葉帥認為，民航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他要我向林彪辦公室打電話，請求怎麽辦。我當即向林彪辦公室匯報了這一情況。當天晚上，葉劍英在征得林彪同意以後，通知北京衛戍區派出兩個連的兵力，把衝進民航大樓裏的工人、學生全部趕了出來，同時還十分嚴肅地告誡他們，不能再衝擊民航辦公樓，以保證航班的正常飛行。接著，在一月二十六日，國務院、中央軍委頒布了《關於民用航空係統由軍隊軍管的命令》，具體規定了三條：第一、對民航總局、各大區管理局，省（區）局、航空站，指揮勤務保障體係、機場和飛行學校，一律由軍隊接管，接管工作由空軍負責實施。第二、在軍隊接管後，民航係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按軍隊係統的安排和作法進行。第三、在軍隊接管後，民航係統各單位的革命組織，對民航係統以外的革命組織，一律不進行串聯。命令發布後，由空軍派出的代表馬上進駐了民航總局機關。經請示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和中央文革批準，我們規定，除總局以外，各大區的民航管理局以及下屬單位，一律不搞“四大”，隻進行正麵教育。這些措施的采取，使民航係統在當時十分混亂的局麵下，得到了相對的穩定，從而保證了國際、國內航班的正常、安全飛行。在那種大動亂的年代裏，在“左”傾思想的指導下，民航總局自然也不免犯下了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但是民航的國際、國內各個航班，始終都在正常、安全地運行著，沒有發生大的事故，保障了國內外客貨運輸的需要，維護了我國的國際聲譽。這些成績，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殺的。


十三、“一月風暴”和“全麵奪權”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發展使全國各地本已十分混亂的形勢變得更加錯綜複雜，也更令人擔憂。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和五日，由中央文革張春橋和姚文元支持、策劃，上海的《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的造反派，分別發表了《告讀者書》，宣布接管報社。《文匯報》和《解放日報》一直是上海市委所領導的報紙，這個時候，實際上已經由造反派奪權了。這兩張報也就從黨的報紙，變成了造反派的報紙，帶頭向上海市委開火了。一月五日，《文匯報》發表由上海十一個造反派組織聯合署名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把鬥爭的矛頭直接指向上海市委。這樣公開由報紙來煽動，實際是向上海市委全麵奪權的一個訊號。到子一月六日，張春橋和姚文元又策劃了由上海各界造反派聯合召開的十萬人大會，從上午十時一直開到下午三時，中心口號是打倒華東局第一書記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打倒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市長曹荻秋。大會結束時，發出了三項通令：一、不承認曹荻秋是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市長；二、罷免曹荻秋黨內外一切職務，監督勞動；三、限陳丕顯在一周以內交代自己的罪行。這一下，上海市委就完全癱瘓了。關於這次大會，姚文元在《情況簡報》中寫道：“會議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說是完全垮台了。”張春橋後來也公開說：“一月六日的大會就奪了權了。”上海的奪權，實際上是毛澤東親自支持和決策的。一月八日，毛澤東在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談話中，對上海的全麵奪權活動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說：“《文匯報》由‘左派’奪權，這個方向是好的。《文匯報》五日《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可以轉載、廣播。他們內部造反，過幾天可以寫一個綜合報道。這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他還說：“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毛澤東的這個談話，實際上成為在全國進行全麵奪權的號令。根據毛澤東的這個談話精神，《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的負責人當場寫了一個“編者按”。經毛澤東當場審定後，這個“編者按”於一月九日在轉載《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時發表。同一天，上海市“工總司”等三十二個造反派組織共同發出《緊急通告》，責令上海市委照這個通告執行。《文匯報》、《解放日報》還同時發表了根據毛澤東一月八日談話寫成的記者述評——《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總進攻》。一月十日，毛澤東對《緊急通告》和《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總進攻》的記者述評作出批示，認為“此兩件很好”，要中央文革替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起草一個《給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他要求，賀電“要指出他們方針、行動是正確的，號召全國黨、政、軍、民學習上海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一月十六日，毛澤東批準了上海市的奪權行動。同日，《紅旗》雜誌發表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人民日報》也同時進行了轉載。文章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文章高度讚揚上海的奪權行動，號召“堅決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的討論。社論說：“一場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展開奪權鬥爭的偉大革命風暴，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席卷全中國，震動全世界。”社論還指出：“這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新的飛躍。這是今年開展全國奪權鬥爭的一個偉大開端。”這些文章都是由毛澤東親自審定的，也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第一次明確無誤地號召在全國進行全麵的奪權。上海奪權以後，張春橋、姚文元上報毛澤東，建議仿照巴黎公社的形式，並於二月五日正式宣布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但毛澤東經過考慮以後，認為叫“上海人民公社”不妥當，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二月二十三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中央批準張春橋為上海市革委會主任，姚文元、王洪文、王秀珍等為副主任。上麵這些情況都是在我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議以後，江青透露給我的。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奪權鬥爭宣傳報導問題的通知》。這個文件規定：第一、各省、市、自治區領導奪權鬥爭的臨時機構，叫什麽名稱？是不是真正做到三結合（即由真正代表廣大群眾和革命組織的負責人、人民解放軍在當地的駐軍代表、黨政機關真正有代表性的革命領導幹部組成的）？今後要先報告中央，經過中央批準以後，再在當地報紙上發表。第二、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城市的政權組織形式，除對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一般的不要采用人民公社的名稱。     這樣，毛澤東的一聲令下，上海作榜樣，還有中央的一係列批示，全國各省、市就照此辦理，造反派們紛紛開始到處奪權。當時，不僅對各省、市、自治區，對中央各部、委都進行了奪權。而且下麵的千千萬萬個單位，全國上下，處處在奪權。總之，一場轟轟烈烈的全麵大奪權在全國陸續開始了，並在奪權後相繼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一月十四日，山西省奪權，一月十九日，中央批準成立山西省革命委員會，由劉格平任革命委員會主任；一月二十二日，青島市奪權，接著山東省奪權，二月三日，中央批準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王效禹任革命委員會主任；一月二十五日，貴州省奪權，二月十四日，中央批準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李再含任革命委員會主任；一月三十一日，黑龍江省奪權，三月中央批準黑龍江革命委員會成立，潘複生、汪家道任革命委員會正、副主任；四月二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中共中央常委，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代表毛主席、黨中央、國務院宣布決定，謝富治、吳德、鄭維山分別任正副主任；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批準天津市奪權，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員會，解學恭任革命委員會主任；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批準江西奪權，江西革命委員會成立，程世清任革命委員會主任；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批準河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李雪峰任革命委員會主任；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批準湖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曾思玉任革命委員會主任；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準廣東省革命委員會成立，黃永勝任革命委員會主任；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準吉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王淮湘任革命委員會主任；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批準浙江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南萍任革命委員會主任；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準江蘇省成立革命委員會，許世友任革命委員會主任，等等，等等......。到一九六八年九月，包括新疆和西藏在內的大陸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全部進行了奪權，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當然除了台灣，因為紅衛兵是不可能去那裏奪權的。當時，有人把這叫作“全國山河一片紅”。這裏還有一個小插曲：當時郵政部門為此還專門發行了一枚“全國山河一片紅”的郵票，但因為錯誤地將台灣也印成了紅色，被有關部門在還沒有正式發行之前就收了回去。而遺漏的為數不多的幾張，後來就成為集郵者爭相收藏的“珍品”。由毛澤東主導這個全國全麵奪權，是一個曆史性的錯誤，實際上就是號召打倒一切，奪取所有領導幹部的領導權。當時的奪權運動，已經不是對“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奪權，而是對中國共產黨在二十八年艱苦鬥爭中建立起來的各級政權的全麵否定。為什麽要奪權？是因為這個政權不行了，才奪權嘛！難道所有的省、市、自治區以及各級政權和黨組織都不行了嗎？幸虧當時沒有在我們軍隊裏進行奪權，因為毛澤東當時考慮到可能需要軍隊的支持。如果當時軍隊亂了，全國就會完全失去控製。當然，如果那樣，我們這些各總部、各大軍區和各軍、兵種的負責人，也就完蛋了。與我們這些軍隊幹部相比，從中央到最基層的眾多地方幹部的境遇就要慘多了。在全國“打倒一切”的口號聲中，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在這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中被打倒了，甚至連農村生產小隊的隊長都不能幸免。這千千萬萬被打倒的幹部中，最為著名的是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人。從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開始，劉少奇便處於了一種“等待被徹底打倒”的狀態。但是，在那一段時間裏，他還是能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參加一些公開的活動。這種不尷不尬的狀態，一直持續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從十二月十八日開始，江青、康生、張春橋、謝富治等人，開始相繼公開煽動打倒劉少奇，而且口徑完全一致。可以斷言，這絕不是他們個人的意見。江青等人在上麵這一煽動，下麵的造反派就積極響應。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清華大學的蒯大富等人就把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騙出中南海，拉到清華大學裏去進行批鬥，並對她進行了人身侮辱。一月上旬，中南海裏的造反派兩次衝進劉少奇的住宅，對劉少奇、王光美進行批鬥。以後，又對他們加以軟禁，使他們失去了人身自由。同時，還掐掉了電話線，使他們失去和同外界的一切聯係。就這樣，一個國家主席、黨中央副主席，不經過任何會議的討論，沒經過任何手續，就被造反派打倒了。從此，鬥爭逐步升級。最後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劉少奇被戴上“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大帽子，撤銷了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被“永遠開除出黨”，從而走完了被徹底打倒的全過程。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長期被折磨之後，劉少奇終於在河南開封含冤逝世。陶鑄的被打倒，在當時對我們來說，真是有點出乎意料。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突然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中國的“第四號人物”。這之後不到半年，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就在接見湖北省“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時宣布，“陶鑄同誌到中央來並沒有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際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還說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幾天之後的一月八日，毛澤東就在中央會議上認可了江青他們關於陶鑄的講話，並說：“陶鑄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不老實。當時問鄧小平，陶鑄怎麽樣？鄧小平說還可以。陶鑄在十一中全會以前，堅決執行劉、鄧路線，在紅衛兵接見時，在報紙上和電視上都有劉、鄧的照片，這是陶鑄安排的。”毛澤東的這番話實際上是批準了打倒陶鑄。這個話一傳出來，紅衛兵一下子就把打倒陶鑄的大字報貼遍了全國。就這樣，毛澤東的一番話，造反派的幾張大字報，陶鑄這位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就被打倒了。沒有下發任何文件，甚至連一個正式的手續都沒有。陶鑄不僅被汙蔑為叛徒，而且在社會上成了眾矢之的，造反派們把他的名字和劉少奇、鄧小平的名字排列在一起，從中國的“第四號人物”，一下子變成了中國被打倒的第三號人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陶鑄在遭受到長期折磨之後，在合肥含冤去世。我在東北西滿軍區的時候，曾經在陶鑄的領導下工作過一個較短的時間。我感到，陶鑄是一個非常能幹和對工作非常認真負責的人，對毛澤東及林彪非常尊重和敬佩。由於他長期在四野工作，因此對我們這些四野的幹部非常熱情，每次我們到廣州，隻要有時間，他都要請我們吃飯或來看望。因此，對陶鑄的突然被打倒，我一來是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二來也不免感到有些難受。可以說，在“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的狂潮中，絕大多數在位的各級領導幹部，或輕或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過影響和牽連。至於那些早已被打倒的人，更是難逃其難。這些人裏，彭德懷是最著名的一位。“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的時候，彭德懷正在四川任“三線”建設副總指揮。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戚本禹、關峰給陳伯達、康生、江青寫信，指責彭德懷在“三線”工作時，還在積極進行不正常的活動，說從揭發的一些情況看，彭德懷“一直到現在還是修正主義的一麵黑旗”，建議中央考慮撤銷他的“三線”副總指揮的職務。四個月以後，毛澤東在十月二十四日召開的中央匯報會上，對彭德懷的問題作了如下的講話：“高崗、饒漱石、彭德懷都是搞兩麵手法，彭德懷與他們勾結在一起的。彭德懷發動的百團大戰，是搞獨立王國，那些事情都不和我打招呼。”有了毛澤東的指示，戚本禹就親自布置，要北京地質學院和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去四川把彭德懷揪回北京。周恩來聞訊後，派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趕去，將彭德懷接到衛戍區監護起來。後來我才知道，一九六七年底，身在獄中的彭德懷曾經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這封信的大意是：主席命令我去“三線”，除了任副主任以外，沒有擔任任何工作，辜負了您的期望。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晚被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抓到了成都，二十三日轉到北京，現在被中央警衛部隊與紅衛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後一次敬禮，祝您萬壽無疆！從這封信的內容看來，彭德懷當時對毛澤東還寄托著一線希望，但毛澤東根本沒有去解救他的意思。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懷在北京獄中含冤逝世。賀龍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並被折磨至死的一位黨和國家領導人。一九六六年，經毛澤東批準，林彪在中央軍委磁頭會議上打招呼，指出：“賀龍有問題。”十月，打招呼的範圍擴大到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和各大軍區的負責人。十二月，江青在清華、北大說：“賀龍有問題，你們要造他的反。”她還對賀龍的兒子賀鵬飛說：“你爸爸犯了嚴重錯誤，我們這裏有材料，你告訴他，我可要觸動他了。”關於賀龍的問題是毛澤東親自決策的。據我所知，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個人在中南海專門研究賀龍的問題。後來周恩來告訴我，那天，毛主席決定對賀龍采取隔離措施，並要他親自去落實。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區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衛戍區預先作了安排。然後，他把賀龍找到中南海，先是問賀龍：“聽說你身上帶了手槍？”賀龍說：“有一支。”於是，他要賀龍立即交出身上攜帶的手槍。待賀龍交出手槍後，他便要警衛部隊把賀龍夫婦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區。從此，賀龍夫婦便失去了自由。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飽受折磨的賀龍在北京三O一醫院逝世。至於毛澤東等人為什麽要打倒賀龍，我不得而知，但當時我曾聽說過幾件與賀龍有關的事情。第一件事是總參王尚榮、雷英夫反對楊成武代總長的事情；第二件事是解放軍政治學院蔡順禮反對莫文驊的事情；第三件事是海軍蘇振華反對李作鵬的事情。再有，就是我前麵提到過的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的事情。這幾件事情，一下子都追查到了賀龍那裏。在這幾件事情上，前三件我不敢妄加評論，但關於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的事情，那完全都是屬實的。除了以上提到的和其他沒有提到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外，一些省、市、自治區的領導也在“文革”初期被迫害至死，如被迫自殺的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閻紅彥白天被揪鬥七、八個小時後，晚上打電話給中央，請求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保護。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回電話說：“你還是出來見群眾，不要怕。”結果，閻紅彥第二天一出來，就被群眾揪住不放。當天深夜，感到沒有出路閻紅彥就自殺了。得知這一消息，大家都紛紛議論說，陳伯達的一個電話，就送了閻紅彥的命。事實上，在當時那種十分混亂、完全處於無政府狀態的情況下，單純向群眾檢討認錯，沒有一個是能夠過關的。那個時候，群眾組織多如牛毛，各自為政，大家都以多抓“走資派”為榮，亂抓、亂揪、亂鬥現象極為普遍。除非你不出來，隻要你一出來，立刻就被批鬥，而且被他們一抓走就很難回來，甚至連生命保障都沒有了。一些老幹部或是被隨意綁架關押，或是自殺，或是被折磨至死。如山西省委書記衛桓、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等，就都這樣慘死了。最慘的要數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他是被造反派毒打至死的。總之，毛澤東號召的“全麵奪權”，必然導致全麵打倒一大批原來的領導幹部，造成很多冤、假、錯案，甚至使不少領導幹部失去了自己的生命。這些被打倒的幹部，後來雖然基本上都得到了平反昭雪，但也有不少的人沒能活著見到這一天。


十四、全麵奪權變成了全國武鬥

遍布全國的“全麵奪權”、“打倒一切”，很快就使眾多的群眾組織產生了分歧。一開始，雙方隻是用嘴和筆來進行辯論。以後，辯論和爭鬥逐漸升級，從“文鬥”發展成了“武鬥”，而且所使用的武器也逐漸發展，有的地方甚至出動了坦克、大炮。關於全國武鬥的情況，我手裏沒有具體的材料和統計數字，但是從我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和中央常委碰頭會議接觸到的一些全國武鬥情況看，特別是從我隨周恩來一起處理大量的武鬥事件看，這一場全國範圍的武鬥，按毛澤東的話來說，的確可以叫“全麵內戰”，也可以說是一場浩劫。在這場全國性的武鬥中，死的人不說，僅國家財產的損失，就無法估量，更不要說由此造成的人們相互之間感情上的分裂和仇恨了。上海是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抓的典型，可正是在上海，最先開始了大規模的武鬥。當時上海有兩大派組織，一派叫“工總司”，一派叫“赤衛隊”。“工總司”的頭頭就是王洪文，他們是堅決反對上海市委的，所以從一開始就得到了張春橋、姚文元的支持。作為“工總司”對立麵的“赤衛隊”，實際上是保上海市委的。上海的武鬥是從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開始的。有關材料說，為了保證奪權行動的順利進行，“工總司”在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支持下，組織了數萬人，決定對“赤衛隊”采取武裝行動。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他們首先向守衛在康平路上海市委書記處院內的“赤衛隊”發動了襲擊。據目擊者說，許多赤手空拳的“赤衛隊”成員在這場襲擊中被打得鮮血淋淋。這次武鬥，“工總司”一共俘虜“赤衛隊”兩萬人，由此可見這次武鬥的規模。上海的這次武鬥，算是開了全國武鬥的先河。繼上海武鬥之後，在其它各省、市、自治區以及各地、縣甚至單位的奪權鬥爭中，也都相繼發生了兩派群眾組織的激烈衝突。武鬥的形式，從一開始的拳頭、木棍，到鋼釺、梭標，最後發展到了搶奪解放軍的槍，一些有軍工廠的地方還用上了重武器。可對於這樣嚴重的混亂局麵，中央文革不但不加以製止，反而公開支持。記得江青在一次講話中就曾公開對造反派宣傳說：“文攻武衛，這個口號是對的。如果有人拿著大刀、長矛對著你，你們放下武器，這就不對了。當階級敵人進攻我們的時候，我們手無寸鐵怎麽行呢？”中央文革的這種態度，使得造反派更加有恃無恐。到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間，全國各個省份普遍都發生了衝擊解放軍、搶奪解放軍槍支、搶劫戰備倉庫、攔劫軍車、攔劫援越物資以及自製武器彈藥的情況。到了這時，各地都形成了一支支的造反派武裝，許多地區武鬥的形勢和規模，也已經發展成為了大規模的武裝衝突，流血犧牲的人數，可想而知。在當時全國的武鬥中，較為我名的有四川宜賓、重慶、成都、涪陵，新疆石河子，湖北武漢，廣西南寧、梧州、桂林，河北保定，吉林長春，遼寧沈陽，以及黑龍江等地。在這些地方，都發生了大規模的武裝衝突，不僅動用了重型武器，像宜賓、涪陵和廣西等一些地方甚至把軍隊都牽涉進去了。根據以後看到一些零星的統計：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新疆石河子發生武鬥，雙方開槍打死24人，傷74人。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四川宜賓地區大規模武鬥。同月重慶大規模武鬥，除動用了常規武器外，還使用了高射炮平射。一九六七年六月武漢地區武鬥死108人，傷2774人。另外，據我所知，廣西南寧武鬥燒了一條街，而廣西梧州武鬥幾乎把城市都燒光了。四川成都的武鬥發展到動用機槍，迫擊炮；黑龍江武鬥使用了坦克；河北保定，廣西桂林，長春、沈陽都發生了長時間的大規模的武鬥。對於全國各地都發生武鬥甚至大規模武裝衝突的這一情況，毛澤東是怎麽想的呢？一九六七年中，餘立金曾陪同毛澤東視察全國“文化大革命”。回來以後他向我說，七月份毛澤東在上海時，王洪文在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支持下，策劃了攻打上海柴油機廠的武鬥。策劃完畢，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來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表示支持他們的行動。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八月四日淩晨，王洪文率領十萬人向上海柴油機廠發起了猛攻。這一場武鬥，雙方死傷嚴重。武鬥結束以後，張春橋他們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聽了後就說：“打得好！”餘立金還說，毛澤東在南京時，看到江蘇一家最好的飯店發生武鬥，幾乎把飯店都燒光了。在聽到全國各地一些武鬥的情況時，他還說：“這是亂了敵人，鍛煉了自己。”在上海時，楊成武、李作鵬、餘立金他們還一起陪同毛澤東觀看了上海造反派鬥爭陳丕顯、曹荻秋的電視鏡頭。當時，造反派強迫陳、曹二人低頭彎腰，搞“噴氣式”。毛澤東說：“這算不了什麽嘛！”正是因為有了毛澤東的默許和支持，江青與中央文革才敢於公開支持武鬥，全國範圍內的武鬥才可能發展起來。如果一開始中央文革就采取斷然措施來嚴禁武鬥，嚴禁搶槍、製槍，這個武鬥也許就不會發展起來，至少不會發展到動槍、動炮、甚至動用坦克的嚴重地步。總之，一九六七年這一年，真是一個十分難過的年頭，各級領導機關癱瘓，各級領導幹部被打倒，人民群眾的生命毫無保障，到處一片混亂。所幸的是，長期以來所形成的毛澤東崇高的個人威望，以及解放軍軍以下機關和部隊的穩定，還算勉強控製著局勢。否則，一旦敵人入侵，後果不堪設想。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那種狀況，真是有點讓人不寒而栗！


十五、“可以炮轟、火燒，但不要打倒”一九六七年初，為了躲避造反派的揪鬥，我仍然住在京西賓館裏。一月初的一個下午，我突然接到葉群的一個電話，要我立即趕到空軍東交民巷招待所，同她一起接見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劉素媛、邵錦輝等五人。對劉素媛、邵錦輝等幾個人，我是比較熟悉的。“文化大革命”前的每個星期六晚上，中央辦公廳都要在中南海裏舉行舞會。我們空政文工團長期擔任舞會的伴舞任務，去的人都要經過嚴格的審查和篩選，而劉素媛、邵錦輝就是其中參加伴舞的兩個人。當時，劉素媛等人在空政文工團內的身份比較特殊，因為她們經常出入中南海，陪伴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跳舞。她們對毛主席非常崇敬，毛主席也把她們當孩子看，所以她們經常陪毛主席談心、說笑，而毛主席經常也通過她們了解一些基層單位和社會上的情況。至於這次為什麽突然之間葉群找我一起見她們，我心裏不禁有些詫異。放下電話，我就坐車到了空軍招待所，接著葉群和劉素媛、邵錦輝她們也來了。首先，劉素媛向我和葉群匯報了空政文工團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她說，“文革”一開始，文工團就分成了兩派，她們這一派是保我和餘立金，保空軍黨委的。另一派則與她們相反，是要打倒我和餘立金。現在她們這一派隻剩下了五個人，成了少數派，幾乎天天都遭受另一派的圍攻，甚至不讓她們幾個人回到團裏，處境十分困難。萬般無奈之下，她們隻好到處尋找毛澤東救援。一見毛澤東的麵，劉素媛就大哭了一場。毛澤東詢問原由，劉素媛就向毛澤東訴苦，談起了空政文工團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情況，訴說了她們在團裏的境遇。談話中間，劉素媛想證實一下自己的看法，就直接了當地問毛澤東，對吳法憲究竟應該采取什麽態度？毛澤東回答說：“吳法憲可以炮轟、火燒，但是不要打倒。”毛澤東的這句話，實際上就是向劉素媛交了底。由於毛澤東不便直接幹涉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文化大革命”，就給葉群寫了一封信，要葉群想法出麵支持劉素媛的這一派。信是由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送給葉群的，葉群接到這封信後，就把我和劉素媛等人找來商量。聽了劉素媛的這番話，我很高興。有了毛澤東的表態，我的心裏就有了底。最後，劉素媛向我和葉群提出：讓我“站出來”以後，明確表示支持她們，我同意了。我和葉群都表示，完全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辦，一定幫助她們把空政文工團的形勢翻過來。然後，首先由林豆豆出麵，在《空軍報》社製造輿論，說劉素媛她們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然後，再經過一番工作，空政文工團裏支持劉素媛的人就多了起來。這時，劉素媛她們自己也公開說，毛澤東和林彪是支持她們的。於是，在短短的時間裏，空政文工團的形勢就急轉直下，劉素媛成了多數派的頭頭，並奪取了文工團的領導權，成立了空政文工團革命委員會，劉素媛和邵錦輝分別任革委會正、副主任。由於她們能夠經常到中南海和人民大會堂直接向毛澤東匯報情況，接受指示，在空軍成為顯赫一時的人物，人稱“劉司令”、“邵政委”。接見了劉素媛等人之後，我接連給林彪打了幾個電話，意思是：空軍每天都有飛機在天上飛，空軍領導機關老是像這樣亂，我上不了班，出了事情誰負責？再這樣下去，飛機跑了，或者是摔了，或者是敵人的飛機進來，我都負不了這個責任。後來，林彪就通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兼總政治部副主任關峰四次來空軍大院保我。但是，效果都不大，造反派不聽他們的。林彪沒有辦法，隻好通過葉群告訴江青說：“毛主席有指示，對吳法憲可以炮轟、火燒，但是不要打倒。空軍的飛機不能出問題，機關也不能出問題、不能亂，必須讓他們有一個安定的工作環境。”江青表示：“吳法憲可以保，但是要寫一個比較好的檢討。”葉群回來轉達了江青的意見，並勸我說：“檢討寫了，就可以過關了。”就這樣，我按照江青的要求，寫了一個檢討送給她。她看了後說：“還可以，就這樣吧。”當時我每天都在京西賓館、西郊機場或北京軍區指揮所，與各軍區司令員、政委保持聯係，聽取他們的匯報，共同商量決定一些措施。當時我的思想是，隻能讓機關亂，絕不允許部隊和飛行學校亂，必須保證他們的絕對穩定，嚴防跑飛機和敵機入侵。事情也湊巧，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台灣國民黨空軍的五架飛機，當時估計是美製F—104型戰鬥機，為了偵察，沿福建海上飛行，有進入大陸的跡象。接到報告，我立即趕到指揮所，命令華東地區空軍部隊的雷達全部開機，嚴密監視敵情。同時，命令福建軍區空軍、廣州軍區空軍指揮所，以及台灣國民黨軍飛機可能進入地區的飛行和高炮部隊，進入一級戰鬥準備。果然，敵機在福建晉江以東海麵突然改變航向，直飛大陸。得知這一情況，我立即命令航空兵XX師起飛X批X架迎敵，並命令其它部隊作好攔截準備，防止敵機跑掉。結果，飛行員果斷地進行對頭攔截，一下子就擊落了一架敵機，立了大功。不久，部隊找到了被擊落敵機的殘骸，證實這是一架美製F—104G型戰鬥機。應該說，這次戰鬥的勝利是來之不易的。在當時那種全國一片混亂，空軍領導機關被造反派長期圍困、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空軍機關和部隊的全體同誌，堅守工作崗位，保持高度的戰備狀態，高度協調一致，各個渠道暢通，才保證了這次戰鬥任務的勝利完成。這是空軍全體指戰員高度責任感和覺悟的體現。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我們空軍進行了多次國土防空作戰，擊落、擊傷敵機多架。其中有：一九六六年四月在雷州半島擊落A—3B攻擊機一架；五月在雲南馬關擊傷RB—66型偵察機一架；九月在廣西東興、友誼關擊傷F—105型戰鬥機兩架；一九六七年四月在廣西板興擊落F—4B戰鬥機兩架；五月在廣西峒中擊落F—4B戰鬥機兩架；八月在廣西隘店擊落A—6A攻擊機兩架（這三次在廣西的戰鬥，後來被稱為“三戰三捷”）；九月在浙江嘉興擊落U—2偵察機一架。此外，我們還擊落美國無人駕駛飛機9架。據統計，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的幾年裏，我們一共擊落、擊傷進入大陸的敵機二十餘架，而我們僅損失一架飛機。“文化大革命”以後，擊落、擊傷敵機情況和跑飛機、摔飛機等重大事故情況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在“文革”那樣亂的情況下，我們整個空軍部隊都沒有跑飛機，也沒有摔過大飛機（包括民航在內），事故也是比較少的，而且還取得了擊落、擊傷多架敵機的勝利。在今天，我仍然要說：在“文化大革命”中，盡管我有這樣、那樣的嚴重錯誤，但是在空軍機關、部隊以及廣大空軍指戰員共同努力下，我們大家團結一致，保證了戰備、防空作戰和“三支兩軍”任務的完成。這些成績是不容抹殺的，也是不應該抹殺的。關於一九六七的一月十三日這次在福建上空擊落敵機的情況，我當即報告了林彪、周恩來以及葉劍英。消息傳到中央以後，江青決定利用這個機會來保我。就在擊落台灣國民黨飛機的當天下午，葉群派秘書郭連凱在西郊機場找到我。郭連凱對我說：“江青已經決定，晚上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空軍院校師生的代表，保你出來正常工作，但是要準備揪出劉震、成鈞、何廷一。”他向我解釋說，揪出劉震、成鈞是林彪的決定，揪出何廷一是江青的意見。郭連凱還說，葉群要他告訴我一下這個情況，好讓我有個思想準備。葉群要我簡要寫幾條關於劉、成、何的錯誤，以便轉交江青，讓她講話時作參考。我當即按照郭連凱轉達的葉群意見，簡單寫了幾條，交給他帶走了。當天晚上，江青、關峰接見了空軍院校的造反派。當時我不在場，江青講話的內容，是第二天由空軍司令部辦公室的幾個秘書傳給我的。江青在講話中讚揚了空軍部隊擊落敵機的戰績，同時點了劉震、成鈞、何廷一的名。江青說：“空軍的同誌們，你們的鬥爭方向錯了，你們不應當指向吳法憲，而應當指向劉、成、何，他們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在空軍搞地下活動，進行罷官奪權的主要人物。”江青講話的第二天，打倒劉震、成鈞、何廷一的大字報、大標語就貼滿了空軍大院，甚至貼上了北京街頭。就這樣，江青的一句話，劉震等人就被打倒了。雖然江青說了要保我，但我還是出不來，因為我的檢討造反派通不過。他們說：“吳法憲必須再檢討。”結果我又在空軍大院連續作了三次檢討，每次參加批鬥大會的空軍院校的師生，都在兩千人左右。這三次批鬥大會，他們都讓我一直站著，不準坐下，最後我實在支持不住了，才讓我坐在地上。三次檢討作完，總算是讓我過了關。不久，空司、空政的一些機關幹部及造反派的頭頭，才開始到京西賓館找我匯報和商量工作。以後，又經過他們半個多月的工作，大約是在三月十五日，由空司的造反派組織“紅尖兵”和空政的造反派組織“紅愚公”出麵，組織了一千多人在營建禮堂開了一個大會，“熱烈歡迎”我回空軍大院主持工作。從此，就再也沒有造反派來成天揪鬥我了。還有一件事，我也應該在這裏說一下，這就是成鈞被逮捕的事情。這件事與我有關，也是我感到特別對不起成鈞的一件事。事情是這樣的：被江青點名以後，劉震、成鈞、何廷一“靠邊站”了。成鈞當時寫的一份檢討，檢討字數不多，卻反映了他一些真實的思想情況。他在檢討裏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種宗派主義鬥爭，是一方麵軍的整二、四方麵軍的，是四野的整一、二、三、野的。成鈞的這份檢討交上來後，我看完就與餘立金商量，共同簽名將成鈞的這份檢討送給林彪。林彪又直接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再批給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傳閱。於是，成鈞的這份檢討就到了江青、陳伯達和康生的手裏。康生看完後，大筆一批就是一大篇。他認為：“檢討中有些話是反動的，例如說，文革是一種宗派鬥爭，這是對文革的一種汙蔑，是以檢討名義借機放毒。這個人是反革命，必須予以逮捕。”（這是批示的大意，原件當時我要空軍黨辦複印後存空司檔案室）。康生那個時候是中央常委，他這樣一批，問題就嚴重了。文件又轉到毛主席、林彪、周恩來那裏，他們都畫了圈表示同意康生的意見。餘立金接到毛、林、周同意的康生批示文件，親自跑到京西賓館來找我，問怎麽辦。我一看，事情到了這一步，就對餘立金說：“沒有辦法了，隻好照辦吧。不過最好把文件拿給成鈞自己看一看。”這樣，由於康生的一個批示，就把成鈞關了好幾年。從我自己這方麵檢查，當時確實不應該同餘立金把成鈞的檢討往上送。如果我們不送，康生就不會批，這樣的事情也就不會發生了。有了成鈞的這次教訓，以後劉震、何廷一等人的檢討，我們就再也不往上送了。空軍院校的師生一直在北京搞到一九六七年的夏天，才陸續返回本單位。到了這時，空軍領導機關才好不容易平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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