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艱難 吳法憲回憶錄（2）

歲月艱難 吳法憲回憶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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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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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的一家人

一 四世同堂    
我們家是四世同堂,曾祖父、祖父、父親和我及弟妹們.曾祖父的名字叫吳遐渭,是個十分老實的農民,他的一生都是在勞苦之一中度過的.我八歲那年,曾祖父去世了.到現在我還記得.曾祖父去世後,我們一家人及親戚把他送到我們家後麵一座小山上去埋葬的情景.那一年,曾祖父正好八十歲.這在當時已經稱得上是相當高壽了.曾祖父生有兩個兒子,長子吳芳德,即我的祖父.次子即我的叔祖父,但叔祖父叫什麽名字,我卻不記得了.祖父曾在一個姓李的地主家當長工二、三十年,積蓄了五、六十塊錢才娶了我祖母陳氏.婚後,祖父租了這個姓李的地主家七、八畝地種,不再出去當長工.地租很貴,是倒四六開.每年的收成,六成要交給地主,我家隻得四成,大約每年要交十二擔的租穀.年景好的時候,自己還能剩下七、八擔穀子,這點糧食也就夠全家人吃半年,其餘則要靠秋季種地瓜和豆類來補充,以瓜菜來過半年.年景稍差一點,就連半年的糧食都吃不上.祖父一個大字識,但是有點手藝,會用地瓜粉做粉皮,每年的秋後,他都靠做粉皮來掙回一點錢.祖母陳氏出身於一個破落地主家庭.家裏的房子很大,但是卻破落不堪.由於家境敗落,祖母娘家的生活也十分困難.記得我小的時候,有一次到祖母的娘家去玩,她娘家裏都無法招待我,隻好拿蕃薯給我吃.祖母會納鞋底,鞋底納得又結實又好看,因此有很多的人來找她納鞋底.她當時給人納一雙鞋底,一般是收兩個銀毫子.這樣每年也可以掐掙回一點錢.另外,為補貼家用,祖母還在家裏養了一些雞和兔子,同時還養了一`兩口豬.我家祖輩都居住在興國縣的南坑鄉,那是山凹裏的一個村子.以後祖父和叔祖父分了家,我們一家便遷居到離南坑鄉約三十裏的水豐縣龍崗區君埠墟大安村.曾祖父也隨祖父一起遷居大安村,同我們一起生活.我父親名叫吳功信,是個獨子,小的時候念過幾年書.十六歲時,父親結了婚.母親曾氏,是個家庭婦女,那年也是十六歲.一九一五年,母親在二十歲生下了我,家裏已經有了好轉,剛蓋起了六間屋子,其中一間廳房,一間廚房,其餘四間用來住人.另外,還建了三間用來裝稻穀的兩層樓倉庫.以後,家裏又逐漸買了三畝地,一頭牛和一些農具.由於我正好是蓋新房那一年生的,因此父親給我起了個小名叫新福生,認為是我給家裏帶來的福氣.我出生一年半之後,母親生下了我的大妹妹,接著又生下了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到我參加紅軍那一年,母親又生下了最小的一個妹妹.這樣,我家一共有二男三女五個孩子.我弟弟叫吳臣洋,小名叫九生保.由於當時農村重男輕女的封建習俗,三個妹妹都沒有名字.當時可以說是我家的全盛時期.我們五個孩子,加上曾祖父`祖父`祖母`父親`母親,一共十幾口,真的是一大家子人.由於我父親讀了幾年書,識得幾個字,能寫對聯,也會記帳,所以總希望我也能讀書識字,將來能成為一個耕讀之家.於是,我七歲那年,父親送我上了學.我還記得那一天,天未亮,雞剛剛叫時,父親就拿了一盞燈籠,扛著一張桌子,叫我去"發蒙"(我們家鄉把孩子第一次上學叫"發蒙").那天,他把我送到了馬古州張賢左先生家支讀私塾.張先生大約收了二十多個學生.他教我們讀《三字經》、《百家姓》、《論語》、《中庸》、《幼學瓊林》，以及孟子、曾文教界正公的書等，還學了珠算.在張先生家,我一共上了五年私塾。上學之前我就在家裏負責放牛,上學以後,每天清晨我依然出去放牛,放完牛後才去上學.由於家中的燒柴都歸我負責,所以下午放學回家後,還要上山去砍柴.我們家旁邊有一個名叫鐵爐下的村子.我十二歲時,鐵爐下村的人在村內的胡家祠堂辦了一個小學.學校辦起來後,父親就把我送了去.當時,鐵爐下村小學隻設甲、乙兩個班,過去讀過幾年書的上甲班,沒讀過書的上乙班.這樣,讀過五年私塾的我就上了甲班.我在鐵爐下村小學又學習了兩年,學了一些簡單語文和數學.一九三〇年五月,祖父因病去世,享年月才六十歲.祖父去世後,我們把他安葬在住屋後麵的小山上,跟曾祖父葬在一起.隨著祖父的去世,我們家也開始日漸衰落.由於給祖父治病,我家欠了百餘元的債,家境日漸衰落.家中僅靠父親一人勞作已難以支撐,於是我不得不輟學參加農田勞動,逐漸學會了各種農活.


二 十五歲參加紅軍 一九三〇年，我十五歲，就是在這一年裏，中國工農紅軍來到了我的家鄉。在紅軍的領導下，我們村裏也鬧起了革命。開始組織蘇維埃政府和赤衛隊、少年兒童隊、婦女會等，組織和動員勞苦民眾積極起來參加革命。

在這場革命運動中,我報名參加了村裏的兒童團,並任隊長.從此以後,我天天參加革命活動,無論是開會、鬥土豪劣紳、遊行示威,還是破除迷信、唱革命歌曲、寫標語等,都非常積極.那年的六月,為配合紅軍的行動,我們還曾到離家一百二十裏的永豐縣荇田去進行革命宣傳活動.沒想到,在那裏我們遇到了國民黨飛機轟炸,把隊伍打散了.轟炸完了以後,我發現周圍什麽人都找不著了,隻好自己一個走了百十裏路回家.不久,我們村又開始打"AB團".什麽是"AB團",當時我根本不知道,隻看到一些鄉蘇維埃的幹部和村蘇維埃的幹部被抓起來了,說他們"反水",是"反革命",弄得我稀裏糊塗.我還看到一些人被殺,像我們小學校長胡風章`教員胡澤凡等都被殺了.這麽些人的被抓和被殺,使我心裏很害怕,不知所措.但是過了幾個月,又把一些未被殺的人放了出來,說是搞錯了.大家緊張的情緒才放鬆了下來.打完"AB團"後,我們村就開始了打土豪、分田地.先是把村裏的兩個惡霸地主李祖千、李祖碑抓起來,召開全村大會進行鬥爭,當場把他們兩個殺了.接著,就分田地.我家分到了八畝地和一座茶山.鬥倒了地主,分了田地,大家的革命積極性就更加高了.那年的村蘇維埃選舉,我們選舉了村裏的貧農許泰仁擔任村蘇維埃主席.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蔣介石調動十萬軍隊向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一次"圍剿".為配合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反"圍剿",許泰仁代表村蘇維埃,動員全體村民同紅軍一起,參加粉碎國民黨軍第一次"圍剿"的鬥爭,保衛家鄉.經過動員,我們村裏的全體村民都行動起來,準備支援戰爭.當時紅軍部隊集中在於都縣的黃陂、小布地區.我當時還是村裏的兒童團長,我們被派去為紅軍帶路、送信、站崗、放哨、抬護傷員和準備糧草.

十二月中旬,國民黨軍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率部進到了離我們村僅二十裏的地方,紅軍開始反擊.戰鬥打響前,我們村的擔架隊被派到小別村,負責抬傷員.我便帶領村裏的兒童團,抬著三十副擔架,跟著村長,準備收容傷員.十二月三十日拂曉,戰鬥打響了.到上午十一點,傷員陸續下來了,我帶著擔架隊趕緊抬著傷員回到村裏.每家三`四人,一共住了一百多.傷員的醫治是由紅軍醫生負責的,他們到各家去救治.就在那天晚上,上麵傳來消息,說紅軍打了大勝仗,將國民黨十八師全部消滅,還活捉師長張輝瓚.我們村裏的"老表"們高興得不得了.我們連夜趕到龍崗一帶的山上,幫助把紅軍傷員搶運到後方,並協助部隊打掃戰場.在龍崗,我們搶運傷員,為紅軍收集槍枝、子彈、炮彈和軍用品,還掩埋死者,以及搬運一些國民黨的傷病員.我們兒童團撿了成千上萬的子彈殼交給紅軍.這次打掃戰場的工作,一共進行了四、五天才結束.這是我首次參加戰勤工作.在協助紅軍進行第一次反"圍剿"鬥爭以後,我參加了共青團.從這時起,我就一直想參加革命.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村蘇維埃主席許泰仁召開全村大會,動員村裏的青年參加紅軍.在這次大會上,我和許泰仁的侄子許元懷等十七人一同報了名.

知道了我已經報名參加了紅軍,父親倒是很開通,表示完全同意,而母親卻隻是在一邊給小妹妹喂奶,一句話都不說.隻有祖母在聽說我要參軍後,哭得很厲害.在我離家參軍時,祖母一直眼淚汪汪地站在家門口,默默望著我遠去.我是由祖母一手帶大的,所以她最疼我.在離家去參軍的路上,我遇到了弟弟.我告訴他,我要走了,家中的事情以後要靠他了,要他一定要放好牛,多砍柴,幫助父母多幹一點活.當時他才十二歲.

三 全家受到迫害       我參軍後,曾於一九三三年一月給家裏寫過一封信,不久,父親給我回了一封信,並隨信給我寄來了一雙布鞋.父親在信中告訴我,中央蘇區進行第三次反"圍剿"時,國民黨軍隊占領了我們家鄉,燒了我們的房子,搶光了我們的東西,全家被逼趕上山.由於沒有東西吃,沒有衣服穿,祖母`母親`弟弟和三個妹妹都相繼凍餓而死,一家七口人僅剩下父親一個,住在他自己搭建的一個簡陋草棚裏.一九三二年的夏季,山洪暴發,把父親棲身的草棚也衝走了.無可奈何,他隻能流落在君埠墟的街頭,靠五塊錢的本錢,以販賣黃煙為生.在這次通信以後許多年,由於我一直隨部隊行動,沒有辦法和居住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父親通信,全然不知道他的消息,就更不用說去照顧他的生活了.一九四一年秋,我在蘇北地區擔任八路軍蘇魯豫支隊政治部主任,同時還兼任淮海區的專員.當時我曾天真地認為,既然國共早已合作,我的淮海區專員身份也可算作"國民政府"的官員,給父親寫封信大概是沒有問題了.於是,我從蘇北的鹽城向家裏發了一封信,把我的情況告訴父親.不料這封信落到了國民黨當局的手裏,他們據此把我父親抓進了監獄.事後幸虧鄰裏作保,湊了二十塊錢,才把我父親贖了出來,使他幸免於難.得知此事以後,我就再也不敢給父親寫信了.一九四九年春,我的家鄉得到解放.家鄉解放之時,我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十三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隨部隊一路南下到了南寧.在南寧,我還兼任了南寧軍管會副主任,得知家鄉解放的消息,我當即從南寧給父親寄去了一封信,並寄去了我和妻子陳綏圻`兒子吳新潮的合影照片.父親收到了這封信,他老人家很高興,並很快給我回了信.父親在信中告訴我,他仍是孤一人,在君埠墟以肩挑貨郎擔販賣黃煙為生.接到信後,我為父親還活著而高興,卻又為他的孤苦而擔憂.一九五〇年六月,我接到調令,中央軍委命令我到北京任空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去北京之前,我打了個報告給當時的第四野戰軍兼中南軍區副政委譚政,想請假繞道回一次江西老家,把父親接出來,讓他和我一起去北京安度晚年.譚政沒有同意.他告訴我,組建空軍任務緊急,需要人手,要我先去北京報到,然後再去接父親.

我服從了命令,徑直趕往北京赴任,打算在北京安定下來以後盡快把父親接過來.不料想,我們於七月剛到北京,就接到我的一個遠房堂弟吳臣賢的來信.他在信中沉痛地告訴我,父親已經在日前因患痢疾去世了.他還在信裏說,由於沒有錢,買不起棺材,他們隻能用一領草席草草地將我父親埋藏了事.我計算了一下日期,如果我從南寧出發趕去接他,還是可以把他接出來的,而且像痢疾這樣的病,以部隊當時的醫療水平,是完全可以治好的.真是事出意外,為我們始料不及.我後悔不已.但我當時也隻能用以革命利益為重,"自古忠孝不能兩全"`"要革命就會有犧牲"等道理來安慰自己.由於當時國家還實行供給製,我手頭沒有錢,隻好請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批準,由組織上給了我二百八十塊錢的救濟款.我將這筆錢轉寄給了吳臣賢,要他代我給父親買口棺材盛斂,並請他在重新埋藏我父親後做個墳頭,立一塊墓碑.我還請他代我用這筆錢還清我父親生前欠下的欠款.後來我聽說在安葬父親的那一天,鄉政府還給老人家開了一個追悼會,對此,我從內心裏深深表示感激.

四 解放後回家,隻見一個個墳墓       一九六0年二月,我在廣州參加完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後,向軍委請了個假,軍委領導同意我回家去看看.我從空軍在江西的新城機場要了一輛吉普車,讓他們到廣東韶關來接我.然後,我從韶關乘車經南雄,到新城機場住了一夜.第二天,抵達江西贛州.在贛州,行署的秘書長請我吃了一頓飯,在我到贛州之前,行署就我探家一事給興國縣打了電話,因此當我來到興國時,縣裏已作了安排,我的遠房堂弟吳臣賢到縣城來接我.第三天,我們先從縣城坐吉普車到興國縣的良村.由於從良村到我家還有六十裏路不通汽車,再往前就得走路了.為此,良村公社派人前來引路,並給我找了一頭騾子代步.我們接連翻越了幾座大山到達南坑鄉.那天晚上,我們就在南坑住下了.南坑是我們家的祖居地,那裏有我們吳家的祖宗祠堂.在我們到達南坑以後,村裏姓吳的鄉親聯合起來請我吃了一頓飯.我看到,鄉親們都很窮,生活很苦,就把身上的二十塊錢和一枝鋼筆都送給了他們.從南坑到我家還有三十裏路,要翻三座山,山高路滑.不巧天又下起了雨,使我們行路更加艱難.走不多遠,我的全身就濕透了,還一連摔了幾跤,弄得我又冷又累.走到雙嶺下,我遇到表哥曾遠洪,他帶著一把雨傘來接我.離別三十年,我幾乎都不認識他了,他背駝了.因為山路狹窄,兩人不能並行,於是他把雨傘給我用,自己淋著.快到大安村時,雨越下越大,打著雨傘也不管用,我索性和大家一起淋著.到了大安村外的河邊,我看到了離別三十年的家鄉.原先架在河上的那座橋不見了.對那座木橋,我的印象非常深,從前一到夏天的夜晚,村裏的人都來到那座橋下乘涼.沒有了橋,大家現在隻好涉水過河,記憶中的家鄉全沒有了:樹林沒有了,竹林沒有了,我家的房子沒有了,甚至連房基地都沒有了,都變成了一片片的稻田.原先的三家鄰居還有兩家在,但每家都隻剩下了一間半麵牆的土屋,那屋頂全是用稻草蓋著.我的家沒有了,我們一行隻好在鄰居許元茂房子裏歇歇.許元茂的妻子和母親都還在,但他的家裏卻空蕩蕩的,隻有一條木凳和一張木桌,其它什麽都沒有.由此我還聯想到,當天我們走了三十裏路,沿途沒看見一間新房,所看見的房子全是破垣殘牆,頂無片瓦.建國十一年了,沒有看到老蘇區的家鄉有任何變化,我心裏十分難受.不久,另外一個鄰居李文福也來看我.李文福的父親七十歲了,我還認得他,他卻不認識我了.許元茂`李文福告訴我,國民黨軍第四`第五次"圍剿"時,把我們村子燒光了,樹林和竹林都被他們砍去修了工事.原先村外的那座木橋,也是當年被破壞的,以後一直都無力修複.由於森林被伐,水土流失,當年綠樹成蔭的青山全都變成了黃土崗.這時,村裏的一個老前輩特意從鄰村趕來看我.他告訴我一些國民黨軍第四`第五次"圍剿"的情況,還對我說起父親被抓起來後,全村鄰居湊了二十個銀元將其保出來的情況.我聽後內心十分感激,想到我這幾十年在外,不僅無以報答父親的養育之恩,也沒有報答過鄉鄰的幫助,不由得雙眼模糊起來.這時,已快到吃晚飯的時候了.走了一天沒吃飯怎麽辦?許元茂的家裏什麽都沒有,供不起我們一行人的飯菜.好在吳臣賢他們對此早有準備,已經從南坑帶來了大米`豬肉和一些羅卜,我們的這一頓晚飯才有了著落.我便邀請村裏的幾個老人`許元茂一家及縣裏陪同前來的人一起吃了頓飯.飯後,我向吳臣賢借了十塊錢送給許元茂的母親,表示我的感謝.對其他鄰居,我就隻好說抱歉了.剛剛吃完飯,就碰到一件令人十分高興的事.這也是巧合.一九三一年初同我一起報名參軍的許元懷也回家探親,就住在鄰村妹妹家,聽說我回來了,他立刻跑來看我,盡管我們三十年沒見麵了,但一見麵就相互把對方認了出來.我們從小就在一起放牛`砍柴,後來又一同參軍編入贛東遊擊隊.隻是在贛東遊擊隊編入紅軍贛東獨立團時,我由於身材較矮被獨立團拒絕接收,而他身村高大被留下.從此便同他分別,以後就一直沒有音訊,今日意外重逢,真是讓我們悲喜交集,感概萬千.許元懷告訴我,他也參加了長征,在到達貴陽附近當了排長,後因生病掉隊落伍,與部隊失去了聯係.為了生計,他先到一個地主家當了三年長工,以後到貴陽學成木匠,並成了家,有了三個孩子.這次,他帶著十歲的大孩子來探家,正好遇見我也在探家.和我相遇真是太巧了!與許元懷見過以後,我決定到後麵山上去看看我祖父`祖母`父親和母親的墓,我的表哥`表侄`吳臣賢`許元茂也同我一起去.我們去的時候,天仍然在下著雨.到了墓地,我十幾歲的表侄用隨身帶的鐮刀,先把我祖父母和父母墳上的草割了,然後我在每一個墳前鞠了三躬,就算我給親人們盡的一次孝,請親人們原諒我吧!回到村裏,已是該休息的時候,可住處卻成了問題.區政府的人在附近的鐵爐下村,找了大隊的一個倉庫.這樣,我們一行又走了兩裏路,過了一條河,到了鐵園大隊的這個新修倉庫裏,裏麵還比較幹淨.沒有床,他們又去找了很多稻草來鋪在地下,我們十幾個人就睡在上麵.這時,君埠墟鎮的黨委書記知道了,冒著大雨,帶著一些人給我們拿來了七`八床被子和一些大米`蔬菜和豬肉.他們在野地裏架起了一口大鍋,又給我們做了一頓飯.當晚,我向"老表'們詢問了家鄉的生活情況.那位黨委書記說,"大躍進"時由於政令不統一,搞得很亂,導致人民群眾不聽指揮,思想混亂,造成生產下降,群眾生活很困難.尤其是農民群眾,不僅手裏沒有錢`衣`被,不少老鄉家裏連吃飯都很困難.因為集體生產搞得不好,很多人就不願出工參加集體幹活,而是跑到山上去種自己的自留地.我聽了這些情況以後不好表態,隻好向"老表"們說,要聽從區委的領導,努力搞好集體生產.可"老表"們卻一定要我向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反映一下區`公社幹部瞎指揮的情況,說區`社領導的生產指令一年變幾次,老鄉們無所適從.翌日上午,我離開家鄉回良村.走了三十裏路.途經中州墟時,看到這個從前很大的鎮子,現在剩下不到十戶人家,感觸很多.在中州墟,公社黨委留我住了一晚,並熱情招待了我們一行.附近的"老表"知道我來了,紛紛來看我,向我反映意見,我要良村區黨委的同誌也一起聽一聽.但是,對他們說的許多問題,我都無法表態,隻有含糊其詞.第三天,回到了良村,區政府專門殺了豬來招待我們.我對良村區`公社的熱情照顧和接待表示了感謝,並答應他們要盡力支援家鄉建設.回到北京後,我向總參副總參謀長張愛萍寫了一個報告,經他批準送給良村區政府一台退役的解放牌大汽車.當時解放軍有支援地主克服困難的任務,良村又是中央蘇區老根據地,僅第三次反"圍剿"時,紅軍就在這裏打了兩個大勝仗,應該說,良村的鄉親們是為紅軍和革命事業做出了巨犧牲和貢獻的.我認為支援一台退役的汽車是理所應當.那些年裏,我也就為家鄉做了這麽一件事.不是我不想做,而是有很多事情讓我無法去做`無力去做.眼見鄉親們生活得那樣艱苦,我卻無力為他們做些什麽,至今想起來,我的心中仍然感到十分慚愧.那天下午我告別了良村,由空軍的一輛吉普車把我接到興國縣.在興國,我把家鄉的一些情況向縣委做了匯報,就離開興國,經秦和`吉安`漳樹到南昌,然後從南昌剩飛機返回了北京.從此,我再也沒有機會回過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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