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日戰爭[正史]

元日戰爭 [ZT]　

一、第一次元日戰爭（注1）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出使日本的國信使趙良弼回國，宣告與日本通好的努力失敗，忽必烈準備以武力敲開日本的國門。從至元十年起，忽必烈開始著手部署征日戰爭。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四月，忽必烈趁耽羅島林衍起事反對高麗王統治之機，派元軍駐高麗統帥祁都、洪茶丘和高麗將軍金方慶，率軍攻入耽羅島。元軍鎮壓林衍之後，於耽羅島設招討司，駐紮鎮邊軍一千七百人，從而控製了日本與南宋間的海上通道。隨後，忽必烈召祁都、金方慶等至元都商議征日事宜。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正月，金方慶回國向高麗王傳達了忽必烈的造艦命令：共造艦九百艘，其中大艦可載千石或四千石者三百艘，由金方慶負責建造；拔都魯輕疾舟（快速艦）三百艘，汲水小船三百艘，由洪茶丘負責建造，並規定於正月十五日動工，限期完成。高麗王不敢怠慢，立命征集工匠役夫，驛騎絡繹不斷於途。限期緊迫疾如風電，民甚苦之。（注2）由於伐木造船，大木伐盡，綠山為禿，役夫棄田，農失其業，怨聲載道。高麗王恐激起民變，遣使請求每船留五十人，期於放歸鄉裏事農。役夫工匠的減少，加之限期緊迫，遂按高麗船式而非南宋船式建造。六月，九百艘軍艦完工，上報世祖忽必烈，忽必烈遂任命征東都元帥祁都、（注3）右副帥洪茶丘、左副帥劉複亭，統帥蒙漢軍二萬人、高麗軍五千六百人，加上高麗水手六千七百人，計三萬二千三百人，於八月出發。（注4）

　　由元世祖授命組成的征日元軍，是由蒙、漢、高麗三族軍隊組成的聯軍。聯軍的核心是蒙古族部隊，經過成吉思汗的訓練，當時的蒙軍軍紀森嚴，應用善戰，戰鬥力極強。部隊的組織在當時亦較為先進，每十人、白人、千人、萬人各為一個戰鬥隊，每隊設一長率領。千人隊為兵力的基本計算單位，任命武功卓著的將領擔任隊長。元軍的戰術也較日本先進，據日本史書記載：

    擊鼓鳴鑼，殺聲震天。日軍戰馬驚恐不安，跳躍打轉，當武士撥轉馬頭衝向敵人的時候，已經被敵人射中。蒙古矢短，但矢根塗有毒液，射上既中毒。敵數白人箭射如雨，長柄矛可刺進鎧甲縫隙。元軍排列成隊，有逼近者，中間分開，兩端合圍，予以消滅。元軍甲輕、善騎馬，力大，不惜命，豪勇自如，善於進退。大將據高處指揮，進退擊鼓，按鼓聲行動。在後退時，鐵炮中裝鐵彈，隨著火焰噴出，四麵烈火，煙氣彌漫；其聲淒厲，心碎肝裂，目眩耳聾，不辯東西，被擊斃者極多。（注5）

　　這是元日戰爭參加者的一篇戰況紀實。從中可以看出元軍的戰鬥隊型和戰術應用。首先，元軍擊鼓鳴金，鼓噪前進。這使日本武士及其戰馬很不習慣，戰馬驚懼，在原地打轉不敢衝鋒，致使武士在撥轉馬頭時，已經中箭落馬。

　　其次，元軍列隊集體前進，敵人衝至隊前，立即中間分開，兩頭合圍聚而殲之。

　　其三，元軍弓箭手集體排射，矢短弓硬，射程近二百步，短矢能穿透日本武士的鎧甲，而且矢尖有毒。

　　其三，士卒身者護頭輕甲，便於運動，隨身攜帶短弓、曲刀、長矛、大斧，應英勇悍鬥。

　　其五，指揮官占據高處，以鼓指揮進退

　　其六，元軍使用日本武士沒見到過的鐵炮。蒙軍在征服歐亞各國的戰鬥中，經常使用火器。大炮的轟鳴使日本武士極其害怕。

　　元軍的武器和戰術，日本武士從未建國。因而在初次接戰中，損失不小。

　　反過來再看當時日本武士軍隊的情況。

　　日本武士部隊的基礎是守護地頭製（莊頭製）。這使源賴朝建立幕府時期形成的兵製。任守護地頭職的武士，多為有功於曆代將軍或執權的家臣，即“禦家人”。守護，是掌握某一地方兵馬大權的最高行政長官；地頭，是管理公私土地進行征稅的官吏，並對其管理的土地擁有警察權。他們按其管理的土地麵積大小，蓄養私兵。這種私兵就叫做“家子”（家人，族人）、“郎黨”（家臣）。家人是守護、地頭一族的世仆，在需要時即成為武士隊伍的骨幹。郎黨類似於漢、唐時代的曲部，是第一線的戰鬥員。家人和郎黨是多年隨從守護、地頭的世仆。此外，隸屬於浪讓以武士的從卒、馬卒，又叫做下郎或下部，是補充戰鬥員。某一守護率隊出征，其一族的家人、郎黨即成為該守護部隊的骨幹隨同出陣，守護所轄的地頭，亦率其家人、郎黨自成一隊，歸守護指揮。這種主從關係構成的部隊，組織鞏固，不易潰散，散而可以重聚。家臣以死於君主馬前為榮，因此戰鬥力頗強。但是，這種隊伍各自為戰，指揮不統一，戰鬥時又偏重於一騎對一騎的單打獨鬥（即一騎討），因此戰鬥幾乎是混亂、無組織、無紀律的，不易於指揮，無戰術可言，因而從整體上來說戰鬥力是弱的。

　　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侵日元軍在祁都、洪茶丘、劉複亭三將的指揮下，十月三日從高麗合埔（今鎮海灣馬山浦附近）出發，駛向對馬。十月五日逼近對馬島。守護官總右馬允助國，召集八十餘騎弛向元軍登陸據點，雙方展開激戰。由於眾寡懸殊，對馬守護軍全部被殲，六日占領對馬島。稍事休整後，元軍於十四日傍晚攻入隱岐島。元軍二船約四百人先行登陸，部隊上陸列好隊伍後即立赤旗為標記，與守護軍左衛門尉平經高（平內左衛門景隆）所率領的百餘騎激戰。經高軍戰鬥不利，退於城內。十五日元軍陷城，經高自刃而死。十六日元軍逼近肥前沿海島嶼及西北沿海一帶，肥前守護鬆浦一族（鬆浦黨）英勇抵抗，或被殺或被俘。元軍沒有在此處登陸向縱深發展，將軍力直接指向博多大宰府。

　　元軍十月五日進攻對馬島的消息，在十月十七日方送到鐮倉幕府，十八日至京都。（注6）到十月二十二日，方知對馬島為元軍所占，（注6）而這時，元日第一次戰鬥已經結束了。從這一情況來看，日本朝廷和幕府對元軍侵日戰爭，沒有任何具體的部署和指揮，戰鬥主要在大宰府少貳藤原經資的指揮下進行的。

　　大宰府西守護所少貳兼任“三前二島”守護藤原經資得到元軍進攻對馬的戰報後，一邊上報幕府，一邊部署防禦。藤原經資自任總指揮，豐後守護大友賴泰任副指揮，經資之弟景資任前線指揮，同時命令九州各地武士隊伍向博多灣集結，準備參加戰鬥。

　　十月十九日，元軍艦隊進攻博多灣，殺散海濱守軍占領今津一帶。由於今津一帶地形不利於大部隊展開作戰，且距離大宰府尚有一日行程。因此元軍當晚回到船上，準備次日進攻大宰府。

　　二十日晨，元軍展開登陸戰，一部元軍從博多灣西部百道源濱海一帶登陸，昨晚已在此布陣的第一線指揮藤原景資所率領的五百騎兵，並沒有趁元軍登陸半途截擊。而是在元軍登陸整頓好隊型後，方才按日本當時會戰的慣例，由主攻部隊放“鳴鏑”表示進攻開始，然後由一名武士單騎溺戰，弛在前邊，大隊騎兵隨後衝殺。日本武士對元軍的戰術，完全沒有思想準備。當日本武士騎兵部隊逼近時，元軍鼓聲大作，殺聲震天，硬弓短矢，大炮轟鳴，日本武士心驚膽戰，戰馬驚恐不前，兩軍剛一接觸，日本武士軍隊死傷嚴重。百道源戰場日軍“伏屍如麻”，（注7）元軍推進至鹿原。

　　另一部元軍攻入百道源西部的赤阪高地，肥後武士菊池二郎武房率自己所部武士一百三十騎與元軍展開戰鬥。大宰少貳藤原經資所率領的武士部隊，按一族一門的戰鬥組織形式，輪番與占領赤阪高低的元軍進行殊死戰鬥。終於迫使這部分元軍向鹿原方向後撤。在元軍撤退時，肥後武士竹崎季長率自己的郎黨四騎，尾追元軍，負傷落馬僥幸未死。元日戰後，竹崎季長以自己參加戰鬥的經驗和目睹實況為基礎，繪畫《蒙古襲來繪詞》一卷，為研究元日戰爭留下了比較逼真的史料。

　　鹿原及鳥飼一帶的元軍，繼續登陸，擴大占領地麵。日本北九州各地武士如怡土鬆浦黨、原田一族、日田、栗尾、山田氏等所率各隊武士，先後趕到戰場，一隊一隊輪番進攻元軍。盡管武士軍隊人數不少，但就每一隊而言，都教元軍為少，因而死傷慘重。

　　這時，另一部分元軍從博多灣東部箱崎方向登陸，占領岸邊鬆林，從背後夾擊與百道源元軍作戰的日本武士。該地守軍大友賴泰的武士隊伍經不起元軍的夾擊，開始向東南方撤退。由於大友賴泰部隊的撤退，與百道源元軍作戰的日軍腹背受敵，被迫向大宰府水城方向撤退。

　　二十日，元軍與日軍激戰了一整天，近傍晚時候，博多灣箱崎等地先後落入元軍之手，日軍被迫全軍撤退，但元軍緊緊咬住不放，隨著撤退的日軍節節進逼。元軍作戰指揮劉複亭為了更好地指揮作戰，從高坡走下騎馬前進。這個情況被日軍前線指揮藤原景資發覺，他立即引馬搭箭射之落馬。元軍統帥受傷，使進攻的勢頭略受挫折，加之天色昏暗，遂停止進攻。這時，日軍方擺脫元軍的追擊，迅速退往大宰府水城。日軍撤退後，沒有來得及逃走的老幼婦女，被俘近一千五百餘人。

　　夜幕降臨後，戰鬥基本停止，受傷的左副帥劉複亭，先行上船。元軍統帥祁都召集其餘將領討論明天的軍事行動。經過一天的戰鬥，元軍對日本武士的勇猛戰鬥，頗有懼意，而且對一隊隊參戰的武士部隊難以估計其準確數字，以為數倍於元軍。同時元軍雖然占領了灘頭陣地，但死傷不少，兵疲矢盡，並且統帥受傷，這些對久經戰陣的元軍統帥祁都產生了影響，從而不能準確地判斷出戰爭雙方的形勢。高麗軍將領金方慶比較冷靜，他看到當時的戰爭形勢對元軍比較有利，隻要堅持苦戰，便能攻克大宰府，保住陣地以待援軍。所以，他建議：“我軍雖少，但已入敵境，人自為戰，即孟明焚舟、淮陰背水計也。”（注8）但是另有打算的祁都否決了金方慶的意見，他認為：“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策疲兵入境，非完計也，不若班師。”（注9）於是祁都決定，全軍撤退到船上，明日班師。然而，就在當夜，突降大風暴雨，元軍不熟悉博多灣的地形，船隻觸礁沉沒者極多。祁都連夜率軍冒暴風雨撤退回國。

　　元軍侵日的第一次戰爭，就這樣結束了。據史料記載，是役元軍不回者約一萬三千五百人。（注10）這個數字為侵日元軍的半數，當然這並非都死於戰陣，主要是死與風暴。

　　第二天即二十二日早，日軍在大宰府水城列陣，但不見元軍進攻，派出偵察人員始知博多海麵已無元軍船隻，元軍撤退了。

　　鐮倉幕府和天皇朝廷方麵，在十一月一日尚不知元軍進攻博多的消息，十一月六日接到鎮西守護藤原經資的報告，才知道元軍入侵九州並且戰爭已經結束。據當時的大臣堪解由小路藤原仲兼的日記：

    十一月六日，戊午，來人言，凶賊船數萬泛海上，突然逆風虞起，吹歸本國，少數船隻擱淺陸上。式部大夫（即大友賴泰）郎從俘獲凶賊五十餘人，以繩縛之。已命其解送進京雲。逆風之事蓋蒙神佑，值得永世虔敬，受福非淺。（注11）

　　入侵元軍遭暴風襲擊，連夜遁走的消息傳入鐮倉幕府和京都後，幕府朝廷、公卿大臣、武士人民，無不認為是天佑，是祈神的結果。因為元軍不是為日軍所擊退，是被暴風吹走的。因此，全國上下，朝廷和幕府開始了大規模的祈神運動。一是為酬謝神佑，二是為祈神使元軍勿再來。

　　當時實際掌握朝廷大權的龜山上皇，從十一月初開始，向寺、社奉獻錢幣，在延曆寺，為祈願“異國降伏”，修行五壇法、金輪法、佛眼法、四天王法等。第二年建治元年（公元1275年）正月，三次去石清水八幡宮參拜不動明王木像，其中一次竟不間斷地祈願七晝夜。在上皇祈願的同時，朝廷還派出僧正、名僧赴全國各地舉行祈願儀典，發動全國人民共同祈願。龜山上皇親手書寫“敵國享福”的字條三十張，防在佛像神座以及社、殿的石基之下，表示以神力壓倒元軍之意。目前箱崎的八幡宮尚保留有這樣的字條。這種祈神活動一直持續到第二次元日戰爭結束以後。現在看來這些活動不免有些可笑，但在當時，是天皇朝廷唯一能做的事。因為天皇政府不掌握有軍隊，備戰的問題完全由幕府進行。

　　當時不僅天皇在祈神，幕府的實權者北條時宗也在祈神。北條時宗信仰禪宗，師事道隆。道隆於日本弘安元年（公元1278年）去世後，時宗為聘請高僧曾令日僧德拴和宗英二禪師赴南宋物色。弘安二年（公元1279年）五月德拴和宗英聘請南宋名禪師祖元等至日。時宗對祖元尊敬。祖元原本為南宋溫州雁山能仁寺主持，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軍攻入溫州，群僧逃走，祖元獨坐禪房不動。據說元軍入禪堂，刀架項上，祖元神色不變，口念一偈：“乾坤無地卓孤昀，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裏斬春風。”（注12）元將為祖元的氣魄所懾服，收刀率軍離去。這雖然是傳說，但也反映出祖元反對元軍入侵南宋的思想感情。祖元入日後，從宗教和思想上影響被北條時宗，鼓勵其進行抗元鬥爭。弘安四年（公元1281年）春，元軍第二次侵日戰爭在即，北條時宗去祖元處學禪，祖元故意以“莫煩惱”三字禪語。北條時宗追問其故，祖元閃爍其詞地說，春夏之交博多灣將有騷擾，但時間不會很久，即可安寧，請勿煩惱。祖元暗示元軍入侵時將會得到神佛的佑護，北條時宗應虔誠祈願。北條時宗在祈神運動中為表示虔誠，曾刺指血書經卷。後來祖元說：“太守（北條時宗兼任相模守）血書經卷，一句一偈，一字一畫，悉化為神兵。”（注13）身為武士首領的北條時宗尚且如此，其他武士的崇佛情況自然就不問可知了。

　　北條時宗懼怕元軍的再次入侵，在祈神的同時，著手加強西部的守護力量。首先加強長門守護所的力量，任命胞弟北條宗賴為長門守護，統率長門、安藝、周防、備後各國的“禦家人”，防衛中國西部。與此同時，增派北條實政去鎮西主持九州方麵的備戰工作。為了充實九州防務，幕府下令，凡居住鎮西的幕府禦家人，免除其負擔的京都防衛任務，由京都武士接替，以便專心防守博多、箱崎、今津等地。鎮西幕府禦家人以外的武士，應與禦家人共同守衛九州沿海。鎮西所屬因幡、出雲、石見等國的歲貢原地儲存暫不上繳，充做戰時的軍糧。

　　北條時宗在增強西部兵力之後，開始在博多灣沿岸建造石壩賣座為反抗元軍入侵的防禦工事。石壩西起今津，東至箱崎，壩高約五、六尺，厚約一丈，沿自然地形長達十餘公裏。這個工程由大宰少貳藤原經資負責建造，凡在鎮西領有土地的武士，按其領地麵積多少，分擔築壩的任務。該工程費時五年，知道弘安三年（公元1280年）方始完工。這個石壩在元軍第二次入侵的防衛戰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幕府在加強鎮西防務力量的同時，在建治元年（公元1275年）十一與，下達“異國征伐令”，準備入侵高麗。命大宰少貳藤原經資準備船隻和水手，並動員鎮西和中國西部的禦家人和其他武士參加出征部隊。原定於建治二年（公元1276年）三月準備齊妥，即刻出發，但屆時幕府並未下令出征，而是將動員起來的武士用於修築石壩，以加快石壩的進度。不過，既然幕府以出征高麗作為動員武士的借口，盡管部隊沒有出征，已有部分武士未經幕府批準，即自行侵擾高麗南部沿海。為此高麗王呈請忽必烈迅速進攻日本，以解本國受日本擾邊之苦。可見北條時宗的征伐高麗令雖未正式實行，但已為部分武士的個人行動所實現了。

　　元世祖忽必烈第一次派遣元軍入侵日本的目的，在於威嚇日本，使其迅速通好，尚無滅日的決心。祁都等元軍統帥利用忽必烈的這種想法，巧妙地掩飾了遭風敗退的事情，以“入其國敗之”（注14）的戰績，上報世祖。忽必烈信以為真，認為日軍在元軍的打擊下，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必將立刻與元通好。因此，大賞征日有功將士，同時決定派出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攜帶國書出使日本，以求通好。四月，元使杜世忠一行繞過大宰府，直抵長門室津，企圖順利地闖過關卡，到達京都或鐮倉。但長門守護卻將元使杜世忠等人押送大宰府，然後上報幕府。北條時宗得到此消息後，立命將元使送至鐮倉。

　　八月，元使杜世忠一行抵達鐮倉。剛愎自用的北條時宗，既無接受國書，也不考慮其他後果，就立刻下令斬元使之首以表示自己的勇武不懼。九月七日，元使杜世忠一行三十餘人，被斬於鐮倉龍口，隻放逐了四名高麗船員。因此，元使被殺的消息並沒有立刻傳入元都。兩國相爭，不斬來使，這是自古以來的慣例。北條時宗無視這個慣例，以為斬了來使，既顯示了武士的氣概，又可杜絕再有人使日，從而徹底消除忽必烈要求通好的幻想。實際上，這正表示了北條時宗目光短淺，無政治家風度。六百年前，聖德太子攝政時，以獨立國之禮與傲慢自大的隋煬帝周旋，獲得無限的好處。北條時宗如果能效法聖德太子，則可避免元軍的二次入侵。而且在北條時宗殺元使之後，忽必烈尚未獲得消息之前，日商船一再赴慶元要求以黃金兌換日本急需的中國銅錢（日本自古就一直使用中國造銅錢作為貨幣），忽必烈特意下令，準許日商赴元貿易。這些都說明了北條時宗完全沒必要殺害元使，招致元軍的第二次入侵。而且兩次元軍入侵，給日本帶來的嚴重後果，正是北條氏垮台的重要原因。

二、第二次元日戰爭

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南宋滅亡，元統一中國。這是忽必烈注意到杜世忠等尚無消息。南宋降將範文虎奏請以個人名義寫信給日本政府，請求通好。範文虎的使者周福，在同年六月入日，八月被殺於大宰府。忽必烈要求通好的努力毫無結果，迫使他下了征服日本的決心。

　　至元十六年（1279年），忽必烈任命祁都和洪茶丘為第二次征日的元軍統帥，同時命令高麗王再次造艦九百艘。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杜世忠被殺的消息傳來，忽必烈征日決心始定。為了集中領導工作，忽必烈特設征東行中書省，任命範文虎、祁都、洪茶丘為中書右丞，行中書省事，加封高麗王為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行中書省事。

　　忽必烈征日決心已定，遂著手建立海軍。命範文虎去江南收集張世傑舊部及其他自願從軍者計十萬人，戰船三千五百艘，組成江南軍。江南軍由範文虎統帥，從水陸出發東征日本。另一方麵，另命洪茶丘至東北，招募沈陽、開原等地自願從軍者三千，歸洪茶丘統領。祁都仍統領蒙族軍。又任命高麗將領金方慶為征東都元帥，統帥高麗軍一萬、水手一萬五千，戰船九百艘，軍糧十萬石。三軍合計近四萬人，組成東路軍，取道高麗東征日本。

　　元世祖的軍事部署完成後，於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正月，召集兩路征東軍統帥會議，並任命宿將阿刺罕為兩路軍總指揮。會議確定，兩路軍各自擇日出發，於六月十五日至隱岐島會師。同時，忽必烈命令各船攜帶農具，以備占領九州後做囤懇之用。由此可知，忽必烈征服日本之心甚堅，並認為此行的勝利是必然的。

　　二月，諸將陛辭，忽必烈指示取人之國者，在於得到百姓土地，切勿多殺。同時將帥要同心協力，切勿猜忌，以免招致失敗。（注15）忽必烈此時已經看到了將帥間的不合，但卻沒有加以處置，是第二征日行動失敗的重要原因。

　　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初，元世祖忽必烈征日軍事部署已經基本完成，即將擇日下令出征。恰值此時，高麗王上書世祖，日本武士犯邊。於是，元世祖下令征日大軍出發。

　　五月三日，元軍東路征日軍進攻對馬島的世界村（上島佐賀浦）、大明浦，守島日軍奮勇抵抗，但因重寡懸殊，全部戰死。元軍占領對馬島後，不顧忽必烈的指示，大肆殺掠。五月二十六日，東路大軍進入隱歧島。元軍占領隱歧島後，理應按忽必烈在軍議會上的指示，在此等待江南軍。但是，祁都自持有上次戰爭的經驗，且兵力多於上次，尤其是出於對於南宋降將的心結，恐怕江南軍搶占首功，因而在沒有對日軍的防禦措施進行偵察的情況下，貿然率軍自隱歧島出發，駛向博多灣。忽必烈最擔心的將帥不和的情況出現了。不偵察日本的防禦地形和不與江南軍會師，是東路軍失敗的根本原因。六月六日，東路軍艦隊出現在博多灣附近海麵。與此同時，祁都還排除一隻小型艦隊，前往長門海域，以牽製長門的守軍，使其不敢救援大宰府。（注16）

　　日本當時的快報，其實走得相當慢，五月二十一日元軍進攻對馬島的消息，在十天之後的六月一日才先後送到幕府和朝廷（其實第一次元日之戰也是如此，戰爭結束了，幕府才得到了元軍來犯的消息）。元軍進攻長門的快報，六月十四日方始送到。

　　元軍進攻長門的消息，震驚了鐮倉和京都。民心不穩，輿論驚慌，以致市中無米，民有饑色。謠言一個接著一個地傳來：元軍占領九州、元軍已從東海、北海入侵等等。朝廷的公卿大臣尤為恐慌，在朝議中甚至有人主張迅速將朝廷遷往關東，招募武士浪人守衛京都等。後宇多天皇親臨神宮祈禱七晝夜，龜山上皇在清水神社祈禱，又派人去伊勢神宮祝詞：願以身代國難。各王公大臣紛紛向寺、社獻幣、寫經、誦經。

　　武士們的恐慌不亞於天皇和公卿們，北條時宗立刻命令圓覺寺開山祖師祖元禪師祈願，祖元對時宗說：“朝臣（指時宗——引者）發揮勇武精神，血書大經。”（注17）北條時宗立刻刺指血書經卷，同時命令各地武士向社、寺獻地祈願。

　　當北九州鎮西守護所得知元軍入侵對馬、隱歧後，在鎮西奉行少貳藤原經資率領下的守護部隊立即進入沿海石壩陣地，嚴陣以待。北九州的守護部隊通過第一次元軍入侵戰即文永之役，取得了寶貴的戰爭經驗及教訓，對部隊進行了適當的調整。總指揮仍為藤原經資、大友賴泰作副手，在他們領導下，有藤原領導的“三前二島”的禦家人武士部隊、大友的豐後武士部隊、築後守護北條宗政、肥後守護安達成宗的、以及島津久經所率領的薩摩、大隅、日向三地的守護武士部隊。參加第一線的戰鬥人員大約有四萬餘人，連藤原經資的父親，八十四歲的入道覺惠，河野通有的兒子，十四歲的河野通忠等都積極勇敢地參加戰鬥。此外，四國和中國地方部分禦家人和武士，參加了九州的戰爭，宇都宮貞綱率領約六萬中國地方的武士部隊，作為增援軍在必要時將前往築前。

　　六月六日，元軍艦隊駛進博多灣才發覺，沿海灘頭築有石壩，登陸戰的實施困難很大。祁都派出偵察部隊，偵察終日，始知誌賀島和能古島防禦薄弱，未築石壩，遂命令艦隊靠近誌賀島下錨。元軍第一次侵入博多灣，是以突然襲擊而得手的，第二次侵入偵察終日未能登陸，為日軍防禦贏得了整整一天時間，已不再是突襲而是強攻了。

　　六月六日夜幕降臨時，熟習近海作戰的鬆浦黨禦家人草野次郎經永，率少數部下分乘兩小舟偷襲元軍，是、縱火焚船，乘元軍慌亂之際斬首二十一級。這一果敢行動引誘其他武士效法，偷襲元軍徹夜不斷。（注18）元軍為預防偷襲，將大船調於外圍，日本船小難以正麵衝擊。偷襲者至，元軍以石、矢投射，日本武士的小船非碎即穿，損失逐漸增加。日軍統帥鎮西奉行少貳藤原經資下令，若無命令不準進行偷襲。

　　七日晨，由洪茶丘所率元軍登陸占領誌賀島，與元海軍形成犄角之勢，擴大占領區。八日和九日，元日兩軍的陸站，就集中於這個狹長的島嶼之上。誌賀島在海潮退時，露出海灘直通陸地，元軍試圖從海灘突破，進攻博多守軍後路。因此殺爭奪戰相當激烈。據《張成墓碑銘》記載：

　　八日賊遵路複來。君率纏弓弩，先登岸迎敵，奪占其要，賊弗能前。日賊軍複集，又返敗之。明日倭大會兵來戰，君統所部，入陣奮戰，賊不能支，殺傷過眾，賊敗之。（注19）

　　戰鬥越來越激烈，高麗軍也比投入這場爭奪戰。日軍副指揮大友賴泰之子大友貞親親率日軍突入，擊退元軍和高麗軍，恰遇洪茶丘。幸虧王姓萬戶長率軍搶救，戰退日軍，洪茶丘方免於難。（注20）九日，日軍複來進攻。在這狹長的灘頭陣地，元軍不能發揮其所長，恰好適應了日本武士一人一騎的戰鬥方式，因而元軍傷亡很大。據日本史書記載，元軍被殺千餘人。（注21）戰鬥進行到六月十三日，元軍未能前進一步。這是正值六月（公曆七月）盛夏，長期船上生活和戰鬥，蔬菜、飲水供應困難，疫病不斷發生，病死者已達三千餘人。元軍處境不妙，搶占博多灣的計劃已難以實現。因此，祁都等決定，於六月十五日率軍撤離誌賀島，駛向隱歧島，（注22）與江南軍會師。

　　然而，江南軍亦未按時到達指定會師地點，衍期後至。五月，征日行省偵知，靠近大宰府的平戶島守軍皆調至大宰府，應以該島作為兩路軍的會師地點。忽必烈將此情報通知兩路軍統帥阿刺罕，由他做出決定。阿刺罕作出兩路軍會師與平戶島的決定後，在六月初病死。（注23）忽必烈任命阿塔海代替阿刺罕職，由於人事更動，致使範文虎江南軍未能按期出發。範文虎於六月初已派出先遣艦隊去隱歧與東路軍聯係，不幸這隻艦隊誤至對馬，（注24）然後始至隱歧。九州日本守軍知道江南軍（尚不知是先遣軍）至隱歧，總指揮藤原經資率一部分軍隊進攻隱歧。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激戰二日日軍不敵，退走。（注25）

　　範文虎因先遣艦隊已發不宜久等，遂在阿塔海未到任的情況下，命江南軍於六月十八日分批開航。（注26）阿塔海於六月二十六日到慶元，這時江南軍已全部離港，所以阿塔海未能參與江南軍的指揮工作。江南軍在七月底全軍進入指定陣地，（注27）範文虎與東路軍會師之前，所屬各部尚未與日本作戰。兩路大軍會師後，七月二十七日開望鷹島，先頭部隊遭日軍艦隊的截擊。據《張成墓碑銘》記載：

賊舟複至，君整艦，與所部日以續夜，激戰至明，賊舟始退。（注28）

　　戰爭進行了一天一夜。天明，日軍撤退後，範文虎與祁都等相議，“欲先攻大宰府，遲疑不發”。（注29）兩路大軍會師後，軍勢大振，本應立即進攻大宰府，其所以遲疑不發者，大概是看到了台風到來的前兆，“見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會青髯見於水上，海水作硫磺氣”等等。（注30）元軍兩路統帥均無航海常識，見台風前兆不知躲避，如果當時退到平戶、隱歧、對馬或高麗，尚可保全。由於在海上遲疑了一天，遂導致全軍覆沒。

　　八月一日，台風襲來，元軍船毀人溺。師喪大半。江南軍張僖所部和也速都兒所部，因見天氣惡劣，夜裏停泊時，命將戰艦各去五十步下錨，因而避免了台風襲擊時各艦船互相碰撞，所以損失極小。（注31）台風過後，張僖和也速都兒即乘船各處搭救元軍將士。江南軍總指揮範文虎旗艦破碎沉沒，抱船板漂流海上，被張僖所救。張僖立即向範文虎建議，據他了解，江南士卒未溺死者尚有半數，且皆為青壯戰士，可以重整旗鼓進行戰鬥，利用船壞後將士沒有退路義無反顧的心理，強行登陸，因糧於敵，擴大戰果。從當時形勢來看，這個建議是可行的，但是，剛剛脫險的範文虎已經被台風奪去了鬥誌，堅持要立刻回師。他對張僖說：“還師之罪，我輩當之，公不與也。”（注32）張僖隻得分船於範文虎，收集殘卒共同班師。這時平戶島尚有被救起的四千軍卒無船可乘，範文虎命棄之不顧。張僖不忍，將船上戰馬棄於島上，載四千軍卒回國。

　　第二次元日戰爭和第一次一樣，最終也遭遇台風而失敗。《元史》日本傳載，江南軍“十萬之眾，得還者僅三人耳”。這條記載明顯失實。據現有史料可知，元軍兩路大軍的損失輕重不一。東路大軍中高麗士卒和水手共二萬七千餘人，台風後歸國者約一萬九千餘人，損失約七千餘人，不到總數的三分之一。如果減去戰死和死於疫病者，則溺於台風的人數還要減少。由高麗水手駕船的蒙、漢軍隊的損失亦可按此類推。所以，年過五十六歲的百戶長張成，能夠在元日戰爭中得以生還，並留下一塊記述元日戰爭的墓碑銘，就不足為奇了。相反，江南軍的損失比較慘重，隻有張僖和也速都兒部得以全軍返還，其餘各部均損失慘重。據張僖的估計，台風過後尚有半數軍兵尚在，即五萬人左右，回師時範文虎拋棄了一些，因而“士卒十喪六、七”（注33）的估計是可信的。元世祖忽必烈準備數年的侵日戰爭，因而不當，以致江南大軍十萬之眾，三千五百艘戰艦，不見一陣，喪師而還。

　　範文虎回國後，被遺留在日本海島上的元軍士卒，大部分被日軍殺害。據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從日本逃回的士卒反映，被遺留在各島的元軍士卒約三萬人。因將領皆走，眾人推舉張姓百戶長為帥，組織伐木為舟，伺機回國。八月七日，日軍乘船逐島搜捕，約三萬元軍除一部分被俘外，其餘戰死。九日，日軍將被俘元軍帶至八角島，從中選出新歸附的南宋人和工匠、農民留作奴隸，其餘盡殺之。（注34）被幕府留做奴隸的人中，有部分人如莫青、吳萬五以及江南把總沈聰等得以逃回。

　　範文虎等回至元都，向忽必烈匯報時，編造了一個彌天大謊：

    至日本，欲攻大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曆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製逃去。本省載餘軍至合浦，散還鄉裏。（注35）

　　範文虎和祁都等聯合欺騙忽必烈，既不匯報先期出師破壞軍事會議時定下的會師日期，招致戰爭失利，又隱瞞了範文虎至平戶一個月不進行戰鬥的過失。同時，以在合浦將軍隊散還鄉裏的措施，掩蓋了軍隊的真實損失情況。範文虎等把失敗的罪過，都推倒部下曆德彪等人的身上，騙過了忽必烈，還得到了賞賜。一年之後，莫青等逃回，忽必烈始知範文虎等的欺騙行為，非常震怒，立即將征日軍大小將領，全部罷免。征東行省左丞指出：“罪在元帥”，不要累及將校。（注36）實際上，罪在元帥一語也包括了忽必烈自己在內的。

　　元軍在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八月一日（日本弘安四年閏七月一日），受台風襲擊被迫撤退的消息，報至京都的時間為日本曆閏七月九日，報至鐮倉幕府的時間為閏七月十三日。日本朝野上下、天皇、將軍、公卿大臣、禦家人以及各級武士、工、商、農民無不欣喜若狂，熱烈慶祝。經度和鐮倉二地的祈願活動，從祈求“敵國降伏”的內容，改為感謝神佑的內容。在熱烈慶祝的同時，幕府並沒有放鬆警惕，擔心元軍的第三次入侵。因此，幕府對西部的防禦工作，再次做了部署。

　　九月下旬，幕府通過鎮西奉行大友貞親，對九州武士下達命令：

　　一、賊船雖退，但不得私自離開陣地，如有特殊急事，先行必須請假。

　　二、對所俘虜投降的人員，人人有責，進行監視。

　　三、晝夜檢查港中往來船隻，身份不明者不得出國。

　　四、不熟悉的外國人禁止入境。

　　五、維修要塞、站崗放哨，不得放鬆。

　　六、如有違犯，定責不貸。（注37）

　　幕府除下達上述指令外，對高麗兩次隨同元軍入侵深為不滿。建治元年（公元1275年）十一月曾下達“異國討伐令”，因故未能實行，現在重新提出討伐高麗的問題。幕府在日本弘安四年（公元1281年）八月，命令重新以築前、豐後、豐前三國武士為基礎，組成高麗的入侵部隊，以少貳藤原經資和大友貞親為指揮，準備出征。同時，令山城和大和兩國武士中的凶悍者五十六人，限期八月中旬至鎮西報到。他們和三國武士組成小部隊，對高麗南部沿海進行騷擾劫掠。高麗國王苦於日本武士小部隊的騷擾。上書忽必烈，要求增派軍隊防禦。至元十就年（公元1282年）十一月，忽必烈命令在高麗南部金州設鎮邊萬戶府，以防日軍入侵。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元軍又增派五百軍隊至金州。

　　戰後，幕府對參加反元軍入侵鬥爭的武士獎賞。但是，武士參加戰爭的軍費和對戰死者家屬的撫恤費等，均由武士自己的負擔。這筆軍費以前是靠幕府的封賞予以補償的，而幕府用以封賞的財務和土地，是沒收者戰敗者的。現在，由幕府領導的反對元軍入侵戰爭，名義上是勝利了，但卻拿出不土地和財物分賞禦家人。禦家人和其他武士在戰爭中的損失很大，立功得了榮譽，卻使自己陷入貧困。武士開始對幕府產生不滿情緒，終於導致北條氏勢力的削弱，形成其滅亡的基本原因。

　　元世祖的兩次征日軍事行動，未取得任何成果，心中極為震怒，決意第三次征日。他不顧臣下的勸阻，獨斷專行地進行第三次征日的各種備戰工作。

　　忽必烈首先整頓了征日備戰的領導機構，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正月，撤消原征東行中書省，罷免了該省的各級負責官吏。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重新設立征東行中書省，以宿將阿塔海為該省丞相，劉國傑、徹裏帖木兒為左右丞，高麗王為該省左丞相，組成征日領導核心，進行練兵、籌糧、造艦、擴兵等各項工作。

　　忽必烈鑒於兩次征日行動中，艦船均毀於台風，因而在備戰工作中著重於堅固耐風的大艦。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二月，派吏至乾山監造江南戰艦千艘，七月令高麗造艦一百五十艘，九月令平灤、揚州、泉州等地造大小艦三千艘。同時命阿塔海接受範文虎率領的海船三百艘。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又命女真造征日迎風船二百艘，令樞密院征集膠、萊各州的漕船、江南各處的海船，以備征日。大規模的造船，各地山禿林盡，民工應役，喪失農時，民不聊生，積怨四起。有些不堪壓迫者逃至山林，起義反抗。忽必烈被迫下令緩造征日之船，所拘民船亦皆返回。

　　在造船的同時，忽必烈開始訓練海軍和培訓水手。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令徹裏帖木兒率領萬戶三十五人、蒙古軍二千人練習操舟，探馬赤人五百練習水戰。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一再命令軍官練習操舟，招募水手。至元二十而年（公元1285年），甚至下達這樣的命令：凡熟悉海戰者，可以自行招募水工，募得百人授百戶職，募得千人授千戶職。（注38）

　　忽必烈在募兵之外，還以赦免重囚、死囚（除謀反、殺父兄等外）充征日軍。撥五衛軍、侍衛親軍、回回炮營和工匠等軍種歸征日行省指揮。與此同時，還令高麗王儲糧以備征日，令江淮各地運糧百萬石蓄於高麗合浦以做征日軍糧。

　　忽必烈在備戰的基礎上，從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二十三年（公元1284年）、二十五年（公元1286年）、二十六年（公元1287年）、二十七年（公元1288年），一再下令征日，但都因大臣勸阻或人民起義，使征日之舉未能實現。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正月，元世祖忽必烈死去，征日計劃也就束之高閣了。

　　元貞元年（公元1295年）成宗即位，雖有征日之議，實際上隻限於空談，具體的軍勢備戰工作早已經停止。成宗在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曾派普陀山僧人一山一寧赴日。這時，北條時宗已死，新執權北條貞時對一山一寧未加以殺害，但仍堅持不回信的態度。因此，元日之間的政治聯係始終沒有建立起來。

　　成宗後期，元朝的國力逐漸衰退，已無力再作征日之舉。但相反，日本武士開始逐漸乘船串擾中國沿海。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被迫在定海設千戶所駐紮軍隊，“以防歲至倭船”。明代倭寇的禍根，在這時已經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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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日本史書簡稱為“文永之役”。
注2：《元史》，高麗傳。
注3：《元史》中征日元帥出現祁都和忽敦兩個名字，這裏統一用祁都這個名字。
注4：《元史》，世祖本紀，至元11年條。
注5：《八幡愚童記》，下，載竹內榮喜，《元寇研究》，日文本，第58—59頁。《國史資料集》，卷2，第588—589頁，因版本不同，文字略有出入。
注6：《堪仲記》，10月18日。
注7：《堪仲記》，10月22日。
注8：《高麗史節要》，載山口修，《蒙古襲來》，日文本，第124頁。
注9：《高麗史》，金方慶傳。
注10：《高麗史》，金方慶傳。
注11：《東國通鑒》，載王婆楞，《曆代征倭文獻考》。
注12：《堪仲記》，文永11年1月6日，載山口修，《蒙古襲來》，日文本，第139頁。
注13：《元亨釋書》，卷8，淨禪3之3，釋祖元。
注14：《佛光圓滿常照國師語錄》，收《國史資料集》，卷2，第323頁。
注15：《元史》，日本。
注16：《元史》，日本。
注17：《堪仲記》，弘安4年6月條。《壬生官務家日記抄》，弘安4年6月15日條，收《國史資料集》，卷2，第596頁。
注18：《國史資料集》，卷2，第323頁。《元亨釋書》，卷8，祖元。
注19：《皇元故敦武校尉管軍上百戶張君墓碑銘》，旅順博物館藏。
注20：《皇元故敦武校尉管軍上百戶張君墓碑銘》，旅順博物館藏。
注21：《東國通鑒》，忠烈王7年6月。載竹內喜榮，《元寇研究》，日文本，第33—34頁。
注22：《八幡愚童記》，弘安4年6月20日條。載竹內榮喜，《元寇研究》，日文本，第33—34頁。
注23：《皇元故敦武校尉管軍上百戶張君墓碑銘》，旅順博物館藏。
注24：《元史》，日本。
注25：《堪仲記》，弘安4年6月24日條。
注26：《皇元故敦武校尉管軍上百戶張君墓碑銘》，旅順博物館藏。
注27：《高麗史》，忠烈王8年6月條。
注28：《元史》，日本，相威傳。
注29：《皇元故敦武校尉管軍上百戶張君墓碑銘》，旅順博物館藏。
注30：《元史》，相威傳。
注31：王婆楞，《曆代征倭文獻考》，第86頁。
注32：《元史》，張熹傳。
注33：《元史》，張熹傳。
注34：《元史》，相威傳。
注35：《元史》，日本。《八幡愚童記》、《東國通鑒》、《壬生官務家日記抄》，弘安4年閏7月12日條，載《國史資料集》，卷2，第599頁。
注36：《元史》，日本。
注37：《元史》，劉國傑傳。
注38：山口修，《蒙古襲來》，日文本。第225頁，簡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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