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延安文藝講話的偉大曆史意義

 
零點的火車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誕生於抗日戰爭那個特定的曆史時期，一個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關頭的艱難時刻。對於當時那樣一個處於貧窮落後的中華民族與凶惡的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進行搏鬥，必須動員和團結一切力量，使用一切手段，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將中華民族凝成一股繩，一切為抗戰服務，才有可能打倒強敵，挽救中華民族。所以，毛澤東站在曆史的高度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中華民族的及時雨，與他的《論持久戰》一起形成文武雙劍，是抗戰中最傑出的理論，為中國最終戰勝日本侵略者作出了曆史性貢獻。今天一切無視這一偉大貢獻的文人墨客以為自己比偉大的革命家站得更高實在是不知自己有幾兩。

 

毛澤東提出革命文藝是時代的需要和對五四以來的中國文藝發展的經驗總結以及古往今來中外文藝發展的借鑒。當處於戰爭，戰爭就是一切，戰爭就是政治，一切為戰爭服務，將革命文藝作為文藝的主流而為戰爭服務，就是時代的最高要求。戰爭就是要動員廣大人民群眾一起抗戰，革命文藝為人民群眾服務就是為抗戰服務。

 

毛澤東提出的文藝為誰服務的問題，以及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的問題，文藝的階級性，隻要階級社會存在，階級鬥爭存在就是真理。難道文藝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錯了嗎？難道文藝能夠完全拋棄政治標準嗎？如果在抗戰中文藝不去歌頌抗戰的人民軍隊和人民群眾，而去歌頌漢奸和賣國賊，藝術水平再高也是垃圾和毒草，就像今天有形形色色的賣國文人一樣，不講政治標準，賣國文藝就大行其道而無人批判。

 

在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仍然很弱，對於一個百廢待興的中國，需要集中一切力量建設社會主義，趕上英美。於是，新中國的主流文藝轉為歌頌社會主義，歌頌建設社會主義的人民群眾，批判資本主義就是新時代的要求。在這個時期，新中國的文藝堅持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總的方向是對的。當然，在應用中存在過分政治化的問題，以及放大階級鬥爭的問題。新中國成立的初期，毛澤東仍然堅持在戰爭年代必須的措施，也是成功的經驗：團結一切力量，萬眾一心，為一個戰略目標而奮鬥。當中國處於弱小的時候，處於曆史的低穀的時候，不這麽做怎麽能夠取得成功？那些完全反對文藝為政治服務鼓吹純文藝的人根本不懂得曆史。不懂中國曆史也不懂西方曆史，更不懂西方現實。可以這麽講：西方一直在遵循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隻是反過來，讓文藝為資產階級服務，為資本主義服務，宣揚西方價值觀，西方人種高貴論，宣揚資本主義好，社會主義壞，西方從來沒有放棄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標準。隻是西方做得比較高明，打著文藝自由的旗號，但在自由的背後，通過操控主流媒體，製造品牌，控製主流文藝的政治方向，具有很大的欺騙性。西方在通過資本掌握主流媒體和主要宗教後，聰明地放棄對大眾思想的絕對專製，即並不控製每個人，而是轉向對多數人控製和主流輿論控製，這樣既搏得了自由的美名，又操控了社會。因為資產階級發現要控製社會隻要控製多數人而不必控製每個人的概率取勝原理。西方把單一專製統治模塊化，比如宗教，看起來給大眾以宗教選擇的自由，但最終大眾的絕大多數必然落進基督教和天主教等幾個主要宗教之中，而每個宗教無一不是思想專製，隻有一個信仰，每個宗教無一不為資本控製和為資本服務。今天，當看到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國家的時候，我不禁歎息：中國已落入西方宗教統治，中國已經放棄社會主義文藝陣地，改革開放30多年，在物質進步的背後，是國民經濟被西方資本控製，思想領域被西方宗教控製。

當然，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並不是沒有曆史局限，它有限製文藝創造力的發揮，沒有給純文藝留一席之地，同時在和平年代的執行中導致國內階級鬥爭擴大化。但是，毛澤東的這個講話，基本精神是對的，中國放棄她，西方卻一直應用她，於是西方占領了世界的文藝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