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樂園小夜曲，流淌的歲月
康樂園小夜曲，流淌的歲月，音樂，足球，社會時事
正文
【按】前幾天一位校友把這篇回憶陳寅恪先生的文章轉給我，讀完後第一印象是大學期間讀過不少的那些荒唐曆史再一次展現在眼前，想了幾天後不禁問起一個問題：假如陳寅恪先生還在世的話他對以“錢權色”為核心價值的當今中國社會有何感想。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已經逝去，今天在中國潛規則已經遠淩駕於規則之上，權術已經遠高於學術，媚骨已經遠勝於風骨。
不屈的靈魂——紀念陳寅恪先生逝世四十四周年
文章的上半部分
一
東南區一號是中山大學裏一座漂亮的兩層小樓。東麵有幾棵高大的玉蘭樹，西麵種著棵枇杷。不過我們小時候都不到那裏摘果子。這不是吹噓自己那時有多乖：對校園別處的果樹，我們從來沒有客氣過。但東南區一號周圍總是一片神聖的寧靜。
在很長的時間裏，曆史係的陳寅恪先生住在二樓。孩子們管他叫“盲公”。在廣州話裏，這沒有任何不恭敬的意思。事實上，大家都覺得他很了不起。陳先生懂得十三四種外語，兩眼全瞎了，還能回憶各種史料，用口講，讓助手記錄，寫出一本又一本讓全世界同行叫好的書。
“文化革命”來了，陳先生被趕走。上頭派來領導大學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占據了小樓。
後來林彪死掉，當局莫名其妙地把革命的副統帥跟孔子綁在一塊罵。反對孔子的楊榮國教授大紅大紫，住進東南區一號。
有一次在這裏拍電視，已經快搞完了，攝影師把眼睛從機子移開，猶猶豫豫地說：“楊老，您的褲子……”
導演隻好請教授把扣子弄好，然後重來。
文革鬧完，楊先生不紅了。最受尊重的一級教授容庚搬進小樓。容先生去世，他的遺孀還在這裏住了幾年。
現在東南區一號成了陳寅恪先生的紀念館，門前有他拄著手杖的青銅像。
周圍還是一片寧靜，寬闊的草地上從來沒有孩子打鬧。
（圖注：陳寅恪故居。作者供圖）
二
陳先生在國內外的名聲太大了。文革之後，各種講他的書和文章不可勝數。
我最喜歡陸鍵東《陳寅格的最後二十年》。那書剛出，我就仔細看過。最近聽說有了新版，我趕快找來一冊，一邊讀，一邊想，看了五六天，不覺寫滿半個筆記本。
讀後欲罷不能，又從圖書館弄來一摞資料，擇各家所記，摻上自己一點回憶和想法，寫成這篇短文。
有些作者指責中山大學迫害陳寅恪先生，許多老中大覺得那些人不了解實情。老中大們說，陳先生在生活上受到了特別的優待。
這是真的。
陳先生是一級教授，每月工資三百八十一元，另有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的補貼一百塊，還有全國政協委員和中央文史館副館長的補貼，應該是全國收入最高的教授。那時候票子值錢，講師一個月才拿八十六塊五。大學生夥食費每月十二塊半，在正常的年頭已經吃得滿好。
1959年到1962年是很不正常的年頭，“大躍進”使得中國經濟全麵崩潰，有錢也買不到東西。一個人每月糧食定量二十五到二十八斤、食油半斤，豬肉每天半兩。
經濟困難剛開始，中山大學就決定每天給陳先生四兩肉，給陳太太二兩。這六兩肉是當時十二個人的份量。不久，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陶鑄指示省委給陳先生特別的食品供應。幾天後，老校工梁彬先生和學校總務處的秘書把三十斤麵粉、十斤麵條、四斤花生油、四斤水果和兩斤白糖送到陳家。
梁先生是個忠誠的校工，大人管他叫“彬叔”。我們小孩子不懂輩分，也跟著叫。他每天騎自行車進城，到省高教局拿華南農學院的鮮奶，然後分給學校裏幾個頂級的專家和領導。陳先生最多，一天三瓶。
市糧食局特別提高了陳先生的糧油定量，一商局增加了陳先生的布料和日用品票證，二商局提高了陳先生的副食品配額。整個中山大學，隻有陳先生得到這樣的照顧。普通教師和學生常常吃番薯充饑。
1961年，在全國經濟最困難的時候，西南師範學院吳宓教授到廣州看望陳先生，幾次在陳家吃飯。他在日記裏寫道：“筼嫂請宓與淑家宴，雞魚等肴饌甚豐”。“在陳宅晚飯，肴饌豐美”。
三
1962年，陳先生在家裏不小心摔斷右腿，馬上被送進醫院。陶鑄帶著一大籃剛上市的荔枝去看望。當時陳先生七十二歲，中共廣東省委批準了不開刀的保守療法。大夫們用盡一切辦法，但老人家還是失去了行走的能力。
陳先生出院，學校往陳家派了三個專職護士，以後幾年，天天二十四小時照顧。
省委問陳先生回家以後的情況。中大寫了一份報告，請省委支付護士的工資，還請省委指示有關機構每月為陳先生提供一批食品和進口藥物。其中包括：四隻雞，每星期給陳家送一隻；五斤蛋，每天送兩個；十五斤水果，每十天送五斤；十斤魚、十五斤蘑菇、一斤奶油、一罐進口麥片和一罐進口可可粉。光是食物就超過五十斤，這在當時是不得了的事：普通人家要到過年才能殺一隻雞。省委毫不猶豫就批準了這個報告。
陶鑄讓省委在進出口商品交易會買下一台最新的落地式電唱收音兩用機，連同三十多張唱片，送給陳先生。
陳先生喜歡戲曲。學校曾經派車把廣州京劇團的六個名角接到陳家，專門為他演唱。當時老人還沒有摔傷，留下了一張在院子裏跟演員們合影的照片。
陳先生習慣了這樣的照顧。1961年底到第二年初，上海青年京劇團到香港演出，大獲成功，回程在廣州表演。省委為陳先生安排了座位。但臨近春節，信函很多。入場券送到陳家，演出時間已過。陳先生勃然大怒。剛好一位副省長來拜訪，老人家就拿他撒氣，質問說：“你這副省長到底管事不管事？”
陶鑄也急了，想請劇團專門再演一場，但道具布景已經運走，隻好作罷。
四
這樣優待一個教授，當然會惹爭議。學校裏一些官員、教師、職工和學生有不同意見。有一次，中大黨委副書記馬肖雲告訴陶鑄，學校裏有人覺得對陳先生的照顧太過分。
省委書記一下跳起來，大聲訓斥馬書記：“陳先生，七十四歲，腿斷了，眼瞎了，還在一天天著書，他自己失去了獨立生活的能力，像個不能獨立活動的嬰兒一樣，難道不需要人照顧嗎？他雖然是資產階級學者，但是他愛國，蔣介用飛機接他他不去。你若像陳寅老這個樣子，眼睛看不見，腿又斷了，又在著書立說，又有這樣的水平，也一定給你三個護士！”
於是，沒人敢再發議論，起碼沒人敢公開說三道四。
毫無疑問，陳先生的學識和毅力令人敬佩。1964年，他寫成《柳如是別傳》。當時老人家七十四歲，又盲又瘸，而此書超過八十萬字。他的助手黃萱先生寫道：“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鉤稽沈隱，以成此稿。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
應不應該給他那麽特殊的待遇，這可以爭個沒完。處理這類雙方都有道理的爭論，合適的辦法，是以法律為準。基本的法學原則是：對於個人，法不禁止即自由；對於政府，法無授權即禁止。政府官員和公立機構隻能做法律明文授權的事。但當時陶鑄在廣東說一不二。他想做什麽就做什麽，用不著任何法律依據。
陳先生在生活上得到極好的照顧，但他心裏時常不高興。
1953年，陳先生的學生蔣天樞教授從上海來看老師。陳先生給他的詩寫道：“不比平原十日遊，獨來南海吊殘秋。瘴江收骨殊多事，骨化成灰恨未休。”
這首詩，特別是最後一句，清清楚楚地表現了作者的痛苦。這樣的詩還有很多很多。
1963年，陳先生對家人說，他死後，骨灰撒到黃埔港外，不要讓人利用來開追悼會。後來，他又交待女兒，他死後，家裏的書一本也不送給中大。
陳先生為什麽還不知足？到底是誰對不起他老人家？
文章的下半部分
【一】
陳寅恪先生總是身穿過膝的長衫，以鑽研故紙為業，但他並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老古董。
抗戰結束，陳先生回到清華，除了天天請人讀報，還時常跟學生打聽社會上的消息。有一次，軍警特務在全市深夜挨家搜查，抓走好些人。北平十三位大學教授發表宣言抗議，陳先生是其中之一。
他憤憤地對學生說：“我最恨這種事。夜入民宅，非奸即盜！”
陳先生討厭國民黨的腐敗，因為失去視力，就把書房叫做“不見為幹淨之室”。
1948年，當局把一些最有名的專家撤到台灣。陳先生跟胡適同機飛往南京。他可能看到，腐敗隻是症狀，病根在政治製度，而當時國民黨不願作根本改革，一定會繼續爛下去。所以他不願再飛台灣，帶著全家去廣州，到教會開辦的嶺南大學任教。
（圖注：故居門前的陳寅恪先生銅像；圖片由作者提供）
【二】
民主就是人民做主，百姓說了算。民主政府必須按人民的要求改變自己，而不能利用權力改變人民。1950年，上頭明確提出“改造知識分子”，許多學者一下變換了治學態度。陳先生覺得這是個可怕的征兆。
這年9月，陳先生給好友吳宓教授的信說，他把《元白詩箋證稿》付印了，因為這樣的書以後恐怕不能出版。他諷刺按正統標準寫文章的人是“作八股之徒”，說這樣的人到處都是，哀歎道：“吾輩之困苦，精神、肉體兩方麵有加無已，自不待言矣。”
信末附有他的詩，其中寫道：“領略新涼驚骨透，流傳故事總魂銷”，表示了他對新局麵的感受。
不久，中國科學院要重印楊樹達先生研究古文字的舊著《積微居金文說》。這本書原來有陳先生寫的序。大意說，楊先生進過時務學堂，又出國留學。同輩中有不少當了大官，而楊先生寂寞勤苦，堅持治學。誰的工作難，誰的貢獻大，將來人們自然會分辨。
這是書呆子驕傲的宣言，也許對當官的不夠恭敬，但與時政無涉。可是，經過審查，科學院編譯出版局說，陳先生的序言“立場觀點有問題”，得刪掉。公民有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那就是說，不同的觀點都可以表達。而不同的觀點幾乎不可能全部正確。要是“有問題”就不能出版，那還有什麽言論自由？
陳先生當然不高興，不過他擔心以後情況會更糟，在1952年底寫信給楊先生：“賤名不得附尊作以傳，誠為不幸。然拙序語意迂腐，將來恐有累大者，今刪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
【三】
陳先生的擔憂是對的。一年多以後，全國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接著批判胡適思想。這些都是不顧學術規矩的政治運動，何況俞平伯在清華跟陳先生交往很多，胡適是陳先生在中央研究院的同事。陳先生默默地看著政治權力對學術的幹涉，看著自視為“國家幹部”的文人落井下石。
批胡適的運動還在吵吵鬧鬧，1955年夏天，批判胡風和肅清反革命的運動又來了。全國大學院係調整時，私立嶺南大學被撤掉，公立中山大學搬進嶺大校園。在肅清反革命運動中，一些官員說有人陰謀複辦嶺南大學。剛從中共華南分局調來的一位副校長在大會上對教師們說：“有人企圖使嶺南大學複辟，如有風吹草動，我在國民黨回來之前先把你們殺光還來得及。”
接著，他一次又一次在會上譏諷陳先生，說陳先生思想陳腐，不知為什麽被捧得那麽高，讀他的書還不如去看舊小說。這位領導還當眾嘲笑陳先生的詩。
副校長很快就當上了學校黨委書記。他大權在握，把陳先生的思想、學問和詩歌都說得一無是處。
陳先生寫詩自嘲：“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為詩欠砍頭。”
【四】
人們可能會說，那位書記兼副校長的做法違反了知識分子政策。因為他很快就被調走，老中大也不把他當自家人。
那麽，什麽是“政策”？
1956年1月，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開幕，中共中央領導人提出要重視和支持知識分子。許多人認為這表明了“政策”。
陳寅恪先生的名字直接出現在會上。廣東省高等學校黨委書記、中山大學副校長馮乃超有一個發言。他說：“知識分子的政治情況在今天說來，已經有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們不僅是應該而且完全可以爭取、團結、改造他們的絕大多數。”
他以陳先生為例：“落後的和思想上反動的知識分子能否爭取和使用呢？我們認為還是可以的。中山大學有一個老教授陳寅恪，解放以來他在思想上一直是和我們敵對的，而且還寫詩諷刺過我們。去年中國科學院聘他任職，他表示：任職可以，但不談馬列，不幹政治。直到去年初我們展開對胡適的思想批判的時候，他還說某些教授是‘一犬吠影，十犬吠聲’。但是，這次聘請他參加全國政協，他便答應下來了。像這樣頑固的人，也可以爭取過來。”
馮先生長期在中大工作，威望很高。老中大也將他當自家人。他把跟陳先生的關係處理得挺好。不過他認為批胡適那樣的政治運動是對的，陳先生是“落後的和思想上反動的知識分子”，是“爭取、團結、改造”的對象。人們也許會說，在那個年頭，馮先生有這樣的想法不奇怪。這沒問題。但如果現在還看不到這種想法很荒唐，那就奇怪了。
會議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強調“繼續改造知識分子”。這是長期實行的“政策”，馮乃超先生的想法跟政策完全一致。
“政策”由一個組織決定。沒有機會參與的人們想得到保護，一定得靠通過自己代表製定的法律，不然命運就捏在別人手裏。事實說明，那很危險。
【五】
1957年4月1日，廣州京劇團的名角跟中大教授聯歡。聽了演唱，陳先生很高興，寫下三首七絕，送給中文係的董每戡、詹安泰和王起先生。三位教授也作了和詩。
二十多天以後，中央發動大家提意見，助黨整風。耿直的董先生提出兩條真誠的批評，謹慎的詹先生隻講了一點心裏的疑慮。突然，“政策”變為堅決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兩位教授被說成是“右派分子”。董先生被趕到鄉下，詹先生降了兩級。
看到這樣的情況，陳先生的心情可想而知。
反右還沒搞完，1958年，“拔白旗”又開始了。中大校園一下貼滿了大字報。陳先生忠誠的學生劉節教授和原來清華的同事梁方仲教授成了千夫所指的“白旗”。
曆史係的領導還不甘心，認真策劃了對陳先生的批判。於是出現了一批責罵和挖苦老人家的大字報和批判文章。陳太太一張一張地看那些大字報，抄下主要觀點，回家哭著念給陳先生聽。
陳先生憤怒了，上書校長，發誓絕不再上課。從此，老人作而不述，寫書成了他生命的最後支柱。
1962年春，省委書記陶鑄陪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胡喬木看望陳先生。胡喬木在清華念過書，認陳先生為師。陳先生說，他的《論<再生緣>》已經交給出版社很久，一直沒有印出來，“蓋棺有期，出版無日”。《再生緣》是清代的文學作品，遠離現實。胡喬木覺得出版不成問題，套用陳先生的話，笑著回答：“出版有期，蓋棺尚遠”。
大概一年以後，人民文學出版社把陳先生的書列入出版計劃，開始編輯。突然，中宣部副部長康生說，《再生緣》提到“征東”，出版陳先生的書會影響跟北朝鮮的關係。另外，書稿裏有幾首舊體詩，情調很不健康，是不滿現實，反黨反社會主義。周恩來總理也說，研究《再生緣》會傷害中朝友誼。於是陳先生的書稿被丟到一邊。
課不能上了，書又出不能出，陳先生和太太幾次談起這事，兩人都流下眼淚。
【六】
當官的在生活上給了陳先生很多照顧，也許他們覺得對陳先生很好。
但陳先生覺得吃什麽東西和住什麽房子並不是最重要的。1953年，他向中央政府重申了在王國維紀念碑裏表明的態度：“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誌和獨立的精神。……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獨立精神和自由意誌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賢所同殉之精義，其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優秀的學者真心熱愛學術，總是用盡全力，重獎和特殊待遇已經不能讓他們多幹一絲一毫。他們最需要的，是思想自由和學術尊嚴。為錢做事的恐怕不是什麽像樣的學者。
有人指責中山大學對不起陳先生。中大覺得很冤枉。毫無疑問，學校的一些官員、教師和學生確實做了對不起老人家的事。校領導按上頭的政策搞政治運動，有的人乘機朝陳先生下手。但是，如果中大的人們知道上頭那些政策荒唐，他們可以抵製嗎？答案不言而喻。
事實上，那位嘲笑陳寅恪的先生到中大當副校長，當書記和後來調走，都不是學校決定的。也許隻有按蔡元培先生的想法，“仿世界各大學通例”，真正搞教授治校，才會有出路。中國要建世界一流的大學，就得遵守這樣的“通例”。不然的話，提點別的口號可能會實在一些。
【七】
1962年骨折以後，陳先生不再下樓。盡管住得很近，我從來沒在東南區見過陳先生。
1968年秋，當局派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中山大學。第二年春，陳先生被趕到西南區五十號去住。那時我念初一，有次跟朋友在校園裏玩鬧，中午回家，經過那裏，見到先生在院子裏曬太陽。
那是一座黃色外牆的小平房，老人家坐在藤椅裏。這時已經到了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月，但先生沒有絲毫倦容，抬著頭，嘴角驕傲地向下彎。
也許先生從來就沒有低過頭。
共和國成立，政府推崇新思想，學界立即眾口一詞。陳先生覺得學者應該獨立思考，特別是老學者不能輕易丟掉原有的觀點和方法。1952年，他寫詩寄給北大的教授，把跟風附和比作按朱熹的正統觀點寫八股文和試帖詩：“八股文章試帖詩，尊朱頌聖有成規。白頭學究心私喜，眉樣當年又入時。”
第二年11月，政府請先生擔任中國科學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他口授了《對科學院的答複》，擺明出山的兩個先決條件，讓學生記下來，帶去北京：“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誌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 第二條:‘請毛公[澤東]或劉公[少奇]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
他把話這麽一說，事情自然就黃了。
【八】
拔過“白旗”之後，1959年3月，中宣部副部長周揚登門拜訪。陳先生不肯接待。學校領導好說歹說，老人家才勉強點了頭。
陳先生火氣很大，開口問道：“周先生，新華社你管不管？”
副部長回答：“有點關係。”
陳先生問：“去年新華社廣播新聞，大學生教學比老師還好。隻隔半年，為什麽又說學生要向老師學習，前後矛盾如此？”
周部長沒想到有人敢這樣挑戰，愣了一下，然後回答：“新事物要實驗，總要實驗幾次，革命、社會主義也是個實驗。買雙鞋，要實驗那麽幾次。”
老先生不滿地說：“實驗是可以，但尺寸不要差得太遠了。”
他指責當局“言而無信”。兩人吵起來，鬧得很僵。
兩年後，老友吳宓教授來訪，看到陳先生一直堅持著自己過去的觀點，在日記裏寫道：“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張毫未改變”，“安居自守，樂其所樂，不降誌，不辱身，誠為人所難及。”
1964年，學生蔣天樞教授前去探望。離別前，陳先生送給他一篇自述，其中講道，他絕不改變自己的觀點來迎合社會風氣：“默念平生固未嚐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陳先生是那個年代骨頭最硬的讀書人。
在很長時間裏，流傳著一種觀念，似乎理論與讀書無關，有官位就有水平。而書生卻因為做學問，成了不齒於大眾的賤民，需要改造從良。按這樣的邏輯，隻要大量提拔官員，就能立即提高整個民族的理論水平。可是，有人居然相信那樣的神話。許多原來很優秀的學者和作家以吏為師，改造思想，結果再沒有拿出像樣的論著和作品。
陳先生根本不管那一套。他享年七十九，共和國成立時五十九歲。先生原來成就很高，因為我行我素，在最後的二十年保持著過去的勢頭，繼續寫出高水平的著作。1949年以後，他完成了一百多萬字紮實的論著，接近五十九歲以前著述的總量。
學者的工作是求真，如果跟隨他人，就成了廢物。陳先生勢單力薄，撐著病弱的身子，死守中國學者最後的尊嚴陳先生的論著是艱深的，讀過的人不多。但由於對時下士風庸俗的普遍不滿，先生的名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被百萬次、千萬次引用。他成了中國學界獨立思考之神，年輕氣盛的學子一提到他的大名就激動不已。本文上篇發表後，一個跟帖對陳先生不夠恭敬，馬上被人罵得狗血噴頭。
【九】
我見到陳先生的時候，他一個人坐在院子裏。
“文化革命”一來，學校衛生院的三個護士就撤了。陳先生受到大字報的圍攻，一次又一次被勒令“交代”。但他從來沒有挨過批鬥，這是全國教授中少有的。原因很多，跟廣州的民風比較平和有關，也跟陳先生的威望有關。
陳先生在那座小房隻住了幾個月。1969年10月7日，先生病逝。四十多天後，陳夫人追隨而去。現在那一片的舊房子已經全部拆掉，建成幼兒園。即使是老中大，知道陳先生最後住處的人也不多了。
主要參考文獻：
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秘書組編《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
張傑、楊燕麗編《追憶陳寅恪》，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
陳懷宇《在西方發現陳寅恪》，北京: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
何硯華、沈平《學生眼裏———一個真實的陳寅恪》，《羊城晚報》2010年7月3日。
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
陳美延等《也同歡樂也同愁——憶父親陳寅恪母親唐筼》，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
陳寅恪《陳寅恪集·書信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
陸鍵東《陳寅格的最後二十年》，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
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蔡鴻生《仰望陳寅恪》，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很謝謝你提供的資料，看來《辭海》真的沒有錯，“恪”字古代讀que近代讀ke。如果要跟陳老先生自己的口音吻合，我們大概可以讀“koh”吧。
如君所言，網上的資料顯示客家話裏麵沒有普通話裏“que”那樣的發音。不過有趣的是，周末我查了一下寫古詩依據的“平水韻”，在入聲字第十組“藥”韻部裏，“雀”“鵲”和“恪”均赫然在列，也就是說這幾個字在古代同韻。這個韻部在普通話裏大多以"o"(包括ao)或“e"結尾，但也有變成“ue"的情況。猜測古漢語裏也許“雀”讀作類似"Kio""koh"的音，後來演變為普通話（北方方言）的時候變成了"que"。客家話更接近古漢語，所以還是以"o"為韻。把“恪”讀成“雀”，也許是當年轉為國語時出的問題。
很讚同你的意見，“恪”字的讀法還是最好按照陳寅恪先生自己的發音。
如果《辭海》所說的兩種讀法都是正確的話，選跟陳老先生自己發音吻合的那種是正道。你提到客家話的發音，好象客家話裏麵沒有國語拚音“que”這樣的發音吧，我不太熟悉客家話，如果不對的話請提醒。“ke”這個音在客家話真的比較接近“koh"，以前大學同學裏麵有兩位客家母語的同學，他們都是這樣說的，可以的“可”他們都讀作“koh”。
謝謝阿留兄提供的詳細資料。
“Membership in the Academia Sinica is at present limited to eighty-one
scholars elected in March 1948. Among the more prominent are: the historian
Tschen Yin-koh (Ch'en Yin-ko) of Tsinghua...”
http://journals.cambridge.org/action/displayFulltext?type=1&fid=7020584&jid=JAS&volumeId=8&issueId=02&aid=7020580
謝謝您回複。看來這個問題還真需要一個像陳先生那樣重視考據的學者才能徹底澄清，嗬嗬。
也有一個說法，因陳先生是客家人，而客家話中“恪”和“確”均讀作“Koh"，由此轉為官話過程中有人誤以為客家話中兩個字都讀“que”。個人認為恐怕還是應該尊重陳先生自己的發音，讀Koh或ke。
中山大學的英文網頁上用的也是"Koh" （Tschen Yin Koh ）
http://eng.sysu.edu.cn/others/news/campus/34478.htm
您好阿留兄，謝謝你分享的關於陳寅恪名字讀音的博文。我在這方麵是外行沒有任何心得，不過今天早上一位舊同學幫查了一下《辭海》，說法是這樣的：“恪”字古代讀que，但近代讀ke————如果這個正確的話，趙元任與季羨林可能都沒有錯。
提起陳先生的大名，想起上大學時聽一些學文科的人把“恪”讀成que，而字典裏並無這個讀法，感覺很奇怪；起初以為是粵語的讀音，找幾個廣東的同學詢問卻並非如此。兩個月前才在唐老鴨唐師曾的博客上看到原委。原來在這個問題上，連東方語言學專家季先生都犯了個天大的錯誤。陳老先生如果泉下得知這個以訛傳訛的讀音，恐怕得再氣死一回。歎當今學風之浮躁。
此文在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b761450102ecjv.html ，兄台有空可以一讀。
陳寅恪的人格注定了他在49年後的悲劇，而他無與倫比的學識也可能讓他躲過血光之災，假如名氣稍微小一些，陳寅恪不是自盡也會是慘死在牢房。
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在90年代中出第一版，後果是陸被廣東省和廣州市宣傳部打入冷宮10年，不允許他再寫類似的回憶材料也禁止他再進中山大學任何資料室檔案館（據說陸手上搜集了大量跟多位49年後命運悲慘的著名文人有關的材料）。陸鍵東沒有享受到劉賓雁般的待遇已經是很幸運了。
袁征的這篇文章他自己也說了基本上就是以讀陸鍵東那本書的讀書筆記為主。
謝謝您的留言。
謝謝您的留言。
陳寅恪再睿智也難以跟毛澤東共產黨玩他們製訂的遊戲，這裏有一大堆遊戲說明書：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247374811/2722/45/64/0_1.html
可惜轉貼的這篇文章了無新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內容都出自陸鍵東那本"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