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到老拚到老
在字句裏看過去現在和未來
正文
貞元、元和之際，伴隨著傳奇小說的蓬勃發展，詩壇也出現了一些帶有故事性、抒情性的長篇敘事詩，如元稹的《琵琶歌》、《連昌宮詞》，李紳的《悲善才》，劉禹錫的《泰娘歌》等等。被白居易歸入“感傷”類的《長恨歌》和《琵琶行》乃是這些作品中最優秀的兩篇。
《長恨歌》作於元和元年，主要根據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故事傳說來結構全篇，但也受到佛教變文乃至道教仙化故事的影響，同時，其中還有作者因與自己所愛女子不能結合而產生的深摯戀情、憾恨之情的投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已脫離了曆史原貌，成為一篇以詠歎李、楊愛情為主，充滿感傷情調的“風情”詩了。在創作中，作者打破了他寫諷諭詩所堅持的“其事核而實”、“不為文而作”的規則，在敘事過程中一再使用想象和虛構手法，濃烈的抒情貫穿於敘事的全過程，為情而作，非為事而作，使得全詩風情搖曳，生動流轉，極富藝術感慨力。
詩的開篇部分寫玄宗好色廢政，楊妃恃寵而嬌，終至引發安史之亂。這既是對曆史事實的基本概括，也是詩題“長恨”的因由，其中或許包含有一定的諷刺意圖，但作者並沒將這一意圖貫徹下去。自“黃埃散漫風蕭索”、玄宗逃蜀、楊妃身亡始，詩情即為沉重哀傷的悲劇氛圍所籠罩，周詳的敘事一變而為宛曲的抒情，極力鋪寫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傷、還都路上的追懷憶舊、回宮以後睹物思人的種種感觸，並借四季景物的變換和孤寂的環境襯托他蒼涼傷感的情懷：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麵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發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鍾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
這段描寫，回環往複，層層渲染，真切而不粘著，流利而又雋永，幾乎字字珠璣。詩的最後一段，筆鋒再轉，寫臨邛道士鴻都客為玄宗上天入地尋覓楊妃，而楊妃竟在縹緲迷離的仙境出現──“玉容寂寞淚闌幹，梨花一枝春帶雨”。以極省淨的語言和恰當的比喻，勾勒出楊妃的天生麗質和風采神韻；與詩開篇部分 “回眸一笑百媚生”、“侍兒扶起嬌無力”的形象比，這裏的楊妃已脫盡撩人性懷的世俗情味，而成為一個淨化了的理想女神了。作者寫她超凡脫俗的美，更賦予她忠於愛情的至善品性：既托道士將當年的定情物帶給玄宗，又重申盟誓： “但令人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 然而，“比翼鳥”、“連理枝”的願望雖然美好，此生卻已難以實現，那麽剩下來的，隻有永難消解的“長恨”了。所以作者最後懷著對美人不幸的深切同情，對美的毀滅的沉重感傷，點出全詩的主題：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唐宋詩醇》謂：“結處點清‘長恨’，為一詩結穴，戛然而止，全勢已足，更不必另作收束。”在這點題之筆裏，刻骨的相思變成了不絕的長恨，特殊的事件獲得了廣泛的意義，李、楊的愛情得以升華，普天下的癡男怨女則從中看到自己的麵影，受到心靈的震撼。詩以“長恨”命題的意義，詩在藝術上的巨大魅力，似乎正在於此。也正是由於它具有巨大的藝術魅力，所以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唐以後，寫李、楊事件的詩極多，唯此詩被反複敷演為小說、戲劇，元代白樸的《梧桐雨》，清代洪升的《長生殿》，都是其中著名之作。
《琵琶行》作於元和十一年江州貶所。與《長恨歌》有所不同的是，這首詩由曆史題材轉到了現實題材，通過親身見聞，敘寫了“老大嫁作商人婦”的琵琶女的淪落命運，並由此關合到自己的被貶遭際，發為“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深沉感慨。因為有切身體驗，所以感情就來得特別深摯，因為是在貶所月夜的江麵巧遇琵琶女，所以詩情就來得特別的哀婉、蒼涼。誠如《唐宋詩醇》所謂：“滿腔遷謫之感，借商婦以發之，有同病相憐之意焉。比興相緯，寄托遙深。”
在表現手法上，《琵琶行》除了用秋天的楓葉荻花和三次江月的精彩描寫來烘托人物感情外，主要通過人物的動作、神態來展示其性格、心理。如“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麵”，都十分貼切地表現了彈奏者既因羞澀又因難言之痛而不願見人的情態；從“轉軸撥弦三兩聲”到“低眉信手續續彈”，以逐層遞進的動作描寫，來展示人物進入角色、開始回味往事時的神情和心緒，非常形象、逼真。至於其中對琵琶樂聲的一段描寫，更是精彩之至，詩人連續使用急雨、私語、珠落玉盤、花下鶯鳴、冰下流泉、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等一係列精妙的比喻，把樂聲從急驟到輕微，從流利、清脆到幽咽、滯澀，再到突然激揚的過程極形象地摹寫出來，而隨著樂聲的抑揚起伏，彈奏者動蕩變化的感情也溢出行墨之外。在這裏，白居易既寫樂聲和彈奏技藝，又寫音樂旋律中所包蘊的心理內涵，而且將這三者融匯在一起，構成整個演奏過程聲情變化的完美表現，這在以前的文學作品中是罕見的，而且比起同時代韓愈的《聽穎師彈琴》、李賀的《李憑箜篌引》等名作來，也以其描寫的細膩、真切、自然流暢和情感的潛流暗轉、突放突收而獨具特色。在曲子接近終結時，作者這樣寫道： 曲終收撥當心畫，四弦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
在一聲“裂帛”般的音響之後，一切都歸於靜寂，唯有秋月映照江心。置身斯時斯境，同懷天涯淪落之感的作者與彈者心境如何，不難想見；而由此刹那間寧靜所構成的音響空白，也給讀者留下了涵詠回味的廣闊空間。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隻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於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淒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麵，其中透露的淒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麵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己。
當然，《長恨歌》和《琵琶行》在藝術表現上還有其他一些特點，如語言明白曉暢而又精純確當，“無不達之隱，無稍晦之詞”（趙翼《甌北詩話》卷四）；在運用想象、虛構、比喻等手法上也獨占勝場。所有這些，使得這兩篇作品在意境的深遠、聲情的瀏亮、色彩的鮮明、內容的豐富上都遠過前人，以至於詩成不久即被人廣為傳誦，連唐宣宗李忱也寫詩稱賞：“童子解吟長恨曲，牧兒能唱琵琶篇。”（《吊白居易》）
中唐詩人間的交往唱和之風，早在貞元年間即已初露端倪。當時應進士舉者 “多務朋遊，馳逐聲名”（《舊唐書·高郢傳》），形成了“侈於遊宴”的“長安風俗”（李肇《國史補》卷下）。而文人遊宴多要作詩唱和，有時即使不遊宴，也要以詩唱酬，或聯絡感情，或展示才學。這方麵較有代表性的，當首推一代文宗權德輿及其領導的文人集團。權德輿（７５９～８１８），字載之，曆任要職，並做過兩年宰相，兼有政聲和文名，“貞元、元和間為縉紳羽儀”（《新唐書》本傳）。在他現存的三百八十多首詩中，不乏清新可誦、近似盛唐之音的佳什，但其後期詩歌，大都是與聚集在他周圍的一批台閣詩人酬唱應答、在體式技巧上競異求新之作，諸如《奉和李給事省中書情寄劉苗崔三曹長因呈許陳二閣老》、《酬崔舍人閣老冬至日宿值省中奉簡兩掖閣老並見示》等等，從冗長的標題即可看出詩人們的交往概況。這些詩的內容並不充實，藝術性也不強，卻對貞元末年的詩壇風尚頗有影響。到了元和年間，又出現了比一般唱和更進一步的以長篇排律和次韻酬答來唱和的形式，而元稹和白居易便是這種形式的創始者。
元稹、白居易在相識之初，即有酬唱作品，此後他們分別被貶，一在通州，一在江州，雖路途遙遙，仍頻繁寄詩，酬唱不絕。所謂“通江唱和”，也就成為文學史上一個令人注目的現象。元、白此期的唱和詩多長篇排律，次韻相酬，短則五六十句，長則數百句，洋洋灑灑，蔚為大觀。如白居易有《東南行一百韻》寄元稹，元稹即作《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回贈。這種次韻詩的創作難度是很大的，既要嚴守原詩之韻，又要自抒懷抱，還要寫上數百句，搞得不好，就會顧此失彼；但才力大者，則可借此爭奇鬥勝，施展才情。誠如元稹在《上令狐相公詩啟》中所言：“居易雅能為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千言，或為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為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耳。”這樣做的結果，一方麵鍛煉了詩人的智慧、技巧，豐富了詩歌的種類，另一方麵也因過於重視形式技巧，詩人的真情實感反被衝淡乃至淹沒。相比之下，倒是二人那些寄懷酬答的短篇小詩來得更為真摯耐讀，清新有味。如白居易《舟中讀元九詩》： 把君詩卷燈前讀，詩盡燈殘天未明。眼痛滅燈猶暗坐，逆風吹浪打船聲。元稹《酬樂天舟泊夜讀微之詩》：知君暗泊西江岸，讀我閑詩欲到明。今夜通州還不睡，滿山風雨杜鵑聲。
元、白這類以次韻酬唱為主的短篇長章在當時流傳頗廣，以至“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元稹《白氏長慶集序》）。這裏的“元和詩”，實即元稹在其他場合提到的“元和體”。“元和體” 除了上述次韻相酬的長篇排律外，還包括元、白那些流連光景、淺切言情的“小碎篇章”，其中包括元稹的豔體詩。
中唐詩人的交往、唱和真正形成高潮，是在元和之後的長慶至開成年間。這一時期，由於黨爭激烈、政局動蕩，不少當年曾積極參與政治的文人紛紛退出政壇，東都洛陽便成了他們的閑散之地，而白居易乃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時而與劉禹錫、裴度等人“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新唐書 ·裴度傳》），時而與遠近詩友庚答酬唱，就中與劉禹錫、令狐楚、崔玄亮等人的唱和尤多，詩的內容則以敘寫閑情雅趣、思念問候為主，很少再有昔日的政治熱情了。此外，劉禹錫與令狐楚、崔玄亮、李德裕也頻頻唱酬，一時間蔚為風氣。僅以此期編成的酬唱集來看，就有劉、白的《劉白唱和集》，白、劉、裴的《汝洛集》，劉與令狐楚的《彭陽唱和集》，與李德裕的《吳蜀集》，等等，這裏需要一提的是令狐楚和崔玄亮。令狐楚（７６６～８３７），曾任宰相，長慶以後，曆任節度使之職，存詩五十餘首。崔玄亮與白居易同為貞元十六年（８００）進士，曾曆任監察禦史、州刺史等。存詩二首。現錄二人唱和詩各一首，以見一斑。令狐楚《春思寄夢得樂天》：花滿中庭酒滿樽，平明獨坐到黃昏。春來詩思偏何處？飛過函關入鼎門。 崔玄亮《和白樂天》：病餘歸到洛陽頭，拭目開眉見白侯。鳳詔恐君今歲去，龍門欠我舊時遊。幾人樽下同歌詠，數盞燈前共獻酬。相對憶劉劉在遠，寒宵耿耿夢長洲。
《長恨歌》作於元和元年，主要根據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故事傳說來結構全篇，但也受到佛教變文乃至道教仙化故事的影響，同時，其中還有作者因與自己所愛女子不能結合而產生的深摯戀情、憾恨之情的投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已脫離了曆史原貌，成為一篇以詠歎李、楊愛情為主，充滿感傷情調的“風情”詩了。在創作中，作者打破了他寫諷諭詩所堅持的“其事核而實”、“不為文而作”的規則，在敘事過程中一再使用想象和虛構手法，濃烈的抒情貫穿於敘事的全過程，為情而作，非為事而作，使得全詩風情搖曳，生動流轉，極富藝術感慨力。
詩的開篇部分寫玄宗好色廢政，楊妃恃寵而嬌，終至引發安史之亂。這既是對曆史事實的基本概括，也是詩題“長恨”的因由，其中或許包含有一定的諷刺意圖，但作者並沒將這一意圖貫徹下去。自“黃埃散漫風蕭索”、玄宗逃蜀、楊妃身亡始，詩情即為沉重哀傷的悲劇氛圍所籠罩，周詳的敘事一變而為宛曲的抒情，極力鋪寫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傷、還都路上的追懷憶舊、回宮以後睹物思人的種種感觸，並借四季景物的變換和孤寂的環境襯托他蒼涼傷感的情懷：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麵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發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鍾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
這段描寫，回環往複，層層渲染，真切而不粘著，流利而又雋永，幾乎字字珠璣。詩的最後一段，筆鋒再轉，寫臨邛道士鴻都客為玄宗上天入地尋覓楊妃，而楊妃竟在縹緲迷離的仙境出現──“玉容寂寞淚闌幹，梨花一枝春帶雨”。以極省淨的語言和恰當的比喻，勾勒出楊妃的天生麗質和風采神韻；與詩開篇部分 “回眸一笑百媚生”、“侍兒扶起嬌無力”的形象比，這裏的楊妃已脫盡撩人性懷的世俗情味，而成為一個淨化了的理想女神了。作者寫她超凡脫俗的美，更賦予她忠於愛情的至善品性：既托道士將當年的定情物帶給玄宗，又重申盟誓： “但令人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 然而，“比翼鳥”、“連理枝”的願望雖然美好，此生卻已難以實現，那麽剩下來的，隻有永難消解的“長恨”了。所以作者最後懷著對美人不幸的深切同情，對美的毀滅的沉重感傷，點出全詩的主題：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唐宋詩醇》謂：“結處點清‘長恨’，為一詩結穴，戛然而止，全勢已足，更不必另作收束。”在這點題之筆裏，刻骨的相思變成了不絕的長恨，特殊的事件獲得了廣泛的意義，李、楊的愛情得以升華，普天下的癡男怨女則從中看到自己的麵影，受到心靈的震撼。詩以“長恨”命題的意義，詩在藝術上的巨大魅力，似乎正在於此。也正是由於它具有巨大的藝術魅力，所以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唐以後，寫李、楊事件的詩極多，唯此詩被反複敷演為小說、戲劇，元代白樸的《梧桐雨》，清代洪升的《長生殿》，都是其中著名之作。
《琵琶行》作於元和十一年江州貶所。與《長恨歌》有所不同的是，這首詩由曆史題材轉到了現實題材，通過親身見聞，敘寫了“老大嫁作商人婦”的琵琶女的淪落命運，並由此關合到自己的被貶遭際，發為“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深沉感慨。因為有切身體驗，所以感情就來得特別深摯，因為是在貶所月夜的江麵巧遇琵琶女，所以詩情就來得特別的哀婉、蒼涼。誠如《唐宋詩醇》所謂：“滿腔遷謫之感，借商婦以發之，有同病相憐之意焉。比興相緯，寄托遙深。”
在表現手法上，《琵琶行》除了用秋天的楓葉荻花和三次江月的精彩描寫來烘托人物感情外，主要通過人物的動作、神態來展示其性格、心理。如“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麵”，都十分貼切地表現了彈奏者既因羞澀又因難言之痛而不願見人的情態；從“轉軸撥弦三兩聲”到“低眉信手續續彈”，以逐層遞進的動作描寫，來展示人物進入角色、開始回味往事時的神情和心緒，非常形象、逼真。至於其中對琵琶樂聲的一段描寫，更是精彩之至，詩人連續使用急雨、私語、珠落玉盤、花下鶯鳴、冰下流泉、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等一係列精妙的比喻，把樂聲從急驟到輕微，從流利、清脆到幽咽、滯澀，再到突然激揚的過程極形象地摹寫出來，而隨著樂聲的抑揚起伏，彈奏者動蕩變化的感情也溢出行墨之外。在這裏，白居易既寫樂聲和彈奏技藝，又寫音樂旋律中所包蘊的心理內涵，而且將這三者融匯在一起，構成整個演奏過程聲情變化的完美表現，這在以前的文學作品中是罕見的，而且比起同時代韓愈的《聽穎師彈琴》、李賀的《李憑箜篌引》等名作來，也以其描寫的細膩、真切、自然流暢和情感的潛流暗轉、突放突收而獨具特色。在曲子接近終結時，作者這樣寫道： 曲終收撥當心畫，四弦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
在一聲“裂帛”般的音響之後，一切都歸於靜寂，唯有秋月映照江心。置身斯時斯境，同懷天涯淪落之感的作者與彈者心境如何，不難想見；而由此刹那間寧靜所構成的音響空白，也給讀者留下了涵詠回味的廣闊空間。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隻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於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淒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麵，其中透露的淒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麵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己。
當然，《長恨歌》和《琵琶行》在藝術表現上還有其他一些特點，如語言明白曉暢而又精純確當，“無不達之隱，無稍晦之詞”（趙翼《甌北詩話》卷四）；在運用想象、虛構、比喻等手法上也獨占勝場。所有這些，使得這兩篇作品在意境的深遠、聲情的瀏亮、色彩的鮮明、內容的豐富上都遠過前人，以至於詩成不久即被人廣為傳誦，連唐宣宗李忱也寫詩稱賞：“童子解吟長恨曲，牧兒能唱琵琶篇。”（《吊白居易》）
中唐詩人間的交往唱和之風，早在貞元年間即已初露端倪。當時應進士舉者 “多務朋遊，馳逐聲名”（《舊唐書·高郢傳》），形成了“侈於遊宴”的“長安風俗”（李肇《國史補》卷下）。而文人遊宴多要作詩唱和，有時即使不遊宴，也要以詩唱酬，或聯絡感情，或展示才學。這方麵較有代表性的，當首推一代文宗權德輿及其領導的文人集團。權德輿（７５９～８１８），字載之，曆任要職，並做過兩年宰相，兼有政聲和文名，“貞元、元和間為縉紳羽儀”（《新唐書》本傳）。在他現存的三百八十多首詩中，不乏清新可誦、近似盛唐之音的佳什，但其後期詩歌，大都是與聚集在他周圍的一批台閣詩人酬唱應答、在體式技巧上競異求新之作，諸如《奉和李給事省中書情寄劉苗崔三曹長因呈許陳二閣老》、《酬崔舍人閣老冬至日宿值省中奉簡兩掖閣老並見示》等等，從冗長的標題即可看出詩人們的交往概況。這些詩的內容並不充實，藝術性也不強，卻對貞元末年的詩壇風尚頗有影響。到了元和年間，又出現了比一般唱和更進一步的以長篇排律和次韻酬答來唱和的形式，而元稹和白居易便是這種形式的創始者。
元稹、白居易在相識之初，即有酬唱作品，此後他們分別被貶，一在通州，一在江州，雖路途遙遙，仍頻繁寄詩，酬唱不絕。所謂“通江唱和”，也就成為文學史上一個令人注目的現象。元、白此期的唱和詩多長篇排律，次韻相酬，短則五六十句，長則數百句，洋洋灑灑，蔚為大觀。如白居易有《東南行一百韻》寄元稹，元稹即作《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回贈。這種次韻詩的創作難度是很大的，既要嚴守原詩之韻，又要自抒懷抱，還要寫上數百句，搞得不好，就會顧此失彼；但才力大者，則可借此爭奇鬥勝，施展才情。誠如元稹在《上令狐相公詩啟》中所言：“居易雅能為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千言，或為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為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耳。”這樣做的結果，一方麵鍛煉了詩人的智慧、技巧，豐富了詩歌的種類，另一方麵也因過於重視形式技巧，詩人的真情實感反被衝淡乃至淹沒。相比之下，倒是二人那些寄懷酬答的短篇小詩來得更為真摯耐讀，清新有味。如白居易《舟中讀元九詩》： 把君詩卷燈前讀，詩盡燈殘天未明。眼痛滅燈猶暗坐，逆風吹浪打船聲。元稹《酬樂天舟泊夜讀微之詩》：知君暗泊西江岸，讀我閑詩欲到明。今夜通州還不睡，滿山風雨杜鵑聲。
元、白這類以次韻酬唱為主的短篇長章在當時流傳頗廣，以至“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元稹《白氏長慶集序》）。這裏的“元和詩”，實即元稹在其他場合提到的“元和體”。“元和體” 除了上述次韻相酬的長篇排律外，還包括元、白那些流連光景、淺切言情的“小碎篇章”，其中包括元稹的豔體詩。
中唐詩人的交往、唱和真正形成高潮，是在元和之後的長慶至開成年間。這一時期，由於黨爭激烈、政局動蕩，不少當年曾積極參與政治的文人紛紛退出政壇，東都洛陽便成了他們的閑散之地，而白居易乃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時而與劉禹錫、裴度等人“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新唐書 ·裴度傳》），時而與遠近詩友庚答酬唱，就中與劉禹錫、令狐楚、崔玄亮等人的唱和尤多，詩的內容則以敘寫閑情雅趣、思念問候為主，很少再有昔日的政治熱情了。此外，劉禹錫與令狐楚、崔玄亮、李德裕也頻頻唱酬，一時間蔚為風氣。僅以此期編成的酬唱集來看，就有劉、白的《劉白唱和集》，白、劉、裴的《汝洛集》，劉與令狐楚的《彭陽唱和集》，與李德裕的《吳蜀集》，等等，這裏需要一提的是令狐楚和崔玄亮。令狐楚（７６６～８３７），曾任宰相，長慶以後，曆任節度使之職，存詩五十餘首。崔玄亮與白居易同為貞元十六年（８００）進士，曾曆任監察禦史、州刺史等。存詩二首。現錄二人唱和詩各一首，以見一斑。令狐楚《春思寄夢得樂天》：花滿中庭酒滿樽，平明獨坐到黃昏。春來詩思偏何處？飛過函關入鼎門。 崔玄亮《和白樂天》：病餘歸到洛陽頭，拭目開眉見白侯。鳳詔恐君今歲去，龍門欠我舊時遊。幾人樽下同歌詠，數盞燈前共獻酬。相對憶劉劉在遠，寒宵耿耿夢長洲。
白居易這兩首上篇詩歌，奠定了他在唐詩中的重要地位。多謝君子一起來探討讀詩評。一起努力，共同進步！
以後可能會請教風風。
問好風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