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5日，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審查決定依法分別對周世鋒、翟岩民、胡石根、勾洪國4人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向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我們常說“人因法而安 國因法而興”，但偏偏就有人學法知法而不守法，打著“法律人”的幌子，以“維權”“正義”“公益”為名，由律師、推手和所謂的“訪民”相互勾連，與西方反華勢力相勾結，組織策劃炒作了40餘起案事件，嚴重幹擾正常司法活動，嚴重擾亂社會秩序，企圖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那這些曾經的“法律人”是如何親手將自己推上被告人席？又是怎樣一步步墮向深淵的？
我們把時間倒回到2015年。
“死磕”律師：自導自演自摧殘
2015年，在公安部的部署指揮下，北京、天津、黑龍江、山東、福建等多地公安機關縝密偵查，摧毀了一個以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為平台，自2012年7月以來先後組織策劃炒作40餘起敏感案事件、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重大不法團夥。
如果你覺得這僅僅是一個簡單的“知法犯法”案件，可就大錯特錯了，事實證明這是一個有預謀、有策劃、有組織、與境外反華勢力有勾結的團夥。他們組織嚴密、人數眾多、分工精細，構成了一個層次分明的“行動圈”。
據偵查機關前期掌握的證據，“行動圈”共分三層，組織核心層，包括今天被提起公訴的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原主任周世鋒、劉四新、黃立群等人；策劃行動層，包括王宇、王全璋和推手吳淦、翟岩民、包龍軍等人；跟風參與層，包括劉星、李某某等“訪民”。
這些人在行動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周世鋒等人是“圈”裏的核心，也是組織策劃敏感案事件的“導演”和“主角”。除此之外，“圈”裏的“攝像”和“後期製作”還扮演著公關和網絡水軍的角色，便於後期的添油加醋，火上澆油，並有專人整理相關內容，發到境外網站，製造更為強大的輿論壓力。
犯罪嫌疑人翟岩民供述，他們定期組織聚會、聚餐，交流“經驗”，商討計劃，還通過微信、QQ群、“電報”等即時通訊進行溝通聯係，煽動策劃，業務培訓，讓參與律師不要按照法律程序走，不要遵守法庭秩序，要強勢一些，按照自己的意願來處理案件。
“‘電報’主要用於組織串聯，裏麵的言論基本都是攻擊黨和政府的，”翟岩民供述，“我們在裏麵策劃、組織各種聲援活動，可以設定時間刪除圖片和文字，就是不想讓政府知道。”
想讓一個案件迅速發酵成一起全國性的輿論事件，除了精心組織策劃外，“劇本”和“演員”也很重要，周世鋒專門招收一些不遵守法律準則的“死磕”律師，甚至用偽造律師執業履曆、律師證等手段招收一些膽大、有前科的人員充當“律師”，利用他們“敢衝敢打”的“特長”給以資助，培養成公開對抗法庭，幕後挑頭滋事的“骨幹成員”。
在代理案件時，周世鋒除了看代理費高低之外，主要看有沒有炒作點。一旦找好切入口，“死磕”律師就開始挑事、再有推手策劃組織，“訪民”圍觀滋事。他們用散布謠言、人肉搜索、給官員“設靈堂”、聚集“訪民”靜坐、喊口號、舉標語、拉橫幅等方式偽裝成戴著追求事實真相的麵具的“正義使者”，以此來達到揚名獲利、製造社會混亂的目的。
“從我2013年進入這個圈子，隻要國內發生一些敏感事件，他們就按這種固定的模式和流程進行炒作。”翟岩民說。
他們專門選擇熱點案件、事件進行炒作，多次在網上網下發表顛覆國家政權的言論，並通過在公共場所非法聚集滋事、攻擊國家法律製度、利用輿論挑起不明真相的一些人仇視政府等方式，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製度的犯罪活動。
把普通事件炒作成熱點事件、把敏感事件炒作成政治事件，讓不明真相的群眾和網民跟進，煽動對政府的不滿情緒，是鋒銳所一貫推崇的做法， 在這種炒作模式下，每一個環節的參與者都有利可圖，既提高了名氣，擴大了影響力，還從中借機斂財，特別是那些負責向境外網站發“聲援”新聞的人員，“他們發完東西署自己的名字，境外那些網站會聯係他們，給他們錢”其目的不言而喻。
他們通過采取庭內擾序庭外滋事，來炒熱事件，用假象引導輿論，對政府施壓，他們這種行為踐踏了法律，損害了法治，把當事人權益和公平正義拋之腦後，成為律師隊伍裏的害群之馬。
境外勢力：自說自話自打臉
隨著案件調查的深入，更多的事實指向了周世鋒們與境外反華勢力相勾連，從事著不可告人的犯罪活動。
據了解，周世鋒與加入地下教會的胡石根、勾洪國、翟岩民等人以非法宗教活動為平台，網羅一些律師和訪民，散布顛覆國家政權思想。
2014年以來，勾洪國受胡石根指派赴境外參加有關顛覆國家政權培訓，參與炒作熱點案件，並通過在公共場所非法聚集滋事、攻擊國家法律製度、利用輿論挑起不明真相的一些人仇視政府等方式，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製度的犯罪活動。
期間，勾洪國出資並聯絡胡石根、周世鋒、翟岩民等人密謀策劃顛覆國家政權，形成係統化的顛覆國家政權思想、方法和步驟。
除此之外，鋒銳律師事務所和部分“死磕”律師還接受境外資助，利用輿論炒作國內敏感案事件，宣揚一些極具煽動性的消息，鋒銳律所官方網站和微博發布的多張圖片也顯示，美聯社記者以及德國二台等歐美媒體曾多次前往鋒銳律所。
而在2015年7月10日，美國著名反華議員克裏斯.史密斯也曾發出抗議，“強烈譴責”中國逮捕拘押“維權”律師的行為，但因失語承認了他曾親自見過被抓捕律師中的一些人。
據媒體報道，史密斯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反華老手，他曾在2006年至2014年期間在美國的多起反華事件中露麵。
近日，西方輿論又以較大規模炒作所謂“7.09律師大抓捕”一周年。美德英三國外交當局或駐華使館於9日分別發表聲明，渲染“7.09事件”的嚴重性，要求中國釋放涉案律師，妄圖借“人權話題”對我政治體製施壓。一些西方律師組織和團體發表聯署公開信，向中國政府施壓。美國律師協會還在9日給被拘留的王宇“隔空”頒發了“國際人權獎”。
針對“人權問題”，中國始終態度明確，堅決反對將人權問題政治化，中國高度重視促進和保護人權，始終將保障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放在首位。
“死磕”律師也要認清現實，不要妄圖借助西方勢力來炒作“7.09事件”，企圖對抗法律。
《刑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一款規定，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製度的，對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對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製或者剝奪政治權利。第五十六條規定，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分子應當附加剝奪政治權利。
法網恢恢疏而不漏，法律麵前人人平等，身為“法律人”的個別律師知法犯法更應嚴懲。
正如犯罪嫌疑人翟岩民說：“我覺得對於律師而言，要利用法律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絕不能像鋒銳所那樣，用一些卑劣、下流、非正常的手段，嚴重破壞了法治建設，與公平正義背道而馳，不管你有什麽訴求，都要在法治的軌道內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