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人們的思維習慣，如果說某一個人在考場是被取消考試資格了，大家的第一反應就是要麽他考試作弊了，要麽他違反了國家政策，或者是不符合考試條件等等，但是本文的主人公宋代的大文學家，大政治家王安石一沒有考試作弊（用不著），而沒有違反政策行賄（沒錢），更不存在犯法不符合報考條件的情況，可王安石的狀元就是眼睜睜的看著被拿下了，這到底是為什麽？
王安石從小就特別聰明，他不但擁有超強的記憶力，而起還有舉一反三的本事，他從小讀書就刻苦認真，又特別酷愛讀書，到了青少年的時候就已經是遠近聞名的才子。應該說王安石的少年時代過的還是非常得意的，和當時的許多同齡人一樣，既然書的好，就應該去參加科舉，自然王安石也參加了京城的科舉考試。結果王安石和他後來的為官辦事一樣，他說話正直，丁是丁卯是卯，而且文筆犀利（“拗相公”的外號不是白叫的），最後考官判定王安石第一名，王珪第二名，韓絳第三名，楊寘第四名。王安石還真是差點當了狀元。
這前四名的家庭出身和背景各不相同，排名第四的楊寘是大家子弟，他是本次主考官，號稱太平宰相的大詞人晏殊的女婿楊察的弟弟，也就是晏殊女兒的小叔子，可見這次晏殊還是比較公正的，沒有給自己人走後門，作為哥哥的楊察很快就在嶽父那裏打聽出了弟弟的成績，不禁有些擔憂，畢竟是第四名，要是再進一命，弄個探花就滿足了。
楊寘對本次考試成績也有自己的看法，本來他對自己信心滿滿，以為最少也在三甲之內，說不定還是狀元，最後隻弄了個第四名，前些天跟哥哥吹牛說自己能拿狀元，還在酒館和酒友大肆吹噓，現在好了，這以後還怎麽跟朋友解釋？
不過這個楊寘的運氣真是好，世事難料這句話就應在了他身上，按照當時的規矩，前三名的卷子要送到禦前禦覽，也就是讓皇帝親自過目把關，考卷送到了宋仁宗麵前，仁宗皇帝對王安石的議論很不滿意，覺得言辭過於犀利，而起其中還有“孺子其朋”，這是周公對周成王說的話，原意就是“你這年輕的小孩啊，今後和群臣要像朋友一樣融洽相處。”這一下就捅到了宋仁宗心裏去了，你這個毛頭小子，叫誰年輕的小孩呢，還讓我和群臣像朋友一樣融洽相處，羽翼尚未豐滿就想在本皇帝麵前指手畫腳，哼!簡直是不自量力嘛。於是，仁宗二話不說，“欻、欻”兩下子就把王安石的第一給劃掉了。實際上王安石是很冤枉的，他一點對皇帝指手畫腳的意思都沒有，就是引用了一下周公的話而已，結果狀元就沒了。按照大宋科舉的慣例，所有科舉考試的官宦子弟一律沒有得狀元的資格，防止有人作弊。即便是考中了狀元也要降低名次，後邊的人依次遞補，這樣王安石被淘汰出局後，排在他後邊的第二名和第三名的官宦子弟王珪和韓絳兩人也沒有了得狀元的資格，依次降低名次，就這樣狀元還真被楊寘順手牽羊地撿走了，撿了個大便宜。
拗相公王安石的心態真好，思想也端正，狀元不得就不得吧，也沒什麽大不了的，這些科考的名次除了能給街談巷議增加點談資之外也沒什麽用，要想名留青史還是要堂堂正正做出一番事業，為國家盡一點綿薄之力，所以就算是王安石後來官至宰相，事業最輝煌的時候，他也沒怎麽和人談起過這些輝煌的事情。
王安石之所以被取消狀元資格，說到底還是因為他講了真話，從中也可以看出一代名相的脾氣和性格，畢竟是金子到哪都能發光。
本文摘自《荊州師專學報》1998年第21卷第3期 作者：徐昌強
北宋和明朝進入中葉後，都麵臨著“積貧積弱”的局麵。王安石和張居正就是在這種相近的背景下各自進行了變法與改革。但是，將王安石的變法與張居正的改革進行比較，則王安石變法的成就不能與張居正的改革相提並論。
王安石變法之時就遭到了來自各方麵的反對，以失敗而告終。後世學者對王安石變法也褒貶不一，可作為王氏變法不如人意的佐證。①
與王安石變法不同，張居正任相之時改革卻得以全麵推行。雖然張居正身亡之後，其改革措施(除“一條鞭法”外)被明神宗廢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誣劾而被削官奪爵；但到萬曆末年，人們認識到改革的益處。因此，他的文集問世後，為其作序跋的文人、士大夫無不對其改革稱許有加，認為在他執政的“十餘年間，海宇清晏，蠻夷賓服”，②並把他譽為“救時宰相”。③天啟朝，廷臣開始為居正鳴冤。於是熹宗下詔“複(居正)故官，予葬祭”；到崇禎朝，居正父子官複原職，尚書李日宣等更稱：“故輔居正……肩勞任怨，舉廢飭馳，弼成萬曆初年之治。其時中外義安，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④可見張居正以他的改革精神贏得後世對他的追思與懷念。這是王安石變法失敗後所沒有的。
盡管王安石和張居正都是為了救弊圖興而進行的改革，他們的改革卻產生了迥異的社會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改革策略不同。改革是社會危機的產物，但即使是同一類型改革，也會因改革者所采取的策略不同而產生不同效應。和王安石變法相比，張居正改革阻力較小在於他具有較高的策略水平，這主要表現在改革所奉行的宗旨方麵。
王安石早在宋仁宗嘉?5年(1160年)上《萬言書》時，就提出要改變現有法度，使之合乎“先王之政”。但是，他任相之後，卻亮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觀點，表明要更改太祖、太宗以來的法令製度。安石此舉雖然給希望變法的士人注入了一副興奮劑，但在思想還很保守的宋代，改變“祖宗之法”無疑會招來守舊派的激烈反對。如範純仁向神宗上疏說：“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在向神宗上《尚書解》時又說：“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⑤實際上就是要神宗不事更張，奉行“祖宗法度”，這種思想在當時的士大夫中是很普遍的。因此，王安石亮出的變法旗幟使他在變法之初就遇到了強大阻力。張居正的做法與王安石則不同，隆慶5年(1571年)，他擔任會試主考時撰寫了《辛未會試程策》⑥，其中第二部分“法先王與法後王”的策題答案體現了他的變法思想，他認為“法製無常，近民為要，古今異勢，便俗為宜”，說明他主張變法應以順應民心為要，即應“法後王”。但他又說，“法後王”並不是更改明太祖所製定的各種製度，相反，對於唐宋以前的君主而言，明太祖是“後王”，因此“法後王”就是恢複太祖之製中本來麵貌，革除正德以來的弊政。而對於明中葉諸帝來說，太祖又是“？韌酢？這樣，改革並沒有違背先賢所主張的“法先王”之旨。居正任首輔後，在明神宗召見時表示：“方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祖宗舊製，不必紛紛更改”；然後又在謝恩疏中說：自己要“為祖宗謹守成憲，不敢以臆見紛更”。⑦這樣，張居正在改革中始終打著“恪守祖製”的旗幟，從而抑製了守舊派之口，減少了改革的阻力。
第二，改革步驟不同。宋、明兩朝發展到中葉時，都麵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因此，王安石和張居正上台時，接手的都是家底很薄的攤子，扭轉財政危機是他們的共同任務。然而，在製定改革方針，應該孰先孰後時，王安石和張居正采取了不同的步驟，體現了他們在謀略上的差異。
王安石變法，一開始就著手整頓財政，而忽略了吏治改革。“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役、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頒行天下”。⑧這表明王安石為改革“積貧積弱”局麵，一開始就把改革重點放在整頓財政上，以儉財為先。由於新法在推行過程中用人不當，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為擾民、困民之舉，遭到百姓反對，且變法對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觸犯頗多，故又遭到這部分勢力的反對。可見，在吏治沒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沒有打破之前，改革是會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的。
和王安石相比，張居正顯然要老練許多。在他看來，“治理之道莫急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於核吏治”，⑨否則，吏風不正，一切政令都會流於形式。“上澤雖布而不得下疏，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⑩，即是當時官僚作風的寫照。正德、嘉靖年間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正是吏治腐敗所致，張居正對此深有體會。因此，雖然麵臨嚴重的財政危機，他卻沒有一上來就貿然整頓財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於萬曆元年(1573年)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施行，大大提高了官僚機構的行政效率，史稱“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為肅”，“雖萬裏外，朝下而夕奉行。”由此，張居正是在獲得了一個得心應手的政治工具後，然後再運用這個經過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經濟、軍事諸方麵的改革，使新法一以貫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
第三，改革者的地位與權限不同。中國封建社會，權力集中在皇帝手中，皇權至高無上。因此，要革舊圖新，首先就要取得皇權支持，故韓非說：“事在四方，在要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但是，皇帝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變法，不僅決定了改革者所擁有的權限大小，也決定了改革最終所能取得的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變法也有不如張居正改革之處。
熙寧元年(1068年)，王安石調入京師後，宋神宗謙虛地說：“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聊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躋此道！”雖然孫固、唐介等力言安石不可任相，但神宗不為所動，次年就以其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此時神宗對變法充滿了幻想，因此在變法初期對安石給予了一定的支持，使改革得以逐步展開。但是，隨著反對派聲勢的高漲，神宗對安石的不信任日益增加，對變法也動搖起來。當他看了韓琦指責青苗法的上疏後，對安石等執政大臣說：“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審！”雖然安石作了辯駁，神宗仍半信半疑，安石不得不“稱疾家居”。神宗欲罷青苗法，直到安石以辭職相脅時，這才“為巽辭謝之”。又如神宗在親策賢良方正時，太原判官呂陶奏請罷理財之說，神宗讓安石讀卷，見安石神色沮喪時，他又讓反對變法的馮京續讀，並稱其言有理，這對安石等變法派來說，不能不是一種打擊。此類事例甚多，不再枚舉。
其實，宋神宗對安石的牽製遠不止此，在用人政策上他也留了一手。變法之初，安石就提醒神宗不要為異論所惑，神宗表麵允諾，卻又把司馬光、馮京、文彥博等反對派留在朝中，以牽製和監視變法。這些人後來雖因政見不合而離開朝廷，但也為反對派阻撓變法提供頌跫?６隕褡謖庵痔?，安石也有所覺察，歎道“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隨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也？”並暗責神宗“隻從得五分時也得也！”這些情況都表明，當反對派大舉進攻新法時，神宗的動搖性就暴露出來，使反對派抓住他這一弱點，從而給變法造成了難以逾越的障礙。
明神宗即位時，隻是個十多歲的孩童，還沒有自己獨立的思想，正是這一因素使張居正在改革中取得了皇權的支持，牢牢掌握著改革大權。居正任首輔後，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後與司禮太臨馮保的信任，成為他們在朝廷的代言人，而居正又利用自己作為帝師的特殊身份，向神宗灌輸改革思想，這樣，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張居正奉若神明，對改革更唯居正是從。因此，神宗這時隻不過是皇權的符號，居正才是真正的掌權者，他有效地利用了皇權這把尚方寶劍來清除障礙，有力地推動了改革的進行。
明神宗成年後，更把居正視為頂梁柱，萬曆5年(1577年)9月，居正父在江陵病逝，按封建倫理，他必須回原籍守製三年，然而此時改革正處關鍵時刻，反對派在暗中活動，居正一旦離去，改革和他本人的前程都將凶吉難卜，因此無論對朝廷還是對他本人來說，居正都不能離開。這一點神宗十分清楚，故有人提議居正“奪情”時，神宗立即同意，並下詔說：“父製當守，君父尤重”，明確表示要居正奪情，使輿論大嘩，甚至有人上疏稱：“國有非此不可以為國，家有非此不可以為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並說這會給國家帶來災難。正好這年有慧星從東南方升起，反對派便把它附會為上天對奪情的不滿，甚至有人“懸謗書通衢”。對這些攻擊性言論，神宗不為所動，並下詔：再論此事者誅無赦。同年12月，朝野又議論紛起，說居正將有異舉。為了辟謠，神宗再次出來為居正說話，重申：“綱常人紀，君臣為大”，斥責反對派“藐朕衝年，忌憚元輔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綱常之說，肆為排擠之計，欲使朕孤立於上，得以任意自恣，殊為悖逆不道，傾危社稷，大傷朕心。”反對派果然被鎮住，使居正得以集中精力把改革推向深入。
盡管有人認為神宗對居正的尊敬是長期受李太後、居正嚴格管束所產生的敬畏心理的表現，並不是其內心思想的真實反映，但不可否認的是，神宗在改革過程中是給予了居正以極大的支持的，而不是像宋神宗那樣處處製肘王安石。至於居正死後，神宗幾乎盡廢其法，並抄居正家產和削官奪爵，卻不是神宗反對改革本身所致，而是諸種因素綜合作用所引發的悲劇。
第四，與同僚關係不同。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能不依賴官僚機構和各級官吏。改革者如何處理與同僚的關係，就顯得尤為重要。在這方麵，張居正顯然又比王安石略勝一籌。
王安石在變法時，對反對派毫不留情地予以打擊和排擠，就掃清變法障礙而言，此舉無可指責。然而，對那些隻是指陳新法過失、對新法並無惡意的大臣，以及居於變法與反變法之間的大臣，安石也沒有采取積極措施爭取他們，而是一律予以壓製，把他們推向了反對派一方，壯大了對立勢力，給改革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後果。此外，變法派內部也存在集團利益之爭，其中最典型的莫過於安石與呂惠卿之間的鬥爭。當安石應詔二次任相時，呂惠卿“忌安石複用，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廷臣“遂更朋附之”。安石複相後，立即上疏反斥惠卿，終於把他趕出朝廷。但惠卿並不甘心，又在地方上疏稱：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力行力年歲之間。雖矢誌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竭力想扳倒安石。可見，安石不僅不善於處理與中間派的關係，即使同是變法派內部，一旦涉及切身利益時，他們也會作殊死搏鬥，暴露了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短視，這就難怪變法會以失敗而告終了。
張居正在處理與同僚關係方麵的情況，要分期來看。在奪情以前，居正在這個問題上很有理智，對於那些“以言亂政”者堅決予以清除，而對持不同政見者，則把他們安排到非要害部門，或令其退休。同時，他又注意錄用人才，“無問是誰親故鄉黨，無計從來所作眚過，但能辦國家事、有禮於君者，即舉而錄之。”事實上，居正也是按這一原則來舉薦官員的，如素逆於居正的馬自強因精明能幹而受推薦，自強“不自意得之，頗德居正”。高拱的心腹楊博也被任為吏部尚書。這樣，一些懷才不遇的官員把居正看成了升遷的希望，一部分高拱舊屬也轉而支持居正，居正也因此大大加強了自己的威信和權力，故時人稱“相權之重，本朝罕儷”。正是憑借這一有利形勢，居正得以把改革全麵推行開來。在奪情以後，居正受到極大刺激，加上已大權在握，對形勢判斷不清，凡反對改革，或上疏言事但有利於改革的士大夫，他一概貶斥不用。從此以後，居正開始以個人感情任用官員，給改革造成了不利影響。不過，由於居正掌握了內外大權，仍能按既定的方針施政，所以改革能推行無阻，但居正身死之後新法被廢的隱患也由此種下。
第五，改革者信念和毅力不同。曆來凡是改革者都會遭到攻擊和誹謗，因為改革會觸動一部分人利益，他們勢必不遺餘力地阻撓、破壞改革。這時，改革者信念和毅力就會經受嚴峻考驗，其信念和毅力也將決定他們采用什麽態度來反擊反對派的進攻，從而繼續推行改革，取得更大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也不如張居正。
王安石任相前，曾大力提倡要求重視人才，可當他開始變法時，卻沒按這一方針來推行吏治改革，而是把目光放在經濟改革方麵，這其中固然有宋神宗急於求成的原因在內，但安石鑒於慶曆新政的失敗，不敢得罪大官僚等既得利益者，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正因為下麵官吏的陽奉陰違，才使王安石變法失去了初衷。因此，不敢力行吏治改革，可以說是安石毅力欠缺的一種表現。安石任相後，禦史中丞呂誨上疏說安石“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希望神宗不要受其欺騙。神宗不受，呂誨求去，安石亦求去。當神宗說：“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時，安石立即向神宗表示：“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跡自嫌，苟為去就”。從安石的話表麵看來，他似乎真的是“以身許國”，毫不計較個人得失，但言外之意卻是隻有呂誨被斥後，他才出來變法！宋神宗當然聽出了話外之意，隻好貶出呂誨，安石這才滿足心願。在以後的變法中，安石也多以謝病來消極抵抗神宗的動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複相後意氣消沉，屢次謝病求去，還在信中對人說“自念行不足以悅眾”，“智不足以知人”。這時他對變法的畏難情緒是顯而易見的。當他兒子王雨方死後，安石更是悲傷難抑，力請辭職。神宗見他去意已決，也對他失去信心，讓他去了江寧。從此，王安石就以寫詩來消愁解悶。由此可見，王安石對變法並沒有堅定的信念，他本人的毅力也不足以使他擔當北宋中葉救弊圖興的變法重任。
相反，張居正在這方麵卻勝過王安石。早在隆慶年間，徐階致仕，將國事托付居正，他表示：“大丈夫既以身許國家、許知己，惟鞠躬盡瘁而已，他複何言！”改開始後，居正明知整頓吏治會招致既得利益者反對，但他毫無畏懼，表示自己“且受深恩，義當死報，雖怨誹有所弗恤也。”當他遭到自己門生劉台彈劾時，仍堅持初衷，聲稱“吾但欲安國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使吾為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表現了改革者的無畏精神。居正直到臨死時還把改革大權抓在手中，在病榻上還想著如何把改革推向深入。因此，張居正改革能夠取得巨大成就，與他堅定不移的信念及勇於任事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綜上所述，就“政治家”這一稱謂而言，王安石有不如張居正之處；就變法本身而言，王安石變法在策略和步驟上不如張居正改革那樣靈活；就改革者的地位和權限而言，王安石更不能和張居正相比；就改革班子而言，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也不如以張居正為首的改革派那樣齊心協力。因此，王安石變法的成就自然不能與張居正改革相提並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