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者三友
友直 友諒 友多聞
上一章：“階級鬥爭”（一）
九、“階級鬥爭”（二）
“階級鬥爭”，起源是一個理論，在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被當作是一個鼓動的口號，到共產黨掌握政權之後就成了鎮壓的工具。到這個時候，“階級”作為生產資料占有者的區分這個界定已被抽去，取而代之的是最高領袖的好惡和解讀，並因此成為其維權樹威戰無不勝的殺器：“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在老百姓之中，在漫漫無期的文革歲月中，有搖旗呐喊者，有火中取栗者，這些人幾乎無一例外地付出了或多或少的代價；大多數的百姓後知後覺但努力試圖理解潮流並跟上潮流，這些人中隻有自己、或身邊人出事時才模模糊糊地意識到似乎有什麽地方不對，但真正懂了多少，就見仁見智了。
青鍛廠，作為一個遠在山溝裏，相對隔絕的三線廠，已然隔絕了許多世俗的喧囂，但仍經曆了幾次“階級”鬥爭的衝擊，而這幾次衝擊離我一次比一次近。
第一個實案是我們還在洛陽、即將到青海的前夕，我們廠一個在洛陽拖拉機廠動力分廠實習的 北京學生突然被抓了起來。
此君原名王洪斌，文革中改成了一個絕對革命的名字：“王紅兵”。他體型中等，個子不高，卻很壯實，紅臉盤。由於在動力分廠實習的北京學生很少，他又不是一個愛交際的人，所以沒有多少北京學生認識他、甚至知道他。我對他的了解比其他北京學生稍微多了一點有兩個原因：他是我們101中的學生，高中的；另外他又恰恰是我那朋友王君同一個班組的師兄弟。
他被抓的罪名很嚇人：反革命。
實際上他是思索了一些“不該”思索的問題，或者說是其他人全都不思索，至少是思索了也不會說出來的問題。可他不，他不僅思索，想不通還去“請教”師傅。例如：中國共產黨有好幾個領袖，他們都作了很多貢獻，為什麽我們隻喊毛主席萬歲？都說解放後人民生活比解放前好，為什麽我們家的生活不如解放前（他家成分是小業主）？人為什麽活著？為什麽要為人民服務? 等等。我實在想不出被他“請教”的師傅在聽到他如同癡人說夢般的問題時是一副什麽表情。
但他的那些問題竟然很快就有了答案，因為不久之後，1970年的1月30號，中共中央開展了“一打三反”運動（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和反對鋪張浪費），他請教師傅的問題被反映了上去，結果是結結實實地撞到了槍口上，王紅兵被定性為反革命，判了十五年還是二十五年徒刑。當時青鍛廠領導在向我們學徒工傳達王紅兵的問題時說，他曾交代，在公安局準備把他帶走時，他心裏特別想喊一句反動口號，但當然沒有喊出來，否則他真有可能被槍斃。
王紅兵個人的一生就這麽毀了，但對不管是洛陽廠還是青鍛廠的工人都沒有引起什麽波動。在當時的洛陽，動不動就是各種人犯綁在一隊卡車上伴著高音喇叭遊街示眾，王紅兵的案子淹沒在“一打三反”的大潮中，連個浪花都沒有掀起。
對王紅兵的處理完全是洛陽廠一手操辦，青鍛廠隻是處於被“知會”的地位。青鍛廠向我們當時在洛陽實習的學徒工傳達的時候也不是廠裏的主要領導出麵，而是當時負責學徒工培訓的一個中層幹部，也就是知會大家一聲，沒有要求大家討論。對公布出來的“罪狀”，我們除了莫名其妙，也實在是無言以對，又有誰敢以言相對？
王紅兵是直到文革後才算提前獲釋，回到青海鍛造廠，以後輾轉回到北京，卻一直生病，沒有幾年就過早地離世了。
第二個案例，離我更近一點。
一天一次規模不大的職工會議後，一個年輕女工，不記得是廠裏職工的閨女進廠當工人的，還是從青海省會西寧市招的青工，突然在一張讀過的報紙的角落上發現了一條對當時“五七道路”不敬的“標語”。
所謂“五七道路”，起源是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後來被稱為“五七指示”。在這個指示中，毛提出他那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亦工亦農，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學校的思想。這個思想並不是毛的心血來潮，他五十年代的“人民公社”就是他這個思想的一個實踐。文革十年間，“把各行各業辦成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的口號風行全國。到處辦起五七工廠、五七農場、五七大學等等。但最著名的是五七幹校，實際上就是當時各單位幹部勞動改造的農場。
當時所謂“反動標語”是一個全國性的敏感事件，而且遍地開花，越抓越多。但實際上公開張貼的反動標語如果不是絕無僅有，也應該是鳳毛麟角。大量的這些標語是通過像剛才提到的女工靠著卓絕的警惕性發掘出來的。
最典型的一個例子發生在文革前。1964年10月，一個叫李澤浩的沈陽魯迅美術學院油畫係學生一舉成名。他有兩幅作品入選全國高等美術學校1964年畢業生創作成績展覽會，其中的一幅名叫 “你追我趕”，歌頌的是知識青年在廣闊天地大有作為。隨後這幅畫被發表在《中國青年》雜誌上，何等榮耀? 但這卻並不是他聞名全國的原因。
因為此畫發表在《中國青年》上，據說一個解放軍戰士在畫中看出了一條反動標語：“蔣介石萬歲”。原因是該油畫的下部是風中搖曳的蘆葦蕩，由於蘆葦的葉子都畫得逼真，警惕性高強而又想象力豐富的革命戰士竟從蘆葦葉子中拚出了那條反標[1]！此事立刻轟動全國。好不容易平息以後，文革中此事又被翻出並極大地激發了廣大革命群眾的警惕性和想象力。其實，在那幅畫中，你可以從橫七豎八的蘆葦葉子中意淫出任何字句。
回到我們的案例，有人報案，各級領導就不敢怠慢，又是動員，又是查筆跡。倒也沒花太多功夫，很快嫌犯落網。讓所有人跌破眼鏡的是，他就是我們鈑金組，那個父親是當朝某部副部長的兒子！據說那位報案的女工私下說，要早知是他，她根本不會報案。
此嫌犯原是人大附中高三學生，姓梁，外號“老狼”，可能是因為嘴大。他其實一點都不凶，這個外號也不是我們起的，反正叫開了，他也從未反感。
從一開始我就不相信他會有意去寫什麽反動標語，倒不光是他是副部長的兒子，而是他的為人。
表麵上他是一個挺隨和的人，咧著大嘴和其他北京學生嘻嘻哈哈時也是一副可愛的憨像，跟我們同組的人更顯得親密無間。當時的團組織曾在青年大會上關心廠裏青年都有什麽問題，他來了一句：男青年的問題是女青年，女青年的問題是男青年，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但實際上，他又和大家都有一點距離。他能在不經意間讓他人知道他的父親是副部長，而且不管是小組會上還是私下聊天，他滿嘴報章上的教條，總是自信地擺著一副一貫正確的政治麵孔。在他眼裏，不管是政治學習還是政治討論，他全都早已了然於胸，顯出一副漫不經心的架勢。隻要是開會，隨便抄起一張紙，在上麵龍飛鳳舞是他的常態。結果，結果這次就讓他“飛”出了一條“反動標語”。
我早不記得該“反標”的內容是什麽，反正據說是一條對毛澤東“五七指示”不滿的話。不記得當時他塗鴉的那份報紙是否登載的是關於“五七學校”的文章，也不記得那是否是一條橫看豎看才能看出問題的“反標”。反正廠領導還煞有介事地查證他有無親屬當時在五七幹校。
也許是因為那條“反動標語”不屬於罪大惡極的程度，也許經過查證，領導相信這真是一次胡寫亂畫的意外，當然也有可能是考慮到他那當副部長的爹，總之領導沒有準備深究，更沒有驚動公安。在廠裏，該狼兄既沒有被關也沒有被管，廠裏安排他認真檢討，並走過場地在我們車間範圍開了一個批評會。會議開得波瀾不驚，唯一的一個亮點是，一個年輕女工，不記得是否就是揭發那條“反標”的人，突然高聲發問：一天你在宿舍裏大聲唱“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你什麽意思？
我們都愣住了，老狼當即麵作無辜地敷衍了過去。反正我們在場的北京學生都不想與他為難，而且我們知道他除了有胡寫亂畫的喜好以外，還常常不時地亮亮他那並不動人的歌喉。但天知道他當時唱那歌的心情，以及為什麽好巧不巧地就讓那個女工聽到。這後來還成了我們調侃他的一個插曲。
老狼挨批判的時間不長，廠裏從上到下沒人對他另眼相看，我們更是從不把他當外人。但事後他一直想著把這個案子完全撤銷，卻一直沒有結果。有一次我們車間的黨支部書記，就是那個頗受尊重的老電工宋書記，到北京出差，老狼正好在北京，還特地把宋書記請到他家裏。他的父親“親切”地和宋書記談了話，據老狼回來講，宋書記當時全身都在輕微發抖。不過好像也沒什麽效果。
日子照樣過，大家也逐漸把此事忘掉。隨後突然傳出老狼和一個女青工談了戀愛，那個女工是我廠的職工子女。他們也算好了一段時間，老狼還曾頗為高調地宣稱他們是真愛。但後來，一次老狼從北京探親回來，就果斷地把此事給斷了，和他們開始戀愛時一樣突然。他們在廠裏抬頭不見低頭見，也不見老狼有什麽尷尬。
這時，我們誰也沒有預料到一場政治風暴在前麵等著我們。
下一章：“閥門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