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傾向走類似新加坡的道路，亦有其現實理由。首先，習近平想拯救其父兄創下、現在危機四伏的基業，挽救腐敗不堪和嚴重喪失公信力的中共於崩潰絕境。30多年的改革開放，讓中共這個自稱是人民公僕和為人民謀福利的先進組織，淪為一個騎在百姓頭上做主子、助長社會不公平和加大貧富差距的執政黨，讓中共的執政合法性和社會公信力蕩然無存。
習近平要救這個頹敗的黨，就得從整治黨風、黨紀和肅清貪官汙吏入手，建樹一個清廉公正和有道德操守的黨，以重新換回民心和執政合法性。其次，習近平救黨，不是為了放棄黨的領導地位，而是要讓中共的執政地位長久保持下去。但這個一黨體製又不能像過去那樣，讓已相對自由化的經濟和社會向過去倒退，這樣會更加重統治危機到來。因此，習近平需要有一個與其訴求相近的政治模式，即所謂的一黨民主製或一黨多元化製度，以此來建立一個既能保證中共執政地位，且又能保持經濟和社會相對自由的威權主義製度。
而與這個製度模式最接近的，就是所謂新加坡道路了。再次，新加坡模式與習近平中央既定的發展計畫，在某些方麵很有相似之處，如：新加坡雖然不是一黨製，但最大政黨「人民行動黨」卻幾十年主政不倒，實為變相的一黨製；與中共相似，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堅定反對新聞、言論和結社等自由，嚴厲打壓反對黨和其他政治競爭，置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於公民自由和人權之上等等。
然而，對中共來說，要走新加坡式的發展道路，其所應具備的條件和資源都還遠遠不夠。與李光耀相比，習近平尚未掌有像蔣經國那樣的絕對權威，還不能為其改製掃清一切障礙。沒有一言九鼎的權威，習的改製難以取得成功。當年胡耀邦、趙紫陽倒台和戈巴契夫曾險些入獄，都是因為缺乏絕對權威的緣故。
就連權重一時的鄧小平，八九之後也不得不「裸奔」到深圳，通過「南巡講話」來挽救改革。與人民行動黨相比，中共作為執政黨，嚴重缺乏廉潔奉公和真正為民服務的素養，尚未樹立一套完整的現代治理製度（如經濟與行政透明和法製嚴明等）。在製度性質和結構上，新加坡的英國式議會民主製、法治傳統和官員財產申報透明製度，以及一套融合選賢與能、儒家和法家思想的治國理念，都遙遙領先於中共的政治和管理機製。
不過，習近平新加坡式的改製能否有成效，關鍵還在他能否有效地集各種大權於一身，並在製度建構和理念堅持上獲得重大突破，如打破集體總統製甚至任期製，使之得以長期而堅定地實施改製計畫。
三中全會收權的舉措，是習為其改製邁出的決定性一步，如：通過成立國安會和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以及借助中紀委各種措施掌控中央和地方各大老，將製定國家大政方針的權限從各部委收歸中樞，大大削弱各路經濟權貴對政策製定的壟斷權和影響力。路漫漫其修遠兮，習近平的改製計畫才邁出了萬裏長征的第一步。（作者為大陸旅德學者，曾任大陸官媒編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