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評政論文藝
學者匠人，德國政治學博士
----淺談薄熙來落馬的前因後果
作者：彭濤（德國）
9月22日，中共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數罪並罰（即受賄、貪汙和濫用職權罪）宣布判處原中共政治局原委員、重慶市委原書記薄熙來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中共對薄熙來的這一重判向外界釋放的一個重要信息是：北京絕不讓薄熙來東山再起，『殺薄』給長異心的中共大員們看，為『新君』習近平未來執政清道『祭旗』。中共為什麽決計搬到薄熙來，為何要將其置於死地？重判薄熙來將會引起什麽樣的後果？對這些問題，輿論界一直存在著各種不同的揣測與栓釋。
從權鬥、路線之爭到陰謀論
就外界的分析來看，造成薄熙來落馬（或被中共拋棄）的因素，有多種多樣的可能。首先，人們試著從權力和路線鬥爭的層麵上去尋找原因。薄熙來在重慶主政時所推行的『唱紅打黑』和民粹主義等政策，與當時胡溫中央的路徑多有衝突。胡溫政府被看作是中共改革開放後新興的權貴和資產階層的代言人，而薄熙來的重慶模式代表的則是在改革開放中失利的中下層民眾的利益。薄熙來的『新左派』路線，否定或批判中共現代化進程中的反『社會主義』的元素。而胡溫體製，則不願觸及所代表的新權貴階層的利益，反對回到毛式正統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去。這兩條路線，勢不兩立，水火不相容。另外，薄熙來有以『非正常程序』（或通過不正當途徑）覬覦習近平或李克強接班位置之嫌，如：有傳聞，薄曾與其在中共黨政軍內的同黨密謀搞政變，以武力奪取中央最高權力。還有，薄熙來向來被外界描繪成一個既有能力且目中無人的『野心家』，其高傲和自立山頭的作態，為他在中共權力層結下了很多怨仇（如與溫家寶等人的矛盾）。這些權爭因素，再加上薄熙來對官商的『黑打』給中共上層權貴造成的威脅，讓北京油然而生除掉薄熙來這一潛在隱患的心態。
其次，一些『天時地利』等因素，以及薄熙來的個人性格（如驕橫易怒等），也可能是造成其倒台和跌跤的因素。試想，如果沒有王立軍事件和穀開來『殺海伍德』一案的發生，即便有上述權利和路線等鬥爭，北京未必能像現在這樣輕易地將薄熙來搬倒，至少沒有充足的借口或理由來清除薄熙來。再則，如果薄熙來在對待王立軍處理穀開來『1115殺人案』中沒有采取粗暴衝動的方式，即拳打辱罵王立軍和在仕途上將其推上絕路，王亦未必會逃進美國駐成都的領事館（假如王立軍的供詞和穀開來『殺人』案屬實的話）。或者，如外界所炒作，薄熙來在王立軍事件發生後沒有錯誤估計形勢，不將胡錦濤搬出來為其重慶模式做擋箭牌，或不在兩會期間溜回重慶，等等，這樣或許北京也不會對薄熙來進行『雙規』，即不會將王立軍事件升級，並以此而劍指薄熙來。
再次，由於中共運作的不透明和北京對信息的封鎖，人們還可以（或不得不）從一些『陰謀論』的角度來分析和看待薄熙來倒台的原因。有一種觀點認為，薄熙來的隕落，是胡溫和薄的其他政敵一手密謀計劃和操作的結果，即王立軍可能被北京收買、利誘或威逼，以出賣或陷害薄穀夫婦。還有分析說，薄熙來被搬到，是因為他和穀開來的行為或計劃、以及其在與海伍德和其他西方各界要人（如基辛格等）或組織的交往中嚴重觸犯了中共的國家利益，雲雲。盡管這些說法沒有足夠的依據，或難以得到確切的證實，但從一般的經驗、常識和邏輯出發，這些『陰謀論』的『成立性』至少是可以被推定或假定的，即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與可想像的空間。
攸關生死厲害與社稷安危
北京重判薄熙來，不給他死灰複燃的機會，在筆者看來，應該與如下幾種因素有關：一、薄熙來在中共高層權力鬥爭中危及了實權人物的利益和權力，如威脅或妨礙胡溫體製的運作和習李接班等；二、薄熙來的『重慶模式』與胡溫中央路線相抵觸，威脅到了以官商勾結和權力尋租為特征的新權貴主義體製，讓特殊利益集團感到恐懼；三、薄熙來在重慶搞個人崇拜，自立山頭，使民眾運動『政治運動化』（如唱紅打黑等），觸犯了中共內部的遊戲規則和底線；四、薄熙來及其同黨有圖謀不軌的計劃如發動『政變』，由此而震撼了中共高層；五、薄熙來夫婦有與國外敵對勢力勾結損害中共國家核心利益的行為，或被外國同僚們出賣而警醒中共高層；六、中共以重判薄熙來殺雞給猴看，震懾中共內部各方長有異心的大員，也籍此為習李新政清道祭旗（在中共後30年的權力傳承中，幾乎存在著一個『不變的慣例』，即在其新君登基前後必『殺』重臣（祭品）以為其順利掌權『祭旗』，如鄧小平上台判決『四人幫』、江澤民登基後搬到陳希同、胡錦濤在任時懲辦陳良宇），等等。
總而言之，中共置薄熙來於死地，不予其任何『生還』的餘地，說明薄熙來及其行為一定有讓中共高層極度傷心和難以容忍之處（如權力和利益的生死博鑾等），或嚴重地觸動了中共國家的核心利益（如危及政權的穩固和社稷的安危等）。而至於那種中共高層因薄熙來在法庭上抗辯而予以重判的說法，則太具或然性，不大符合中共行為和權衡的邏輯，應不是決定其重判的要素。中共重判薄熙來，一般來說，應是在審薄前早已決定了的事情。
掃除障礙以求平穩
從中共目前的執政動機和手段來看，北京決計搬到和重判薄熙來，其主要用意有二：一是震懾中共內部（即中央和地方）大員，起到以一儆百的效果，警告那些『別有用心』的高官們不得與中央抗衡和各行其事；二是想借此打『反腐倡廉』的旗號，宣示『刑可上大夫』（如政治局甚至其常委成員）的決心，為習李中央打造其『公正而廉政』的形象。
而從中國現實的政局著眼，北京『打死』薄熙來，則可能會給中共今後的執政帶來一些後遺症，如：加大黨內在思想和路線上的分裂、官民之間的矛盾和左右之爭的危險，（在毛粉或新左派中）把薄熙來推到『民族英雄』和精神領袖的高位，逼使中共在政策上繼續左傾，等等。薄熙來是繼中共建國以來第二個（繼胡耀邦之後）受到相當數量的民眾力挺的領導人，薄案是第一個使中共黨內和中國社會在政治上出現『公開』分裂的案例。薄案不僅向中共提出了未來的路線問題，而且使中共陷入方向和行為混亂的迷局中。薄熙來在中共權力層的消失，並不意味著其重慶路線的終結。另外，薄熙來在中共黨內亦有很多同情者和支持者，如：在薄案宣判之前，《薄熙來家書》在官網上得以寬泛地流傳，中共中央理論刊物《求是》雜誌網站竟刊登文章，將薄熙來奉為『高舉起共同富裕大旗的民族英雄』。重慶的老百姓支持薄熙來，是因為薄為他們帶來了諸多福利。對於這些受益於薄熙來『分蛋糕』政策的民眾來說，重要的不是薄熙來是什麽人，是左派還是右派，是清官還是汙吏（或是出於什麽動機），重要的是薄是否給了他們好處，是否關心了他們的疾苦，等等。
因此，薄熙來現象及其路線將在中共黨內繼續發酵，將持續影響今後中共政策的走向。習近平現在所采取的措施，亦是變相地推行薄熙來的『唱紅』（肯定毛式正統）和『打黑』（反腐整風、打壓公民運動和網絡大V等）路線。對於習近平中央來說，巧妙地運用薄熙來路線，既能穩固其紅色江山（即保護權貴利益），又能安撫和誆騙不滿的民眾，有一舉兩得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