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濤（德國）
7月13日，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在《新京報》上發表了一篇以《如何實現有序的民主》為題的文章。該文迅即被中國主流傳媒廣泛轉載，亦被外界看作是對『反憲派』觀點的某種否定。有分析甚至揣測，俞可平的再次出擊，可能意味著北京將掀起新一波的『民主大討論』。俞可平重談『民主』與『改革』，倒底釋放了什麽信息？他這篇文章的發表，是否意味著對當前中共高層政治左傾的某種『反動』？
如同他以前的有關民主的一些文章一樣（如《民主是個好東西》、《增量民主》等），乍一看，俞可平這篇文章，滿篇滿紙都是民主法治等漂亮詞匯，但仔細研讀和分析一下就會發現，那些潛藏在民主、自由、平等和權力製約等美麗詞藻背後的真正用意或指向。
在《如何實現有序的民主》一文中，俞可平一開始就放出豪言，『推進民主並不必然導致秩序失控』，『民主是人類社會的發展潮流，不斷走向民主是不可逆轉的政治發展趨勢』，等等，給人一種氣勢宏暉、撼人心魄的感覺。然而，他在這裏談的是什麽樣的民主，卻值得仔細地推敲一下。
按照俞可平的觀點，民主之所以對中國發展如此的重要，是因為：『民主也是我們共和國的生命』，『十六大強調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十七大強調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其實就是三個統一，即“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統一。三者之中核心的內容是人民當家做主』，等等。不難看出，俞可平這裏談到的民主，是中共所謂的『人民民主』或『社會主義民主』，即『人民當家作主』式的民主。這顯然與中國『自由派』們所倡導的『憲政民主』等價值相去甚遠，風馬牛不相及。
在談到『重點領域』的改革要有突破時，俞可平警示，『政治改革或民主建設滯後』有可能讓非法的腐敗轉化成合法的特權，會帶來『我們深惡痛絕的腐敗問題』，同時也會導致官員財產的公開麵臨兩難困境和政府公信力的下降，等等。但是，他也強調，民主也不能超前，『超前我們有過慘痛的教訓，如當年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這裏，俞可平把中共前三十年搞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也算作是民主的一種實踐，隻不過認為它太『超前』罷了。俞可平要求在重點領域（如後麵提到的黨內民主等）的改革要有突破，其用意是，想解決『官員財產公開麵臨的兩難困境』和『政府公信力的下降』等問題，從而增強中共的民意基礎和執政的合法性。這一點被外界看著是該文的亮點之一，因為『官員財產公開』是中共體製改革中的一個關鍵點，即讓政府的行為透明和受到社會的監督。然而，在中共內部，提出官員財產公示，早已不是什麽新鮮的事。溫家寶對此提了很多年，但至今卻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因此，俞可平在此呼籲改革和實現官員財產公示，不過是重提舊事和喊喊口號罷了，最後也難以付諸實施。
俞可平認為，實現民主的正確路線是，『從黨內民主到社會民主』，『從基層民主到高層民主』，『從更少的競爭到更多的競爭』。其理由是，黨內民主是『一條成本最小、效益最高的路徑』，而『中國的基層民主是可控的，代價小』，競爭能『把優秀的人給選出來』。俞可平在這裏提出其實現民主的正確路線，是針對公民『對中央政府高度信任』和『對基層政府信任度偏低』的社會『現實』而言，目的是為了提高民眾對基層政府的信任度，防止產生『基層不牢，地動山搖』的社會動蕩局麵。俞可平稱，中央政府在民眾中享有『高度信任』，可見他是怎樣認識中共現行體製的。如是，還有什麽必要去改變現存的政治製度呢。俞可平雖然也提到了競爭和選舉，認為即使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也不應排除選舉，等等。但是，他主張『更多競爭』的基初衷，則隻不過是為了挑選出『優秀的人』去為中共政權服務而已。
俞可平在提出要重視參與、自由、公正和權利等價值時，卻更加強調秩序、平等和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在他看來，自由和平等是『民主政治的兩種基本價值』，『過去我們偏重於平等，後來搞改革開放對自由的價值更為強調，現在二者又處於高度的張力之中』。他的言下之意即是，現在中國更多需要的是平等而不是自由。『改革開放初期，效率問題更加突出，現在公正問題變得更加突出』，所以，與效率問題相比較，現在公正問題（即民眾對社會不公的怨恨）是中共首當其衝要解決的問題。中共之所以應該為民眾提供『更多的和更通暢的利益表達和政治參與渠道』，是因為，『如果沒有足夠的合法渠道，那麽公民就勢必會利用非正常的，甚至非法的渠道，那就會帶來社會的動蕩，民主參與就有可能失控』。那就是說，為公民提供利益表達和參與的渠道，是為了防止社會的動蕩和參與的失控，是為了實現所謂『官民共治』和達到社會對中共執政的『最大認同』，而不是要在中國推行什麽真正的憲政民主。另外，雖然公民的合法權利應該的得到保障，『但我們又要公共利益，因為國家和社會是一個共同體』。這就是說，公民權利要服從於『公共利益』，權利的施行不能損壞中共的國家利益及其政權的穩定。最後，俞可平還提到了『黨內民主中的權力製約問題』（這一點也被外界看作是俞文中的一大亮點），認為這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改革突破口，並稱，『我們現在監督講得多了，製約講得少了，特別是對一把手的製約比較少』。這其實跟習近平『黨要管黨』和『反四風』等提法沒有什麽兩樣，可看作是中共下一輪『整人運動』的一個風信標。這裏所謂的『對一把手的製約』，是權力鬥爭的手段，跟政治民主化和權力製衡機製的建立沒有多大關聯。
概括地來說，俞可平在其《如何實現有序的民主》一文中宣揚的，不是西方式的憲政民主，而是所謂的『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治』，即是『中國式』的民主與法治。文章通篇廖無新意，多是老調重彈（其先前民主和改革觀的重述），充滿空話套話，倒不如近來在學界盛傳的所謂『預算民主』來得具體和實在。俞可平提倡的所謂『有序的民主』，其實就是不搞或拒絕憲政民主，就是在打擦邊球，其要義就是：如何以推行所謂民主與法治的方式（增加黨內和基層民主及公民參與渠道等）來減小官民之間的對立，避免整個社會的動蕩，確保中共政權的長治久安。換句話來說，俞可平主張在中共體製內推進民主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國家秩序的全麵失控和社會出現大的動蕩，是為了防止中共政權因其體製發展的滯後（如缺乏官民間的相互溝通與認同等）而陷入崩塌的險境。俞可平這篇文章所釋放的信息就是：中共高層應與時俱進，通過整頓執政黨和發動群眾（如調動群眾參與反腐和基層治理）等手段，來提高中共的執政效率和挽救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以爭取民心，等等。因此，俞可平的『有序民主』不僅不是對現實北京政策左傾的某種反動，而是對習近平倡導的『黨要管黨』、『習八條』、『毛六不』和『群眾教育運動』等路線的遙相呼應，是同一個宣傳攻勢的一部分，隻是出擊的方式和使用的名目不同而已。在這裏，『民主』這一詞匯的運用，完全是為北京裝門麵和製造有利的政治話語，看上去很冠冕堂皇，其實與憲政民主等普世價值和『挺憲』毫無關係，也無助於對民主的深入討論，倒是為中共可能的下一輪『肅貪殺富』（形同薄熙來的『唱紅打黑』）的群眾運動起到了營造氣氛和輿論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