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濤：解讀中共的“三個自信”和“北京共識”論

作者：彭濤 （德國）

自十八大之後，以習近平為首的新任中共領導層動作頻頻，頗有要開創一個“新紀元”的架勢，從整肅黨風、反腐倡廉、塑造新領導人形象到在釣魚島爭執上對日本持前所未有的強硬態度和展示軍事實力等，無一不引起外界的詫異和關注。另外，習近平還反複強調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的“三個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製度自信）的表述和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即所謂的“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的決心，重申“中國既不能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的提法，並告誡中共要汲取前蘇共瓦解的教訓，為中共未來的政治路線和走向定下了基調。習近平的這些提法，被外界解讀為北京重拾“新左派”或倒向“毛派”的思想和思維模式（參見陳子明：習近平進行“新道統”試水，德國之聲，2013-1-28）、拒絕進行政治改革（憲政民主改革）的信號。習近平為什麽要遵循這樣的政治路線，其理由和基礎在哪裏？北京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製度自信”，“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意味著什麽？北京的“三個自信”和“中國模式”（“北京共識”）能湊效，能讓中共政權長治久安甚至實現其所謂的“兩個一百年”（即在中共建黨一百周年時“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周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奮鬥目標嗎？仔細探討和弄清這些問題（目前外界在這方麵做得還很不夠），對評估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價值和幫助。

“三個自信”和“中國模式”

按照十八大報告的表述和中共體製內的解釋，中共繼十七大把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概括為“一條道路”和“一個理論體係”之後，於2012年“把道路、理論、製度統一起來”，提出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製度自信”，以全麵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達到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即“中國夢”的實現)。中共的“三個自信”意味著，中共黨內“已達成共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道路及其理論和製度“已經成熟”（參見姚桓：《以多重視角解讀“三個自信”》，人民網），完全可以與西方的民主憲政模式（即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媲美，用不著去步西方的“民主加資本主義”的後塵，中國有信心走自己的道路（如吳邦國提出的“五不搞”等），甚至認為中國的發展道路要比歐美的“優越得多”（參見張若愚《堅定三個自信，推進改革開放》，陝西日報）。拿習近平的話來說，就是：“經過鴉片戰爭以來１７０多年的持續奮鬥，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展現出光明的前景。現在，我們比曆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目標，比曆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從中共的視角看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如下的一些特點（莊俊舉、張西立：《近期有關“中國模式”研究觀點綜述》，紅旗文稿/求是雜誌社）：一、在經濟上，“國家經濟體製的主要特征，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中國不實行全麵私有化，而實行以公有經濟為主導的混合所有製；雖然也引入了市場經濟製度，但政府調節和幹預的程度比西方國家要強大得多。”二、在政治上，中共“不讚成激進的政治民主化，隻支持漸進的政治試驗和溫和改革”；中國的發展道路“既不同於前蘇聯模式，也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發展模式”；中國不“推行多黨製和議會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權分立’”。三、在思想理論上，中國“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主導地位”。簡單地說，上述所指的“中國模式”即是：一條道路（堅持中共的領導，著重經濟建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一個理論體係（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思想及“科學發展觀”）和一種製度（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結合，集權與自由經濟的聯姻）。而中共體製外的一種栓釋則認為，中共三十多年來所推行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模式有如下的特征：權力與市場結盟（威權與市場手段並用），私有經濟與國有經濟並存；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發展目標；搞國家資本主義（國企壟斷和控製重要行業如電信、電力、石油、石化、金融等），政府操控市場價格，偏重以基建項目（如房地產和公路等）為主的政府投資；權力和資源的占有與分配家族化和裙帶化（即所謂的“權貴資本主義”或“裙帶資本主義”）；政府主張“穩定壓倒一切”，對社會實行全麵和強力維穩；在對外政策上，遵行所謂“韜光養晦”和“積極有所作為”的原則；等等。政治學者陳子民把中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稱為，“中共專政下的資本主義”。他引用朱學勤和秦暉的話說，中國模式“就是推行‘市場列寧主義’，“就是用專政手段來維持一個‘低人權’的資本天堂”（陳子明：從“改革”到“革政”——近三十年話語與思想史片論，香港《領導者》雜誌，總第44，2012年2月號)。

為什麽“三個自信”和“北京共識”？

繼十八大後，中共新領導層不斷強調其“三個自信”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對中國未來發展的重要性，其原因和理由，人們可以從中共智囊和體製內學者的一些論述和見解中略窺一斑。中共“中央編譯局”的莊俊舉、張西立在其《近期有關“中國模式”研究觀點綜述》（同上）的一文中，就將中共新領導層為什麽要繼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決不認同和效法歐美的“華盛頓共識”（經濟上“主張私有化、自由化的經濟發展道路”，政治上推行憲政民主、維護基本人權的西方模式）的問題作了“不無明晰”的解釋。首先，他們認為，“‘中國模式’近年來特別受到關注”，其主要原因是：一、“蘇東劇變後，西方國家對中國發展戰略和發展模式的重新審視”，特別是，“中國曆經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經濟危機還能保持比較穩定和快速發展”讓西方國家的學者“不得不重新審視中國的發展戰略和發展模式，乃至於美國和歐洲最近對金融市場的幹預都被認為是在學習中國”。二、“政府在應對汶川特大震災和舉辦北京奧運會上展現出的‘舉國體製’，讓全球對中國政治體製刮目相看。長期以來，針對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顯著成就，國際輿論界一種有代表性的聲音認為，中國經濟奇跡的背後是陳舊落後的政治體製，一黨執政的格局不改變，市場經濟的發展就沒有保障。然而，麵對無論是‘神舟’係列航天飛船的太空空間活動，還是2008年成功應對雨雪冰凍災害和四川特大地震災害，顯示出的中國‘舉國體製’所具有的巨大威力，國際上懷疑、批評乃至否定中國政治體製和社會製度的聲音明顯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對中國政治體製和社會管理體製的肯定和讚揚”。這裏，莊俊舉、張西立強調，中國取得這些“讓世界矚目”的成就的關鍵是憑借了中國特有的所謂“舉國體製”，並稱，這種體製“舉全國之力，集中優勢資源，聚焦特定的工程、項目、事件，往往可以形成跨越性、突破性、高效率的發展，同時還能夠形成帶動效應，提升整體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三、“以‘華盛頓共識’為主要內容的新自由主義造成重災區和‘中國奇跡’的出現所形成的鮮明對比，使得人們更加關注‘中國模式’。“華盛頓共識”“在東歐、拉美和亞洲造成了三個重災區。特別是隨著這次華爾街金融風暴肆虐全球，人們在深刻反思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同時，不由得把目光紛紛投向蓬勃發展的社會主義中國”。“正反兩方麵的比較使得國際社會不得不進行冷靜反思，開始認真探究中國發展戰略和發展模式所包含的豐富意蘊。”在對“中國模式”未來發展趨勢和影響的評價中，這兩位中央編譯局的學者認為，“中國模式”導致的中國崛起，“深刻改變了國際政治格局，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改變著世界曆史進程”，這一模式的成功“為中國贏得了寶貴的話語權。中國崛起帶來的可能是一種全新的思維、一種深層次的範式變化（paradigm shift）、一種西方現存理論和話語還無法解釋的新認知”。他們稱，“對於中國說來，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識這兩種模式的較量意義重大”，如果北京成功地讓國際社會接受‘北京共識’的話，北京就可以使得世界重新意識形態化，質疑西方規範的普世性”。“‘中國模式’的出現，豐富和發展了世界發展模式。” 去年年底，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在接受官方媒體采訪時表示，中共體製內部有一個共識就是，肯定“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他說，“中國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走了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我們稱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它既不同於改革開放前的傳統蘇式社會主義，也不同於西式資本主義。中國不應該也不可能去照抄照搬國外的發展模式。”（俞可平：隻有通過政改才能有效遏製腐敗特權，人民網，2012-11-22）

不僅中共體製內學者這樣解釋中國模式的優越性，而且一些西方學者也對“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刮目相看，大加讚譽。今年初，美國著名的“中國通”傅高義在接受《新華國際》采訪時表示：“我認為美國人最大的問題是他們覺得自己的製度是好的，別的國家在製度方麵，比如民主、自由和人權問題等，如果不同意美國的做法，美國人就會覺得不行。美國人比較自以為是，以自己的做法為中心。大部分美國人沒有研究過其他國家的情況，所以他們認為自己的製度是最好的。”“如果看亞洲，菲律賓和印度算是最民主的國家，結果二戰以後率先實現經濟騰飛的恰恰不是它們，而是日本、韓國、中國等國家，而這些國家曆史上都是威權主義國家。現在美國的許多學者也開始懷疑美國的製度，因為我們的製度也有缺點。國會裏麵的討價還價，不是在考慮國家的利益而是自己的利益。金融危機的爆發也促使我們反思美國的公司做得對不對，法律是不是健全。”“我認為鄧小平的看法是對的，應該用自己的體製加全世界的經驗，適合自己的經驗和製度才可以用。我個人認為，現在美國製度的缺陷是民主的成分太多，不能解決一些問題。”“中國社會現在已經形成了一定的製度和體製，所以不能有太大的變動。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現在七個人的常委，他們決定中國走什麽樣的路，他們還可以做大量的事。（新華網/新華國際：美國著名“中國通”傅高義：美國最大問題是隻覺得自己製度好。）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稱，“西方人對中國模式的興趣與其說是他們熱衷了解中國，倒不如說是對西方模式的失望。毋容置疑，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中一個最主要的推動力量”。他還說，“不管中國如何變化或者變革，中國總是中國，中國變成不了西方或者其他任何國家。實際上，隨著中國文化自信的恢複，中國越來越像自己”。（鄭永年：何為“中國模式”，認識仍未深入，環球時報）

另外，中共體製外的學者和分析人士也看到了中共思想界和製度現實中的這種“奇特”之處。陳子民在其《從“改革”到“革政”》的一文中寫道，“在世界金融危機出現後，一部分國人改變了對‘彼岸’的看法，開始宣稱‘中國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製度。博源基金會理事長秦曉在最近召開的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第十二屆年會上說：看到三十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崛起，也看到西方重大的危機出現了，那麽在中國就產生了一個中國模式論，就認為我們這種體製好。這個製度本來是一個過渡性的安排，現在被有些人包裝成一種製度的創新，希望把它固化下來。清華大學課題組說得更明確：有人‘摸石頭上癮，不想過河’了，中國目前的體製已經陷入‘轉型陷阱’。“現在好了，‘中國模式’已經不再是‘中國特色’，而是中國的‘軟實力’，要對外輸出，征服世界了，人們不用再夢想那個‘彼岸’了。‘中國模式’論者不僅要把‘改革體製’固化，而且要肯定一以貫之的‘六十年道路’。這就從源頭上否定了改革的必要性。” 何清漣在其《中共“體製”的磁石效應從何而來》（見BBC中文網）一文中指出：“現階段，中國政府對社會資源的控製能力之強，涵蓋麵之廣，幾乎超過中國曆史上任何一個專製王朝。首先，是在物質資源占有上形成了完全的國家壟斷，舉凡土地、 水資源、地下礦產、曆史遺留下來的一切文物古跡，無不以國有名義由政府盡收入囊中；其次，政府對社會的管控堪稱無孔不入，整個社會的任何組織，無論是國企還是私企，無論是本土NGO還是外來NGO，均需仰賴中國政府給予資源或者活動空間，否則寸步難行。”“政府作為控製方掌控的資源越重要、越稀缺、越不可替代，其自由裁決權（discretion）程度越高，由此造成社會對政府高強度的資源依賴。”“政府通過控製社會資源的方式，既壟斷了一切社會上升管道，還造成了社會對政府的高度依賴，更為權力的肆虐提供了強大的資源基礎。”這樣一種對社會實行全麵而徹底的掌控的製度模式，很難從自身出發來推動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改革”。用陳子民的話來說，“即使既得利益集團高喊‘改革’，也可能是為自己牟利的一種手段，但他們驕橫之至，已經不屑於這樣偽裝了。現在流行的官方話語是‘不搞’、‘絕不搞’。”（陳子明：從“改革”到“革政”——近三十年話語與思想史片論，香港《領導者》雜誌，總第44，2012年2月）

除了上述中共內部在思想上的“共識”和中國體製現狀等因素之外，讓中共新領導層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思政改”的原因還在於，中國改革三十多年來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特別是權力和經濟精英階層）從自身的利益出發不願意或不敢推行政治製度的改革。在他們看來，“改” 對自己“有害無益”，隻會帶來風險。在現存的權力與資本聯姻的體製下，權貴利益階層不管是在權力的掌控上還是在資本及資源的獵取、占有和分配上，都得天獨厚，如魚得水，他們還有什麽必要和理由去達到憲政民主的“彼岸”呢？此外，習近平及其常委現在熱衷於“中國模式”，思想上和政治上向黨內的“新左派”或“毛派”靠攏，也與去年發生的“薄熙來事件”不無關聯。“薄熙來事件”不僅體現了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激化，也反映了中共內部在怎樣對待民生和社會公平（即所謂的“分蛋糕”的）問題上的嚴重分歧。薄熙來代表的“毛左派”思想在中共黨內和中國民間都有很大的支持度。中國社會日益加大的貧富懸殊問題，讓很多人產生對毛澤東時代的懷念和對中國現實社會狀況的不滿。人們對社會的信任嚴重缺失，“仇富”現象盛行（俞可平：同上）。中共高層雖然排除了薄熙來這個激進的“左派”人物，但是他的“毛式”思想和施政方式的影響卻對中共現實的政治走向產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習近平對中共“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道路和製度的一概肯定（即“六十年一貫”論。習近平曾說：“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曆史時期，是兩個相互聯係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兩者絕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曆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曆史時期，反之亦然”。），除了有以此為中共的一黨執政尋找曆史與現實的傳承性及合法性之外，可以說，是他對黨內要求中共“複古”的左派思想和勢力的一種妥協，也是對中國民間沒有或很少獲得三十多年改革開放好處的族群的示好。再一個因素就是，習近平等中共新領導人個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問題。習近平等人在政治上到底信仰什麽和追求什麽，外界很難具體弄清楚，但是就習近平及其常委（不分左右派）在十八大前後的一係列談話和動作來看，中共高層在政治方向上基本上形成了一個“共識”（盡管並不牢靠），那就是“不改”、“盡量不改”或“少改”，能將中共的紅旗打多久就打多久；隻要國家大權、資源和武裝力量在手，就“絕不搞”憲政民主意義上的政改。當然，習近平現在的“左傾”言論和中共堅持要走自己的“集權老路”，很大程度上是高層權力鬥爭的產物，而不是所謂的“信仰”或“夢想”所致。其實，習近平及其常委今後在政治上是既可以左也可以右（如果其利益驅動發生變化）的，關鍵要看中共高層的權力劃分和鬥爭格局怎樣。“信仰”隨利益而動，在利益需要的時候，信仰是可以改變的，正如前蘇聯崩潰前的葉利欽之類的人物一樣，昨天還是蘇共的要員，今天搖身一變則成了民主鬥士和反專製的英雄。另外，還有的因素則是，中共在民間至今還沒有在實力上能與之相抗衡的反對力量（盡管中國不斷有群體事件發生，但是由於抗議人群缺乏組織和資源以及政府維穩的強勢等因素，其發展一般都較難轉化為“革命”或全國性的運動），而且“西方自由世界”看來目前也沒有任何要急於改變中國現行政治製度的強烈要求或願望，它們大都更關心中國誘人的廣大市場和忙於與中共做生意去了。

中國發展模式的前途及其命運

中共推崇的“北京共識”能否與西方的“華盛頓共識”相抗衡？中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有沒有奏效的可能？中共有多大的底氣在世界上去推行其“中國模式”？中共的紅旗到底還能打多久？要回答這些問題，不是一件易事。體製內和體製外的觀點對此有截然不同的表述與評估，誰是誰非不得一論。不過，如果將中共新領導層在其“中國夢”中的打算與中國現實狀況和未來發展的趨向作一個比較分析，那還是可以找到一些具有前瞻性的或較為合情理的答案的。

中共所謂的“中國夢”即是指，中共在十八大上製定的“三個百年目標”的實現：“第一，在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時（2021年），實現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第二，在新中國建國100周年時（2049年），全麵建成和諧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第三，用21世紀整整100年時間實現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在21世紀後半葉（2049至2100年），實現中華民族的文化複興和台海統一。中國的政治製度、文化信仰、科技發明、經濟總量、共同富裕水平等要超越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從2001年到2100年的21世紀末，中國要基本實現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全麵實現符合中國夢、符合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標準要求的國家富強、民族複興、人民幸福”。(崔士忠：“中國夢”標準及實現路徑——習近平：反腐敗是實現“中國夢”的基本前提，網易博客《幸福航母》，2013-1-25) 中共為其未來一百年統治製定的這一不無宏大的計劃與中國的現實和未來可能的發展是否相吻合，或者說，有多大的誤判或差距呢？中共必須滿足或達到那些必要的條件和要求，才“有可能”（從理論上來講）實現其“中國夢”呢？

首先，從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來看：一方麵中國已躋身於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和超過美國的世界第一大貿易國（見最近歐美的一些報道），其經濟成長率尚能保持在8%左右的“高增長”狀態；另一方麵，中國經濟由於其存在的諸多問題大有隨時引發經濟危機的可能。據媒體報道，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在一次內部報告會中預期，“2013年7、8月份，中國大陸的經濟危機將爆發”，其原因有：房地產泡沫破滅和地方債務危機，“短中長三個周期的穀底可能疊加”（將導致“部份中小企業破產、部份銀行破產、部份地方政府破產”）；過去大量流入且支撐了中國經濟泡沫生成的“國際熱錢”，“在某個時候有可能會大規模的撤出”（這會造成中國“經濟泡沫的破滅”）。（和訊網：國務院內部報告中國7、8 月將爆發危機，2013-2-17）不管今年中國是否爆發經濟危機（即使不爆發），中共要想在十年、三十年甚至一百年的時間裏使中國的經濟持續保持穩定和增長，有效地避免或克服各種危機，都是難以令人置信的。別說十年、三十年乃至一百年，就是在三年、五年之內能否避免經濟的衰退或危機，能否繼續保持中國“世界最大工廠”不衰的地位，中共也無法保證。其次，就中國現存的社會問題來看，雖然中共到目前為止還能維持其社會的基本“穩定”，但貧富差距、公權濫用和官員腐敗的日益加大，不斷引起社會的不滿和反彈，頻頻危及中共政權的基礎與合法性。在一黨獨大和缺乏社會監督機製的體製下，中共能否在未來解決或大幅度地減小主要由於政府對財富太多的掌控以及對重要行業的壟斷、“土地收入分配的不合理”、高房價、“信息不對稱的掌握信息”、通貨膨脹等造成的收入和貧富差距的拉大，還是一個十分值得懷疑的問題（見李佐軍）。而在政府官員腐敗的問題上，盡管習近平等中共新領導人認識到了“反腐敗是實現‘中國夢’的基本前提”，並且在上任之後也推行了一些反腐倡廉的措施，但是這些舉措多為“運動式”或短期性的行為，並沒有製度化的趨向。這種“文革式”的運動，對長期而徹底地反腐倡廉沒有多大的幫助，一般都淪為黨內派係間權力鬥爭和打壓異己的工具。沒有“官員收入及財產公開”和“收入分配製度”等政策（前不久溫家寶剛提出個意見）的製定和立法（法律）化，沒有長期的、製度化和法律化了的反腐倡廉，不從製度上消除政府和少數既得利益集團對行業、財富和資源的過度控製與壟斷，中國的貧富差距和公權腐敗問題將無從得到解決。而中共今後能否滿足上述這些條件，則還得打上一個極大的問號。再其次，從政治製度上來看，盡管中國在三十多年的改革進程中，在經濟製度等方麵的改革上有所進展，但是政治製度的改革卻未能同步進行，公權力仍然高度集中，很難受到有效的製約。盡管在集權製度下某些決策可以較快地得到製定和實施，但是也為濫用公權和製造非公正和不公平提供了條件，使得“執政者的決策錯誤也就很難得到防範與糾正，從而很容易越陷越深，直到釀成大錯”（張千帆：改革“六化”，中國政治發展網，2012-12-23）。這種一黨獨大、缺乏民主、自由、人權和反普世價值的威權製度，很難長期地得到參與和維權意識日漸增強的大陸民眾的接受和容忍。從長遠來講，中共的黨大於法、政府極度大於社會的體製，是很難與“華盛頓模式”的憲政法治體製相抗衡的，更別說會將其“取而代之”了。另外，就中共所處的國際環境來講，隨著阿拉伯之春之後的一係列專製政體的倒台，與中國接壤的緬甸軍政府也開始了一係列的政治改革（如允許反對黨的存在和參選、放鬆對媒體的禁錮、釋放政治犯等）。現在，世界上專製獨裁的國家越來越少，中共的製度盟友也日漸凋零。當然，支持“北京共識”或“中國模式”的人會說，中國不是一個簡單意義上的專製國家，而是一個專製與立憲、禁錮與相對自由的混合製度型國家，它具有與其他專製和民主國家異質而相近的雙重特性。所以，這種製度有它獨特的生命力和存活機會。再則，雖然世界上“去專製化”的趨勢在增長，但是一些由專製轉向民主的國家（如俄國、白俄羅斯、鳥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烏克蘭、羅馬利亞、保加利亞乃至匈牙利等國，同時也包括埃及、利比亞和突尼斯等國），要麽其民主和公民自由的成分打了很大的折扣，要麽其經濟和社會公平問題嚴重，要麽極端勢力和思想籠罩其政治，要麽動亂和官民衝突頻頻，等等。另外，即使在那些老牌的西方民主國家，由於911事件後推行的反恐怖主義“戰爭”和2008年製造的經濟危機，公民權利和自由受到更多的限製或減少，人民貧困和社會的貧富懸殊以及國家和大資產集團對社會的控製也日漸加大。國際社會的這些負麵變化和發展，為中共堅持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模式也增加了理由和信心。最後，就中共高層內部的權力鬥爭與分化來看，中共黨內缺乏鐵腕式的人物（隻有善於拉幫結派和慣於權術的高手）、利益驅動各異和權力分散的現狀（即所謂的“集體總統製”），讓中共難以長期保持其內部的團結和不同利益的平衡。如果這種趨勢持續發展下去而得不到遏製的話（這樣的幾率很高），則將斷送中共的“百年大計”，毀了中共的“幸福航母”。再出現一次“薄熙來事件”（而這也大有可能），中國或許真要出現動亂或發生革命了。

就上述的分析來看，筆者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粗略的結論：一、中共如果不逐漸推行民主憲政及相應的經濟和社會製度等方麵的改革，一味堅持其現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模式，中共要想實現其“中國夢”（即“中國的政治製度、文化信仰、科技發明、經濟總量、共同富裕水平等要超越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則大多隻能是場“黃粱美夢”，實在難以成真。二、“北京共識”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多長時間裏能與“華盛頓共識”相抗衡，則取決於“中國模式”的自身演化與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和公平成分保持的程度如何，以及國際社會的政治經濟走向和西方國家集團對中國政治變革的興趣及其投入有多大（中國曆史上兩千年第一次結束封建製度是通過清王朝的覆亡，而清廷的衰弱卻首先是因為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幹預。中國文化中的固態性或惰性促使中國社會難以通過自身來推動其變革。沒有外部力量的直接幹預或潛在的推動，中國是很難主動去改變自己的）。三、中共的“紅旗”到底還能打多久，現在誰也說不準（正如筆者在其“中國會發生革命嗎？”一文中所述），或許三年五年，或許十年八年，或許更長。這跟中共自信不自信沒有多大關係，也與人們的願望無關，與之相關的是上述各種因素和情況的變化與互動。換句話來說，這與各種“利益的驅動、經濟的發展、危機的推動、環境的壓力、民眾的需求、還有國際的變局”密切相關（見俞可平：沒有自信，改革難有新動力，在鳳凰網2012財經峰會上的發言，鳳凰網，2013-1-19）。一切都是可能的，包括人們看不見或不願發生的。不過，在當今世界，一個高度集權的（“威權主義”）製度能幾十年乃至一百年“不變”而存活下去（這是中共對事實情況的一個“誤判”或權宜之計？），實在是一件令人難以想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