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在紐約沉著應對“民運分子”的糾纏
竇應泰
張學良一生充滿傳奇色彩。他親自發動的“西安事變”早已載入史冊。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張學良將軍的愛國之心終生不渝，這生動地體現在上世紀90年代的一件事情上，那就是他暮年在美國曾與一批從祖國逃到紐約的“民運分子”，有過一次短兵相接的遭遇，很能體現他愛國情懷的一個側麵。
1991年結束了半個多世紀的幽禁生活後，張學良前往美國探親。在舊金山和紐約，老人都曾接待過來自中外各方人土的訪問和采訪。雖然少帥已屆耄耊之年，但他接待來自不同政治背景的訪問者，均能沉著應對，而且他的所有談話始終以祖國利益為重，對共產黨充滿深情，這種精神和情懷，尤其令人感動。特別是當這些來自美國各地的訪問者中，忽然混進了幾個所謂“海外民運人士”的時候，張學良能慧眼識奸，大義凜然，實在難能可貴。
5月，91歲高齡的張學良將軍經舊金山、芝加哥和洛杉磯等地，飛往他向往已久的美國東部城市紐約，繼續他的探親訪友活動。張學良來紐約後，即下榻在紐約曼哈頓中區一幢高層住宅裏，這是友人貝祖貽夫人的寓所。在這裏張學良本想深居簡出，避免公開拋頭露麵，尤其不想接受記者的采訪。可是，幾天後他的行蹤還是暴露了，而且6月1日他的91歲生日即將來到，一些華裔人士決定為張學良大祝其壽。但是，張學良沒有想到，就在旅美華裔人士積極籌備為老人在紐約慶賀91歲壽辰的前幾天，大批旅美人士都紛紛聞訊從各地趕到紐約，通過各種渠道希望直接向張學良“暖壽”，這其中沒想到競混雜一小撮來自國內的“民運分子’。
5月28日下午，張學良按照事先與東北同鄉會會長徐鬆林的安排，同意在貝夫人的寓所，會見一批來自祖國的東北同鄉，亦即在正式壽慶之前，由幾位東北同鄉預先為張氏“暖壽”。所謂“暖壽”，也就是以茶話的方式聊聊家常。可是，直到和這些來自故鄉的東北人見麵時，張學良才發現這地所謂東北同鄉，其實就是兩年前從國內逃到美國的所謂“民運人士”，其中有一個來自廣東的“民運人士”，為了能向張學良當麵大吐“苦水”，也混雜在這些東北同鄉中間，冒充“東北黑龍江人”。不料他的口音當即被張學良識破，並追問他究竟是黑龍江省何地人氏，弄得此人十分尷尬。張學良在和這些人的茶話交談中，其赤誠的愛國之心與對中國共產黨始終如一的真誠感情，都讓這些“民運人士”在短暫接觸中大感吃驚。他們沒有想到張學良被幽禁50多年以後，仍然還像當年在西安發動兵變時一樣，對中國共產黨充滿真誠的向往。這令他們頗感困惑和難堪。因為他們來前準備的許多攻擊中共的話，都在張學良堅如磐石的意誌麵前無法得到任何共鳴。
這些“民運人士”和張學良的對話，當然是從便於交流的“西安事變”開始的。“民運分子”們似乎也心裏清楚，見到了少帥本人，如果避而不談‘西安事變’，就無法溝通這位世紀老人的心靈世界。於是有人提出中共在國內對張學良和“西安事變”的宣傳，完全是為了中共自身政治宣傳的需要：一麵宣揚張學良是民族英雄；一麵又借此攻擊蔣介石幽禁張學良幾十年，意在誇大張學良對蔣介石的不滿情緒。張學良卻避開“民運人士”的挑撥，不冷不熱地說：“我並不在乎誰說我是世紀功臣，也不怕別人罵我是千古罪人。當年我在西安所以那樣做，完全是為東北軍的利益著想。”
一個民運分子又說：“中共方麵有人正是利用這一點在攻擊老先生。他們把老先生當年在“西安事變”中的功勞，說成是你當時受到了中共的影響。也有人說，老先生扣留蔣介石是因為魯莽，是做錯了事。”張學良沒想到這幾個自稱東北同鄉的人，竟在談話中流露出對中共的不滿情緒，於是他有意避開來客的思路，巧妙作答說：“西安事變，也許就是東北人的魯莽，喜歡捅漏子的性格所引起的。不過，我很同意當年《大公報》王芸生對我發動‘西安事變’的評價，王芸生在《大公報》上這樣說：張漢卿是明白的人不用辯，胡塗人辯什麽？’我現在還認為。當時換了任何人也都會像我這樣去做，因為沒有什麽比仇恨日本更重要的事了。”
這些心懷鬼胎的來客發現在“西安事變”一事上，幾乎與張學良毫無共同語言，於是他門就轉了話題，露出了他們此次借為主人祝壽登門拜訪的真正來意。一個從前在《XX日報》當過記者的“民運人士”忽然向張學良發問：“從前我在中國大陸做記者，的確也希望張學良回去看看，但現在我改變了看法，不希望老將軍被中共利用。”另一個“民運人士”緊接著說：“如果時光倒流，你還會不會反對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而去發動‘西安事變’，強迫蔣介石與中共合作抗日？”
張學良聽了，不假思索地當即作答：“我還是不能同意蔣先生當時的‘安內攘外’政策！”他的回答讓“暖壽”的氣氛忽然變得緊張起來，那些帶著鮮花水果來祝賀生日的人，都感到萬分尷尬。可是，這些“民運分子”忽然陰下了臉，他們決不會放棄此次想利用張學良進行政治宣傳的機會。於是，當場又有人追問張學良：“為什麽這樣說？”
張學良不客氣地說：“很簡單，那時候中共組織嚴密，紀律井然。軍力強大，豈易瓦解殲滅？我的東北軍兩個精銳師與中共對陣，結果兵敗，中共軍隊經過二萬五千裏長征，仍然保持著實力，毫無垮亡的跡象。這樣善戰的中共軍隊，既不能消滅它，就隻有跟他合作一起抗日。”
一個“民運分子’聽了張學良這番話，頓時收斂了笑容，剛才來時故意裝出的笑容和客氣倏然不見了蹤影。他當場反感地質問張學良說：“張將軍，你難道不知道抗日戰爭勝利會導致中共坐大？他們打下了江山，使錦繡河山變得一片落後破敗，這種禍患遠遠超過日本鬼子侵略我們中國。”張學良聽了不為所動，自有他的主張，而且這位耄耋老人還有與來訪的“祝壽者”一爭為快之勢，張學良搖頭笑著說：“我不同意把日本鬼子與中共政權相比，他們的作法是不同的。”
有人又問：“怎麽不同？中共統治大陸幾十年，政治鬥爭不斷，殘民運動不絕。中國如非死於人禍就是死於天災，這種浩劫災難，你難道不知道嗎？”張學良麵對這不禮貌的問話，不溫不火。他說：你說的情況我也聽說過。家鄉來的人也告訴過我，可是天災也是怪不得共產黨的。”那人見張學良的態度，始終和他們這些“熱情”趕來為老人祝壽的“東北同鄉”難以取得共鳴，便直截了當地說出他的觀點：“張先生，假如您當年沒有走，也留在大陸上不去台灣，很可能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喪生了！……”那人原以為這樣的話，很可能引起張學良的共鳴，但是誰也沒想到張學良竟會搖了搖頭，說：“那不一定！”
張學良吐出的這四個字，讓來訪的“民運人土”大失所望。有些人對張學良的固執態度甚至感到不解和憤慨。其中一人冷笑著反問張學良；“張將軍，你的弟弟張學思不就是在文革’浩劫中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嗎？這件事你知道不知道？有沒有人告訴過你？”
張學良臉上現出一絲淡淡的憂鬱，但他仍然不肯改變自己對大陸和中共的看法，說：“我知道這件事，張學思和我的好友呂正操在—起，最近呂正操來美國和我見了麵，他告訴了我整個事件的經過。當然張學思比較激動暴躁，跟鬥爭他的紅衛兵幹了起來，結果被紅衛兵打死了。呂正操比較溫和，所以保住了性命，這隻能怪學思他自己不好了。”
在這段不愉快的對話中，讓那些從美國各地專程趕來向這位東北大家長一吐“苦水”的“民運分子”們既失望又難堪。因為在這些人看來，以“文化大革命”這個話題來喚起張學良的共鳴，無疑是一條溝通思路的捷徑，然而他們決不會想到，多年在台灣沒有人身自由的張學良，非但不和這些從國內逃到美國的“東北同鄉”共抒己見，反而仍像他在接受美國、日本記者采訪時一樣，避免對中共進行任何批評。他非但不指責毛澤東和他發動的“文革”，也不非議當年的紅衛兵，甚至還當著這些人的麵公開讚揚周恩來，稱周恩來是“大政治家”，“能屈能伸”，“說話簡潔，反應快速”，“是了不起的大功臣！”等等。讓這些急於希望得到張學良支持的“民運分子”感到懊惱的是，張學良在暢談一段他對周恩來的好感之後，麵對他們七嘴八舌的發問，竟然以沉默相待。因為張學良不想說違心的話，然而那些急於想從張學良這裏得到某些東西的來訪者，又偏偏不肯失去這難得的機會。於是這些“民運分子”就決定分頭向張學良提問題，他們忽軟忽硬地對這位年已九旬的老人進行輪番轟炸。“民運分子”們或提出各種各樣敏感的政治問題來為難張學良，或苦苦請求老人表態支持他們的“民運活動”，有人甚至不客氣地迫使張學良必須回答。這樣一來，就把一次以“祝壽”為名的茶話會搞得既緊張又難堪。
張學良麵對這些難纏的“民運分子”，越顯出這位久經風雨的老軍事家的應變才能。對於和他意見相左的發問，他多以沉默應對；對於那些不懷善意且又十分敏感的政治問題，張學良多會以耳朵“聽不清”為由加以婉拒；如果對方實在追問不休，而老人又不能不答的時候，張學良最終會直率地說：“我已經是多年的閑雲野鶴了，早就對政治問題不感興趣。”
但是，張學良也絕不是一個不敢麵對現實的“老好人”。當他必須回答對方的問題時，往往會露出老人品質中最為真誠的一麵，這就是張學良終生難改的爽快和正直。他無論如何也容不得他人在自己的麵前任意攻訐真理和非議正義。
在茶話會上，有個“民運分子”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統計，說中共從1949年建立政權，搞土改、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肅反”、“反右”運動，再加上60年代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非正常死亡了多少多少人時，張學良不以為然地說：“一個新政權建立的時候，總是要殺一些人的，這沒有什麽奇怪的！”
那個提問題的人非但沒有收斂，反而繼續向張學良誇大國內現狀，他說：“在奪權戰爭中有人犧牲，那不奇怪。問題是中共已經有效統治中國大陸40多年，為什麽還要關起門來殺自己的同胞呢？別的不說，僅在1989年6月4日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屠殺就是一個例子。不知張老先生是否看了電視，你知不知道此事？”張學良對此竟然搖頭說：“我沒有看電視，詳細情況不清楚。”那些“民運分子”們馬上一疊聲地叫嚷起來，七嘴八舌地誇大“天安門事件”。可是張學良對他們的話竟充耳不聽，始終一言不發。
見張學良無法讓他們利用，那個剛才自稱是東北人而實際上是廣東人的“民運分子’，這時憤慨地站起來，當眾指責張學良，說：“從前我們在美國，說起張老先生來都十分敬佩，認為你是一個敢說真話的人。可現在我們見了麵才知道，你原來也不敢說真話。我不理解老先生為什麽對中共殺中國人視而不見。”“先父是新聞記者，如果他不是及時逃到了香港，也可能被殺，因為中共發出的通緝我父親的布告中，把我父親形容成是反動文人。假如後來我不逃出來，應該怎麽辦？究竟是忍辱挨整還是挺身反抗？”
張學良對這個剛才還自稱“東北人”的廣東人流露出無法容忍的反感，但老人還是以最大的寬容默默地聽著他的談話。張學良本來不想理睬，可是經不住那人的苦苦追問。在這種情況下，張學良以平和的心態，冷冷地答道：“你隻要在自己的位置上、自己崗位上把份內的事做好就夠了，管別人幹什麽？”
茶話會進行到這種不偷快的程度，是張學良自離開台灣來美國探親訪友以來，從沒有遇見過的尷尬場麵。張學良到美國後，無論會見記者還是朋友，他所麵對的都是真誠友善的笑臉。即便在張學良接受《美國之音》采訪的時候，可能遇上難以作答的問題，但是那些外國記者也決不會像麵前這些自稱“東北同鄉”的“民運分子”，不但他們提出的問題讓張學良心生反感，而且這些人的態度也忽冷忽熱，反複無常。“民運分子’們一旦發現張學良的話不符合他們的政治需要，馬上會有人站出來態度生硬地發問、指責，甚至還有人高聲大嗓門對著德高望重的張學良。盡管如此，張學良仍然不好意思逐客，因為他畢竟是位看慣世事風雲的先哲。
就在這幾個“民運分子”在貝夫人家客廳裏大放厥詞的時候，內室的門忽然推開了，從裏麵走出一位須發皆白的老先生，他就是張學良從前的舊部、東北大學教務長寧恩承。他對幾個將張學良團團圍住的“民運分子”們怒目而視，顯然寧恩承老人早已在內室聽到了這些人和少帥不愉快的對話。“民運分子”以這種態度對待受人敬重的張學良，惹起了寧恩承和隨後進來的貝夫人等友人的共同憤慨。幾個“民運分子”這才感到他們今天來貝夫人家和張學良的對話，已經有些討人生厭了，同時這些“民運分子”也意識到繼續在這裏坐下去的無聊和無味。於是，這幾個“民運分子”就在寧恩承、貝夫人等人怒目注視之下，灰溜溜地起身告辭。如果說從前張學良在台灣還不真正了解這些流亡海外的“民運分子”，那麽，通過在紐約91歲大壽之前的“暖壽”，讓他對這些從祖國大陸流亡到美國的一小撮人，終於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