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屬虛構）白狼 （1）

白狼 (1) 王小 你為什麽寫？寫什麽？寫給誰？ 但我隻能寫，因為這是我唯一熟悉的表達方式。 字，符號。我眼中隻有這些形象。沒有它們，我不會思考，我的大腦就是一泡白花花豆腐樣的東西。沒有這些符號，我隻是一堆能呼吸的垃圾。 這是我從出生那一刻起就開始的符號教育的結果。 這個世界已經充斥了太多的符號，你能再補充什麽？除了複述自人類開始就在不斷被複製的記憶。 我所做的一切，無非是為這堆有呼吸的垃圾尋找一個存在的原因和理由。 此刻，我赤腳踩在溫哥華的沙灘上。每一次麵對落日和被夕陽渲染成紫羅蘭色的海水，我總是渴望生命就在這一刻完結，一個完美無暇的結束。這種渴望是如此強烈，但與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樣短暫。當天空由青灰變成墨黑，當眼前隻剩下海灣中漁船上的點點燈火，我頹然地扭轉身體。對死亡的渴望變得像死魚肚子。我拚命咬緊牙，在這具軀殼中掙紮下去。 我拎著鞋，茫然地在海灘上溜達，像行屍走肉。從昨天開始，我要求自己像行屍走肉般生活，不再思考真實的問題。我要求自己活得像我腳下的沙子。 蛛網一樣的街燈，我就是撲向街燈的飛峨。 肚子咕嚕咕嚕地叫。我決定去鄧飛家混一頓晚飯。自從到達溫哥華那天起，最讓我難以承受的就是永遠吃不飽的饑餓感。為了紀念到溫哥華整一年，我去SURRY一家自助中餐廳吃烤鴨。在連吃了七大盤後，我暈倒在菜台邊上。 後來，隻有那種胃被刀片劃割的疼痛才能讓我明確自己還活著。 公用電話裏傳來他咀嚼的聲音，吧噠吧噠，滋滋拉拉。他說他剛買了兩塊炸雞，可以勻給我一塊。 “又上教堂了?” “教堂的便宜。” 他總稱那家CHURCH炸雞店為教堂。 三十分鍾後，我到了鄧飛住的地方。他穿著綠短褲，白背心。屋裏昏暗，很溫暖。我甩掉鞋，衝到桌邊，抓起一根雞翅膀就往嘴裏塞。從廁所散出來的腥臭經過暖氣的加熱顯得更粘重。鄧飛一邊看電視，一邊斜眼瞅著我的吃相。我知道他在暗自得意。他討厭我的清高就跟我憎惡他的肮髒一樣。 “忙什麽哪？” “向紅走了。” “她走了？什麽時候？” “昨天。” “去哪兒了？” “不知道。” 向紅走了。 她終於消失了。 我一點不驚訝。 可心裏還是疼。 “她他媽的太不切實際，沒法在這世上生存。” “你他媽的混蛋懂什麽！去你他媽的生存！你他媽懂什麽生存？就像你這樣？” 我脫口而出，雞骨頭像小火箭朝他臉上射去。他閃開了。 “一路貨色！懂人得吃飯穿衣睡覺拉屎放屁。你跑我這兒來幹什麽？你嘴裏嚼的，喉嚨裏咽的，手裏抓的是什麽？” “你想做愛嗎？”胃依然絞痛。我擦幹淨手指上的油，平靜地問他。 他的嘴猛然裂得像河馬，小眼珠子要掉下來。 “裝什麽蒜？” 我拿起叉子，開始仔細地挑牙縫裏的肉。 他踉蹌著，摟住了我，宛如一隻黑腳大蜘蛛，從蛛網的那一端揮舞著鍘刀衝過來。 我又一次滑到腳底。 他的床上有股象拔蚌的味道。他在大統華超級市場賣魚。他告訴我，他在國內是搞海洋生物的。 此刻，我又在海邊。今夜，溫哥華居然有風。月亮像塊火燒吊在天上。我站在海邊，想讓風把附著在筋骨上的一切都吹爛，吹掉，撕碎，隻剩下一副蒼白的骨架，和一顆渾濁的心髒，撲通撲通，赤裸地跳動。 我愛溫哥華。我們像沙子，土塊，老鼠，哈巴狗一樣地生活在這裏，跟我們在老家時沒什麽不同。 八年後，我再也不思念我的老家。 一個美麗無比的溫哥華的清晨。我是多麽熱愛這個地方！雨後的藍天溫柔的樣子讓我想為它唱歌。遠處獅門山上的積雪薄紗般覆蓋在山頭，在翻卷繚繞的白雲中若隱若現。最令人心動的是濺碎在人行道上深淺不一的粉色花瓣。這一切總會讓我心情平靜。 我忽然想馬上走，離開，去什麽地方。但又不知道去哪。 電話響。居然是Heidt的母親打來的。從Heidt葬禮以後，我就再沒有跟她聯係過。電話裏，她的聲音渾濁不清，我揣摩她又喝多了。 “民，你好嗎？我打電話是想告訴你，Heidt死了一年了。明天是紀念日。我想在家裏搞個小儀式。你能來嗎？”她小心地選擇措辭，努力把話說得有條理。 “噢，Marry, 我其實正想給你打電話。當然我要去。什麽時候開始？” “明天下午兩點。” “我一定趕到。” 掛了電話，我罵自己不是東西。事實是，我根本沒記住Heidt的祭日。自從她死後，我從沒有打算記住這個日子。但我永遠忘不了她。 難得的平靜被打破了。這是Marry常幹的事。 生命中，刻骨銘心的人或事並不多。年齡越大，這種事越少。Heidt是一個我永遠忘不掉的女孩。我知道這些記憶對別人沒有任何意義。它們隻屬於我。我覺得那是切也切不開的東西。 Marry住在溫哥華島西海岸的Ucluelet. 到那個偏僻的地方得先坐近兩個小時的渡輪，到Nainamo，再開四個多小時的車，橫穿溫哥華島。現在是上午11點。我忽然興奮起來，因為終於找到了離開的理由。 我準備先在Alberni Valley停一下，看看從若森。上個月，他專門打電話通知我，他有了個新女友。我想在他家住一夜，第二天上午去Uclnelet附近的Tofino和長島轉轉，下午趕到Marry家。 一年前，Heidt死在聖保羅醫院裏。她是活活把自己餓死的。 跳進我那親愛的垂垂老亦的Honda。它是我不論在何時都要想辦法維護的哥兒門。隻要它還在，我總覺得自己還有掙脫的希望。欠信用卡兩個月的錢付不上。我終於像很多加拿大人一樣生活。 前天，也就是昨天的昨天，是我這平凡人生中最不平凡的一天。因為不平凡，我最好在它褪色，抽縮，枯萎，發黃，死亡之前，把它記下來。我總覺得世間萬物從生到亡的過程在縮短，不知道是不是溫室效應地球變暖造成的。時間，現在的時間，就像酷暑中滴在柏油馬路上的水珠，瞬間就蒸發了。我很擔心，這不平凡的一天也會在倏忽間消逝得不留痕跡。 前天，淩晨3:30我就醒了。鬧鍾還未響，我覺得自己是被樓上的腳步聲吵醒的。我依然閉著眼，試圖分辨樓上是誰在走動。――― 我自己一個人住在整棟房子的最低層。我的頭頂住著三戶房客，他們的頭頂，住著房東。――― 等了許久，再沒聽到聲音。左邊牆壁，頂頭有一扇小窗戶，透進巴掌大的一點陳舊橘子皮色的街光。我凝視著那一小片光，就這樣在這橘子皮色中，不知待了多久，至到鬧鍾響起來。 4:30。我噌地坐起來，跟每天一樣，先打個寒戰。這是間碩大的臥室，有200英尺，但沒有暖氣。我知道樓上住的人也不比我暖和，因為我總看見他們在屋裏穿羽絨服。無所謂，隻要便宜。4：35衝澡，4：50準時離開。我去學校。但我這麽早出發，不是勤奮。我是去占車位。UBC的停車費幾乎年年在漲，好在我們係外麵Marine Drive上的免費車位還沒有變化。我這麽幹己經4年了，我起床的時間也不斷在提前。 我正在開車門，一聲噴嚏，嚇了我一跳。我扭頭，見房東的老婆坐在前門的台階上。我呆瞅著她，她隻穿了一條紅色睡裙，頭發卻特別整齊，好像剛修理過。更奇怪的是，她的嘴唇和睡衣一樣炫目，使我根本不記得她當時臉上的其他部位是什麽樣子。她就像個紅色的幽靈坐在那兒，對我熟視無睹。 她一貫如此。我們僅有的一次談話是4年前我剛搬進來那天。她跟我說廣東話，我用英文問她能否用國語交流，她沒有任何解釋，徑直地用廣東話滔滔不絕。我氣得火冒三丈，用國語跟她應對，她卻突然停了話頭，扭身便走，從此，我在她麵前便成了隱形人。可此刻這種情景，總讓人感覺不對頭。我想走過去問問，但念及我如此早行的使命，幹脆不如少一事好。 車子啟動，巴赫的小提琴協奏曲悠然地響起，開出不到一個街口，那個紅色的幽靈就如幽靈般被我的呼吸衝散掉。況且，現在也到了妓女行將入寢，良家婦女準備起床的時刻。我的房東太太無疑在做一件正常的事。我駕車向西，背著太陽初生的方向，所以前方總是黑暗。這是溫哥華的早春。在昏暗的晨光中，我總覺得那火辣辣綻放的櫻花就像突然出現在中產階級生活區中的“香檳女”，給樸實憨厚的人們帶來目瞪口呆的驚錯和某種情不自禁的遐想。車駛進UBC外麵的森林地帶，樹林裏飄出白色的霧氣，一股股投到車窗上，又向兩邊流散過去。霧氣越來越濃，CD現在放的是莫紮特的《安魂曲》。這一切讓我有點陰陽兩界不分，而這種幻覺卻使我心裏湧起難以言喻的幸福。就在那一刻，我知道了什麽叫天人合一。 進了UBC， 白霧驟然消逝了，我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也隨之瓦解。我們係外麵已經停了十幾輛車。 剛5:20。我熄了火，望著麵前那片樹林，又開始反思我的生活。我在亞洲研究係讀博士，八年了，還沒拿到學位。八年這個時間對中國人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總是會和某種艱苦卓絕的精神和最後的勝利聯係在一起。可我卻越發覺得自己行為可疑。我細數每天的生活內容――占車位，教洋鬼子說啊我餓 （a,o,e），向導師請安，去學生食堂擦桌子，回家睡大覺，時不時再和房東就暖氣和垃圾的問題討論一下...... 記得八年前，對別人善意勸告我學MBA或計算機，我信誓旦旦，要為精神和思想而奮鬥。但這話就如洪鍾大呂，震耳欲聾，渺無蹤跡。看著同鄉們一個個搬進了漂亮的大房子，我覺得自己簡直就在幹什麽見不得人的勾當。又想起了秘書Stella的女兒。我剛來時，她還是個繈褓中的嬰兒，現在已經是茁壯少年。為什麽時間變快，我們的成長卻越來越慢？ 我半仰在車裏，就這麽胡思亂想著。這種思考總讓我心情煩亂。我計劃下午去找向紅聊聊。天完全亮了。我鎖上車門，向係裏走去。我們係四周都是參天的大樹，算是個風水寶地。我踏著沉積的落葉，兩隻鬆鼠從我身邊嗖地竄過去，一隻藍色小鳥在前麵的石頭上跳個不停，這情景讓我想起昨天晚上做的夢，天地像個大水泡泡，我在泡泡裏飛啊飛啊地飛，擦過黑色森林的樹尖。我伸手敲擊，卻無論如何不能把這個泡泡打碎。小鳥飛跑了，我還站在地上。仰頭，我看不到樹尖。我依然踩著沉積的落葉。飛翔並不屬於我們人類，如果要上天，我們也得把自己裝在一個大籠子裏，稍有不慎，還會粉身碎骨。 6：40剛過。係裏寂靜無聲。剛才的一番思想讓我很疲憊，我躺在一張沙發上打起盹來。 “小衛，小衛！”我被推醒，麵前是老嵇的深度近視眼。我打了個激靈。 “我天，這麽早！你夠嚇人的！” “你能不能幫我代今早的課？給你打電話，你那兒沒人接。他們說你早晨老在這兒睡覺，我就過來了。” 我注意到他居然穿著一件國內80年代的軍大衣，左腳一隻皮鞋，右腳一隻拖鞋，兩眼通紅，眼珠子鼓得要掉下來。 “出事啦？” “家裏有點事。我8:30有堂課，你幫我上一下。” “家裏怎麽啦？” 他對我的追問有些不耐煩。“我那課也是中文101。今天應該學第10章。你就看著講吧。麻煩你，我得走了。”說完，他飛奔而去。 樓裏轉瞬恢複了安靜，讓我奇怪是不是做了場噩夢。老嵇的樣子實在讓人擔心，我看看表，7:00了，我給管中文教學的鄭賢亮打了個電話。 “他已經找你去了？我還跟他說我會通知你。唉，可憐，他老婆今早忽然跳樓了！” 老鄭是個饒舌之人，自顧自說開來。“他真夠倒黴的。他老婆也夠嗆，就二層的apartment，跳什麽跳，明擺著嚇唬人。” “活著死了？” “二層！怎麽會死人。但好像摔得動不了啦。叫了救護車。唉，光救護車就得花二三百。你給他幫幫忙吧。 如果殘廢了。他兒子還在國內呢，阿嚏－” “沒問題，再聊吧。”趁他打噴嚏的時候，我掛斷了電話。 我忽然想呐喊，想尖叫，想撕裂，我想砸碎所有這一切！ “啊―――――――――――！” “啊――――――――――――――――――！” “啊――――――――――――――――――――――！” 歇斯底裏的尖叫聲在灰色的水泥牆壁上彈來彈去，狹窄的走廊頓時熱鬧非凡，一聲接一聲，這喊叫如尖刀，要將我劈成碎片，真令人好不痛快！ “What’s happening?” 秘書Stella 突然把她辦公室的門打開，驚懼地望著我。 她居然在辦公室裏？ 我趕緊閉上嘴。我們對望了片刻，這一瞬間驟然而降的寂靜使我產生極為落寞的感覺。未容她再多問，我拎起書包衝出大樓。 8：30，我給老嵇代課。麵對著清一色的香蕉，我開始用跟老鄉聊天的語速說起普通話來：“你們的嵇康老師我們叫老嵇的病了，我來代課。今天我不想講啊我餓，我教你們唱個歌兒，唱個《打土豪》。誰知道土豪的意思？我估計沒人知道，土豪―――” 牆角居然有手舉起。 “你知道？” “是壞人，有錢人的意思。” 我仔細看了他一眼， 粗壯結實，比周圍的香蕉顯得大許多。 “你怎麽知道？” “我小時候看過電影。共產黨的電影。” “噢？你還記得電影的名字嗎？” “太老啦，不記得了。” “在哪裏看的？” “還在大陸的時候。” “哇，難怪你的普通話講得這麽好！” 他臉色微微一變，馬上改用英文回答：“No, no. I just remember the story, ‘cause it’s very funny. They always beat the rich guy. Peng！Peng!” 他左一下，右一下，誇張地比劃著。一陣低沉的笑聲從周圍發出，香蕉們好像大鬆了口氣。 “他媽的滑頭。”我心裏罵了一句，不再理會他，知道這小子是來混學分的。我用英文把歌詞大致解釋了一下，就自顧自唱起來。 “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我們要做主人，我們要做主人，心歡喜，心歡喜。 Isn’t it a beautiful song？” 不管好聽與否，唱歌總比念啊我餓有意思。香蕉們頻頻點頭，隻有那個小滑頭嘴角掛著一絲譏笑，不知是笑我還是笑他們。 9: 30是我自己的那個班，教室就在隔壁，我打定主意，帶著學生們唱了一節課的《一無所有》。在講台上連蹦帶跳，我大汗淋漓地結束了課，走出教室，感到少有的輕鬆愉快，看到站在門口不遠處的鄭賢亮，我笑嗬嗬地跟他打了個招呼。他居然走過來，神情嚴肅地把我帶到一個安靜些的角落。 “剛才有三個學生來係裏告狀，老嵇班上的，說你不僅不教課，對他們進行語言歧視，而且還教他們共產黨的歌， ” “這麽快？” “你這不是給老嵇找麻煩？他已經被學生complain歧視同性戀。一次一個學生做演講，據說是個同性戀，老嵇笑了一聲，就被告了。他也是，總掛著一副嘲笑人的樣子―――” “告狀的學生裏是不是有個看上去年齡比較大？”我打斷他。 “不記得，看上去都像香港孩子。” “告訴你，那個班上有個小子中文說得非常好。知道我教他們什麽歌？《打土豪》。那小子居然知道土豪的意思。你管麵試吧？怎麽漏網了？” “喝，你可別這麽說，上百個學生呢，老嵇也跟著一起挑的。他叫什麽名字？我抓的就是這個。” “哎喲，我沒問。咳，你問老嵇吧，就是那個年齡看上去最大的，又粗又壯。也夠不好意的，老嵇剛出事，我就給他找麻煩。 你打算怎麽處理？” “歧視的罪過可就大了。” “幹脆把帳都算在我頭上。其實跟他沒關係。” “嗨，早上老嵇沒跟你說是怎麽回事？我可聽說是老嵇的問題。” 鄭賢亮語氣一變，把話叉開。 “不清楚，我得走了，見導師去。就這麽定了，算我頭上。” 厭倦感猛地襲來，如一陣颶風，把才有的輕鬆興奮掃得一絲不剩。鄭賢亮和我一起往外走，一邊繼續嘮叨著：“昨天Mike又和Hoffman吵了，我在辦公室都聽見了，―――” 恰巧這時，Hoffman迎麵走來，而且叫住了老鄭， “Hi，Bill，I have something needed to talk to you.” 老鄭笑容可掬地迎上去，我趁機逃身。“奴才。”我心理罵著，可又一想，我也好不到哪去。“奴才。”這回是連自己一起罵。 Mike是我的導師，10年前是我們的係主任。Hoffman曾經是他的研究生，9年前接替了他的主任的位置，據說，從那以後，兩個人的關係就變得一塌糊塗。這其中的原因我一直不清楚，也從未想搞明白。但八年後的此時，我已經明確地預感到，我和導師Mike的關係，離終結隻有一步之遙。 忽然感到頭暈目眩，胃裏刀攪般的疼準時開始。那感覺先是順時針旋轉，然後沿著胃臂，好像有兩雙小爪子一直爬到嗓子眼兒。我咽了口吐沫，強力把它們壓下去。應該是11：30了。離和導師會麵還有1個小時，我有些想念John。他要在的話，我就可以吃上牛肉卷餅了。John是我一個星期之前的男朋友。我們都在SUB裏的那個希臘小店打工，總是偷偷摸摸給對方做吃的。他來自東部的大平原，長著一頭濃密的金色長發。兩個月前的一個中午，他對我說，我有一雙漂亮的小眼睛。一個星期之前，他告訴我，他喜歡上了另一雙小眼睛，那以後，我就再沒有見到過他。 走出教學樓，我深深吸了口氣，把那雙小爪子又往回壓了壓。到處是捧著飯盒的學生，大的小的圓的方的三角的白色的咖啡色的透明的，還有那紅的粉的黃的藍的紫的頭發―――白色的頭發，那是導師Mike，從我前麵走過去。我趕緊扭頭，閃到一群學生後麵, 卻又不得不跟著他往係裏的方向走。 他總是穿著和體的西服，白色的頭發，修剪整齊的白色胡須，走起路來，低著頭，用眼角留心著周圍的動靜。他很少笑，卻特別容易被激怒，消瘦的身材顯出一觸即發的緊張感。他肯定是個悲觀主義者――前兩天報上登了篇消息，說是科學已經證實了王爾德的懷疑, 樂觀主義者和悲觀主義者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不同的。悲觀者向下望時腦袋的運作較好，樂觀者則恰恰相反。我忽然有些難過。我也是個不折不扣的悲觀主義者，我們本是同一條道上的人。也許因為我是個女的吧，女人不論是樂觀還是悲觀，都有些不徹底。米蘭・昆德拉說，人類一思想，上帝就發笑。現在的時代，是我們搶在上帝之前先發笑，並且連同上帝一起笑個夠。我悲觀地認識到，來自我這個小眼睛女人的思想，不得讓全世界笑掉大牙？ 究竟是Mike的問題還是我的問題？ 我又感到有些遺憾，因為我預感到，我再也沒有機會真正了解這個人了。向紅曾經拿著一本有關美國反越戰時代的書，指著一張照片上一個留大胡子的，說那是Mike。照片沒有署名，是一群學生在遊行示威，留大胡子的顯然是個學生領袖。向紅說是Hoffman告訴她的。我好奇地向Mike提起過這張照片，他左邊的嘴角撇了一下，吐出一句中文：“無稽之談。”就沒了下文。我很奇怪。那可是個我熱烈讚美的時代，那幫嬉皮士在我眼裏個個都是英雄。他的話，指的是這張照片，還是那整段曆史？我後來又問過他一次，他這回是徹底的沉默，低著的頭一動不動，隻有眼睛抬起，從鏡片後麵銳利地看了我一眼。 一想起這些，我就明白現在的結果是個必然。隻是，我其實很願意把前麵這個穿西服背皮包的人和那個大胡子聯係起來，我也依然想搞清楚那個大胡子以及他呼吸的那個時代是如何消失的。 銳利的小爪子又在順著胃壁向上抓撓，提醒我把心思用在正事上。我在係附近的咖啡店買了個Banana Loaf，四口吃完，鎮定了一下情緒，去找Mike。 走過忠孝節義的石碑，第二次推開這棟日本建築的沉重大門，噢，這就是我們上千年亞洲文明精華的沉積處！幾個小時前在這裏發生的一切都不曾留下一星半點的痕跡。此刻我神智清明，走進左邊的小門，步下樓梯。我們係的主要辦公室都在地下一層。有一個不大的空間是大家吃飯，聚會，和我早上睡覺的地方。黯淡的日光燈，灰色的水泥牆壁，陳舊的沙發，讓這裏總顯得有些陰鬱。空間裏彌漫著紅燒肉的味道，使我不得不咽口吐沫。我本不想和任何人打招呼，偏偏被張敏叫住：“嗨，吃了嗎？來嚐嚐我們老陳做的肉。” 我走過去，不客氣地從張敏飯盒裏拎起一塊紅黑發亮的肉就塞進嘴，狼吞虎咽地吞下去，耳旁聽張敏繼續問我：“論文怎麽樣了？聽說又沒通過。” “沒問題，快完了。” “趕緊搞完得了，搞完了也就安定了，老拖著不是個事。” 她總像個老大姐似的關心我。 我笑笑，“先走了，跟Mike約了。” Stella又出現了，我們又打個照麵，她衝我稍微點了下頭，不聲不向地走開。 Mike的辦公室在走廊的最裏麵，門總是關著。我敲敲門，傳出他單薄，嘶啞的聲音：“Come in. 請進。”他總是同時說這兩句，表示對中國學生的尊重。接電話時，不論對方是誰，他也總是說：“Hello，你好。” 我推開門，他頭低著，眼睛抬起來。我主動伸出手―――這也是他的習慣，一天中不論跟誰的頭一次見麵都要先握手。他居然楞了一下，然後才抬起頭，把手伸出來。這可有點反常。我看見他桌上放著我新交給他的論文提綱。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