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美之途
教育，人文，社會
張雪峰之所以能夠迅速走紅，並不僅僅因為他提供了誌願填報的技巧，更關鍵在於他說出了許多普通家庭不願麵對卻必須麵對的現實。
他的表達方式直接、甚至有些刺耳，但恰恰擊中了那些缺乏資源與背景的年輕人內心最真實的焦慮：在一個競爭激烈且分層加劇的社會中，單靠努力是否還足以改變命運？
對於許多出身普通的學生而言，現實遠比理想殘酷。如果沒有一門能夠直接轉化為收入的實用技能，僅憑學曆本身，往往難以在就業市場中獲得優勢。這種技能優先的邏輯，正逐漸取代過去那種成績優先的信念，也使得教育從提升認知的過程，轉變為某種程度上的生存工具。
我曾在十幾年前與一位來自北京的家長有過一次深刻的對話，就在我們聖路易斯，我輔導他孩子讀了普渡。他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社會中“憑成績和才華獲得上升機會”的黃金時期，主要集中在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也就那麽十幾年的時間，當時確實把我震驚到了。如今，即便是頂尖高校畢業生，如果缺乏家庭資源與社會關係，在進入例如金融等熱門行業時更會麵臨無形的門檻。實習機會、內部推薦乃至最終錄用，在某些情況下早已經被提前鎖定。
這種變化並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首先，優質教育資源的獲取成本不斷上升，從課外輔導到信息渠道，都需要大量經濟投入；其次，不同階層之間的起點差距被進一步拉大，使得同場競爭在現實中變得越來越困難；再次，社會對名校與排名的依賴，使教育逐漸演變為一種標簽化篩選機製，而非能力本身的體現。
這種趨勢帶來的直接後果，是教育在某種程度上從流動通道轉變為分層固化的工具。農村或普通家庭的孩子，要想通過高考進入頂尖大學，難度遠高於過去；而即便進入名校，也未必意味著能夠進入最優質的職業路徑。教育的公平性，正在形式與實質之間出現裂縫。
與此同時，美國的情況則呈現出不同的結構。雖然階層差異同樣存在，但整體製度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第一代大學生向上流動的空間。例如，許多出身普通家庭的學生，依然可以通過學術表現進入頂尖高校，如MIT 等，並借此改變人生軌跡。這種路徑雖然並不輕鬆，但是至少仍然存在。我谘詢與輔導的中餐館老板的後代可以被MIT或西點錄取，今年就有被WashU錄取的學生。
以江學勤為例，他出身移民家庭，父母在多倫多從事像洗碗工等底層工作，但他依然通過自身努力被耶魯錄取，最終能夠成為富有影響力的人物。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並未選擇最具實用價值的專業，而是基於興趣選擇了英國文學。這種選擇在高度功利化的教育環境中顯得尤為難得，也反映出不同教育體係對成功的定義差異。
曾經在一年的春晚上，當一群北京農民工的後代在舞台上說出：“別人與我比爸爸，我與他們比明天”，我特別地心酸。其實在中國沒有好爸爸比美國困難很多，在美國英語都說不好的普通移民後代，照樣可以通過努力讀耶魯。
因此，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中美之間的差別在於機會是否可以讓窮人家的孩子突破階層的完全固化。中國當前麵臨的挑戰，是教育通道的收窄與社會分層的加深；而美國則是在不平等中，仍然維持一定程度的流動性。
回到張雪峰 的現象，他的影響力正來源於這種結構性問題。他的行為故然製造了焦慮，但也是在描述現實，尤其是對那些沒有資源支撐的年輕人而言，他提供的更像是一種風險提示。在理想與現實之間，他選擇站在現實一側，這也正是他能夠引發廣泛共鳴的根本原因。
從“十裏長隊送別 張雪峰”的現場照片中可以看出，他在很多普通人心中確實具有相當的影響力。這種場麵，並不能簡單理解為某種盲目崇拜，更不能輕率地將其等同於情緒化的集體行為。相反，它反映出一種真實而普遍的社會心理，人們在重大人生選擇麵前，對“確定性”的強烈渴望。
我想說中國還是一個愚民成堆的國家，但是麵對十裏送張雪峰的影像，這話我說不出口。因為為他送葬的人們，還與那些去韶山或天安門紀念堂的愚忠民眾不同，為張雪峰送葬的人至少認為自己從他的言論中獲得過收益。張雪峰是中國那個腐敗體製的谘詢師，海外的谘詢師則是依據的美國與西方相對公平但是也需改革的升學體製。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現象出現在像蘇州這樣相對開放與經濟發達的城市，更說明問題並不在於地域或認知水平，而在於製度本身所帶來的結構性焦慮。張雪峰的角色，其實隻是一個圍繞高考與研究生誌願填報提供谘詢的老師，他既不直接參與考試培訓，也不掌握錄取資源。但正是這樣一個信息中介，卻能獲得近乎送別式的關注，這本身就值得深思。
問題的核心在於，中國的高等教育體係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一次性考試和誌願填報定終身的路徑決定。專業選擇被前置到進入大學之前，一旦選擇失誤，往往意味著未來職業路徑受到嚴重限製。這種前置性決策的高風險，使得考生和家庭不得不在信息不通暢的情況下做出影響一生的選擇，從而放大了焦慮。
相比之下，美國的高等教育體係則提供了更大的彈性空間。學生進入大學後，通常可以多次調整專業，甚至通過轉學重新選擇發展路徑。我就經常麵對轉專業的學生，今年就帶轉學的學生。美國這種可逆性的製度設計，大大降低了單次決策的風險，也使得學生能夠在探索中逐步明確方向。因此，類似於中國這樣圍繞誌願填報的高度焦慮，在美國社會中並不普遍。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高等教育確實到了需要進一步改革的階段。過於剛性的專業鎖定機製，不僅限製了學生的發展空間，也無形中加劇了社會焦慮。如果能夠在製度上增加靈活性，例如允許更自由的轉專業機製，降低對僵化路徑的依賴，那麽教育本應具備的探索與成長功能，才能真正回歸本位。
當選擇不再是“一錘定音”，焦慮自然也會隨之減少。張雪峰在中國對窮人販賣焦慮，江學勤在耶魯學文照樣成富翁。
從我這美國升學谘詢師的角度看，讓中國不再出現十裏長街送張雪峰的措施是，徹底改革中國的大學教育。我長期說過，在中國我會是同情弱者的左派，但是在美國卻是偏右的反所謂教育平權的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