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糊塗 (小說)
龐靜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日
“照顧媽媽就靠你了。”我一邊看著車窗外向後倒去的樹木,一邊對正目視前方開著車的五弟說著。這次我專程來看望已住進了西子湖畔親和源養老院的媽媽。她已經老年性癡呆了,除了我們五個她親生的子女,已經誰都不認識了。五弟一家就住在養老院附近。父親已於一年前去世了。這會兒五弟開車送我去蕭山機場飛回北京。
“我盡力吧。五年前媽媽搬過來以後,周圍叔叔阿姨們都說是好事。三姐,你也知道,媽媽平日裏對爸爸挺盡心的,可爸爸總是淡淡的,臨終都不肯和媽媽複婚。現在好了,爸爸不在了,媽媽也糊塗了。他們的人生亂七八糟,真不知道是糊塗還是悲慘。總之,莫明其妙。”五弟說。當年爸爸當右派時隻有三十幾歲。爸爸被降職,從上海一中央機關的領導崗位下放到了塢明中學當付校長。媽媽和爸爸離了婚,媽媽帶著四個稍微年長的孩子留在了上海。爸爸帶著隻有四歲的五弟到了西子湖畔。
一、
飛機開始慢慢地向跑道滑行。我用手臂抵著小窗,支著頭,閉目想著爸爸媽媽之間這說不清的官司。
自從爸爸右派平反待遇恢複之後,我與大哥二哥加上四妹五弟就聯合試圖說服爸爸媽媽。我們力勸隻身居住上海的媽媽搬去與爸爸合住到五弟家中。媽媽表態一切聽從兒女們安排。可爸爸就是不肯點頭,總是以現狀宜維持做推脫借口。
當時的現狀對老爸來說確實挺好。五弟和弟妹都在巿內工作,朝九晚五。他們的女兒十年前結婚生子,與夫婿單過,就住在五弟家附近。離休了的老爸日常找老朋友品茶對弈,時不時還有稚齡重孫繞膝相伴。他老人家自己除了耳聾,無病無災,年前一個腦血管破裂,從發病到醫院救治無效,前後兩個鍾點,沒受罪就仙逝了。這樣園滿的告別生命也算是老天有眼,格外的眷顧他。也可能是老天對他生前不幸的補償。
老媽那邊就得用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來形容了。在上海徐匯區有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可孩子們全不在身邊,隻有一個四川來的中年婦女王媽與她相伴。王媽白天出外做小時工,晚上回來宿在媽媽家中,早晚幫媽媽打理一些家務,媽媽不收她租金,她不收媽媽工錢。媽媽有糖尿病和高血壓,眼神一天不如一天,幾年前已經是半個瞎子了。五年前,媽媽八十歲,爸爸已經八十有三了。一個陰霧的早晨,媽媽一人拄著核桃木杖出門晨練。工人們正在去公園路上的人行道上施工,修理一個地井。地井蓋翻開了,周圍有橘黃色警示標記。當時工人們還沒有上工,媽媽沒瞧清楚,一腳踩進了地井。還好手上撐著拐棍,人沒掉下去,可也摔得小腿腓骨和一條肋骨骨折。多虧了路過的行人看見,幫忙叫了車,急時送媽媽去了醫院。我們兄弟姐妹用老媽的這一意外事故促使老爸點了頭,老媽帶著傷搬進了五弟和老爸的家。
媽媽搬去之後,爸爸平日對媽媽就像對待客人一樣。不明就裏的人根本無法想像他們曾經是共同養育了五個兒女的夫妻。愛管閑事的婆娘們問媽媽當年為什麽和爸爸離婚,她總是歎氣說:吾一時糊塗。我一直不知道媽媽自己是不是認為她的一時糊塗得用她一生的幸福為代價。還沒等我去問她,她就開始癡呆了。老年癡呆和一時糊塗當然是兩件事,但如果像媽媽那樣犯個一時糊塗,用了一生的幸福來彌補,我寧願我少不更事時就得老年癡呆,免得犯了媽媽那樣的一時糊塗。
二、
飛機已經鑽出了厚厚的雲層,窗外藍天襯托著白雲滾滾浪濤濤。現代中國人,尤其中國的大城市人,從西方人那裏學會了生活享受,可從地麵上再也見不到藍天了。要不是還能感覺到飛機翱翔的輕微震動,我真以為這是夢境。
當年爸爸帶五弟離開時,我剛剛七歲,卻是記住了當時的悽涼。那是黃昏,一家人吃過了晚飯,媽媽讓大家不忙著做功課先送爸爸和五弟。媽媽牽著乖巧的五弟站在門外,我和大哥二哥四妹一排站在了門口。我們都低著頭,誰也不敢抬眼看爸爸。爸爸按了按大哥的肩膀。那時候大哥隻有十歲。爸爸說:照顧好弟弟妹妹。嗯。大哥依舊低著頭應了一聲。爸爸又弧擄了一下二哥的頭頂。二哥沒有抬頭。爸爸移步到了我的麵前。他蹲下來,一手摟著我,一手拉著四妹。我偷眼看他,他似乎想說什麽。他眼中閃著淚光。他最終緊緊地摟了我們一下,什麽都沒說就站起身了。他迅速地轉過身,背對我們,提起早已等候在門邊的皮箱走出去了。我肯定他當時聽見我們開始哭出聲了,但是他沒有回頭,我們也依然站在原地。
那個年紀的時候我們曾經很為爸爸是老革命而自豪過。按照當時宣傳機器的鼓惑,右派應該是青麵獠牙的。一個曾經為共產黨的新中國出生入死的人怎麽可能一夜之間就成了右派呢?爸爸媽媽都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麽。媽媽宣布這個消息時非常嚴肅,爸爸也沒有多說一句話。剛才爸爸的告別證實了媽媽的話。可這到底緣於何處呢?
三、
爸爸十五歲就開始為共產黨在上海地區的地下活動做交通員了。抗日戰爭時期他在延安抗日大學認識了媽媽。年輕的他們一個濃眉大眼,玉樹臨風;一個小巧精致,純潔開朗。他們當時並不明白為什麽彼此相愛,除了自然的生理作用,他們確信他們有共同的理想和人生目標。爸爸的個性和他的相貌並不相襯。可能是由於做地下工作常年麵對生命的取舍,爸爸有著與他年紀不相符的穩重。我們幾個孩子都試圖問過他們當年為什麽相愛。爸爸從來都是避而不答。媽媽說她當年非常看重爸爸的穩重。一九四五,日本天皇宣布投降那一天,他們結婚了。他們在一起過了十二年的好日子,有了大哥二哥我四妹和五弟。
飛機衝撞著氣流,湍流旋渦又回撞著機身,上下左右的顛簸使我頭暈。我不敢再眷戀窗外的藍天,隻得閉起了眼睛。
一九五七年爸爸三十五歲,正是天下大任舍我其誰的年紀。爸爸的內斂穩重加上他的革命資曆應該可以使他平穩過關。沒想到反右運動接近尾聲時,突然有一天媽媽在飯桌上對孩子們宣布爸爸是右派。媽媽和爸爸要劃清界線,離婚。
五弟說當年是爸爸堅持抱走他的。長大之後爸爸告訴他,說他最小,記憶還不全。如果爸爸不帶著他,他長大之後就不知道爸爸是誰了。
媽媽在爸爸被定為右派之後馬上決定了與爸爸離婚。據她說當時是為了孩子們。媽媽是在抗日戰火中參加的共產黨,四九年以後是地方的領導幹部。她很熟悉毛澤東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她知道她手下一些幹部的檔案中寫著控製使用,而控製使用的原因是他們的家庭歸類於與共產黨不同的階級。
反右運動的二十年以後媽媽開始自責,她重複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我真是一時糊塗。其實當年和右派離婚的人多了。離婚不見得就是糊塗之舉,某種程度上還可說是明智的。畢竟孩子們的人生還長著呢。媽媽是地方上的領導幹部,我們上小學和中學的階段都受到了媽媽的蔽護。再往後,媽媽能做的就非常有限了。右派爸爸還是不可避免地不斷出現在我們的政審表格之中。
四、
大哥六四年考大學,他的第一誌願是複旦大學,他的考分綽綽有餘,但最終沒有一個大學錄取他。大哥高考落敗的唯一原因是右派赫然出現在政審表格父親政治麵目那一欄中。大哥那一年被分配到了青海西寧效區的一個機械修配廠當工人,而且是翻砂鑄造車間的工人。大哥是書生坯子,三五年下來,單薄的身子骨已經累積了不可逆的殘疾。大嫂是大哥的師傅、一個老工人的女兒。女人天生的善良同情使她走近了大哥,也感動了大哥。他們結婚的時候,大哥就差不多是半個廢人了,有一半的時間都在休病假吃勞保。家中粗細活都是大嫂一人擔當。這還不算,大哥還堅決不生孩子。無論別人怎麽勸說,他就反問兩句話:要孩子幹嘛?讓他到這世上來受罪呀? 爸爸右派平反恢複待遇之後,爸爸的上級出麵替大哥大嫂在西寧巿內分別安排了圖書館和幼稚園的工作。那時候他們是有機會回上海的,但大哥選擇了離老丈人家近一點。雖然大哥現在不用為腰椎間盤損傷無法搬模具而請病假吃勞保,但他頹廢的生活態度一直延續至今。
二哥人很帥,文革中隨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潮流去了陝北插隊,為了擺脫麵對黃土背朝天的命運,他記憶中許多舊社會窮人賣女兒的故事啟發了他,他自賣自身。二哥以娶當地支書女兒為條件,換來了進社辦的農業機械修配廠當工人。七七年恢複高考時,他順利地考進了西安財經學院。大學畢業後分配到了西安巿物資局工作。二嫂也從農村調到西安巿第二輕工業局工作。現在二哥平時在家總是搭拉著臉,捧一本書,根本不理二嫂。我常常覺得是二哥對不起二嫂。可細想一想,當初要不是二嫂以為支書女兒有多麽了不起,自命不凡,她何至於落到今天的下場。
外麵的氣流似乎沒那麽瘋狂了,我睜開眼,打開小窗,雲就從我眼前漂過。雲是無常的,就像人生一樣無法預料。兄弟姐妹五人中四妹最漂亮,爸爸濃眉大眼媽媽的小巧精致都被她占去了。也許由於她是留在媽媽身邊年紀最小的,媽媽以前對她嗬護最多。四妹現在遠居美國。五年以前她回來看望父母都是在五弟家落腳,走之前在上海停留一天看看媽媽。媽媽搬入五弟家之後,四妹每次回來都是陪著爸爸走東看西,山聊海侃。媽媽默默地在一邊看著他們父女,流露著羨慕和渴望。可四妹就是不肯多陪一陪媽媽。為此我說過四妹。四妹滿不在乎,”她種的苦果!”一句話就把我噎住了。難道四妹忘了當年自從她得了急性肝炎,媽媽就把家裏的雞蛋都留給她一人吃。一家人的食品卷成了她一個人的特供。我相信她沒有忘記。但同時她前前後後跟我說了許多遍,她的一個中學同學曾經告訴她爸爸當右派是媽媽的功勞。我說是她的同學瞎說,不可能。哥哥們對她的說法也是不置可否,隻有她自己對此堅信不移。
五、
媽媽和大多數上海女人一樣,他們得天獨厚地生長在有東方明珠美譽的大上海,見多識廣。她們驕傲,勤快,腳踏實地,一心一意照顧老公和孩子們。除此之外,媽媽和大多數上海女人不一樣的是她在抗日烽火中去了延安。當年她非常忠於領袖毛澤東,非常聽共產黨的話。她的家庭雖然在一九四九年之前移居了香港,但她的父母都是學校的老師,不屬於毛澤東所劃分的反動剝削階級。她年輕時在延安抗日大學接受教育。她一邊被教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邊又被教導一切要聽毛主席的話聽黨的話。單純等於愚昧。這兩個詞隻是不同角度的說法而已。那時,她從來沒有想過老毛和黨的話是不是需要實踐檢驗,她確信他們的話就是真理。這種教育造就的她除了對自己的兒女有那麽一點天生母性的私心,她非常愚蠢地聽共產黨的話,相信毛澤東。
與爸爸離婚之後,媽媽也試圖過再嫁。我記得好幾次,熟識的阿姨帶著陌生的叔叔來見媽媽。每當這個時候,媽媽總讓我們四個孩子圍坐方桌一起做功課。媽媽會把陌生的叔叔帶到桌前,炫耀地介紹:儂看,伊拉是吾尼子囡恩。伊是大古古,二古古,三家家、、、。(上海話:他們是我的兒子女兒。他是大哥哥,二哥哥,三姐姐、、、) 陌生叔叔不是儂好就是你好地對我們應酬兩句。雖然出門時媽媽說著握趟再來(上海話:下次再來)人家回著下下儂(上海話:謝謝你),再匯,但多數都沒有重複出現過。有一次一位矮個子叔叔第二次登門。媽媽留人家吃飯,請巷子口的劉媽媽送大混飩來當晚歺。四妹偷偷在混飩鍋中放了一勺鹽。劉媽媽照顧我們吃飯時熱心地問大家儂擋好切嘛(上海話:好不好吃)。一桌人七嘴八舌地對劉媽媽說:呔矮了(上海話:太鹹了)。隻有矮叔叔低著頭藏著尷尬說:米道老靈頓(上海話:味道很好的)。四妹在一邊一臉壞笑還不停地重複呔矮了。後來媽媽不得不製止四妹:度寧四體小寧勿要冊子(上海話: 大人事情小孩不要插嘴)。 自那次後他再也沒有出現過。 熟識的阿姨勸媽媽見陌生叔叔時讓孩子們出去玩, 媽媽總是說伊拉總歸要見的(上海話:他們總是要見的)。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媽媽這種見陌生叔叔的表演才結束。
文化大革命中媽媽也成了靠邊站的黑幫。因為她的工作單位沒有紅衛兵和那麽多造反派,她倒是沒受那些體罰的苦。我自己嫁人成家之後才了解媽媽等於從三十歲上就守寡了。她忍受的是難於啟齒的苦難。對於這種苦難,善良的人們把同情淺淺地埋在心裏,因為他們怕表達出來會使那受煎熬的人更加苦難。那些幸災樂禍的人們就會製造一堆流言蜚語,唯恐受苦的人不知道苦的滋味。那麽多年,我們受到了社會的歧視,但媽媽一直為我們營造一個家。她除了抱怨自己的一時糊塗,從來沒有抱怨過她自己的人生。
六、
爸爸帶著五弟到了這個冬日踏雪煮酒賞梅的風流都市。他雖然降級在塢明中學任付校長,可是當時校長的行政級別還比他低兩級。那時候當了右派,不能在機關裏工作了,卻可以到學校裏教育孩子們。看來那時候老毛和共產黨的頭頭腦腦們就明白右派不過是給一類人的稱號,以示懲罰警戒。其實他們也知道這類人不是真正的壞人。不然也不可能讓這些人到學校裏教育年輕人。爸爸天性就很內向,少言寡語。當了右派就更加謹言慎行了。到了學校後他堅持要教數學課,校領導們隻好同意。校領導開會,爸爸從來不發表自己的意見,他平日把精力都用在了教課上麵,剩下的時間就是養育五弟。文革時紅衛兵們要批判他這個大右派,竟然收集不到他的反動言論。他們到他以前的工作單位去調查發現他的右派言論是對共產黨不滿。他的右派言論是:為了和他有著相同革命閱曆的同誌行政級別比他高,他說級別評定不公平。
按理說那時爸爸才三十幾歲,雖然是降級下放的右派,但工資待遇比周圍人高,應該有條件重新組織一個家庭。可是他沒有。後來五弟告訴我們,從他記事時起,爸爸就吃素食,靠豆類補充身體必需的蛋白質。並且他一直喝他的中醫朋友給他的草茶。我後來拿著那些茶草查了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那些草都是抑製男性荷爾蒙的。對一個正當壯年的男人,這無異於自虐。我仔細想過,他這樣做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我們五個孩子。雖然當年他帶給我們厄運,雖然他一直冷落媽媽,但我們五個人都從心裏把他當成世上最偉大的父親。常言道是非曲直自有公斷。我真不知道爸爸媽媽之間的是非曲直公斷何在。
一九七八年春天爸爸的右派問題徹底平反之後,爸爸不僅恢複了行政級別,而且得到二十一年累積欠發的工資,合計將近兩萬元。這在那個年代是一個天文數字,一般老百姓連想都不敢想。組織上讓爸爸回到上海官複原職。這對爸爸媽媽的複合是一個好機會。我們孩子們也都認為是天時地利,但是爸爸第一不同意回上海官複原職,第二不同意與媽媽複婚。爸爸說他中學工作二十年了,對教育工作熟悉。他向組織要求繼續留在本巿工作,從一個中學調到了省教育廳。爸爸還說離婚二十年了,現在已經沒有感情了,孩子們也大了,沒有必要複婚了。爸爸把他補發的工資一分為五,平均給了我們五個孩子。
對於複婚這件事,我們五個孩子分了三派。二哥和四妹支持爸爸,主張沒有感情就不要扯到一起。大哥無所謂。我和五弟覺得爸爸對媽媽太冷漠了。無論媽媽做了什麽對不起爸爸的事情,二十多年了,應該淡忘了。可惜爸爸從來不深入討論糾結何在,隻是堅持要維持現狀。最後我們五個人都看到了媽媽日常生活需要有人照顧,這是一個共識。也是我們一起說服爸爸的基礎。
七、
飛機開始準備降落了。空航小姐通過擴音器讓大家把椅背豎直,係好安全帶。我怕暈,又閉起了雙眼。爸爸去世時,他的好友林伯伯的話又響在耳畔:你們爸爸已經去了。他這一生,年輕時把腦袋拴在褲腰帶上跟著共產黨幹革命。中年時帶著右派的帽子,小心翼翼唯恐給你們孩子們帶來更多的苦難。老年了,待遇好了,可卻一直懷著解不開的心結,一直不肯和你們母親複婚,直到謝世。他是真的傷了心哪。你們媽媽當年的一時糊塗,不僅害了你們父親,她自己也吃了一輩子苦,還連帶著孩子們跟著受罪。
人生幾十載,誰能保證不犯糊塗呢。誰又能料到媽媽的一時糊塗竟會有如此的代價呢。當年反右時,接近尾聲,爸爸的機關裏還沒揪出右派。爸爸非常肯定地向上級做了報告。爸爸的上級為此對他產生了不信任。組織部的領導為了了解爸爸的思想動態,約媽媽談話。
“王秀敏同誌,上級派我找你談話,主要是了解老王同誌的思想情況。”那天的組織部領導與媽媽的談話就是這樣開始的。談話時有一秘書在旁邊做談話記錄。 “你也了解現在階級鬥爭非常複雜,蔣介石反動派是不甘心失敗的。許多右派公然反對共產黨的領導。”領導繼續說。
對於這種代表組織的談話,媽媽是懷著真摯的赤子之心對待的。 “是的,我們一定要清理我們的階級隊伍,不能讓右派漏網。” 媽媽附和著領導的話。
“你對老王機關裏沒有右派怎麽看?”領導的話鋒直點要害,他開門見山地問媽媽關於爸爸機關反右的事情。
“噢,老王他們機關有特殊性。由於日常處理國家重要的機密消息,當初組建這個機關時就很注意人員的純潔性。現在沒發現右派也是情理之中。”媽媽把她的想法也向領導開誠布公。
“我們也希望事實真是如同你講的這種情況。老王工作還順利吧?”領導似乎準備結束談話了。
“聽老王講在延安和老王一起工作的老溫同誌在評級別時定為十一級,老林當時定為十三級。組織部了解這個情況嗎?”媽媽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所以她毫無顧忌地向組織詢問他們夫妻心中共同存有的疑問。
“喔!”領導若有所思的回應了長長的一聲。他和顏悅色地接著說: “具體情況我可以回去了解一下。你們有什麽想法嗎?”
“老王認為這個級別評定不是很公平。”媽媽不假思索地把爸爸對她一個人講的想法合盤托出了。那時候爸爸媽媽是一對共產黨員夫妻,又都是領導幹部。媽媽根本沒有刻意對組織隱瞞任何事情。談話結束,媽媽在談話記錄上簽了字。她簽字的同時還在幻想著這是她為組織創造了糾正這一不公平的機會。
以後發生的事情是媽媽始料不及的。憑這個言語,領導判定爸爸對共產黨不滿意。爸爸被定為他們機關裏唯一的大右派。一家人的苦難從此開始了。當時媽媽仍然相信組織,相信爸爸真的是右派,與她忠於的共產黨勢不兩立。
咻嗡嗚,飛機在轟鳴聲中著陸了。我連忙收起這一時糊塗的思緒。飛機還沒有停穩,機倉裏的人們匆匆忙忙地打開行李箱,拿出自己的行李。他們擁擠著向倉門口移動。他們中有多少人能了解這樣擁擠的噪動並不會比有序地走出機倉更快,他們隻不過糊裏糊塗地隨大流,求個心安。可誰又能料到六十年前我們一家人的命運就是連著媽媽的一時糊塗。媽媽現在癡呆了,也不再念叨她的一時糊塗了。她的心靈正在老化癡呆的過程慢慢地解脫,變得輕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