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與黑幫爸爸劃清界限

灰色的童年

三、與黑幫爸爸劃清界限

爸爸的辦公室在機關辦公樓二層西南邊最頭上的一間。裏麵有一套很大的棕色皮沙發。爸爸那年打球把膝蓋摔碎了。天壇醫院的幹將伯伯替他做的手術。手術後一段時間他拄著拐棍行走。我還記得有一個夏日傍晚他帶我和小平去他的辦公室。他打開窗子用拐棍把樹枝勾近，然後捉了兩隻季鳥給我們玩。

其實我們常常整天都見不到他。他也從來不管我們。文革初期他似乎有些時間管我們了。他為我們四個孩子每人訂了一個小字練習本。在一摞宣紙的邊上打孔，然後用紙做成𦁤子，再用𦁤子把孔穿上就成本子了。他給我們每人買了一支狼毫小楷毛筆，規定我們每天寫一頁。我對寫字沒興趣，但很珍惜爸爸的管教。為此我都完成了他的作業。

好景不長。過了不久爸爸就在萬人大會上被批鬥了。我心裏慌慌張張，怕別人知道，可也明知道不可能不被人知道。第二天上學，我的那些好朋友同學們照樣跟著我，但很明顯是加了小心的。上課鈴響後大家坐回自己的坐位，劉老師走進了教室。她臉上失去了往日的微笑，繃得緊緊的。站到講台上她一開始就講文化大革命。讓我們都要緊跟毛主席。緊接著她用很嚴厲的語氣說我們班上有個別同學的父母就是走資派，必須被打倒。這樣的同學一定要與父母劃清界限。我坐在那裏如坐針氈，心都要蹦出來了。以前被劉老師批評能體會她沒有真生氣，心是暖的。可這次不一樣，整個兒透心涼。

就是從劉老師那次講話之後我們見到爸爸再也不肯喊他爸爸了。爸爸被關起來了。我們能見到他的機會不多。我們家也被強行搬到了黑幫大院。一家六口人隻有一間十八平方米的居室。房間裏除了一張公用的寫字台全是床，空隙隻容一人行走。裝衣服的箱子吊在半空。窗台成了書架。床底下也是成捆的書。那時如果發現爸爸回了家，我和小平就不回家。機關辦公樓外四周有很密的灌木叢。我們撿許多樹枝在樓外窗下蓋一個小窩棚躲在裏邊玩，擋風避雨，又不能被別人發現。我們會躲在裏麵玩到餓極了，然後悄悄回家。如果爸爸在我們就裝沒看見，找到食物吃完就悄無聲息地躺到床上裝著睡著了。如果爸爸不在，我們就放鬆一些，但心裏總是空落落的。

有一天早晨我正坐在教室裏讀＜歐陽海之歌＞，樂輪，當時我們年級的老師走進我們教室讓我跟他走。我拿著書跟他進了他的辦公室兼宿舍。屋裏窗簾沒有打開，一盞很暗的燈。他讓我坐在桌邊的椅子上，他坐在我對麵。他從我手中拿過＜歐陽海之歌＞問我：你喜歡這本書嗎。我沒敢抬頭輕聲說喜歡。他大吼一聲：你不配！他接著說你爸爸是三反份子，反黨反毛主席反社會主義。你必須老老實實與他劃清界限。我當時什麽話都不敢說，隻是眼淚像決了堤似的往下流。他見我隻哭不講話，他就說你在這裏好好反省，上完課我再與你談。一上午我被關在那間屋子裏，哭一陣歇一陣。中間聽到我的夥伴們課間在這間黑屋的門外玩兒。那時候我們班的劉老師也被批鬥了。其實樂輪是京城有名的大資本家同仁堂的子孫。按理他真沒資格在文革中蹦蹦跳跳的，可他訓我時底氣十足。後來他回到黑屋子責令我必須給爸爸寫一封信斷絕關係。

我那個年紀哪懂斷絕關係是怎麽回事。我偷偷寫了一封信問爸爸為什麽做三反份子。並且告訴他我堅決與他劃清界限。不知道這封信他見到沒有。日後他也隻字未提。當年先農壇體育場經常開萬人批鬥大會。爸爸十有八九會是陪鬥的。他們一群黑幫掛著名字打了X的牌子站在卡車上被送到會場。我當時總希望躲在人群裏偷偷看他一眼。但從始至終我都沒勇氣混到人群裏去。

後來媽媽被下放到了農村，爸爸上了五七幹校。哥哥去當兵了，姐姐去雲南生產建設兵團。有一天晚上爸爸突然回來了。為了避免與爸爸呆在一個屋頂下的別扭，晚上我和小平早早就鑽進被窩睡覺了。第二天早晨我們倆早醒了，但為了不與爸爸碰麵，我們就裝睡，豎著耳朵聽著，盼他快點離開家。爸爸就是不走。我實在裝得難受了，隻得從床上坐起來。爸爸一下子就出現在我的麵前。他看著我，順勢坐在了我的床邊。爸爸先開口問我為什麽不叫爸爸。我低著頭不說話。其實當時我已經心軟了。爸爸緊接著說叫爸爸。我知道爸爸正盯視著我。我不敢抬頭，蚊子似的叫了一聲爸爸。他捧著我的小臉親了一下。小平裝睡，什麽都聽見了。這時候她也不裝了，乖乖地坐了起來，也乖乖地叫了爸爸。那天起床後爸爸說要帶我們出去。他先帶我們去了光明樓的郵局，分別發了兩封電報，哥哥姐姐各一封，內容很直白：我已恢複組織生活。那個年代大人小孩兒都明白這句話的含義。那就是說共產黨又要他了。他不再是黑幫了。他寫電報時故意讓我們看明白上麵的字。我當時心裏很高興但也很惶恐。這就是為什麽他急切地上演早晨起床那一幕。從郵局出來，他帶我們倆去了後海。爸爸告訴我們他做地下黨時住在那附近。那個海實際上是一個湖。我們沿著湖邊散步聽爸爸高興地講他當年居住此地的事情。我的心一邊輕鬆一邊沉重。我們就是從那時候又開始叫爸爸了。那天中午爸爸帶我們倆在附近一家館子烤肉記吃飯，我完全食不知味。（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