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斯科因：失落的靈魂 (ZT)

　

加斯科因又出現了。加斯科因又不見了。

出現，是因為又有人發現他醉倒在街邊，或者醉醺醺的他在某個地方鬧事，或者他有些神誌不清的在一個正規場合胡言亂語；不見，往往是加斯科因又被送進了一所特殊療養院，甚至是被送進去作為重症看護。

過去十年，加斯科因就是這樣的出現又不見。我感覺類似新聞的產生，大概是半年一次的頻率。看上去能顯得正常的加斯科因難得一見。博比·羅布森爵士葬禮上，有過一張加斯科因坐立飲泣的圖片。那一刻我不由得又被他感動，哪怕這十年來，由於加斯科因總是這樣周而複始地出現和不見，我多少有些厭倦。他有過的那麽多可愛的故事，逐漸變成了完全的故事，加斯科因再度和我們見麵，就是這樣反反複複地酗酒醉倒如泥、於公眾場合出醜，然後被送進療養院。各種療養院。

這是一個失落的靈魂。失落於他璀璨之前。喬治·貝斯特也讓很多人惋歎，可在加斯科因麵前，貝斯特不是悲劇，醇酒和美女，是貝斯特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也是貝斯特一直以來津津樂道、引以為傲的生活方式，直到肝髒功能衰竭去世，他都在痛飲著人生。加斯科因似乎也是一個同樣的酗酒者，但有多少人知道，直到21歲轉會托特納姆熱刺，加斯科因幾乎都不喝酒。足球是他的人生逃道，酒精是他選擇的第二條逃道。

十年前，我讀過一本加斯科因的自傳，扉頁上還有加斯科因手繪的一種心理成長曲線。在那本書的記述裏，剛退役的加斯科因說在自傳出版時，他已經清醒了4個月，沒有沾一滴酒。他覺得自己狀態很好，他覺得新的生活重新展開了。

沒想到不到兩年，我又看到了一本新出版的加斯科因自傳，再過18個月，又有一版新的自傳。這樣的出版頻率，讓人厭倦，加斯科因在每一版的自傳裏，都強調說他要重新開始生活，他這樣出版自傳的目的，既是為了賺錢，也是為了能給關心他的人安慰……

久病無孝子，多災少善人。寫《英國足球地理》時，我有過一篇對加斯科因的特寫，“迷戀加紮”，試圖從英國人生活形態和社會哲學的角度，去分析這樣一個奇特個體的存在。如今回看當時的文字，讀得出自己當時對加斯科因的喜愛和惋惜，十年過後，物非人非，我都不願意再用“加紮”這樣的昵稱來描述加斯科因。

他是一個奇特的個體，一個少年時代就有著心理問題的另類天才。加斯科因說他從小怕黑，哪怕成年，晚上睡覺都必須打開所有的燈，並且不能有一點聲音。所以他常常整夜整夜無法入睡。去到托特納姆熱刺，在倫敦的時尚生活圈子裏，這個滿嘴高地口音的傻小子，很容易成為笑柄。加斯科因不在乎自己成為笑柄，但他害怕自己被遺落在無人理睬的角落裏。於是他極力地表演，極力用各種乖張過分的方式去吸引人注意。這樣的吸引，其實是討好，為的是阻止最讓他恐懼的心理失落感。

漫漫長夜，無窮無盡，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這失落的靈魂，可以在萬人矚目的舞台上絢爛，可以在燈紅酒綠的夜場裏瘋癲，獨處一隅的時候，他就是那個怕黑的小孩。加斯科因從來沒有長大過，或許他的心裏，一直抗拒著成長，但因為足球，因為他不世出的天賦，他被拋上了舞台，又被重重地踢出了舞台。

英國人對加斯科因的迷戀，有一種顧影自憐的悲哀——十年前我的舊文裏，似乎觸及了這個層麵，但思維很快轉移，將他和黛妃、貝克漢姆一前一後兩個公眾偶像對比。其實加斯科因和這兩偶像有著本質不同，他不是偶像，他沒有任何英國這個實用至上社會司空見慣的包裝和掩飾。他真實得透明，他是一個英國人中的“外國人”，他是一個英國人羨慕卻又絕不會去效仿的“外國人”。

這個奇特民族的實用、虛偽、堅忍和冷漠，在千年征戰與爭奪過程中，壓抑成了一種等級森嚴卻又表麵相安無事的社會體係，民族性格與之匹配。加斯科因生長於這個體係，但直到他今天醉倒街頭，他依舊保持了北方勞工的樸實和直白。

他璀璨，因為他真實。他失落，因為他無處藏身。

迷戀加紮

  英國的足球運動員在英國人眼中通常被分成兩類人：“英國人”和“歐洲人”。典型的“英國人”，就是斯圖沃特·皮爾斯(前諾丁漢森林、英格蘭國家隊左後衛)、托尼·亞當斯(前阿森納、英格蘭國家隊中衛)、保羅·因斯(前曼聯、國際米蘭、利物浦和英格蘭國家隊中場)這種類型，而貝克漢姆、麥克馬拉曼、喬·科爾這種球員，則被歸納為“歐洲人”。在以往的英國足壇也是如此，傑克·查爾頓(六十年代曼聯中衛、博比·查爾頓的弟弟、前愛爾蘭國家隊主教練)、埃裏克·卡斯卡裏諾(前利物浦射手)、布萊恩·羅布森(前曼聯隊隊長、前英格蘭國家隊隊長)絕對是“英國人”，而格倫·霍德爾、克裏斯·沃德爾、哥頓·斯特拉坎是典型的“歐洲人”。

兩種類型球員的分野，並不是以其國別和原籍來確定的，他們的足球風格，讓英國球迷有著不同的感受。“英國人”秉承了現代足球起源時期的傳統風格，堅強、硬朗、死板、寧直不彎；“歐洲人”則是將現代足球提升的主角，聰慧、狡猾、圓通、左右逢源。

和“英國人”類型的球員相比，“歐洲人”球員似乎受教育程度更高，他能和你討論足球，至少能把技戰術講得頭頭是道；他還能看書，偶爾在報紙上寫一兩篇妙文，或者麵對著滿屋子記者，說出一句類似於“……當一條拖網漁船啟動時，愚蠢的海鷗在盲目地跟隨著……”(坎通納，1995年解禁後所言)的話，讓眾人不知所措後才反應過來自己被愚弄了；他通常會在英國成名，然後在外國聯賽踢上一段時間，得到整個歐洲的承認，還能說上一兩門外語，這種類型的人，先有霍德爾，後有麥克馬拉曼，現有貝克漢姆。

而“英國人”是離不開酒的。他們豪氣幹雲，卻缺乏教育，個個都是海量酒鬼。鐵骨錚錚的布萊恩·羅布森可以輕鬆喝掉20瓶啤酒，然後精神抖擻地去訓練，阿森納的“老槍手”們訓練的頭一個小時，主教練喬治·格拉漢姆都會安排他們去跑圈——以這種方式讓他們散掉身上宿夜的酒氣，然後才能進行真正的訓練。“英國人”在足球場上絕對服從教練指揮，他們有著一往無前的勇氣，有著堅如磐石的身體，不過有時他們顯得腦子不好用，例如大衛·巴蒂會在冠軍杯的賽場上和隊友勒索打起架來(1996年布萊克本參加歐洲冠軍杯小組賽)……

但加斯科因是遊離於這兩種類型之外的。這個來自紐卡斯爾的小胖子是公認的英國足球曆史上技術最“歐洲化”的球員，可隻要身邊沒有一隻足球，他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英國人”，一個在街頭巷尾的酒吧裏隨便就能拖出一串來的英國人。

九十年代初，英國人說起歐洲大陸足球，心中總是充滿了羨慕和自卑。用英國球迷的說法是：當一個球迷死後上天堂，他的魂魄便會飛到意大利，在那裏他才能欣賞到世界上最優秀的足球天才，每天都能在電視畫麵上看到最優美的比賽。那裏的天氣也和天堂差不多，尤其是和英格蘭比起來。

1992年10月，羅馬奧林匹克球場上演了一場拉齊奧和帕爾馬的比賽，那是加斯科因離開托特納姆熱刺，加盟拉齊奧的意甲第一場比賽。賽前荷蘭足球雜誌《國際足球》上刊登了拉齊奧荷蘭中場溫特的一篇專訪，主題就是加斯科因。

“……加斯科因在這裏不是一個人，他的弟弟，他最好的朋友，他的保鏢都在這裏，看來隻要加斯科因在這裏踢球，他們就會陪伴著他，而且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公寓套間……上次客場比賽，晚上12點半了，我正準備睡覺，突然加斯科因敲門。我開門一看，加斯科因全身赤裸，卻戴著副眼鏡，‘如果你需要什麽，隨時叫我。’他笑著對我說，這讓我非常吃驚……後來聽說他叫了個警察朋友上來，借了副手銬，把他最好的朋友銬在座椅上，但到了早上這一群人卻打不開手銬，隻能打電話報警，叫其他的警察來鬆手銬……他們四個人經常半夜開車兜風，前麵讓警車拉響警笛開道……他絕對是個瘋子?”

這幾個朋友不在身邊時，拉齊奧隊友都認為加斯科因是個“正常的人”，可一旦有了朋友相伴，他就開始“發瘋”了。

奧林匹克球場是墨索裏尼修的，球場裏總是充滿著一種瘋狂的氣氛，能在這種球場裏冷靜地發揮，隻有天才才能做到。加斯科因就是這樣的天才。當他在主場第一次登場亮相，對手都知道這個英國人的厲害。加斯科因中場帶球，看見德國隊友托馬斯·多爾沿右路疾進，於是準備傳球，可帕爾馬的左後衛防守非常嚴密，中衛也過來封堵加斯科因的傳球路線，然而加斯科因輕巧地把球搓起來，球穿過兩個後衛之間狹小的縫隙，舒服地落在多爾身前1米處。整個球場在為加斯科因歡呼。這場比賽拉齊奧5比2大勝。

剛認識加斯科因的意大利人，馬上喜愛上了這個英國佬，認為他是個性格外向、很可愛的人。此前幾個在意甲失敗的英國球員，像魯瑟·布裏塞特和伊恩·拉什，總被認為是性格內向使然，他們古板傲慢，不和隊友主動打交道，也不主動學習意大利語。加斯科因的確是個外向的人，但他和兩位前輩一樣，半句意大利語不會說。在當時的拉齊奧隊裏，能說英文的球員也不多，意大利人裏隻有菲奧裏能說幾句，也隻有他和加斯科因關係稍好。有著八分之一中國血統的荷蘭人溫特也能說英文，可他不喜歡加斯科因。

意大利的足球俱樂部對球員公眾形象要求是比較嚴格的，而加斯科因在公眾場合永遠是一個小醜，隻是意大利報紙相對英國小報來說，“狗仔”的風格還不夠強，因此更多加紮在意大利的笑話沒能被英國小報利用為擴大銷量的工具。《羅馬體育報》曾經拍到一張圖片，背景是拉齊奧隊更衣室，赤裸的加斯科因伸手抓住一個隊友的私處，把那話兒對著鏡頭晃來晃去，不過《羅馬體育報》沒敢發表這張圖片。

拉齊奧球迷中有不少法西斯分子，英國還有人擔心他們的國寶會否遭到法西斯分子的攻擊，意大利媒體的回答令人莫名其妙：“並不是所有的德國人都是納粹。”

意大利人對加斯科因是寬容的。他們從沒見到過一個英國人能像荷蘭人、意大利人那樣在球場上縱心所欲地釋放自己的足球靈感。同時這個英國人走下球場後，不會像萊因克爾那樣維持著自己的紳士形象，仍然是隨心所欲地去享受他的生活，即便趣味有些低級、性格有些乖張，可他的純真讓人感覺可以親近。媒體無時不刻不在包裝他炒作他，可加紮永遠是加紮，而不是那個被歐洲足球文化震驚得迷失了自我的霍德爾。他的本色不會在時間和空間的變化中消退，他仍然是那個原汁原味的英國人。

每年英國知名雜誌《PRIVATE EYES》都要列出當年“上鏡率最高人士”，就是過去12個月最受公眾關注的人，1990年這個人就是保羅·加斯科因。

為什麽？就因為這個胖小醜1990年夏天在意大利的眼淚？在意大利之夏往後，連加斯科因的媽媽都開始叫他“加紮”(Gazza)了，盡管媽媽以前從來沒給淘氣兒子取過這麽個別扭的昵稱。當時誰也不去問加斯科因媽媽為什麽對兒子的昵稱變了，因為每個提問的記者都得交出300英鎊，媽媽才會開口說話。

從夏天到秋天，1990年短短的兩個月，英國出現了3本加斯科因的傳記，每份報紙、每期雜誌上都能看見他那張胖臉。即便他玩票娛樂圈去唱的那首單曲，都上了BBC的“TOP OF POPS”排行榜，居然也成了流行歌曲！雖然大家都承認這是空前絕後最爛的流行歌曲。加斯科因有一次開著敞篷車，戴著一對假乳房在倫敦北部小城盧頓招搖過市的笑話，竟然成了1990年《衛報》評選的“最佳喜劇”。要知道，《衛報》可是一份麵對中產階級和白領的嚴肅報紙，即便開玩笑，他們也自我標榜要開“有品味”的玩笑。

英國小報對加斯科因的熱愛或者利用，也到了空前絕後的地步，《太陽報》1990年年底出版了一本加斯科因家庭相冊，把他的成長經曆一一展示給公眾，從那個又小又肥又醜的紅發小孩，長成這個又大又肥又醜的紅發雀斑巨星。

時光的流轉，至今隻留下了一個破碎的加斯科因故事。最近看新聞，才知道加斯科因可能到卡塔爾去踢球。在英國和英國人談起加斯科因，每個人臉上都會泛起古怪的笑容，感情細膩、受過教育的倫敦人，笑容裏似乎會滲出眼淚來，豪爽的北方人，笑容裏也抹不去那絲難言的淒惻。

2002年的秋天，我和一個英國大牌經紀人在倫敦一間意大利餐館聊天，席間談起加斯科因時，不由得說了一句：“為什麽你不把他弄到中國去，他反正失業了，在中國他還會是個球星。”沒想到這個英國經紀人情緒十分激動地回答道：“胡扯！加紮完了，他完了……我不相信哪個英國人願意看到他這樣的墮落……”

我能理解這個英國人的情緒。加斯科因仍然是他心目中一個英雄，一個殘缺的英雄。對於加紮的消亡，他有著刻骨銘心的痛楚。足球經紀人都在追逐商業利潤，這是行業決定的，可這個經紀人在麵對加紮時，感情影響了他的商業判斷，他不想把赤裸裸的金錢交易和自己心目中永遠不可替代的加紮聯係起來。

這次閑聊過後沒有多久，加斯科因果然來到了中國，又平添了一段混亂不堪的回憶，而操作這樁轉會的，果然不是一個英國經紀人。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英雄，可是為什麽英國人如此迷戀加斯科因？為什麽GAZZAMANIA?加紮瘋狂　能成為一個專有名詞？——就算貝克漢姆，也不能在傳媒界促生BECKHAMMANIA這個單詞。

迷戀加斯科因，從1990年世界杯半決賽開始，英格蘭對德國，地點是意大利的都靈。比賽即將結束時，加斯科因很不必要地犯規吃到了一張黃牌，由於此前比賽中他也領到了一張黃牌，那麽英格蘭隨後可能參加的決賽或者三四名決賽，他都將被停賽。

加斯科因哭了。

電視鏡頭完美無缺地捕捉到了這個鏡頭，加斯科因哭了！不知道有多少英國人的眼淚，隨著加紮(不，這一刻，人們還是叫他加斯科因)的淚水滑落，灑在那美麗的意大利賽場上。加紮的眼淚是如此動人，以致於以深度紀錄片聞名的英國電視四頻道後來專門做了一個專題片，分析各種成年男性男人當眾哭泣這麽一個社會現象。

毫無疑問，這是英國曆史上最著名的眼淚。加斯科因的哭泣太感人了。加斯科因承認過，他有時當眾哭泣是故意的，例如他第一次見到著名硬漢傑克·查爾頓——前愛爾蘭國家隊名帥。當時查爾頓上任紐卡斯爾聯隊主教練，加斯科因還是個預備隊的小孩，查爾頓把加斯科因叫進辦公室，嚴厲地告訴他如果不減肥，就立馬把他開除。加斯科因當時就哭了起來，這次會麵，是師徒兩人最後都哭了。“這孩子小時候過得太苦了。”事後查爾頓這樣解釋自己的眼淚，他不知道上了加紮的當。

然而在都靈他流下的真情的眼淚，也隻有如此真情的淚水，才能感動一個民族，甚至打動整個世界。

加斯科因出生在英格蘭東北貧窮的小城GATESHEAD，父親差不多有二十年失業曆史，全家隻能靠社會救濟度日。很多傳記作者都喜歡說加斯科因是靠吃“煎魚加薯條”(FISH AND CHIPS)長大的。“煎魚加薯條”是最簡單的英國家常菜，事實上，在加斯科因的童年時代，“煎魚加薯條”也屬於奢侈品。20年後，當他為倫敦最富有的球隊托特納姆熱刺隊踢球時，當他的周薪超過一萬英鎊時，加斯科因仍然每周開車5個小時回到老家，就為了到老爸常去的那個工人酒吧喝上一夜的酒。他發財了，他成名了，可是他永遠不會忘記回家的路。

加紮就是一個普通人，而且英國所有的普通人都知道這一點，你不能用足球圈內的“英國人”和“歐洲人”來界定他。托尼·亞當斯也很英國，可他舉手投足間，早已有了職業明星的氣質，加紮從來沒有。

對傳統的英格蘭人來說，加紮是個地道的英格蘭人——在今天的普通英格蘭人眼中，西裝筆挺、麵容不苟、動不動就“LADY FIRST”的紳士，並不是地道的英格蘭人。而衣著隨便，出門不帶雨傘，遇上陰雨罵一聲“BLOODY HELL”，還帶著滿嘴酒氣的人，才是地道的英格蘭人。在球迷眼中，“英格蘭人”加斯科因可以用“歐洲人”的技術去對付“歐洲人”，而不用像偽善的霍德爾、萊因克爾那樣衣食住行都得學著“歐洲人”。

加斯科因一句外語都不會說，他也從來不想學，可他有著“英國人”沒有的足球技巧；他從來沒受過高等教育，也沒有吉諾拉那種讓“全英格蘭女人嘔吐”的性感魅力，可他有著“英國人”沒有的球場想像力和表現欲望。因此他被球迷尊崇，他被英國人喜愛，這是一種沒有任何修飾、沒有任何隔膜的至誠的喜愛。因為他的真實，因為他的缺陷讓他更加可愛。

在加斯科因出現前，英國正處於曆史上最痛苦的社會轉型期，帝國已經崩潰，經濟在撒切爾夫人的陣痛療法中輾轉反複，過度強調個體利益的女首相，給這個傳統國家的倫理觀念進行了一次極度的扭曲，足球更是在海塞爾和希爾斯堡兩大慘案中跌入最低穀。九十年代初的英國人眼裏，“歐洲人”比自己更富有的，能說好多種語言，能保持清潔整齊的市容，能踢出聰明精致的足球。英國在這些方麵全都比不上，極度自尊的帝國心態在迷失中消沉，沒有誰相信政客們宣揚英國仍然處處偉大的政治演說，就連奇跡般的馬爾維納斯群島勝利帶來的一點自尊，都在1986年世界杯上，被馬拉多納的“上帝之手”打得粉碎。

然而一個橫空出世，似乎從石頭裏蹦出來的加紮改變了一切。他不用改變自己，但他擁有著“歐洲人”在足球上的優點。

甚至有人戲謔，說約翰·梅傑能接過撒切爾夫人的首相位置，因為他是政治界的加斯科因：梅傑沒有受過高等教育，沒有傳統政客的背景。他每天都在和“歐洲人”討價還價，可他從來沒改變自己“英國人”的本性。梅傑會每個周末都去斯坦福橋看球，那時候的切爾西還找不到半點阿布拉莫維奇的影子，仍然是一支工人階層球隊。梅傑沒有忘本。

在撒切爾夫人下台前，她已經意識到了自己的鐵腕讓她失去了整個民族的支持，於是撒切爾夫人采取了一些很膚淺的政治手法，想利用媒體，在公眾麵前作秀，企圖提高自己的名望，其中一個就是拉近她和足球的關係——任何一個英國人都知道女首相不但不懂足球、而且厭惡足球，球迷在她眼中全是足球流氓。

1990年的冬天，加斯科因被評為“英格蘭最佳青年運動員”，他的隊友萊因克爾因為12年職業生涯從未吃過一張黃牌得了費爾潑萊獎(FAIR PLAY)，兩個托特納姆熱刺球星受邀造訪唐寧街10號。加斯科因和首相見麵並且擁抱，事後加紮說首相這個人“很好，逗人喜愛，跟我一樣”——這正是加紮對所有女人的評價，在此刻之前，撒切爾夫人也許是全英國最不知道加斯科因名頭的人。

加紮去唐寧街10號，事前在倫敦新聞界還引起了一陣騷動，有人認為加紮足球英雄的名頭，會受“毀滅足球凶手”的負麵影響。當時已經有不少人擔心，過盛的名聲，會讓加斯科因如喬治·貝斯特那樣迅速隕落。加斯科因還在紐卡斯爾聯隊當學徒時，該俱樂部主席就說加斯科因是“沒有腦子的喬治·貝斯特”，加斯科因當時就說貝斯特是“人渣”(SCUM)。其實加斯科因此時還不是一個公認的球星。

可是一切都沒有影響到英國人對加斯科因的喜愛。他和撒切爾夫人那張會麵的合影，在撒切爾夫人下台後又被《泰晤士報》放到頭版，圖片注釋有些“無厘頭”的味道：“瑪格麗特·撒切爾和保羅·加斯科因。不久後她被迫辭職。”

加斯科因後來還是勉強學了點絕對不夠用的意大利語，他在意大利的足球生涯走得很不順當，按照官方的說法，受傷讓他無法在意甲真正地站住腳，可他在羅馬的每一天都被紀錄了下來。獨立電視台專門派了一個攝像組，每天都跟在加斯科因背後，然後每周做出一檔《加紮周記》，半個小時節目，經常以加紮翻看英國報紙上報道他的文章開始。直到他後來不爭氣地加盟格拉斯哥流浪者之前，這個節目都是英國收視率最高的節目之一。

他居然到蘇格蘭去踢球了？英格蘭人開始覺得不可理解，並且開始對他不加理睬。即便是格拉斯哥凱爾特人在六十年代成為英國第一支奪取歐洲冠軍杯的球隊時，英格蘭人對“裏斯本雄獅”的表現也隻是鼻翼一哼，這就是英格蘭人對蘇格蘭人的態度，正如曼聯對曼城的態度。英國的經濟在90年代初開始複蘇，國民生產總值多年來首次超過法國上升到世界第四，民族的自信在恢複，可以淡忘加紮了吧。

1996年歐洲杯很快就來了，加紮已經被定位為“垮掉的天才”，可是這個胖子正是在和死對頭蘇格蘭隊的比賽中打進了一個天才的進球。他的啤酒肚比以前明顯多了，英格蘭隊裏的“歐洲人”也越來越多了，然而加紮仍然是最“歐洲人”也最“英國人”的。隻需要那一個進球的瞬間，和他腆著肚子躺在地上慶祝的場麵，加紮就能讓這個民族再度為他癲狂。

英國人的生活態度是嚴肅的。他們沒有意大利的陽光，沒有德國的平原。這個國家是在貧瘠的自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他們喝酒，是因為要在漫長的冬季裏和寒冷潮濕的氣候作戰。所以英國人能理解生活中的起伏，他們能接受“失敗的英雄”。一個“複活的英雄”，更能激起英國人心中的共鳴。在1996年歐洲杯期間，加斯科因到BBC電視台做一個現場節目，主持人對他的介紹是：“過去6年英國最有名而且最受歡迎的人物”。

這個人仍然時不時能讓整個民族發出會心的微笑，例如當挪威隊在世界杯預選賽中揚言要淘汰英格蘭隊時，加紮會對著挪威電視台的鏡頭說一句：“滾你媽的蛋！”他還會沒事對著意大利記者打飽嗝。

加紮喝酒越來越多了，加紮的步伐越來越慢了，加紮的頭發越來越少了，加紮開始打老婆了……伴隨著加紮一道成長的那一代英國人也成年了。大家隨著社會浪潮，被卷入了庸俗的生活中，足球不再是青春期激情宣泄的惟一選擇，足球也已經變成了英超足球、曼聯上市公司足球。

不知道有多少足球作家和足球記者，在總結1992年英超這個純商業足球聯賽出現時，把英超誕生的契機，歸納於加斯科因1990年意大利之夏的眼淚。那本來是一屆無趣的世界杯，無趣得連英國足球流氓也沒有鬧事，可正是意大利慵懶的陽光下，完全不被人看好的英格蘭隊在複賽第一輪憑借在意大利踢球的“歐洲人”普拉特神來之筆淘汰比利時，四分之一決賽充滿爭議地淘汰“非洲雄獅”喀麥隆，然後在半決賽和西德隊決戰。足球在經曆過百年失修的球場悲劇、濃縮了社會經濟矛盾的足球流氓事件後，突然在一個無聊的夏天抓住了所有英格蘭人的神經。

這些和加紮一道成長起來的人，其中也有像他那樣打老婆的，可誰都知道窩在曼徹斯特、謝菲爾德這些老工業城市，整天喝悶酒、打老婆是沒有發達機會的，於是整個民族再度向倫敦集中。英國越來越歐洲，今天的倫敦，你在街頭和100個人說話，能說出純正倫敦英語的肯定不到10人。

媒體找到了一個黛安娜王妃之外，每天都能幫助他們賣光報紙、幫助他們製造熱播電視節目的新偶像。他們致力製造一個深入人心的加紮，可媒體永遠都是無情的，新聞紙多麽的殘酷！當他們發現還有更好更新的替代品時，自然會把鏡頭鎖定在替代品上。

貝克漢姆是一個完美的替代品，因為他有完整的家庭、循規蹈矩的成長經曆，他還長相俊美，更有個明星老婆。貝克漢姆很“歐洲”，他甚至是一個世界一體化在英國人身上的良好體現。貝克漢姆不會說外語，但他還沒去馬德裏就在刻苦學習西班牙語了。然而世界一體化，或者我們中國人說的世界大同真的就是這個世界走向更高層次的必然發展嗎？

至少英國人在疑慮。這是狹隘的島國心態？英國人沒有辯解，他們隻是不想放棄自己習慣的、自己喜愛的生活，即便潮濕陰冷，即便麵容嚴酷，即便被人評說“保守封閉”。

因此加紮在時代大潮中落伍了，不論他流落到蘇格蘭還是埃弗頓，不論他在1998年世界杯前失意地落選，英國媒體開始用戲弄的手法來折磨這個曾經的英雄。當加紮從世界杯訓練營回到倫敦家中，被前妻拒之門外的照片刊登出來後，倫敦小報用的都是“隕落的巨星”一類的標題。

媒體的評判，並不是普通英國人對加紮的評判。他們看到的是一個在時代大潮中迷失的中年人，一個傳統的英國人，一個不知道如何適應這個瞬息萬變世界的普通英國人。他們會回想起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那段灰暗的英國日子，因為二戰之後的英國一直在這種時代的迷失中隨波逐流。

對一個普通的英國人來說，加斯科因並不是一個“英國病人”，他隻是一個真實的普通英國人，而貝克漢姆是個虛假、遙不可及的商業符號。

和絕大部分世界足球英雄一樣，世界杯是加斯科因的成名舞台，但對英國人而言，他們迷戀加斯科因，並不完全是因為加斯科因在意大利之夏的精彩發揮，和英格蘭隊在國際足壇沉寂多年後一次不錯的表演。1990年的世界杯，是英國這個島國和歐洲大陸在足球上一次勢均力敵的對抗。英國人首先意識到的，是這個又胖又醜的紅發人，能用歐洲大陸人的足球技巧和歐洲大陸人對抗，而他又絕對是一個英國人。

英國人正是在這種顧影自憐的情緒裏，迷戀上了加斯科因。

加斯科因決不會向大陸投降。他曾經對古利特——英國人眼中最優雅的“歐洲人”，說過如此荒誕不經的話：“……你這個長發喜馬拉雅山雪人。”有許多歐洲大陸球星，例如克林斯曼，能用幾種語言接受采訪，可加紮連用一種語言接受采訪都不願意——他寧願對著你打飽嗝。盡管他曾經腰纏萬貫，可他不會去穿阿馬尼，他甚至嘲弄般地問過裏傑卡爾德：“AC米蘭每個月給你多少錢？”

作為一個球員，加斯科因在球場上對抗“歐洲人”的方式是絕對歐洲化的，就像歐洲頂級前鋒對待托尼·亞當斯那樣。當他用腳後跟帶球突破兩個荷蘭後衛時，英國人說他們想起了克魯伊夫，因為克魯伊夫是“歐洲人”的極致。加紮向英國人證明了：“我們能像他一樣踢球，可我們不用像他”。

加斯科因在繼續滑落，以致於要到中國才能尋找到工作機會。在加斯科因年初加盟甲B球隊甘肅天馬時，曾經有過甘肅出50萬美元轉會費的笑話。加斯科因2001—2002賽季效力埃弗頓後，在2002年夏天被埃弗頓解約，完全是個自由球員，50萬美元的轉會費從何說起？這50萬美元成了足球世界裏的“黑金”，還是俱樂部和加紮形成默契的一種商業炒作？其實這些東西都不重要，因為不論加紮鬧出多少新笑話、新醜劇出來，他永遠是那個英國人迷戀的加紮。

多年以後，英國人仍然在回味著“加斯科因”成為“加紮”的那一瞬間——他對德國中衛貝特霍爾德的犯規，那個犯規並不嚴重，但貝特霍爾德倒在地上一動不動——典型的“歐洲人”舉動，整個德國隊板凳席都站了起來，似乎驚恐萬狀，這更是“歐洲人”的集體表演。主裁判賴特(WRIGHT)準備掏牌。賴特，一個英國人的名字，可他是個巴西人，也屬於“歐洲人”的範疇。

加紮哭了。“歐洲人”也會在球場上哭泣，例如馬拉多納，然而“歐洲人”的哭泣絕對沒有加紮那樣真切。

加紮哭了，因為他發現自己生活中失去了一樣很重要的東西，當時誰也不知道英格蘭隊能否進世界杯決賽，可加紮知道他失去了向往世界杯決賽的機會，不論下一場比賽是什麽，他都隻是一個看客。

這是一個失落了心愛玩具的孩子的淚水。

所以英國人迷戀加紮，迷戀他的眼淚，迷戀那個伴隨他們走出灰暗歲月的普通的英國人。


作者-------顏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