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老田在加拿大的種子培育產業連連碰壁以後，終於在我離開多倫多的半個月後打開了米國中部的大門，從此馳騁在依阿華廣闊的田野上，為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玉米事業不停地攻關。我對科學家的尊重，估計是開始於老田那雙看到植物就發亮的眼睛，還有那十來年如一日的不知結果但愣要瞎貓碰死耗子的精神。我曾經采訪過國內著名的育種專家，他老人家說，育種啊，最少是八年一個周期，實驗室，小樣本，大田試驗，一輪下來，大部分的結果都可能報廢，你又開始下一個八年。我當時一聽心都寒了，一個八年就把抗戰都打完了，兩個八年有人婚都離了三次，這不是你拿青春賭明天嗎？
後來的後來，我對科學產生了嚴重的懷疑態度。懷疑到現在我隻承認數理化是科學，其他都是在此基礎上添油加醋。比如說醫學吧，以前誰不把它當科學啊，那個精確，人命關天嘛。最近的幾年，我研究了不少的醫療事故，一個最近的例子加拿大東三省目前最大的一個集體訴訟案，就是把200多號本來沒癌症的病人判了癌症，把本來有癌症的但可以預防治療的病人判了沒事兒。上個月魁北克開始一檢查，好嘛，俺們這疙瘩也有30%的錯！現在好了，很多行當都學乖了，把自己的東東說成“state of the art”，沒有那麽精確呐，但我們已經達到了高超的藝術狀態，比科學還跟牛一個層次呐。
在渥太華大學圖書館五樓，我對經濟學作了一些超常規的研究。所謂超常規，就是不想去研究那些煩人的數學公式，而是幫助老師琢磨怎樣出題，把剩下的時間拿來看這個學科發展史上的奇人怪事。
我研究的結果，發現兩個老頭兒統治了過去的一個世紀，而且至今還左右著整個學科和各國經濟政策的大辯論。這兩個老頭兒，一個叫凱恩斯，一個叫弗雷德曼。一個主張經濟控製，一個推崇經濟自由。所有的博士論文，多多少少要扯上他們墊底兒，然後就是一些微分積分，公式推得天花亂墜，按照我們當年的行話，這個就看你怎麽ǒ噴ō了。還有一個老頭，就是現在招搖在大陸的五常教授，我對他的佃農理論沒有什麽興趣，卻對他挖池子放養三文魚苗，然後魚苗漂洋過海自己長大，又乖乖回來任他宰割的低成本高效益經濟模式很是佩服。當然，五常教授的又一個特點，就是能把看似深奧的道理，講得很常規，讀一下他的賣桔者言就知道了。
我還研究出有關 IST 結尾的詞兒的翻譯問題。比如這個economist，國內的人就喜歡往高了整 - 經濟學家，後來有發展出美聯儲永久經濟學家的動人故事。這個scientist, 我們又整成科學家。其實經濟學本科畢業你就可以叫economist，數理化專科畢業你也可以叫scientist， 隻要有人給你當老板。確切的意思，要我說，economist就是跟數據沾點邊兒的人，scientist 就是跟瓶瓶罐灌望遠鏡什麽的沾點兒邊的。就像所謂的藝術家(artist)，基本就是托著腦袋瞎琢磨的； 發型家(stylist)就是拿剪刀喀嚓喀嚓的。但是因為喝過洋墨水，有些詞兒就被整得很高級。我的一個哥們兒在哈佛那邊的一個醫學院工作，說拿著試管滿樓道跑光作試驗的中國科學家就有 1000多人，你說是不是各類家們泛濫成災？
就在我對科學進行宏觀把握的時候，窟窿教授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談心。他說你這個論題寫得好，亞洲經濟與教育發展的趨同研究，是我關注的熱點，你能不能直接念我的博士？我張口就問，多少錢？雖然10多年後重返校園才三個月，我以為基本看清了這些所謂學術研究的門門道道。那是一道仄門，除非你真有興趣，基本的結果也就是混個飯碗。但我對混個飯碗又要循規蹈矩的生活已經很不習慣，除非沒有別的出路。
價錢沒談好，法裔教授還想用我作廉價勞力給他整數據出思路，我說沒門兒。您順便給我導一把碩還行，博還是去導別人吧。
那個夏天的中午，我經常帶著家裏炒的回鍋肉，坐在圖書館門前的長條凳上，看著成群的鴿子盤旋在我的頭頂。頭頂之上，是一片碧藍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