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多倫多北約克一家著名的家具公司來了一個叫吉姆的小夥子。小夥子小心翼翼地在半個足球場大小的車間裏東張西望，想盡快地熟悉工廠的環境和工序。意大利工頭兒在測試過個頭嬌小的戴眼鏡的吉姆後，已經認定他不是一個立馬可以上手的名牌床墊生產者。於是，吉姆有了他來到加拿大的第一個實際工作，滿車間跑檢查生產線。這時吉姆和他的親愛的老婆來到多倫多才半個多月。
當然，檢查生產線是吉姆的謙虛用語，事實上的工作是檢查生產線上扔下來的各種塑料包裝，收集在一起，運送到外邊的垃圾堆去。說得準確一點，吉姆從當初申請的床墊生產者被提升為一個雜工，負責各種沒人幹的臨時需要的粗活兒。比如，其中的一個就很考驗吉姆幾十年來體育鍛煉的成果：把車床上剛完成的雙人床墊單人扛下來，健步如飛地搬運到床墊倉庫裏。吉姆眼巴巴看著人高馬大的黑人師兄托尼，琢磨著他為什麽能一次扛兩個，而他自己扛一個都像螞蟻搬家。
後來的後來，凡是看到車床上的雙人即將下炕，吉姆趕緊跟工頭說：內急啊，去去就來！托尼師兄幾天後終於忍無可忍，把即將開溜的眼鏡當場叫住：No washroom, do you understand?!
錢鍾書大師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回憶當年文革中被改造的情景，講了一個故事。說大院裏堆了一堆煤，戴眼鏡的知識分子們被強製體力搬運，把煤炭從這頭運到院子的那一頭。過幾天，大喇叭裏又宣布，煤炭還是堆到這頭好。於是知識分子們又排隊把煤炭搬運回來。錢大師不無諷刺地總結到：在那樣的日子裏，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倒煤。
我沒有那樣的諷刺心態。在剛剛登上新大陸的我看來，吉姆的工作比我想象的輕鬆多了。人生一世，什麽東西都得體驗一下為好。外邊的陽光燦爛，地鐵的姑娘漂亮，中午帶去的炒飯是如此的香甜，甚至連喝水的感覺都很暢快。很多年了，我沒有親自掃過垃圾，撿過塑料袋子，喝過如此美味的自來水，體驗過如此美妙的工間休息十分鍾。夏天末尾的風輕輕吹過北約克，吹過我疲憊又興奮的小臉，我發現，20多年沒有幹農活的我，如今照樣能靠自己的雙手養家糊口。
在加拿大，手工藝人其實是一個令人羨慕的行當。在這個家具廠裏大約有10來個不知什麽時候偷渡來的福建師傅，好像是來自同一個村子，專打沙發椅子。說的話我一句都聽不懂，但知道他們很掙錢。加工完成一個沙發25塊，一天他們能做20個，我一算，嘿嘿，這幫福建農民一天毛收入500刀啊，乘以6吧，那就是3000人民刀。不錯了，比四川農民不知強到哪裏去了。有一天中午，我很認真地跟他們一起吃飯套磁，希望學點兒快速打沙發的技巧。福建師傅用眼角看了我一下，咕噥了一句，大約是：戴眼鏡的就算了。
就在我熱火朝天地為資本主義揀塑料製品的時候，一個汗流浹背的中午，工頭兒突然在喇叭裏叫了一聲：吉姆吉姆，電話電話！我半天沒有回過神兒來，以為跟我沒什麽關係。這也是一種新移民病，取了個洋名兒，畢竟沒經過多少練習，老覺得自己跟這個名兒沒什麽關係，別人一叫得反應一陣。我拿起電話，那邊說：是某某先生嗎？我是編輯部的誰誰誰。我一聽這聲音好像透著很尊重的意思，好久沒有被尊重了，有點兒不適應。
想一陣想起來了，原來是世界日報新聞編輯部。前些天順便發了個簡曆，這麽快就把我撈出來了。我問了問錢數，又問了問工作的內容，覺得還不如學點兒打沙發的技巧。關鍵的是，這世界日報，台灣的吧，我一世清名，別糟蹋進這些廣告報紙裏去了，還說不定扯上什麽政治的關聯。直到今天，我都不原諒在首頁打廣告的報紙。再商業的東西，也不能把你的主業都埋沒了吧。我從此把所謂的海外中文報紙都叫flyer。
後來我才知道，打沙發看來隻是我的一個夢想而已。不單福建師傅不收我，意大利工頭觀察我的言行舉止一周以後，決定讓我去學縫紉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