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用個人的視野去評價毛澤東

剛才又看到一些評論毛澤東的文章，發現有兩種非常明顯的姿態，一種是對史料知識比較豐富的一種人，這種人往往在評其功過的時候著重於“過”，由於這類人因其工作和專業需要比較多地接觸了所謂的秘史之類的東西，把神話後的毛澤東從自身的心靈上解脫出來，這樣自已容易站在一個對等的位置上，同時也由於曆史事實的鐵板釘釘而從容評判，習慣用語是“該怎麽樣”、“不該怎麽樣”、“假如怎樣會更好”“走下神壇”“帝王思想”等等。另一種評論者由於接觸史料較少，信息來源更多的是傳統的教育和道聽途說及電影小說等等，他們往往對毛澤東隻有一個評價：太偉大了。但這部分人評論基礎比較薄弱，論據較少，往往都是從軍事上的一些戰役和一國家發展過程中一些關鍵問題的決策上來評價，這倒也無可厚非，人們都崇尚英雄，而毛的曆史又確如中國曆史上的大英雄。 我覺得這兩方麵的評價都不能代表這個人，因為毛澤東作為中國史上一個特殊人物，已被打上了太多的符號和象征，不管正反雙方你都會發現他在人們心目中的象征意義已超越了他本身占據的曆史地位的特殊性。 為什麽我說很難去正確評價他呢，就算你掌握的史料夠多夠豐富，這不代表你能從這些史的記錄中看出決策背後的心理狀況，你隻能通過你的世界觀和視野所形成的評判標準去猜測他的心理特征和目的，雖然事情是同樣的，但其背後的真實可能與猜測的結果差距太遠。 這是什麽原因呢？？ 一個曆史學家研究曆史人物為什麽會做一些決策的時候，最好能先看看自已的家，看看自已麵對老婆對其無趣而發生外遇的時候，孩子不聽管教而手足無措的時候，保姆想通過勾引主人而落戶城市的時候，他麵對這種紛擾該如決策？？？為什麽這麽說，很簡單，小家尚且讓人不得安寧，何況國家？？小家麵對種種問題尚且讓人失去理智，走火入魔，何況國家天下事一日萬機？？？ 電視劇裏麵演皇帝和偉人的時候都是非常從容的，往龍床上一坐，高興起來嘉獎幾句，不樂意的時候罵幾句，然後喊退朝，回後宮與漂亮的MM們玩感情遊戲。哪有那麽容易的事？？？ 去中南海看看，一個真正想管事的人每天要麵對多少文件，一會兒這又洪水來了，一會兒那兒又礦難了，一會兒老美又製裁了，一會兒日本又要搶東海石油了，保不定SARS突然又回來啦，然後阿扁又要無事生非啦，今天股市狂跌不起，明天又要人民幣升值，民工到處找人要錢，不給就鬧事，後天飛機又在天炸啦............這些都還不算，總有責任人去解決吧，就像小孩子生病一樣，雖然花錢，但治好了就行啦。可當管理層意見不同的時候就麻煩啦，大家都是有經驗有專業的人，都一樣肩負著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這種狀況下，當對於國家政策一旦發生意見相左的時候，那種壓力和政治環境帶來的心理影響才可怕。這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起的，也不是一般人能想像得到的，因為你要負責任啊，你要對一個那麽大的國家和民族的發展負責任啊。這種環境下的決策者要做到招招都不失算，除非是佛菩薩的大覺悟，否則根本沒有這種可能。在這種環境下的決策你壓根不能用是否客觀或是主觀去判斷，這種時候，各種數據都多得不得了，這些數據都帶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局麵，每個人都拿著一大套依據，有激進的、保守的、有理想的、有科學的、有經濟的、有政治的.....還有太多，每個人都是有充分道理的，做為一個決策集團和決策集團的最高領導人，要判斷每一個政策的未來可能性，會變得非常複雜，這個時候不是說民主不民主就能解決問題的，大家一起犯錯的例子比比皆是，最多不過是因為大家一起犯了錯責任一起背而已，對事實的結果沒有補救，而一個人堅持已見帶領大家去成功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那你憑什麽來判斷哪一種效果更好，事後諸葛亮的見識不僅不客觀，而且相當無聊，事情都發生了誰都可以輕鬆定論。 毛澤東的特殊性在這種情況下就非常明顯了。在戰爭年代，上麵所說的那種複雜局麵更為明顯，隨時都在麵對生死存亡的一個團隊，人的心理狀態會非常不穩定，這種時候團隊中的強者和能人必然會成為大家的核心，同時大家也需要這個核心，特別是當這個核心屢次在大家判斷錯誤和無法判斷的時候敢於下決定並且證明其遠見和膽識的時候，特別是其屢次做出驚人決定並取得成功的時候，這種個人的威信和權威會在不經意中成為一種不可動搖的力量。人都有依賴性，特別是麵對自身無法把控環境的時候，很容易不自覺地把自身的命運交給別人，這就更促使了強人的個人自信會急劇上升，甚至會上升到懷疑他人智商的地步。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任何事情都有兩麵性，你不可能要求一個人英明到無比完美，那不是人。在特殊環境下一個團隊選擇了讓強人來帶領大家，就會享有他的智慧給大家帶來的好處，必然就要承受他的自負給大家帶來的災難，這是雙向的。 同樣，在建國以後，當大家都不必再為生死存亡憂慮的時候，從戰火的洗禮中解脫出來的自由，很快會讓大部分有思想能力的人活躍起來，這種時候，強人的權力就會受到挑戰，但是這個團隊才期以來已經形成的權力機製，已使這個團隊不可能通過正常途徑來改變了，而這個團隊當年為了生存已造就了這個強人擁有巨大的力量，不管是政治的還是軍事的，要改變隻要兩種方法，一種是通過暴力，一種是通過製度。暴力明顯是不可能的，那是自取滅亡，隻有通過製度。而強人長期在處理種種問題的過程中，已不大相信有人能超越自身的能力了，這還不是單純的自負，他有太多的真憑實據來說明這一切，他有太多的事實來自信，同時他還會不自覺地用威權來證明這一切。這種時候，挑戰不管是以哪種方式出現，都會立刻出現非常鮮明的立場對立，這種對立會非常快的漫延到政治的各個層麵，而國家與社會中的種種事務則很快會成為對立方用以說事的工具，從開始的辯論演變為直接的暴力鬥爭，是很自然的事情。這不能用單純的權力鬥爭來解釋其背景，如果是沒有理想的人可以這麽說，但我們相信在毛澤東時代，對理想的堅持才造就了革命的成功，因此，人更多的鬥爭是因為其對於國家的發展確實產生了太多的分岐，太多的無法說服對方的不同見解，這種分岐的積累，終造成了國家十年動蕩。 有人會說，華盛頓很偉大，統一了美國，卻把權力交給了民主。這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呢，美國當年人口組成和文化組成完全不同，而且華盛頓就是想有極權也不可能，光憑幾年的戰爭加上複雜的社會組成結構，他不可能有那麽高的威信去取得極權，還沒有那種自信去對抗要取得極權所麵臨的風險，他交權更像是自知之明的舉動，別把他說的像聖人一樣，把他看作是聖人和毛澤東的神話沒有本質的區別，紅塵裏麵的聖人請去宗教裏麵找，別在世俗中尋。 因此，我一直反對去單獨地評價毛澤東這個人，他的所作所為是曆史的大環境決定的，他的成功是曆史環境賦予的，是整個團隊及人民的需要賦予的，他的失敗也是這種特殊環境下所造成的。脫離大環境去評價這個人，都不夠客觀。 鄧公對毛澤東的功過七三分，確實是非常客觀的，這也代表了他作為團隊的一員，充分看到了大環境下每個人都有其責任和義務。因此，在七八年後，鄧公果斷地放棄了一個人成為極權頂尖的機會，堅決推動集體民主，是非常明智的，因為環境變了，需要的決策方式也該變了,這才是真正的實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