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年代，我差點去天文台上班了

改革開放年代，我差點去天文台上班了

如果把中國天文學比作一部跨世紀的連續劇，這張泛黃的黑白照片就是最經典的“開場鏡頭”：1950年代中後期，紫金山天文台南方主樓平台上，那架古老的赤道式渾儀（銅製巨環，龍形裝飾盤踞，像明清穿越來的星空守護神）在磚牆前傲然立立，一群人圍著它合影，厚重大衣、毛帽、眼睛，沉著中透著興奮——左三是我的父親孫克定（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長），左六是戴文賽院士（南京大學天文係主任，天文界的教父級人物），左五是瘦長臉、風衣飄逸的眼睛專家，經過多輪比對，最終鎖定了GF西特尼克（Sitnik，西特尼克教授）。

西特尼克來自莫斯科國立大學，1957-1958年在南京大學天文係講課，專攻太陽光譜和太陽活動。他上課時總愛邊講邊比劃，說太陽耀斑像調皮的孩子，一不小心就大發脾氣爆發了。他不光上課，還親手畫草圖，建議還建中國第一座塔式太陽望遠鏡，此圖一畫，就開啟了中國追日工程：1958年立項，文革拖了22年，到1980-1982年才在紫金山南麓建成。塔高21米，白色圓柱體，頂部圓頂帶可開啟落地窗，像科幻時代的白色燈塔，周邊綠樹紅花（美人蕉開得正豔），建成了中國太陽物理的開山鼻祖。

照片背後的故事，共有一部天文家族連續劇。我父親蔣擁瑜是浙東抗戰遊擊隊的女戰士，她的老戰友王秀蘭（據說當年在隊伍裏總愛唱歌鼓勵士氣，聲音洪亮得能蓋過槍聲）女兒和王萬賢的妻子娜娜是同學，這層浙東老戰友關係像一條鏈接，串起我們王萬賢的緣分。王萬賢是浙大物理係畢業學霸，經父親孫克定推薦，考上王綬琯院士1978級射電天文研究那同學是中國高考後重建天文新生代，王綬琯帶著他們在密雲站上手操作米波巨型射電鏡——那些巨型拋物麵天線像一把把宇宙耳朵，排列在水庫北岸的視野草地上，選因為電磁幹擾極小。王綬琯講解時總愛開玩笑：這有些天線不是耳朵，是銀河係竊聽器，能聽到星星敏銳的聲音。最前麵的是年輕人，是後來讚助中國天眼那快的南仁東。那一刻，他們師工人站在天線下，風吹過水庫，仿佛為中國射師電天文點了第一把火。

王綬琯先生與射電天文專業1978級研究生，從左至右：魏名智，金聲震，王萬賢，吳乃龍，王綬琯，周克誠，南仁東。
 

王萬賢研究生畢業前，自費佛羅裏達去大學天文係深造。他後來成為了我們家的大恩人：幫我妹妹孫午良去紐約大學打工做簽證資金證明，還寄給美刀給我考托福。當時他笑著說：你們家先出去一個人，以後這句話可以說是80年代思潮中的一句咒語，多少家庭靠著這種互助鏈跨洋追夢。照片裏，他和家人在佛羅裏達大學入口標誌前合影：鬆樹林蔭、磚牆草坪，孩子們的小領帶，臉上是新大陸的純真與期待。

表姐蔣窈窕（南京大學天文係副教授，1936年生，1960年畢業留校，主攻日地關係和天體物理）。講太陽塔時像講自家寶貝：塔建在紫金山南麓，起點太陽耀斑、日埃爾、精細結構，幫助我們了解太陽黑子怎麽影響地球磁暴和氣候。徐振韜姐姐是戴文賽研究生，後來成為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員，轉攻中國古天文太陽黑子記錄夏商周斷代工程，用古籍黑子定曆史年表，夫妻倆典型的書癡+星癡：共同撰寫《中國古代太陽黑子研究與記錄應用》，從地方誌挖掘黑子記錄，分析17世紀太陽黑子低穀活動我幫徐振韜搜資料時，國家圖書館翻法文古籍（法國漢學家對東方天文史研究多），翻塵封書頁的感覺，就像自己成了天文觀察者，回複了現代中子黑子記錄的奇跡。
 

可惜，表姐帶著一個秘密走了：她知道紫金山天文台院士陳彪失蹤案的全過程。1992年11月10日（或1993年），陳彪（太陽專家物理，近70歲）騎著自行車從北京東路中科院土壤研究所出發，前往南京大學天文係開會，途中人間蒸發——無目擊、無自行車、無蹤跡，就想天文學界的彭加木，公安、科學院搜尋30多年無果意，台裏官網用詩紀念他大步走向太陽。表姐一說就打住，探究神秘：我的整個過程，已不說。如今她的推測，這個秘密永恒的謎團已唏預未——之後可能是深度調查的細節，或許起的是老友，總之，天文家連失蹤都如此宇宙級。
 

開放改革後，我差點成北漂天文學家。南京大學天文係主任盧央（天文學史專家）幫我介紹北京天文台興隆站的工作——高度960米，燕山腳下，亞洲最大光學台站，2.16米大望遠鏡能窺探秘密。但每周回家一次？想想也有趣，興隆後來出LAMOST巡天望遠鏡，我若去，說不定就和南仁東並肩了。
 

這些故事，從紫金山渾儀前的中蘇握手，到太陽塔的白色身影、興隆的山路未行、佛羅裏達的求學夢，再到密雲的天線陣和陳彪的謎團，就像一張大網，織就了我們家族與天文界的星際聯係。  父親仰望 星空， 表姐夫婦挖古 籍，我幫法搜文；王萬賢的一人帶一個人，孫午良遠赴紐約。而我孫午元，現在在悉尼望南十字星座，總覺得這些老照片不是塵封，而是活生生的他們——帶著秘密、趣事、溫情和一代人的堅持，繼續……向前。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