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騎

                                           紅騎

   在我的記憶裏非常深的就是我家有一輛紅色的自行車，那時我們政法大院的孩子都戲稱我家有輛大“紅旗”，隻要我一騎車過來，院兒裏淘氣的男孩就大喊，“嘿！ 大紅旗來嘍！”因為那時人們心目中，最最高檔的交通工具就是紅旗轎車，隻有中央首長才可以乘坐，而我家的車隻是一輛飛鴿牌的女式28舊自行車 ，那些淘氣的男孩兒調侃我的車子，所以就被稱為紅旗了。油嘴滑舌的故意問我：“喲，今兒沒開紅旗呀？”我也會湊趣兒的答上一句：“今兒我爸把紅旗開走了。”

大概近三十年的曆史，我和全家的日子都和這輛車有關。這輛女車應該是和一輛綠色的男車一起來到我們家的，後來因為家裏經濟拮據，要賣掉一輛車，記得父母曾爭論賣哪輛車，在我媽媽的強力力爭下，最後紅車留下了，綠車賣掉了，可每天騎車上班的是我爸，所以每天隻見那時即麵目俊朗，又身材魁梧的我爸，騎著一輛女式紅車去上班。日複一日，年複一年。爸爸是西北蘭州人，鼻子又高又挺，一次在馬路上，一個幾歲的小女孩看到了爸爸騎車而過，大聲喊：“媽媽！快看，那個外國叔叔怎麽騎了一個紅的車子？”

我小的時候，爸爸常常用車子推著我去大學院裏看電影，那時好多家庭都是這樣的。樓上趙家伯伯每一次推了四個孩子去看電影，看著人家浩浩蕩蕩的鑾駕出行，著實是很羨慕了一陣子。不過，和爸爸獨處，我們也會有很多歡樂，常常討論各種各樣的問題，即時即景，比如說，我問：“爸爸，你看月牙像什麽？”爸爸說：“像彎彎的小船”我說：“不對，我看它像剪下來的指甲”這種無厘頭的討論，隻有在很小的童年才會產生。又比如我問：“爸爸，你喜歡什麽顏色？我最喜歡綠色的。”於是，每晚爸爸給我講的故事裏多了許多綠色，小姑娘穿著綠色的衣服，她走到了一片綠色的草地，忽然綠色樹林裏飛來了一支綠色的小鳥，小綠鳥飛呀飛呀------   孩子很小的時候，對顏色的分辨力很低，我最小的時候看電影，眼前隻是一片黑黑白白的影子晃來晃去，完全不能分辨那些影像為什麽可以發聲，可以講話，更不明白為什麽大人和大孩子們對那些影像如醉如癡，直到有一天我第一次看到彩色電影，才可以看到了畫麵，才知道電影是太美好的東西了。

那輛紅色的自行車幾十年如一日的克盡職守，買菜買糧搬運重物送病人上醫院，那時一個家庭的一輛自行車的功用決不亞於今天的一輛汽車。我家三個孩子學自行車都是用這輛車，大概我小叔也是用這輛車子學的。家裏所有的人都要騎這輛車，爸爸 媽媽 叔叔 哥哥 我自己後來又是我弟弟。現代人幾乎完全不可想象，一輛自行車會和一個家庭的生活有著如此息息相關千絲萬縷的聯係。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那輛紅旗對我和我的家來說則是尤為重要了。文革初期，街上流行年輕人穿著黃呢子大衣，或將校呢的軍裝成幫結夥的騎車在馬路上呼嘯而過，以軍隊大院子女為先河，平民子女們沒有象征身份地位的服裝，所以那時會有搶衣服搶帽子搶車子的事情發生。大約是平民子女們中的不安分者們，期冀著通過變換行頭而改變血統的那種願望吧。雖時日甚遠，可紅色高貴血統的吸引力，以及由此而形成囂張與炫耀與今天富二代開著豪車招搖過市大聲宣告：“我爸是李剛”同出一轍。日前看到古人散文《西湖七月半》，不禁啞然失笑。看來，曆史總是不斷的重演。

      我的家庭沒有給我任何可以彰顯門第和資本，那輛舊紅旗也萬分困窘不堪與人為伍，所以我和我的紅旗那時成了行單影孤的醜小鴨，因為家境突變，我好像從天上掉到在地下，由原來的好學生好孩子一夜之間，變成了人人都唯恐避之不及的黑幫子女，就連昔日的鄰居也不再搭理我們，原來在一起玩的最好的朋友都躲的遠遠的，原來見了我麵都那麽親親熱熱的誇我是個好女孩兒的大人們，突然就像遇見空氣一樣，眼神都不向我轉一下。那是我第一次體驗到什麽是世態炎涼。

      文化革命最嚴酷的時期，我的家也變得支離破碎了，爸爸被關進了牛棚，媽媽因類風濕強直性脊柱炎急性發作，長期住進了遠在昌平的小湯山療養院，家裏沒有大人，隻剩下十四歲的我和七歲的弟弟。生活的突然變故讓我一夜長大了許多，不僅要麵對那些人間冷暖的變化，又要撫養照顧還那麽幼小就失去父母關愛的弟弟，剛剛離開幼兒園，進入小學，就沒有爹媽疼著愛著，現在想起來那時和我們家一樣情況的千千萬萬的小孩子真不知是怎麽過的。弟弟從小就得到全家人的嗬護和關心，吃飯要爸爸一口一口的哄著吃，睡覺一定要爸爸陪著講故事才能入睡，可自爸爸被關起來以後每天都是我陪他睡，那時我最怕的是沒完沒了的夜半更深查戶口，不知是叫造反團還是革委會，總是半夜重重敲門，每周一到兩次。進來幾個代紅袖標的人，兩間房轉轉，明知故問的問問，你家來什麽人沒有之類的，後來我有了經驗，幹脆就不睡，專門恭候夜半砸門的聲音，等著那些人魚貫而入，等著那些人煞有介事的巡視一番，然後嚴正教育我幾句，好象是要我站穩階級立場，劃清和父母的界限之類的，然後魚貫而出。我總是用冷冷的眼光目送他們走。讓我困惑了很久的是，這些人怎麽有這麽大的勁兒呢？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人家不是每家都查，也就是挑幾家應景，我們這樣沒大人的小孩子家，當是上乘首選之列。不過，還真是有賴於那些掌燈不眠之夜，讓我有大把的時間讀書，凡是可以讀的就照單全收，《牛氓》《海燕》《簡愛》《基督山伯爵》《葉爾紹夫兄弟》《紅與黑》，，，，後來沒得可讀了，發現家裏有一書架的電視大學文學參考資料，哇！從先秦文學一直到現代文學，讓我通讀了個遍，想想看，滿滿一書架，漫漫五千年，足以讓我受益終生。到今天為止，還記得從詩經開始的幾乎所有年代的代表作，從先秦到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白話文現代文學，看得一通昏天黑地，那時讀的書就像是喝水一樣，無書可讀的時候，讀一點就會記一點兒，看了就過目不忘。 文革結束以後，大家都考上了大學，和上了文學專業的學生聊天，他們驚奇的發現我幼時讀的東西還真是不少，文學底子還挺厚的，好多文選他們文學專業的都還沒讀過呢。得意時就跟人家叫板，“嘿，咱們十三歲就就修完你們文學本科了。”

       我當時隻有十四歲，可那時已經儼然成了一家之主，要照顧一個六歲的小弟，對家的責任讓我學會了承擔。小小一個家，讓我學會了許多東西。剛開始家裏的蜂窩煤爐子總是滅火，要學會引火，我買的引火炭煤總比人家多幾倍，還要學會封火。家裏吃飯都是我做給我弟弟吃，因為家裏沒有什麽錢，每天我會蒸一小鍋米飯，然後在上麵蒸一個雞蛋羹，吃飯時蛋羹澆上醬油給他吃，按我粗淺的營養知識，小孩子是長身體的時候，雞蛋是可以增加營養的，而我自己每天就吃白飯拌醬油，覺得還挺香的。原來不愛吃飯的小弟那時突然變了，變得挺镵的，我弟弟最大的心願就是早上吃豆漿油餅，偶爾批準他吃豆漿油餅，頭一晚他會興奮不已，先是我帶著他，我買了再端給他，後來他表示自己可去買，在早點攤上吃，頭天晚上，我會在書桌上數好一毛二分錢，七分錢油餅，五分錢甜漿，他會早早爬起來，高高興興的去上學，臨走還會輕輕在我臉上親一下，快快樂樂早早出家，回來時他會得意的告訴我，“姐姐，我今天吃完油餅又把手上的油抹在槊料鞋上，我每次都這樣的，看現在我的‘皮鞋’又黑又亮！多棒！”於是，我由衷的附和，“對對對，咱這皮鞋又便宜又好，還是皮涼鞋呢。”那一時刻，我們對幸福感受的分享即簡單又充分。那是一種的滿足。雖然今天想來有點小孩子家的苦中作樂，其實，小孩兒是不會區分苦樂的，隻要滿足就好。我們小時候穿的衣服都是舊的，我穿過的一件紅燈芯絨外衣，那是我七歲時為參加長惠叔叔的婚禮給我買的，我穿了好幾年，後來我長高了，媽創造性的給加了個黑色的底邊，又多穿了幾年。我不能穿了，我弟弟該上學了。我去買來一包黑顏色放在舊盆裏煮一煮，就成了我弟弟上學的衣服，衣服破了還要縫補，我在北郵讀書的堂兄後來總是提起，一個冬天的晚上，他來看我們，隻見小弟已經睡著了，我還在燈前為縫補衣服的那一幕，聽堂兄講起時，我總是說“真的嗎？我都忘了。”其實想想我還是記得的一些的，因為他穿衣服常常掛破扯破，特別是衣服口袋，總是扯開大口子，那時大人教導我們笑破不笑窮。咱也不能叫人笑話，於是隻能挑燈夜戰。那時候重要的不光是吃飯穿衣睡覺上學，還不能把他一個人放在家裏，害怕被人欺負，我每天出行還要拖個小尾巴，走到哪兒就要把他拖到哪兒。而我家那輛大紅旗則是我們形影不離的座騎，把我們變成三位一體的聯合體，哪兒看到我，一定看我騎輛紅車，後邊車座上一定有個小小子，那時我弟弟小下巴尖尖的，小肩膀削削的，每天坐在車後架上，兩隻小手摟住我的腰，臉貼在我的後背上，也讓我覺得很溫暖，那時的我心中會時常湧動著一種感動，一個小生命的無條件依附，一種相依為命的親情，一種舍我無它的責任，一種麵對一切艱難榮辱無所畏懼的勇氣，，，，

                  隻有兩個地方是不可以帶小孩的，一是去小湯山看我媽媽，一是去牛棚看我爸爸，小湯山離北京有七十裏路，有好長一段時間，我要跑到那兒去給我媽送糧票送錢，家裏省下一些錢，還要買點營養品和水果，如果坐長途汽車，要花不少錢，初初去的時候，我也曾帶著弟弟乘長途汽車去，後來打聽可以騎車去，省不少錢，於是隻能我自己騎車去了，深秋的北京郊區，開始刮起秋風。早上出發，到中午一點就可以到了，一路的柏油路，兩邊全是公社的莊稼地，趕上大秋，地裏刨白薯，我可羨慕人家社裏的人有這麽多的白薯，我們要買白薯得半夜趕著去排隊，因為愛白薯，就往地裏多看了幾眼，在地裏幹活的村裏的半大小子看見了我這城裏的俏丫頭，亮著嗓子喊：“丫頭  丫頭 丫頭” 那聲音又清又亮，直到我車子騎了很遠很遠，還可以聽到那聲音，伴著我走了好遠的一程，讓我一邊騎車一邊偷笑。我真的很喜歡北京的深秋。可到了冬天，日子就太可怕了，西北風呼嘯而來，把人吹的透心涼，如果趕上逆風，每進一步都十分困難，臉和手都凍僵了，北京的西北風，就像刀子一樣。那時候，因為每次探視都是我去，媽媽的病友從未見過我爸爸，於是在背後開始議論，王老師的愛人肯定是黑幫，進了牛棚了，與此同時，也招來了一些左派病友的歧視和風言冷語，讓媽媽的病情加重了，完全不能走路，失去自理能力，院方說，如果知道你會重成這樣，我們就不會收你了，我們隻收療養的病人。那時一個什麽樣的年代？連生病都不能找到一個靜養的地方。

         另一個我弟弟不可以去的地方就是牛棚，因為那時他太小了，我每次去都會聽到許多訓斥，我會看到那些看管們對我最敬愛的親人的無理謾罵和譴責，像喊犯人一樣的在黑黑的走廊裏大呼小叫的喊著名字。那是一個不叫監獄的監獄，那是一些不叫犯人的犯人，我們送去的東西，都要一件一件的過目審查，每件東西要細細過目，有些還要管教用手摸過，一件件打開看。那些細節，隻有在電影裏才可以看到。更令人難以忍受的是管教們比西北風還要凜冽的目光，還有就是那種拿人不當人的講話口氣，所有這些會給人以無以名狀的屈辱和恐懼。因為怕我弟弟太小，那麽幼小的心靈就要承受太大的衝擊，會對他產生太多的陰影，所以每次都是我騎車帶著小弟弟一起去牛棚，先把他從後座上卸下來，再把給爸爸送的東西從掛的車把上卸下來。在五號樓門口找一個水泥台階，指給我弟弟：“你乖乖坐這兒，我一會兒就出來。”有時候他也要求進去，我想了一下告訴他：“裏頭空氣不好，小孩兒不讓進”。於是他就乖乖的坐在樓門口的水泥台階上，脖子上掛個門鑰匙，兩手托著小下巴，靜靜等待我去辦事，我進去之前總要多看他幾眼，反複叮嚀幾句再進去。

     五號樓就是當年牛棚所在，在當時關押了許多知名人士，後來的著名的法學專家，錢端升，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雷潔瓊，著名紅學家吳文裕等，都曾經在裏頭關過。所有的窗戶全上了鐵柵欄，說是為防止黑幫分子跳樓畏罪自殺，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特嫌，右派分子，地富反壞右統統關在裏邊。我們這些“可教育好子女”及其家屬被允許每周探望一次，主要也是要送些生活必需品，像牙膏，肥皂，換季衣服，日常用藥物，書 本筆墨等，還可以送煙，不過有規定，凡送來的煙不可以奢侈腐化，必須是三毛錢以下的煙。記得有一次，我爸爸得了病，當我見到他時，嘴上起了大燎泡，臉色焦黃。比以前消瘦了許多，當我一眼看到爸爸的時候，心裏好痛，因為人小，也不會說什麽，苦著個小臉，幾乎要哭出來，爸爸看到還在哄我，“沒事的，我都好了，你看沒事了，”看了爸爸的樣子，有許多話要說，和爸爸隔著一張大桌子，四目相對，旁邊還有一個彪型大漢，那人的眉毛長的特別黑，態度也特別凶，我們幾個黑子女背後還給他起外號。當我見爸爸之前他把我叫到一邊，對我說：“你們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想走到正路上來，一定要和黑幫分子劃清界限，要勸他們老實交待問題，不然你們和你們的反動老子一樣，是沒有出路的！我們也會反映到你們學校裏！”聽了這番話，我知道我要講什麽了。“你的問題交待的怎麽樣？你要好好的交待問題”我這樣問著爸爸。他回答我說：“目前關於我在抗日戰爭中的問題，已經基本交待清楚了，目前正在交待解放戰爭的問題。我一定好好交待。”天哪。抗日戰爭爆發那年，我爸才十二歲，解放戰爭時期，他已經是共產黨了，正在南開搞學運，會有什麽問題？我後來把情況打電話告訴在小湯山的媽媽，我媽說：“你爸的意思就是說，其實他們沒有查出什麽問題來，這是讓你通風報信呢。”離開之前，爸爸對我說：“下次再來幫我買兩條煙，記住要買三毛錢以下的，最好給我買‘紅金’牌的，聽別人說這牌子不錯。”後來才知道，紅金是三毛錢的煙裏最好抽的，又沒有超過三毛的標準，“老牛”在棚裏也會偷偷研究一下有關什麽最經濟實惠，統一向家裏要紅金煙，這是那時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問題。我就更發揮了，買了三條紅金煙，又買了兩條大前門，偷梁換柱的換了兩條，待下次進去時，三條煙送了去，有真有假，人家查的時候，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幸虧人家沒有發現，不然叫人家給我爸扣一個抗拒改造的罪名，麻煩大了。當我再見到我爸的時候，臉上繃著，眼睛裏含著笑意，沒有任何暗示，想象著當他打開紅金煙時抽出前門味道的驚愕表情，一定挺好笑的。和爸爸分手時依然很難過，小孩子也不會說什麽，隻能依依相別，每次臨行前爸爸總是詢問許多我弟弟的情況，從他一出生，爸爸就對這老兒子百般嗬護，視若珍寶，和對我們大的完全不一樣，大概人越老對最小的感情越深厚，文革以前，我們全家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奶奶和弟弟，）我小弟是全家每一個人的心頭肉，世道突變，家中的寶變成了路邊的草，爸媽的牽掛和無可奈何的苦衷可想而知，每次見麵講的一大半話都是關於小弟的，臨別最後的話一定是要好好照顧你弟弟。可憐天下父母心這句話，真是說到家了。出來以後，看到我的小尾巴還挺乖的，穿了一件灰白色細條絨的衣服，小肩膀削削的，兩隻圓圓眼睛的盯著我的臉，似乎想找到見爸爸的答案，我說“爸爸挺好的，讓你要乖乖聽話，別淘氣。”一邊說著一邊用一手扶穩車把，另一手一摟他的腰，順勁兒就把他擱在了車後座上，我倆的動作已經相當默契了。

   剛剛上車，把車蹬起來沒騎兩步，突然聽見高音喇叭裏有人大讚一聲“好閨女！”嚇我一一跳。仔細一聽，原來是李玉和在讚自家的閨女，可我聽著，好像覺得是我爸在讚我，“提籃小賣拾煤渣，擔水劈柴也靠她，裏裏外外一把手，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騎在車上的我，用心聽著這段聽了千百遍的段子，可那一刻頓時淚如雨下，人家李鐵梅大我三歲，還有爸爸奶奶在身邊，可我十三四歲就要擔起一個家的全部責任，孤苦伶仃的一對小姐弟，特別是我，一個人要麵對如此深刻的世事艱辛，人家是社會公認的好閨女，而我成了社會公認的“黑子女”......... 行文至此，不禁潸然落淚，雖是年少之事，幾十年都沒想觸及起，大約是不願翻起著傷心的一頁吧。

   傍晚的落日餘暉也是冷冷的，秋冬之交，一片蕭瑟，最後一點金紅色餘暉照在我們身上，把影子拉的好長，兩個小身影和那輛大紅旗也被染成了紅金的顏色，似乎是在最後被挽留的光中穿行,飛鳥歸林，落葉西風，兩個小人兒在暮色裏行色匆匆，任憑北京的西北風吹落了那一身晚霞，奔去那個沒爹沒媽的小小的家。

    以後的大紅騎依然克盡職守，一次，我從農村回到北京，和同院女孩力平一塊在西四騎車，她也是從陝西插隊回來的，兩人一路騎車一路聊天，淬不及防的被一輛解放牌大卡車的腳踏板刮到，我人被車拖了幾丈遠，司機是一位解放軍的小戰士，當時，我被車拖拉著，隨時可能卷進還在行駛的車輪下。我心裏隻有一個念頭，“完了”，慢慢，車停下來，那開車的小戰士也嚇暈了，站在一邊不知所措。我試著站起來，還好哪裏都能動，幸好受的隻是隻是擦傷，可是我的紅騎掛進卡車輪子低下，主粱軋斷開了，車替我擋了一命。警察過來，問是怎麽回事，我們陳述了被軍車拉倒的經過。警察問我人怎麽樣？有沒有受傷。我回答說：沒事。警察又問車怎麽辦，我和小力平幾乎同聲回答道：“修唄”“誰修啊”“自己唄”我們又是異口同聲。都說今天老年人愛“碰瓷”不是因為老人變壞，而是壞人變老了，可我們那時候，真是太單純了，根本不知道要求任何的責任賠償。搞得當時圍觀的路人都個個搖頭，議論紛紛，七嘴八舌的說，最少要讓部隊給你修車啊！我們兩個傻丫頭，完全不懂此道。

      要說還真巧，路邊幾米處就是修車鋪，還是當時北京挺大的一個修車鋪叫西四修車行吧。我把車拖舉著就進了那家車行。車鋪師傅早已目睹了剛才的一幕。我要求他們給電焊了一下，把車扳正。修車師傅說：“這車已經不行了，我可以給你焊上是可以，可騎還是危險，最好不要再騎了。”那是1971年的事兒了。雖然有修車行師傅的嚴重警告，還是照起不誤。

        如此下來，紅騎還是和我一家人相廝守了又是多年，直到文革結束，直到我返鄉回城，那一年是1979年了。大紅騎工作不止，勤勤懇懇，任勞任怨，找工作，幹臨時工，每天和我相依相伴。再後來，我們都考上了大學，有趣的是小我七歲的老弟是七八級的，而我是七九級的，比他還低一級！上學時，紅騎成了我的坐騎，那時我們全班一共有三輛車，和今天一樣，有車族讓人羨慕，這三輛車幾乎是全班的公車，誰有事都可以借騎，一輛是北京女生朱萍的，那是一個眼睛大大的北京女孩，騎的一輛男式28車，還有一輛是楊華的，也是一輛黑色28男車，他們的車雖然舊，還都挺安全好用的，以我的車最為破舊，用了多年，斷過的大梁不斷開焊，騎起來車身發抖，很是危險，所以我的紅旗是班裏這幫家夥們的最後選擇，人家兩位的車好，借車要看人家高興不高興，他倆不高興堅辭不借時，班裏的同學們才肯屈尊向我開口借車，還老大不肖的說，得，就拿你的紅騎湊合吧。每當此時，不免讓我心升受寵若驚的榮幸，恭敬的將車鑰匙雙手奉上。在我們班裏，隻有一位被我起外號叫“夫子”的江蘇東台籍同窗楊宇冠兄，對我的大紅旗還是肯定有佳的，人家會說：不錯啊！以車代步，當然很好。看人家多會做人，不愧為夫子。起碼我和我的紅旗沒有那麽尷尬。要不然，怎麽是人家當了博士導師法學專家了呢！

       大學的校工裏有一位我們宿舍院裏的鄰居，和我差不多大，一起長大的，幾乎同時下鄉，先後返城，我上了大學，他成了工友，他的家境不好，他爸爸文革中自盡了，媽媽是幼兒園阿姨，掙不了多少錢，要養活四個孩子，我們叫他大朱，不愛講話。他弟弟叫二朱，還有一對雙胞胎的妹妹。後來，二朱考上了人民大學，應該挺有出息的，大朱頂班幫媽媽養家，在政法大學後勤當了工人，我們雖然從小長大又是鄰居又是同學，卻沒講過一句話，算是沒有講過話的熟人，一天我壯著膽子找到他，問他：“大朱，能幫我焊焊車嗎？”大朱一聲沒吭，推上我的車就走了，一會兒，找來了焊條，電焊麵具，電纜電源，仔仔細細的把車焊好了，又告訴我別動，又回庫房去了，一會兒拎了一小桶和紅騎一樣顏色的油漆，十分精心的刷漆，把電焊的大梁沒漆的部位全精心漆好了，這才開口說話，說：今天別碰，油漆沒幹，明天就好了。這讓我好生感動，有的人話不多還挺有內秀的，因為大朱從小就寫一手好字，畫一筆好畫，應該是挺有才華的，看大朱忙著修車，我突然想起又一件往事。

             那是文革期間我和弟弟一起過日子的時候，1968年冬天，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大朱的媽媽金阿姨，悄悄的敲響我家的門，支支吾吾的向我開口：“丫頭，我家的情況你是知道的，我一個人養四個孩子實在太困難了，糧食一直不夠吃，還有戶口在農村的，你家有多餘的糧票支援我點兒，行嗎？”那時，我們倆個小人兒吃的少，總是有結餘，所以聽她開口時我想都沒想，二話沒說就拿了三十斤糧票給金阿姨，以後她又來過幾次，日子久一點時不見她來，我還會思忖，金阿姨怎麽還不來呢？她家糧食夠吃了嗎？

    現在想來，金阿姨當時真是很不容易，頂著個反動家屬的帽子，收入又低，沒有什麽錢，拿什麽去養活這一家這麽多嘴？又怎麽好意思開口求別人幫忙呢？又有誰肯幫忙她呢？就算開口了，人家不允或是給個白眼什麽的，也再所難免，也許金阿姨也是經過千思百想，才想到了找著個沒有大人隻有小大人當家的我，時事艱辛，在那個時候維持生活，要忍辱，要負重，要心中權衡，即使來找我一個小人家，金阿姨恐怕也要鼓足很大的勇氣呢。這兩件事之間相隔十年多了，也許大朱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因為媽媽也許不願意讓孩子知道其中的艱辛與屈辱，但在現實中，還真應了滴水之恩湧泉相報了。

   車子修好了，班裏的同學都說：“咦，你挺厲害呀，在咱們校園裏，你還真是呼風喚雨，神通廣大呢。”我隻能以微笑不語答之。頂多附和說：“那是，咱們是誰呀！”如今又是幾十年過去了，也不知金阿姨一家過的可好，常常心生所願，天下所有好人都一生平安。

    紅騎到了最後的時候，連我都不能騎它了，所以隻有放在樓道裏，最後還用它學車的是是爸爸的關門學生，師姐抗美。柏征哥在後頭把著抗美姐和紅車在前頭掙紮著，終於把車學會了。師姐是爸爸的得意門生，聰慧練達，才華橫溢，有一雙會笑的眼睛，老師們都很喜歡她，當然師兄們今天也是個個了得，五個人全部是大學教授，博士導師，個個當了大學校長，還有黃埔生學長當了將軍，抗美姐後來也當了多年的政法大學常務校長，黨委書記。用範偉的話說：人才啊！我家大紅旗，在它最後退役還發揮了這麽了得的作用，讓法大校長學會了騎車，這是它的最後一功吧。

      

      紅騎的時代過去了，可那時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全都曆曆在目，那個時代的人間冷暖，世態炎涼，在我人生打下的是第一層底色。那總是一段忘不掉，也隔不斷的曆史，雖然被塵封在記憶裏，一旦打開，如泉湧如江河了。我心所願，捧出一泓心中之水，了去自己的舊事故情，以臻後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