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自號奉天玉禪隱夾山寺新證

李自成自號奉天玉禪隱夾山寺新證

野石

摘錄：

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筆者有若幹新的發現如下：

1，奉天玉和尚《塔銘》由於年號混亂以及文理不通，斷定野拂假托劉瑄作。

2，《塔銘》裏麵說“頓入聖神”，“聖神”這是自古以來帝王的專有名詞。特指帝王無可混濫。“頓入聖神”謂死後享帝王列祖牌位。班固“登祖廟兮享聖神”。作為和尚死後不說“入涅槃”而說“聖神”，則墓主必是帝王。

 

2，《支那撰述》：“能名祖不能諱天”。此殘篇出自夾山寺牆洞。“諱天”意謂不

能諱飾天子之尊。這是對“奉天玉”最好的注腳。“天”後不可能接“天童”

之類的話。絕非“天童法係”之意。

 

3，《支那撰述》所說“辛未夏月師誕期”的“辛未”與奉天玉、野拂的生辰毫無關係。乃是奉天玉後嗣祭奠奉天玉的年份。筆者在文中舉例證明。

 

4，《塔銘》以及墓外出土的“奉天玉殘碑”署名“補之為銘”即“李過為銘”，筆者舉例證明“為銘”、“補銘”是慣常寫法。王戎笙、秦暉等人說“補之為銘”即後補碑銘的說法根本不能成立。“補之”必是人名，

 

5，《夾山銘》的解讀，秦暉先生有不少誤解。根本不能說奉天玉走了五百裏路來拜望嚴首升。而是嚴首升的故友來見他請他寫《夾山銘》。更不能據此論說奉天玉結交官府鄉紳等。

 

李自成的最終結局一直在民間及學界爭訟紛紜。最有代表性的說法有三。一雲李自成被地主武裝殺死於通山縣九宮山；二雲李自成被殺於通城九宮山（羅公山）；三雲李自成禪隱於石門夾山寺。在李自成結局研究上，問題很簡單，即李自成究竟死沒死？死在何處？綜合各方麵的文獻，雖然言說李自成“死”有多種說法，但是誰都無法否認的事實是“死不見屍”甚至連“衣物武器”都不見。無論清軍、南明或大順軍方麵都不見李自成被殺的“實據”。在這種情形下，編撰《明史》的總裁張玉書《張文貞集》卷七《紀滅闖獻二賊事》說：李自成“潰奔九公山，大師薄山下，直摧中堅，人賊壘，賊兵俛首就殲，生擒自成妻妾及賊侯某，獨索自成不得，有降卒言，自成敗走時領步兵才二十人，路為鄉民所困，自縊而死。遣人往視屍，朽不可辯。自成生死終未有實據雲。”《明史》記載李自成之死列出兩種不同“死法”。這在正史十分罕見。筆者認為除了“終無實據”，撰者用心良苦，故意給後人提供“抉微發幽”的空間。《明史》對李自成歸宿找不到確證，隻好從野史的記錄作出模棱兩可的結論。徐鼒的《小腆紀年附考》匯集眾家之說，並未排斥“禪隱說”。 徐鼒雲：“為僧事固無足據”。其實就李自成結局而言，沒有任何一種說法“有足據”。我們先來分析死於通山九宮山的說法。

近年來各種證據，包括清朝有關阿濟格資料皆可證明九宮山被殺說不能成立。文獻證明九宮山被殺者是大順軍將領李炎而非李自成。筆者認為眾家論證清楚，不遑多論。據《李自成死於通山九宮山史證不足》（林金樹 楊誌清 ）的梳理，李自成被殺於通山九宮山的說法，僅見於《烈皇小識》和《荒書》兩種。《荒書》所載李自成與程九伯肉搏被殺場麵編造得活靈活現。李自成自幼練武，《明季北略》載李自成臂力驚人，雲：“鴻基欲較力，見神前鐵爐一座，重七十三斤，隻手舉之。繞殿一匝，仍置故處。劉國龍掩衣欲舉，不能動。兩手握之，方起行五步止。李過奮力一提，亦不動。如國龍法，行十五步止。鴻基複提繞殿一周，置於舊處。”這個描述即使有所誇張也可見李自成體力絕非一般人可比。何況李自成帶著寶劍，乃是百戰沙場的戰士，即使在極其特殊情形下不能拔劍，隻要揮舞劍鞘甚至赤手空拳即可製敵。李自成與普通農民肉搏可能被殺嗎？《荒書》連年代都寫錯了，這樣的野史的史料價值很有限。故此我們說費密《荒書》所記並不足信。又，文秉《烈皇小識》：“一夕，大風飛沙，對麵不相睹，逆成同行二十八騎趨通山，登九宮山，鄉兵遇之，亂刃交加，遂剁逆成於馬下。”這種說法更不可信，須知在戰場上久經戰陣的李自成“二十八騎”遇到“鄉兵”，“亂刃交加”之下，死的隻能是毫無戰場經驗的“鄉兵”。既然“對麵不相睹”，何以知道被殺的是李自成？這是沒有戰地經驗的文人胡謅出來的“小識”。筆者注意到，所有關於李自成被殺的說法皆是敵視李自成農民軍的明朝野老所寫，至今尚未發現任何大順軍方麵的文獻。李自成被殺的場景大多出於臆想，不足憑信。

 

至於李自成被殺於通城九宮山之說，不但未見於順治《通城縣誌》，也未見於清軍的任何文獻。此說也有李過率大順軍為李自成被殺而報複屠殺薑家阪全村一千餘人的故事。此等大事不見於縣誌或者清軍文獻是說不通的。通城九宮山隻是一個本地人知道的小山，與全國範圍內所認知所記載的“九宮山”根本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提出李自成禪隱夾山寺的澧州知州何璘提出：“李闖之死，野史載通城羅公山，《明史》載通城九宮山，其以為死於村民一也，今按羅公山，實在黔陽，而九宮山在通山縣，其言通城皆誤也。”作為澧州最高地方官，對其治下的地理轄區及周邊地區應有權威性的解釋。《明史》（地理誌）並未提到通城縣有“九宮山”。通城沒有九宮山則通山被殺之說無法成立。通城有人說通城確有九宮山，列舉《宗譜》所記，又舉出近代《通城縣誌》等，這些不足以證明李自成死於通城。重要的是，在明末清初全國範圍內，通城九宮山是否廣為人知？還是僅有當地人知道這個名字？如果乾隆時澧州知州何璘都不知道，則全國範圍何以得知？ 通城挖掘出“九宮界碑”或“九宮山田界碑”，這是“山田”界碑，不能證明“九宮山”在通城。

郭沫若曾經將自己題寫的“李自成之墓”從通城移除轉至通山縣。郭沫若不可能連《綏寇紀略》“通城擊”都未閱讀。郭沫若所以同意移轉題詞，關鍵在於《綏寇紀略》等書有關記載無法令人相信。《綏寇紀略》“通城擊”，記載李自成死時雲“若有物擊之者，不能起”，意謂李自成得罪天地，故此遭到“天誅”，“有物擊之者，不能起”可謂一派胡言。後麵又有“山神社鬼”雲雲，幾近神話絕不可信。《明史》以及眾多野史關於李自成的說法基本來自《綏寇紀略》（吳偉業），細按《綏寇紀略》實際上來自《鹿樵野史》，此書在順治初年即有手抄本。清代著名史學家全祖望《跋綏寇紀略》說:“陳令升曰:‘梅村綏寇紀略，不類其集，疑非梅村所為’。……及見林太常璽庵答贈先公貼子，謂此書原名‘鹿樵野史’，出一遺老之手，梅村得之，遂以行世。”(《鮚崎亭集》外編卷二十九)。吳梅村隻是一個吟詩作詞的書齋文人，從無軍旅生活的經驗。而《綏寇紀略》宛然“戰地筆記”。因此全祖望等人認為“疑非梅村所作”很有道理。因此我們可以說《明史》所記並不足信。而由野史到野史，基本上屬於互相傳抄因襲附會。

李自成之死，不見於大順軍方麵任何文獻，所有記載均來自對農民軍懷有刻骨仇恨的遺民文人所寫的野史。至於清、南明兩方麵官員奏報，阿濟格的奏報不實受到嚴譴，直到乾隆時期仍為罪名終至全家貶為庶人。南明方麵，何騰蛟的第一份有關李自成被殺的奏疏立即遭到朝廷的嚴重質疑。何騰蛟的第二份奏報可謂絞盡腦汁為自己“攬功”“卸罪”。多位學者僅僅根據一篇何騰蛟奏疏就遂下結論。包括筆者十分敬重的顧誠，這裏要分析一番。當時何騰蛟離九宮山地區遠達五六百裏，九宮山人跡罕至人煙稀少，根本不是南明統治區。奏報裏什麽“飛檄”、“聯終勇以待”皆是謊話。“鄉勇”能有多少人馬？何騰蛟連“匪情”都不清楚，何來“聯勇”之說？至於李自成“二十九騎”對付一二百名沒有戰場經驗的“鄉勇”毫無問題。在那樣的情勢下，李自成的騎兵隻要殺倒十數人即可“趕走”鄉勇或者突圍。《南明史》（顧誠）再三指出何騰蛟這個人是極度私心自用的人，南明朝政也敗壞在此人手裏。雖然死節卻不能掩飾此人的無能與自私。這份奏疏極盡巧言掩飾自己的過失。試問“九宮山團練”有什麽記載？誰是指揮？窮鄉僻壤共有多少兵馬？至今不見任何正式記載。“以二十八騎登九宮山，為窺時機”。若此九宮山指通山，則山勢高峻陡峭，如何“窺時機”？若通城九宮山，僅僅三百米，也談不上“窺時機”。可見是何騰蛟捏造出來的。沒有戰場經驗的南明君臣不再追究此事。總之，李自成之死並無實據。有意思的事情是，在李自成被殺的傳說各種版本裏，“二十餘騎”是一致的。這說明李自成出行，一般總有二十餘騎作為衛隊加以保護。對李自成這樣百戰沙場的人，李自成一定認為二十餘騎是足夠保衛自己的。在冷兵器時代，有足夠戰場經驗與訓練的李自成二十餘騎，對付“烏合之眾”的鄉勇，應該絕對沒有問題。“伏兵四起”的疑問很大，“伏兵”當然是事先布置的埋伏起來的鄉兵。伏兵如何事先得知情報如何部署？他除了為自己辯解，還撒謊邀功。何騰蛟奏疏雲：

忽狂風驟起，對麵不見，闖心驚疑，懼清之躡其後也，即拔賊營而上。然其意尚欲追臣，盤踞湖南耳。天意亡闖，以二十八騎登九宮山，不意伏兵四起，截殺於亂刃之下。相隨偽參將張雙喜係闖逆義男，僅得馳馬先逸，而闖逆劉伴當飛騎追呼日：“李萬歲爺被鄉兵殺死下馬，二十八騎無一存者”。一時賊黨聞之，滿營聚哭。

此處說李自成義子張鼐竟然不顧李自成死活，單騎逃逸，就在此同一奏疏中，何騰蛟再三說大順軍將士講述李自成被殺情形，不能不提到張鼐的叛逃行徑。

真有此事，大順軍絕不能饒恕張鼐。何騰蛟奏疏處處漏洞，謊言滿紙。

至今我們連李自成是否進入武昌都搞不清楚，而李自成之死也絕對不能憑何騰蛟的一份“貪功”的奏疏來下結論。至於“眾口一詞”隻是何騰蛟單方之說。他連一份大順軍將領的“供詞”都未提供。當時大順軍雖然同意“聯明抗清”卻保持極大的獨立性，何騰蛟從始至終談不上直接指揮大順軍。何來“眾口一詞”？事實上大順軍真正“聯明”還在堵瀛錫親自到草坪會談而結盟。何騰蛟極度仇視大順軍。試以其後長沙戰役中他對“忠貞營”的態度可見其對大順軍的態度是何等狡詐欺騙。大順軍自然也不是傻子。

 

《明史》對李自成歸宿找不到確證，隻好從野史的記錄作出模棱兩可的結論。章太炎對《明史》的質疑擊中《明史》的要害。筆者認為通城被害說有個很大疑點，據說李自成將二十餘名衛兵屏退在後，自己進了廟宇或道觀，然後不知中了什麽邪法或累的昏睡不起，被農民看見砍死。其實偏僻農村的農民，對廟宇或道觀心存敬畏，是農民寄托信仰之所在。何能想象農民對一個躺在地上不能起來的陌生人揮鋤打死在“神聖之地”？一個帝王，為何帶領二十餘衛兵而不在小廟或道觀外麵部署崗哨？至於“自縊”說，軍情危急哪裏有時間？真要自殺橫劍自刎就是。總之，李自成通城遇害之說難以成立。

《李自成死於通山九宮山史證不足》（林金樹 楊誌清 ）一文對於明代史籍的梳理，我們可以發現，《明史》以及多種野史關於李自成被殺於“九宮山”之說皆是“終無實據”（《明史》撰者）。《明史》記載李自成之死列出兩種不同“死法”。這在正史十分罕見。筆者認為除了“終無實據”，撰者用心良苦，故意給後人提供進一步“抉微發幽”的空間。我們不妨仔細分析夾山寺出土的文物，由此探索李自成的最終結局。

 

李自成退出北京後凡戰皆敗。為了保存大順軍的實力，隻有聯合南明政權共同抗擊清軍。李自成主動退居幕後。這樣自動消除南明仇視李自成的死結而達到聯合抗清之戰略目的。我們首先要證明奉天玉是皇帝或作過皇帝的人，還要證明這個“皇帝”來自陝北。出土的奉天玉和尚的墓葬采用陝北的製式，可證此“帝王”來自陝北。張獻忠不在此論，則奉天玉非李自成而誰？

 

 

 

 

筆者在此分析幾件有關奉天玉、野拂的出土文物如下：

1，“弘律奉天大和尚塔銘”：（出土於奉天玉墓地）

弘律奉天大和尚塔銘；師於大清壬辰年六月，受石邑魏侯請書，領徒開山，曆盡清要，臥風餐水二十年，叢林大舉，門徒弟子千眾，歿於甲寅三月，荼毗得舍利數百枚，予聞驚悸，謂：澧陽無是高僧耶！非澧陽無是高僧耶！即兩湖亦無是高僧耶！予不得不為感動、傾倒，稽首。為師述銘，作吾儒之木鐸亦可，作釋教之金監亦可。銘曰：師承（願）力來度眾生，口吐寶月，心秘夜明。抑嗔嗔喜，拂惡惡清。藏碑荊棘，百煉精金，八九益一，頓入聖神。舍利流珠，百世罕聞。西崗有塢，水歆佳誠，假以玉色，補之為銘。周王丙辰年孟冬吉旦。賜進士第翰林陽澧陽劉瑄撰

【筆者】

這個塔銘出土於奉天玉之墓。筆者斷定是野拂偽托劉瑄之名所作。銘文前麵說“大清”，後麵年號是吳三桂（“周王”），署名卻是明朝：賜進士第翰林陽澧陽劉瑄撰。這種胡亂的名目，僅此即可斷定絕對不是明代翰林劉瑄所撰。周王丙辰年，曆史根本沒這個年號。吳三桂稱王曰“周王”，稱帝時年號“昭武”。前麵說“大清”，後麵署名要寫“前明進士翰林”雲雲。這是死規矩。野拂是一介武夫，年號弄得混亂不清。所謂奉天玉於壬辰年來到夾山之說，全部來自《塔銘》。以後《康熙碑》不過沿襲此說。其真實性要打問號。

《塔銘》文句粗陋不通。什麽：“曆盡清要”、“予聞驚悸”，“抑嗔嗔喜”，“口吐寶月”等等，皆不通。翰林不可能寫出如此文句不通的銘文。不過，此處信息極其重要。“聖神”專指皇帝。“頓入聖神”表示皇帝死後列入皇家祭祀列祖的牌位。例如太廟、祖廟。此句若與其他夾山寺文物綜合論證，則奉天玉必是做過帝王的人。“聖神”並無多義，特指帝王。由此可知奉天玉必是帝王。

和尚荼毗後若見舍利即是“喜事”何來“驚悸”？佛法基本理論即泯滅“貪嗔癡”。“抑嗔嗔喜”直接違背佛法，銘文的“清要”原意想說清貧，這裏用錯字眼。“澧陽無是高僧耶！非澧陽無是高僧耶！即兩湖亦無是高僧耶！”文句不通，所謂“無是高僧”，無非暗示奉天玉非佛門高僧。“無如是高僧”才是正確的寫法。 “佳城”指墓地。“百煉精金”指奉天玉乃是“百戰沙場”的將軍元帥。既然此銘是野拂假借翰林之名所寫，“受石邑魏侯請書”、“來自四川”雲雲皆可疑。和尚入滅，銘文皆以“入涅槃”表示。“頓入聖神”表明奉天玉是帝王而不是佛門中人。否則應說“頓入涅槃”。銘文與野拂撰《奉天玉和尚殘碑》皆有“百煉精金”句，此句重複使用表明是野拂一人所作。“藏碑荊棘”可能暗示奉天玉禪隱夾山寺。“藏碑荊棘”或謂奉天玉去世後將墓地藏於夾山寺附近荊棘叢中。倘若直譯，如果隻是無字的石碑，為何藏起來？這表明不是“無字碑”而有碑銘。也就是說奉天玉身歿前後碑銘已經刻好。由於偽托“劉瑄”，不敢暴露又沒時間入葬而隱藏於荊棘中。所謂撰寫碑銘的時間 “周王丙辰年”。曆史上沒有這個年號。吳三桂稱周王時沒有年號。民間亂用“周王元年”亦非正式年號。其稱帝時年號為“昭武”。年號混亂難以斷定撰寫日期。“歿於甲寅三月”應無問題。甲寅三月應為康熙甲寅年（1674）。是否間隔三年入葬存疑。據《奉天玉和尚殘碑》雲：“況值戎馬，星落”即形容奉天玉和尚身歿之時軍情危急，因為李過是繼承李自成為大順軍的“幕後之主”。需要指揮大順軍戰鬥。軍情危急到無法及時安葬奉天玉和尚骨灰與墓碑，這也佐證了野拂的身份。否則，一個出家人荼毗後安葬骨灰或入塔，一般和尚入滅即行“荼毗”，然後入塔或埋葬。一般不會受到外界影響。奉天玉由於野拂要在“戎馬”戰鬥中指揮而未能及時入葬。奉天玉墓地有坐化缸，屍體應置於此缸中，大約三年後火化入葬。

 “某某為銘”是自古以來慣用寫法。“為”即撰寫，動詞。如果入葬以後補寫塔銘，也應說“某某補銘”。“補銘”也是常用詞。常用在硯台、青銅器以及碑銘方麵。有人強調“補”作動詞，那麽“補之”的“之”指什麽？按此說法隻能是“塔銘”，然則“補塔銘為塔銘”，試問說得通嗎？以“補”為動詞根本說不通。“補”作動詞一般指事物有缺失才“補”。這裏上下文找不到這樣的語義。不知“缺失”什麽？究竟“以什麽補什麽”？再說自古未見“補之為銘”的說法。“補之”是李過表字。“補之為銘”即“李過為銘”。這是無可質疑的。王戎笙等人說奉天玉因為戰亂未能及時安葬，故此說“補之為銘”。他們根本不了解古代墓誌銘寫法而胡解。            “補之為銘”一句在李自成禪隱夾山說占據核心地位。“假以玉色，補之為銘”。 “玉色”有經久不變的意思。“假以玉色，補之為銘”意謂“籍此堅貞不變之忠心，補之為銘”。奉天玉和尚殘碑最後也有“補之為銘”。“補之”即李過的字。這句話極其關鍵。《野拂殘碑》碑文結尾也有這句話。“補之為銘”意謂“李過為銘”是穆長青先生提出的觀點。然而反對禪隱說的學者強調說這是由於奉天玉未能及時下葬後來在下葬時“補之為銘”。王戎笙先生將“補之為銘”巧妙地轉為“補而為銘”。這是很不嚴肅的偷換。我們舉例來證明古代“補銘”以此的用法：

 

重修永城縣誌

公生於順治壬辰十二月十四日子時。卒於康熙辛卯五月初十日巴時。盲年六十歲。練孺人與公同年。六月十一日已時生。後公二十一年。雍正壬子二月璽一日寅時卒盲。年八十。軍豎手若女孫會孫之子若女婚墜托狀中。於雍正十一年十月十五日醜時安葬於治濱。乏血四卷辜五均醒早墓赭之一占口係已一先瑩之次。以練孺人補銘日

山則有與佩之為踞誰非人子公切倚閭以公之才蚤致俞聞銅章未受歸賦白雲親既終天始著吾鞭作令三載匪私憂整盲吾師於鐵為破民日我父於祝為口公有佳偶如賓如友相厥夫子共此不朽憫萊之窮儉以飭躬人拜其賜勿昧主果公雖大去澤猶在世想其遺風莫之典晚醜彼憎水湯湯逝波恐後之訛有石可磨石何以麽公德可歌

 

【注】練孺人與公同年，公即墓主，“以練孺人補銘日”可見“補銘”的用法。

 

知足齋  （清 朱珪）

《春防左狐子加一級汪君墓誌銘》

汪君靜尾既葬之明年。共於彥博。彥圍求補銘。亭與君尊甫少司空為戍辰同年。知君深，不得辭。君姓汪。諱學金。字敬箴。號舂江。晚號靜座。太倉州人。

（下略）

【注】《知足齋文集》，清·朱珪所撰。朱珪，嘉慶帝師，乾隆十三年進士，曆任禮部侍郎、安徽巡撫、廣東巡撫、兩廣總督、兵部尚書、吏部尚書、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銜，任上書房總師傅，後晉太子少傅，拜體仁閣大學士。嘉慶十一年病逝，贈太傅，諡文正。《清史稿·藝文四》中有“知足齋文集六卷，詩集二十卷，朱圭撰”的記載。

彥博，汪彥博，汪學金之子。“求補銘”意謂汪學金之子求朱珪為父“補銘”。朱珪與汪學金父親是同年進士，非常了解汪學金，故“不得辭”。

 

清·章際治詩詞（江陰）

章際治，字琴若，光緒壬午舉人，戊戌進士，翰林院編修。先生受知瑞安黃侍郎，肄業南菁 和金溎生先生冰井寺詩即用原韻二首 久作投簪客，鴻泥憶舊遊。 補銘鐫四字，攬勝曆三秋。 眼底煙雲逝，囊中珠玉收。 續貂愧佳什，雅韻試重搜。

我們舉出以上例子說明“補銘”的用法，以此駁斥王戎笙等人的胡說亂解。

 

筆者寫完此文後，讀到穆長青先生《試揭李自成隱居夾山之謎》，其中說“按劉暄字他山,據其本人墓誌雲 : 暄卒於康熙十年十月二十二日, 比奉天玉早死兩年多”。按照《塔銘》所錄的時間，劉瑄已去世三年。對此穆長青先生未能注明出處。筆者嚐試聯絡穆長青先生未果。不過根據這個《塔銘》本身的胡亂年號，即可斷定《塔銘》實為野拂偽托“劉瑄”之作。

筆者還要指出，墓誌銘的寫法有一定格式，野拂雖然偽托“翰林”來作墓誌銘。墓誌銘的“誌”即頌揚功德，“銘”即解釋“名號”，表明墓主身份等。按規矩墓誌銘要有墓主的名字，官銜等。也要有撰銘者的名字官職等。野拂顯然不願意李自成墓誌銘隻有偽托之人的名字，也不願用 “野拂”。因此他用自己的表字“補之”寫進墓誌銘。筆者估計李自成平時稱呼李過大概就是“補之”。野拂用自己的字來“補之為銘”。顯得與李自成關係非同一般。

 

2，《野拂碑》（出土於慈利茅庵村）：

此碑出土於湘西慈利縣茅庵村，碑上有“臨濟正宗第三十三世”，與夾山寺相同，由此可知此野拂即夾山寺野拂和尚。

 

“皇清臨濟正宗圓寂始祖僧上真下修野拂老和尚墓”，銘文如下：

老祥（禪）師，武夫也。生於明，終於清。壯誌軒昂，豐姿凜烈。抱經天緯地之才，久恨權閹；乘搗海翻江之勢，敢逐寇林。枕戈待旦，方期恢複中原；拔劍登壇，定欲掃平寰宇。戰吳王於桂州，追李闖於澧水。無如戎馬屢乖，莫展風雲之路。是以逐鹿不事，競甘泉石之棲。愛乃來零陽，履響洞，於茅為庵，架木為刹，基地初創，田園漸懇(墾)。心之明也在於斯，性之見也在於斯，而曠野於以拂焉矣，而天真於以修焉矣。序。鹹豐十一年辛酉十二月二十一日龍崗撰

【筆者】此碑文包含真修野拂的法號：而曠野於以拂焉矣，而天真於以修焉矣。

碑文裏“追李闖”是關鍵詞。多年來引得眾家爭訟不已。須知鹹豐年大清山河奠定。一般應以“闖逆”“闖賊”稱呼李自成。此句故意不提“闖賊”而代之以 “李闖”。因此“追李闖”應該理解為“追隨”。此碑文有“履響洞”，應指“響水洞”。就在野拂碑出土之地，即慈利縣茅庵村。根據各種史料包括地方誌等，記載大順軍曽在此地活動多年。慈利永定原來屬於澧州。《慈利縣誌》載：“順治十五年，闖賊餘黨尚結營石慈九永山中。” 《永定縣鄉土誌》亦有記載：“明季野拂自夾山寺飛錫此山。野拂為李賊餘黨，事敗，削發為僧，竟逃天誅。”何璘作為澧州最高地方官，他應了解澧州“匪情”。在《書李自成傳後》他也提出“李自成實竄澧州”。這是在大順軍消逝幾十年後所說。應有實據並非猜測。此地曾經有過清軍、吳軍的大戰役。此地也是大順軍最後根據地之一。在野拂碑發現地（茅庵村）存在大順軍的“遺存”。《野拂碑》寫的奇怪。碑文不提生辰年月。野拂去世後沒有立碑，卻在鹹豐年才立碑。碑上“鹹豐”的“豐”似是簡體字。筆者反複查閱《康熙字典》。確認有“豐”字。源自甲骨文。斷定此碑非偽造之物。此碑現存慈利文博館。這裏筆者要指出，夾山寺所處的地理環境非常特殊。夾山寺到慈利的路程如果騎馬也就是一二天之事。屬於進可攻退可守的地理位置。李自成隱居夾山寺的地理位置十分有利。

這裏描寫的“武夫”不可能是“鎮壓苗民起義”的中低級將領，否則何以能形容為：“抱經天緯地之才，久恨權閹；乘搗海翻江之勢，敢逐寇林。枕戈待旦，方期恢複中原；拔劍登壇，定欲掃平寰宇。”？試問“恢複中原”、“掃平寰宇”如何能形容“鎮壓苗民起義的武夫”呢？

筆者要問：野拂如果真是清軍將領，“戰吳王於桂州，追李闖於澧水”，清軍必有獎賞，加官進爵等。而在此墓誌銘中何以隻字不提？從來墓誌銘必有“誌”頌揚墓主“功德”。野拂的墓誌銘為何不提此“豐功偉業”？完全不提官職功業。由此即可反證，野拂必是大順軍李自成的部下。故“追李闖於澧水”隻能作“追隨”理解。“無如戎馬屢乖，莫展風雲之路。是以逐鹿不事，競甘泉石之棲。”這種語氣完全是追隨李自成“逐鹿中原”、“定欲掃平寰宇”失敗之後英雄末路的語氣。由此筆者推斷野拂是大順軍的“武夫”。則“追”必為“追隨”，有人說“‘桂陽州’省去‘陽’字，是駢文體所需，不難理解。”可謂笑話之談。此謂“以文害義”，古人所不取也。地理名詞，一字之差謬之千裏。豈可因駢文體隨意改動。

 

3，《奉天玉和尚殘碑》。野拂撰寫，原立塔前。現存有小半截。斷碑落款處有“補之為銘”並鐫有“野拂”篆文圖章。碑文漫漶不清，殘文中有“和尚……於壬辰春飛（錫來茲）”、“門徒已數千指，中興××”、“先有微疾”、“況值戎馬星落雨淚天”、“百煉精金”、“補之為銘”等語，此即何璘當年所見之碑。距今已有二百多年。此殘碑“百煉精金”後約有22字淹沒，“補之為銘”是最後一句。與野拂的篆刻印章相接。 “況值戎馬星落雨淚天”，這裏戎馬與“星”不能連在一起。古今未有“戎馬星”之謂。應斷句為：“況值戎馬。星落。雨淚天...”。前後對照可知形容奉天玉和尚圓寂情形。仔細辨認，還有“示微恙”等，這是通常形容禪師去世前的情況。禪宗文獻從未形容和尚圓寂為“星落”。這是世俗的說法。“星落”可謂“將星”或“帝星”之隕落。可知奉天玉確是“戰將”或謂“闖王”也。“百煉精金”形容百戰沙場的人。“補之為銘”再次出現，並鐫有“野拂”篆文圖章。按照墓誌銘的規矩，墓誌銘一定要有某某“撰”。一般還要寫明此人的身份官銜等。前述可知野拂即是李過。“補之”乃是李過表字。“某某為銘”是自古以來寫銘的通用語。 “補之為銘”與野拂的篆刻印章相連。可以推斷即是“補之”所作。和尚入滅一般皆以“火葬”（“荼毗”）。事實上發掘奉天玉墓地所見即是骨灰而未見舍利。有人說“三年後才入葬，故雲‘補之為銘’”。（《塔銘》說“歿於甲寅三月”，《塔銘》寫於“周王丙辰年”。）此說未免強詞奪理。 “補銘”與“補記”、“補寫”的意思類似，不過“補銘”用在碑銘、硯台及青銅器為多。根本沒有“補之為銘”的用法。“補之為銘”出現兩次，絕非偶然。據此可以論斷野拂即李過，其侍奉的“奉天玉”即是李自成。“百煉精金”也在《塔銘》與《奉天玉和尚殘碑》出現兩次，野拂（李過）是武夫，他寫的文章粗陋不堪。其反複使用“百煉精金”，正可說明《塔銘》與《奉天玉和尚殘碑》皆出李過之手。“野拂維”大約是“野拂維那”。維那是“侍巾瓶”的和尚。《野拂碑》寫明野拂的法名是“真修野拂”。所謂“臨濟三十三世”不太可信，但能證明夾山寺的野拂與慈利的野拂是同一個人。天童圓悟是臨濟三十世高僧。秦暉說奉天玉是天童圓悟弟子，未見禪史資料。野拂自稱“臨濟正宗三十三世”，殊不可信。不過夾山寺與慈利野拂碑都說是臨濟三十三世，則可證明兩處野拂是一人。

 

6，《支那撰述》殘篇：（八十年代出土於夾山寺牆洞，下麵為別人描述）

殘版係梨木刻製。原版當為兩塊合成，所得者為上半部分。正中有“支那撰述”四字，當為書名或篇名；下有“野拂禪”三字。而“禪”字位於兩版相銜接處，可見“禪”字的上半部。此殘版長31．5厘米，寬8厘米，厚2厘米，刻版中縫左右各刻十行。首行為題，但因蟲蝕不清，隱約可見有“野拂維禪”等字。殘文有:

辛未夏月師誕期           
能名祖不能諱天     
善知識眼如電光
爐中供養今上
皇帝聖躬萬歲萬歲
堯帝之仁中宮皇
再願滿朝文武公
位紫金梁次拈香
爐中供養重開夾
之恩再拈雲鐵
鬆花遍地開燃

濟正宗第三
（以下還有幾個字，無法解讀）

 

【筆者】

     禪師語錄都能找到頌揚“今上皇帝”的話，表麵頌揚皇帝實際上“頌佛”。筆者讀過至少數十篇禪師語錄，熟悉禪師語錄的體例。一般語錄總有序言（一個或數個）。然後有上堂法語，有頌古、拈古等。最後也有記述。闡述禪師行略等，由法嗣弟子撰寫。此篇《支那撰述》絕非野拂禪師語錄。

“辛未”與奉天玉生辰毫無關係。眾多學者對“辛未”一句感到困惑。反對禪隱說的學者以此論斷奉天玉絕非李自成。筆者認為，《支那撰述》是奉天玉三代以下徒孫所著。類似“祭祖”文章。禪宗謂“設齋祭奠”。“辛未夏月師誕期”，諸多學者以為“辛未”（1691）指奉天玉或野拂的生辰年份。其實不然。這是野拂後嗣舉行祭奠奉天玉誕期法會的年份。這裏舉例說明：

聚雲吹萬禪師生於1582年，壬午年。《聚雲吹萬語錄》中有如下記錄：

“丁卯六月十八日師誕期。藍田起名眾居士請升座，問話畢。乃曰。我於過去劫中以平等印印一切法。無有少剩。值茲賢劫。第四尊釋迦文佛像法之中。”

此處“丁卯”是1627年。“丁卯”指謂“眾居士”請聚雲“升座問話”之年份，值此誕期聚雲禪師以“佛”的口氣講解佛法。以此印證，“辛未”與奉天玉野拂的生辰年份毫無關係。反對“禪隱說”的學者包括秦暉等人借“辛未”大作文章，其實大錯。如同我們說“現在是2017年一月，適逢某某生日。。。”，後麵燒毀不見。這樣一句怎麽能推斷出“某某”生於2017年？

 

 “祖”表示這是奉天玉至少三代後徒子徒孫所寫。筆者為什麽說“師”指謂奉天玉，因為有“能稱祖不能諱天”一句。“祖”指中興夾山寺之祖。“能稱祖不能諱天”表示不能諱卻“天子”之尊。何謂“不能諱天”？這豈非“奉天玉”之最佳注腳，意味不能隱諱奉天玉“天子之尊”，故號奉天。“祖”當指奉天玉。

殘篇尚有“爐中供養重開夾”，後麵應為“山之祖”即“爐中供養重開夾山之祖”。這是野拂法嗣後代類似“祭祖”的文章。禪宗所謂“設齋祭奠”。

《支那撰述》雲：“辛未夏月師誕期  ，能名祖不能諱天” 。“師”指奉天玉。前已解釋“辛未”非指“奉天玉”的生辰，而是奉天玉後嗣祭奠法會舉行的年份。《支那撰述》顯然是奉天玉野拂的法嗣所寫。因為有“能名祖不能諱天”一句。“祖”指中興夾山寺之祖。“能名祖不能諱天”表示不能諱卻“天子”之尊。殘篇尚有“爐中供養重開夾”，後麵應為“山之祖”即“爐中供養重開夾山之祖”。這是野拂法嗣類似“祭祖”的文章。各種野史記載李自成生於萬曆三十四年即1606年。然而李自成的生辰在各種文獻中並無一致的記載。這並不奇怪。一個陝北窮苦農民的孩子出生年月並不重要。而李自成後來在兵荒戰危中梟雄崛起，最後竟然占領北京滅掉明朝建立大順而稱帝。在這個過程中編造其生辰年月十分可能。其實種種說法皆無“硬證據”。以其生辰年月來論證奉天玉是否李自成要萬分慎重。

馬懋才備陳大饑崇禎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疏

    臣陝西安塞縣人也。。。。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月間，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皮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其山中石塊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於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為所劫，而搶掠無遺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間有獲者，亦恬不知怪。日死於饑與死於盜等耳。與其坐而饑死，何不為盜而死，猶得為飽死鬼也。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於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

李自成生於這樣的社會環境，家境貧寒不得不揭竿而起，其生辰年月的記載何以能夠準確無誤？事實上，諸多野史連李自成的姓名都搞不清楚，秦暉羅列了幾本野史來證明李自成的生辰，如何能確定是準確無誤呢？

關於奉天玉的名號，王戎笙先生堅持說“奉天”是地名，可謂強詞奪理。和尚法號前冠以地名當然可以，卻並不是必然的。尤其唐宋以來，很少有和尚以地名為法號之部分。王戎笙在《李自成結局研究》裏說“他們（禪隱派）都把地名‘奉天’當做法號‘奉天’”。那個“奉天般若寺古林智和尚”是因為中國有不少“般若寺”才冠以地名。那麽當時“奉天”究指何地？沈陽舊曰“奉天”，與奉天玉和尚有什麽關係？吳三桂占領“武崗”改名“奉天府”僅僅幾個月，這又是發生在奉天玉來到夾山寺之後。王戎笙諸君所說極其無理。“奉天明玉”明明是法號，到了王戎笙這裏，連“奉天玉”的法號也免除了。王戎笙又說不出“奉天”究指何地，豈不怪哉？

現在根據《塔銘》裏麵“八九益一”可證李自成年齡在73虛歲。這樣推算李自成應該生於1602年。我們的問題是，應該相信野史的記載還是相信出土的《塔銘》？甚至我們根據野史記載的生辰斷然否定奉天玉不是李自成？我們看野史對李自成的傳聞大都因襲附會。很多說法皆是眾口一詞。連李自成的名字都混亂不清，什麽“李岩”、“李炎”、“李公子”等等，我們怎麽能相信野史記載的李自成生辰呢？野拂如果是李過，必然不會記錯李自成的生辰。

禪師語錄都能找到頌揚“今上皇帝”的話，表麵頌揚皇帝實際上“頌佛”。看來秦暉不懂此意卻又大作文章。他說：“對這位‘今上’山呼萬歲並為他與他的‘滿朝文武’拈香祝願的人，難道能與李自成相容嗎?”筆者隻能說秦暉要補讀佛教書籍。另外“大膽假設”還要“小心求證”才是。

 

“奉天玉詔”銅牌：（出土於夾山寺附近，）

【筆者】

石門文物還有“奉天玉詔”。這個銅牌已經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的鑒定證書。有學者想要推翻此“奉天玉詔”的真實性，說什麽偽造雲雲。其謂“可以先用小木片刻製一“奉天玉詔”木牌（陽刻正文），以這種“奉天玉詔”木牌作為範模，在半幹的泥土上壓製成土範，晾幹後將黃銅溶液澆入土範，即成“奉天玉詔”銅牌。” 這位專家通過“臆想”製作銅牌非常容易。其實煤球爐如果沒有鼓風扇助燃，溫度最高在800度。而且以“木牌”在泥上作土範澆灌銅水的方法並不容易。對於九十年代的農民“成本”太高。首先這個“奉天玉詔”的木牌需要懂繁體字及書法的人來作。那時農村沒有幾個人懂繁體字以及書法。刻印木牌更不容易，還要找到化銅的坩堝以及鼓風扇，再做成土範澆灌銅水。筆者作過數年化銅澆注模具工作。知道這個過程絕非易事。最重要的，還是偽造這個銅牌的動機何在？如果銅牌值錢，偽造者不會隻偽造一枚，一定批量生產才有意義。這個在古董市場屢見不鮮。可是數十年來隻見一個銅牌。這說明“奉天玉詔”銅牌並非偽造。

該專家說：“我曾用放大鏡細觀察過“奉天玉詔”銅牌，上麵沒有任何銅鏽或鏽蝕痕跡。”這也反證農民沒有造假。誰都知道銅器在地下掩埋必有銅鏽。造假者都會將銅器埋入地下以期銅鏽斑斑。筆者認為撿拾“奉天玉詔”的農民隻希望把銅牌弄得好看一些。銅鏽用白醋泡數個小時或者稍長時間加以牙刷刷洗即可去除幹淨。綜合此銅牌背麵有“摩挲”痕跡，可見長期放在衣物中。至於製作粗糙也不能證明就是“偽造”。戰亂之時鑄造銅牌難以“精致”。至於“無孔”（銅牌的孔眼未透），有誰敢說不是“暗號”？若清軍得知此秘密聯絡方式，貿然製作一個精致有孔的銅牌，則大順軍見此即可識破。農民軍有“七步半台階”來驗查來人是否敵方探馬。筆者絕對不可低估農民軍的智慧。

            總之，“奉天玉詔”銅牌既有國家級的鑒定證書，可以證明銅牌的真實性。

 

2，奉天玉的墓葬製式簡單，是陝西米脂一帶的特殊墓葬“一墓三穴”製式。表明奉天玉來自陝北。來自陝北的稱帝者隻有李自成。

 

            這裏筆者要說明，雖然諸多出土的證據皆可證明奉天玉是帝王或是作過帝王的人，我們也知道在那個時代稱帝者隻有幾人而已。來自陝北的帝王隻有李自成。然而數百年前沒有DNA之類的科學驗證，筆者隻能說這個結論的準確性在九成以上。

 

社科院曆史所王戎笙背著課題組其他成員私下出版《李自成結局研究》一書，《李自成結局研究》含有“專家對課題組研究報告的鑒定意見”。此是王戎笙表示“研究報告”學術公正性的一種“惺惺作態”。而清華大學曆史係教授秦暉先生卻在本應公正的鑒定意見裏麵不分青紅皂白地攻擊“夾山文物”是偽造文物，甚至不指明什麽文物是偽造，進一步攻擊“禪隱派”學者的“文風”。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分析秦暉先生有關李自成研究的學風問題。

 

我們先來來看秦暉先生的鑒定意見：

王戎笙先生負責的李自成結局問題課題組。經過深入細致的工作，通過博覽群書實地踏勘。文物鑒別並與相鄰學科（如宗教學）專家合作研究。對爭論已久的李自成之死問題作出了可信的結論，表現在：

 

• 從明清之際的宏觀試試看，李自成敗死通山是無疑的。如果1645年後他仍活著，此後的曆史進程，將完全不可理解。

 

• 從南明清雙方的記載和地方誌文獻看。李自成敗死的全過程斑斑可考信而有證。經過課題組的努力在一些細節上更為清楚，證明了“通山說”是完全符合事實的。

 

• 從文物鑒定方麵看。“夾山說”的所謂物證或純屬作偽，或妄加解釋。或根本與“奉天玉”無關。或反而可以證明奉天玉非李自成。總而言之，“夾山說”的“文物證據”初步表明此說不可信外，隻能說明持此說者的研究態度也有問題。特別是偽造文物，就已經完全越出學術軌道了。

 

• 從宗教學角度課題組也澄清了關於夾山說的種種奇談，指出奉天。野拂等人行言與佛教常規無違，更談不上與李自成有關。

 

• 指出夾山說的要害是學風問題。我認為此點尤為重要，若不端正學風，聽任某些人不負責任地把“學術”變成利益的工具，那不僅對李自成研究，對明清史和整個兒學術事業，乃至對社會風氣都會帶來損害。因此，課題組的工作不僅具有具體學術價值，而且為學風、世風樹了一個好例。

 

總之，該項研究成功可喜。有關方麵應當以此作為曆史教學及有關文化活動的可信基礎。    秦暉（簽字）1997年10月19日。

 

秦暉是反對李自成禪隱說的學者。秦暉自1983年至1997年來發表若幹文章，屬於發對“禪隱說”的主力，他一再批評禪隱說的學者有學風問題。對此筆者認為有必要進行澄清。實際上秦暉對有關古文文獻的解讀多有錯誤，他所寫的若幹李自成論文的論點與論據都有不少漏洞，而他卻在鑒定意見裏不分青紅皂白攻擊“夾山文物”是偽造的。他也再三攻擊禪隱派的文風問題。尤為惡劣的是，他竟然建議將李自成結局王戎笙一派的片麵意見作為“曆史教材”，這就太過分了。這裏我們分析秦暉的文章來看看到底誰有“學風”問題，借此厘清有關李自成的結局問題。我們為了不斷章取義，以斜體字原文照抄秦暉文章《奉天玉決非李自成補證》。筆者逐章節進行點評。評語以“【筆者】”標示：

 

奉天玉決非李自成補證  （秦暉）

一

筆者說過，劉瑄《塔銘》指出奉天玉享年為七十三歲，而李自成如活到那一年，應該是六十八歲。僅此一點，已足證奉天玉非李自成。
    現在再來看看他們的出生月份：夾山出土的所謂“《支那揖述》木刻殘版”是奉天玉大弟子野拂的作品②。其首句為‘辛未夏月師誕期……”，這證明奉天玉的誕辰在“夏月”，亦即舊曆五月。
    而李自成的生日是舊曆八月二十一日丁巳，這是《綏寇紀略·通城擊》、《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七、《鹿樵紀聞》卷下以及其他一些史籍所一致記載的。試問：出生於萬曆三十四年八月的李自成與出生於萬曆二十九年五月的奉天玉，怎麽可能是一個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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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

筆者前麵論證《塔銘》是野拂偽托劉瑄之名所作。反對禪隱說的學者包括秦暉在內都沒有看出《塔銘》的問題，反而依據《塔銘》作出論斷。秦暉誤將《支那撰述》所說的“辛未”誤記為“辛醜”（萬曆二十九年）作為奉天玉生辰，這是一個小錯誤。大錯誤在於將“辛未”視為奉天玉生日。秦暉斷言說：“僅此一點，已足證奉天玉非李自成。”實際上“辛未”（1691）與奉天玉的生辰年份毫無關係。我們已經舉例證明，“辛未”隻是後嗣舉行祭奠奉天玉法會的年份。另外，諸野史所記的李自成生日年份是否準確，我們還是慎重存疑為是。

秦暉列舉的一係列文獻，其中《綏寇紀略》與《鹿樵紀聞》其實就是一本書。根據清代著名史學家全祖望的解說，《綏寇紀略》來自《鹿樵紀聞》，而這又來自《鹿樵野史》。秦暉將兩本同樣的書當做不同史書羅列引用，其所記載李自成生辰年份當然一致，這樣作或恐欠缺嚴肅的史學研究態度。

 

二

大順政權從定鼎長安時起，就與曆代王朝一樣實行了嚴格的避諱製度，康熙《延綏鎮誌》卷五說：李自成在西安“頒諱法於天 下。曾祖世輔，諱世為卉，輔為輻。祖海，諱為    。父守忠，諱守為    ，忠為衷。自為     ，成為戚。”  《平寇誌》卷九稱：大順“禁民 間用自、成字”。卷十又說，大順軍進京後，  “頒示自成先世祖諱，禁用自，務、明、光，安，定，成等字。”《鹿樵紀聞》卷下亦謂：李自成“禁用十字，若忠為中，成為丞之類。”《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八記曰：  “偽禮部示闖賊先世祖諱，如自、印、務， 光、安、定，成等字悉避。”當時，大順方麵對這些規定是嚴格遵守的。如“防禦使武愫至徐(州)張示，謂‘自’為‘字’，‘成’為‘丞’。避李自成諱也。”③明方得到的一份塘報也說大 順“委禮部造印，方印粗文，光字改廣字，成改呈，   改務，自改字，明改名等情，大變是也。”④甚至連北京的大明門、大順政權中的六政府司務一職，均因“明”、“務”二宇犯諱而改名。 然而，夾山出土的據說是奉天玉、野拂所作的各種碑版，卻完全不管這一套。《梅花百韻》殘版有“梅性雖多本自同”，“世輩安知放鴨翁”二句，出現了三個諱字。固然李自成本人不必諱自成三字，但先世的祖諱他是應該避的。  “安”、“世”二字顯然犯了諱。尤其是那個被認為是李過，奉侍“李自成”最為忠謹的野拂，他留下的《野拂殘碑》與所謂《支那撰述》殘版總共隻殘存百餘字，犯諱就達四處之多：  “雖自草創初成”、“明圓潤近所罕聞”、“善知識眼如電光”等是。必須指出，在那個時代，不僅要諱君名(即所謂“聖諱”)，而且要諱父、祖名(即所謂“家諱”)。犯諱是不忠不孝的“大不敬”行為。李過為守忠孫，且一 向父事自成，即使不考慮君臣之禮，僅作為李家子孫而言，他這樣肄無忌憚地犯諱也是不能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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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

秦暉文中《野拂殘碑》即本文《奉天玉和尚殘碑》。

大順軍離開北京後遇戰皆敗，處於“流寇”狀態。根本顧不上講究“祖諱”。曆史上皇帝製定“祖諱”，一般不會用民間常用字。“明”是常用字，即使製定“祖諱”，也不可能嚴格執行。這是因為“擾民”。例如以“明”為諱，那麽“明朝”怎麽辦？難道要將“明”改成另外一個字？那豈非千古笑話？皇帝名字往往使用極偏僻的字眼。這一點史學家應該知道。以違犯祖諱來論證奉天玉不是李自成隻是偏頗之論。

秦暉等學者以世俗禮儀指責奉天玉及野拂犯“祖諱”。以此表明奉天玉既然犯祖諱，不可能是李自成。殊不知出家不必遵守俗世禮製，自古沙門不敬王者。何況祖諱？洞山禪師《辭北堂書》告母曰：“比如死了比如空”。《碧岩錄》有雪竇顯頌詩：“五帝三皇是何物？“奉天明玉”隻是法號。對出家人何能指斥為“不忠不孝”？奉天玉野拂名義上是和尚，“忠於”誰？“對誰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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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一些同誌把所謂“《支那撰述》殘版”中“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與“滿朝文武”等宇視為至寶，筆者在以前的文章中已指出這不過是明清僧家語錄中極常見的套話，沒有任何值得奇怪之處。但他們可能還會說，用套話來歌頌李自成“正是精妙而又安全的”呀！因此，這裏再指出一點：在“今上皇帝”雲雲前麵還有“辛未夏月師誕期”一行，辛未即康熙三十年。殘文撰成決不會在此之前。而奉天玉早在康熙十三年就去世了(見《塔銘》)，即使他就是大順皇帝李自成，這時也早成了‘先帝’或“大行皇帝”了，決不可能在死後十多年還被稱為“今上皇帝”，這是再明白不過的事．那麽辛未年的“今上”是誰?當然非康煕莫屬。對這位“今上”山呼萬歲並為他與他的“滿朝文武”拈香祝願的人，難道能與李自成相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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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

禪師語錄大多有這樣的上堂法語，不過“皇帝”暗指“佛”而非指俗世的帝王。這個看看曹洞宗“君臣五位”即可。再說 “五帝三皇是何物？”（《碧岩錄三》 雪竇顯原作）。出家人不會對“佛”以外的任何人山呼萬歲。這一點秦暉似乎沒有明白。秦暉認為“山呼萬歲”的對象是康熙，真是混淆了世俗的禮法與出世的和尚們頌揚的“佛”。圓悟克勤禪師語錄：“此一瓣香，奉為祝福今上皇帝，伏願帝業永久寶祚彌昌，億萬斯年永隆聖壽”。我們知道“萬歲萬萬歲”可以頌揚皇帝，所謂“億萬斯年”之說。當然是頌揚“佛”的話。

《支那撰述》雲：“辛未夏月師誕期  ，能名祖不能諱天” 。“師”指奉天玉。前已解釋“辛未”非指“奉天玉”的生辰，而是奉天玉後嗣祭奠法會舉行的年份。《支那撰述》顯然是奉天玉野拂的法嗣所寫。因為有“能名祖不能諱天”一句。“祖”指中興夾山寺之祖。“能名祖不能諱天”表示不能諱卻“天子”之尊。殘篇尚有“爐中供養重開夾”，後麵應為“山之祖”即“爐中供養重開夾山之祖”。這是野拂法嗣類似“祭祖”的文章。這後麵一句尤為重要。何謂“不能諱天”？這豈非“奉天玉”之最佳注腳，意味不能隱諱奉天玉“天子之尊”，故號奉天。“祖”當指奉天玉。考察李自成等人一生作略，既稱“闖王”則其膽略過人。奉天玉暗含“奉天王”之意其實是一目了然的事。李自成曾自號“奉天倡義大元帥”。奉天玉去世幾十年後，澧州知州何璘親自去夾山寺調查，一見石碑就說：“夫‘奉天’豈和尚所稱？”奉天玉確實不應是和尚法名。佛教徒奉佛豈能奉“天”？曹洞宗大師萬鬆老人《從容錄》雲：“人情皆謂天地生人，謂之三才（天地人），佛教反以人生天地，所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可見佛教徒絕對不能“奉天”。何璘見地明白，當下即知“奉天玉”絕不是和尚所用名號。石碑有“和尚不知何氏子”，更加引起何璘懷疑乃至斷言奉天玉就是李自成。這可見何璘撰寫《書李自成傳後》。通常墓誌銘必然有墓主名字。禪師墓誌銘會寫“世壽若幹”、“僧蠟若幹”之類。此碑皆無。當時尚有珍貴的紫石牌坊，後來被推倒砸毀。距離奉天玉墓地不遠處尚存野拂禪師石塔。鐫刻“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三世野拂維禪師塔”。這可證明湖南慈利的“野拂和尚”即是夾山寺的野拂。

有台灣學者（“李自成夾山禪隱說之我見” 台灣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  蘇同炳）說：“因為寺廟乃清淨佛地，一再上門搜查，未免跡近騷擾；則以幫助興複寺廟為名，表麵上熱心讚助而暗寓親身體訪之實，應該是最不動聲色的查訪緝捕之法。相信魏紹芳、邵元璽等人在當時之所以熱心幫助夾山靈泉寺展開興複工作，此應是其真正的動機所在。如其不然，何以前後兩任的石門知縣都如此熱切關心夾山靈泉寺的興複工作呢？”

台灣學者所說正是與奉天玉同時代的石門縣令。即今之縣長。姑且不論這兩人是否清政府所任命，因為其後《石門縣誌》皆不提此二人姓名。即使按照此學者的推演邏輯，前後兩任縣令都進行“查訪”，豈不證實奉天玉確實可疑？以至兩任縣官前赴後繼地“查訪”以期證實奉天玉真實身份？此學者又說李自成麵目猙獰雲雲，如此豈不是很容易識別奉天玉的真身？何必勞動兩代縣官煞費苦心地“查訪”？其實李自成的麵目可能被明朝誣為“猙獰”。這個在曆史上毫不奇怪。至於李自成“眇目”雲雲，已經有學者作文指其不真。這裏也可以是個反例：若李自成真是箭傷瞎眼，這兩位縣官再根據陝北口音等，早就“緝捕”李自成求得功名了。石門屬於混戰之區，即大順軍數萬人在石門附近活動。“緝捕李自成”弄不好可能被農民軍報複殺頭。另外，僅僅根據縣令鄉紳捐俸修寺，根本不能得出奉天玉與之“來往密切”的結論。自古以來地方官乃至皇帝捐錢修繕廟宇事例很多。以今天的說法叫作“政績”，並不表明縣令與奉天玉交往密切，甚至一麵未識都不奇怪。夾山寺乃禪宗名寺，明末淪為廢墟。縣令捐錢修寺幾乎是必然之善舉。不知秦暉與某些學者（蘇同炳、王戎笙）據何得出奉天玉與地方官交往密切的結論？“交往密切”的說法根本沒有史料為據，隻是“臆想”而已。筆者無法得知“縣令”的想法，也無法斷言縣令與奉天玉的關係。試想，連吳三桂都“反清”，值此兵荒馬亂年代不知鹿死誰手的地方官，在清軍、吳三桂軍與大順軍“混戰”之區，即使懷疑奉天玉就是李自成，他們又能作敢作什麽呢？我們不要忘記，阿濟格曾奏報曰李自成戰死九宮山。後來由於死不見屍弄成一個疑案遭到嚴譴。順治四年的“聖諭”明明說“雖流賊魁首李自成已殲”。小小縣令未必敢與“聖諭”唱反調。如果揭發奉天玉，豈非打臉朝廷？連在九宮山殺死大順軍李炎的程九伯都不敢“領功”，其時清軍兵鋒甚盛。後來三方混戰，縣令即使知道奉天玉就是李自成，也未必敢於揭發。至今沒有證據表明奉天玉直接與地方官結交。清初很多人雖然作了清朝官員，其內心未必忠於清朝。滿清畢竟是外族統治。例如錢謙益也降清作官。他很快便暗中與抗清勢力結交甚至出賣家產支持抗清事業。地方官即使懷疑奉天玉是李自成，暗中與之來往，或者睜眼閉眼不予嚴究。這種可能不能排斥。何況大順軍十餘萬尚在澧州石門附近活動。“緝捕”李自成後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是不能不考慮的。在那種混亂局麵中縣令最好的辦法就是“裝傻”。以《夾山銘》來看，作者對奉天玉的身份是明白的。他並未“出首”奉天玉。這是有多重原因的。奉天玉與地方鄉紳交往密切之說並無實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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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梅花百韻》是“禪隱說”者言必稱道的另一個發現。筆者已指出它不過是個三流“叢林學者”仿中峰，明本等人之作，毫無新奇可言。如果有人仍堅持認為“隴羌性魯”， “天使行邊”二句就說明了作者是隴羌人，因而是李自成，那麽“西湖梅”， “孤山遠箭”、 “美如西冷采蓮人”，這類帶有浙江味的句子不是比帶“隴羌”味的更多嗎?何以不說奉天玉是杭州人呢?
    其實，這些詩如果真係奉天玉所作(這一點目前並沒有什麽證據)，倒是證明了他與李自成毫不相幹：筆者知道．李自成並沒有兒子，而詩中卻說：“梅妻鶴子日和偕。” “禪隱說”者常用李自成生活樸素之說來抨擊九宮山說關於“龍衣金印”的記載，但又居然認為“金鞍玉鐙馬如龍，來去風花雪月中”這種腐朽不堪的畫麵是李自成生活的寫照，這怎麽說得通呢?其實，任何人都不難發現，夾山梅花詩不僅藝術水平低下，思想境界更俗不可耐，章太炎說是“無草澤粗獷之氣”倒是實話，它的作者決不可能是農民英雄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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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

秦暉居然不知道林和靖（林逋）“梅妻鶴子”的典故。他說：“筆者知道．李自成並沒有兒子，而詩中卻說：‘梅妻鶴子日和偕’”。詩中的典故並非表示奉天玉有兒子。秦暉試圖以此證明奉天玉不是李自成，有些奇妙。

秦暉所謂“仿中峰，明本等人之作”更是硬傷。秦暉將中峰明本禪師誤為兩人，這裏不存在筆誤，因為他說“等人”。筆者要問，秦暉先生能讀懂中峰明本禪師的語錄嗎？他憑什麽斷言“仿中峰，明本等人之作”，他評斷某人“仿”別人之作，起碼他要“懂”原作才能主張某某“仿”作，對嗎？

《梅花百韻》當然不是文采斐然之作。不過“金鞍玉鐙馬如龍，來去風花雪月中”卻顯現了皇帝風采。評為“腐朽不堪”有些可笑。《梅花百韻》殘版有詩雲：“徐聽三公話政猷”。這確定是皇帝的口氣。由此可知奉天玉確實是作過皇帝之人。秦暉故意不提此詩，作為曆史學家是不夠嚴肅的。

章太炎先生曾經得到印刷版的“梅花詩”。他研究過梅花詩。他到石門縣（或許到過夾山寺）後即斷言奉天玉即李自成。太炎先生不同意明史的“結論”而提出“六疑”。那時是民初。太炎先生或見過完整的《奉天玉和尚碑》，太炎先生是國學大家。他與何璘一樣，論斷奉天玉是李自成自有所據。《奉天玉和尚碑》現在隻有殘碑。（解放後此碑劈斷修豬圈）。字跡漫漶。此碑文必有令太炎、何璘等精通國學者認定奉天玉即李自成的說法。何璘作為澧州知州，他的論斷應有一定權威性。其古文水平也應高於現在的專家。秦暉說：“章太炎說是‘無草澤粗獷之氣’倒是實話，它的作者決不可能是農民英雄李自成。”這是邏輯混亂的說法。梅花詩作者初學寫詩或有附庸風雅之處。更大可能是作者故意“藏拙”不露“粗獷之氣”。何以斷言不是李自成？太炎先生並未見到藏在牆洞裏的梅花詩，他若見“徐聽三公話政猷”，則他的看法肯定會大有改變。

 

 

 

五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奉天玉究為何許人，看看他的交際範圍即可知大概。據夾山文字遺存可知，與奉天玉交往較深者，首推清初曆任石門知縣，其次有明朝遺老劉瑄等，這已為眾所周知。
    此外，今可考的奉天王知交尚有嚴首升。首升字平子，華容人，明季歲貢(一曰諸生)，為湘北名士，詩文蜚聲一時， “自謂古文則惟左史內外傳，非我所及耳。出入班馬，俯視唐宋。”然而這樣一個恃才傲世的人卻對奉天玉十分尊敬，他曾應奉天玉之請，作《夾山記》一篇，收入《瀨園詩文集》與嘉慶《石門縣誌》藝文誌內，是除夾山諸碑外，史籍中迄今所知唯一一篇與奉天玉有關的當事人記載．內稱：
    “百年來天下梵刹競盛，多住大山喬嶽，往末名公巨卿，借冒商大賈為檀越。獨某師安住石門郡，人跡稀闊，建場其中。而予友舊為華（容縣)令者，一日擲版出家，歸依茲山。……適某不遠五百裏，一盂一笠來瀨固，屬予為紀。予色然如入歡喜地。曰：此同心之言也！……(夾山寺)明三百年鍾鼓不替，丁亂灰燼，賴茲興複。眾六十人甘苦與共，皆令力耕自食。釋氏雲：苦行莫如力田，則僧家南州高士乎！且未得為得，永斷精進，諸經所戎，以為邪妄。譬如亂賊才上尊號，旋破滅也，……師之督眾峰壑自怡，則古所謂隱者也。……今予等老矣，予將與師隱投老夾山焉，其容我同心坎！……。”這裏所謂“某師”，雖隱去了姓名，但一望可知他就是托盂南來、興複夾山的奉天玉．他曾到華容拜訪嚴首升。而嚴則一見傾心，以“師”事之，且於文中再三引為“同心”，甚至表示要投到其門下，與之終老夾山。其中感情，躍然紙上，可謂膽肝相照了。把嚴首升的《瀨園詩文集》與夾山文物放在一起，不難發現劉瑄，奉天玉與嚴首升三人之間關係非同尋常：劉瑄為奉天玉作銘，奉天玉請嚴首升作記，而嚴首升又為劉瑄的文集作序（這就是《瀨園詩文集》中的《劉它山文稿序》）。他們三人都是“國變”後“遁世”的。劉瑄在大順軍攻克北京時“破指血與小弟書，托終父，投入嶽為僧”．⑤而嚴首升則在大順軍占領華容，李自成所委縣令致書招撫之時，寫下了惡毒謾罵農民軍的《答偽令江一洪書》，而後“僧服行遁”。此文因其極端仇視農民軍的凜凜“正氣”而頗為有名，被收入省府縣方誌的藝文誌以及《湖南文征》之中。 《瀨園詩文集》的其他文章中這種敵視“流賊”的情緒隨處可見。就在《夾山記》中，他還對“亂賊才上尊號，旋破滅也”大加詬斥。入清後，嚴、劉皆為懷念故國，不附新朝，但又不願投身於抗清鬥爭的遺老隱士，與那個素為清朝曆任縣令及“闔邑紳衿”所欽的奉天玉一樣，在清統治下過著雖不得誌然而卻是受保護受尊敬的生活。他們可能會從民族意識出發對堅持抗清的農民軍表示一定的同情，但決不會“同心的”。須知堅決抗清派如瞿式耜、何騰蛟也仍然目大順軍餘部為“賊孽”，王夫之對救了自己命的高一功等還耍詆為“國仇”呢！南明抗清派與農民軍之間策略性的聯盟關係尚不能“同心’，置身於抗清鬥爭之外的嚴、劉等人更不用說了。

            筆者知道，按“禪隱說”的立論，李自成就是因“君父之仇”不能見諒於明，才“設疑代斃”、“退居幕後”的。如果說他能與前明縉紳(乃至清朝知縣)結為“同心，那還有“禪隱”之必要嗎?
    《夾山記》還說，夾山僧眾中還有嚴的一位朋友，前明華容知縣某。看來他與嚴、劉一樣，也是個於明固有孤臣之譽，於清亦享高士之名的遺老，所謂夾山“數千名百煉精金的農民軍將士”之一的真麵目，不過如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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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

秦暉對《夾山銘》誤讀過甚，其解釋可謂完全錯誤。“瀨固”顯然是“瀨園”之誤刻。“某師”並不意味“以‘師’事之”。“某師”即禪師之意。“而予友舊為華（容縣)令者，一日擲版出家，歸依茲山。……適某不遠五百裏，一盂一笠來瀨固，屬予為紀。”，此處“予友”清清楚楚乃是嚴首生舊友，曾作過華令者。“歸依茲山”指此人皈依佛門夾山寺。“適某不遠五百裏，一盂一笠來瀨固，屬予為紀”意謂“舊友從五百裏外投來我處請我寫銘。”“適某”意謂前來我處。秦暉解釋為：“他（奉天玉）曾到華容拜訪嚴首升，而嚴則一見傾心，以‘師’事之”。這種解釋真是莫名其妙。這種錯解導致秦暉以為奉天玉和尚密切結交名士及地方官等，並且以此反證奉天玉絕非李自成。實際上奉天玉未必見過嚴首生。秦暉文章發表後不少學者附會秦暉的說法，可謂以訛傳訛。

歡喜地即十地菩薩境界。“同心”也是禪宗用語，此處“同心”是“即心即佛”的“心”，根本不能與世俗的同心相提並論。這裏純粹用禪宗語義，與“千裏同風”相同。然而秦暉誤解“同心”，又大加發揮，說“他們可能會從民族意識出發對堅持抗清的農民軍表示一定的同情，但決不會‘同心的’”。這一段秦暉的理解錯誤。“同心”指佛教徒“同心”修證，共同成佛之意。

嚴首升寫《夾山記》的過程在《夾山記》裏交代明明白白。至於“今予等老矣，予將與師隱投老夾山焉，其容我同心坎”雲雲，絕非秦暉解讀之義。“老夾山”指夾山善會禪師。“隱投老夾山”意味“皆入涅槃”。首山禪師謂：“萬人作一塚。時人盡帶悲”，佛說:“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 此即釋迦“普度眾生”之意。有人說《夾山銘》寫作時奉天玉已經圓寂，然而“予將與師隱投老夾山焉”重在“入涅槃”，奉天玉先入涅槃，嚴首升希望自己也能入涅槃，此即“隱投老夾山”的意涵。要看懂這句話，多少要具備一些佛學知識。

這裏要強調指出，嚴首生未必見過奉天玉。他在舊友盛情之下寫《夾山紀》。對“中興”禪宗名刹之舉，嚴當然讚許。明末士大夫階層參禪之風盛行。看來嚴也下過功夫。據夾山多種文獻包括塔銘等，表明奉天玉可能是在順治九年來到夾山寺。而嚴首生在參與南明的政治活動後隱居。有若幹學者特別渲染奉天玉與地方官以及名士結交密切。以此證明奉天玉若是李自成豈敢如此？若按秦暉所解，奉天玉竟然不遠五百裏去見嚴首生。正表明奉天玉與官紳結交密切。其實這僅僅是秦暉不懂古文造成嚴重誤解。另外，嚴首生即使知道奉天玉的身份而寫此《夾山記》也可以理解。畢竟連南明皇帝都接納大順軍共同抗清，大明遺老寫《夾山記》並非絕不可能之事。夾山善會是叢林高僧，夾山寺是古代名寺。明代禪林凋敝寺廟毀棄。奉天玉和尚“中興”古寺，善莫大焉。這是嚴首生寫銘的動機之一。嚴首生似乎有警誡奉天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意。《夾山記》寫得有些奇怪。例如不提奉天玉的來曆、名字。而以某師呼之。不提“高僧”，而以“高士”、“隱者”稱呼奉天玉。其文怪誕之處如：“且未得為得，永斷精進，諸經所戒，以為邪妄。譬如亂賊才上尊號，旋破滅也”，前麵講佛法修證。後麵一句若從佛法角度也無法理解。筆者多讀禪宗典籍禪師語錄等，未見此等語言。筆者以為，嚴以李自成稱帝敗亡勸諷奉天玉之意昭然若揭。有人說“亂賊”指吳三桂，這裏要慎重考慮“亂賊”這個詞總是指謂“造反”的農民軍。對吳三桂一般以“叛賊”呼之。而且吳三桂與“夾山寺”毫無關係，《夾山銘》何必提到吳三桂？

《夾山銘》後麵說“學稼學圃，吾門雖小，而禹稷躬稼，正複可大”，語氣儼然老輩教訓後代，又與學佛參禪無關。其意似勸奉天玉以“稼圃”為立身宗旨。禪林有“百丈清規”：“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嚴首生意不在此。“未得為得”這是禪師常說的話。指責徒眾修證不到地步。嚴警示嘲諷奉天玉，與整個《夾山紀》頗有自相矛盾處。可能嚴首生內心相當糾結。縱觀《夾山紀》，筆者以為，嚴首生知道奉天玉和尚的真實身份。如此方可解釋他在《夾山紀》裏唐突地說出“譬如亂賊才上尊號，旋破滅也”的話。《夾山紀》屬於私人筆記性質，除《澧州誌》（藝文）及《瀨園詩文集》，從未公布。未知奉天玉是否讀過《夾山紀》。總之，秦暉教授對《夾山紀》的誤讀導致以訛傳訛，他首提奉天玉與地方官紳結交密切之說，對很多研究者影響廣泛。這是必須要糾正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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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除了夾山諸碑版與《夾山記》之外，間接與奉天玉有關的文件中最重要的就是慈利《野拂碑》。該碑中“戰吳王於桂州，追李闖於澧水”一句尤為關鍵。 “禪隱說”者強解為“戰吳三桂於寧夏，隨李自成於夾山”，其不能成立已見諸家駁文。在反對“禪隱說”者中，有的同誌以上述碑文為“訛傳”，幹脆不予置理，筆者則以為訛傳成份(如“追李闖”一句)是有的，但並非全為無根之談。數年前筆者曾著文提出一種假說，認為奉天玉可能是兵敗後為僧的南月將領李占春， “戰吳王於桂州”是指順治五年李占春平定“朱容藩之亂”的夔州之役。但近來翻閱康熙《黃州府誌》，在“職官”與“宦績”項下都記載了李占春降清後任黃州副總兵並死於任上。據此看來，筆者原先的推測無法成立。那麽上述碑文應作何解呢?近來筆者看到幾份湘南瑤族世傳的《過山榜》文，內有如下記載：【筆者】以下略去，與本文主旨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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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謂“戰吳王於桂州”，當即指與苗民起義軍戰於桂陽州而言， “桂陽州”省去“陽”字，是駢文體所需，不難理解。果爾，則野拂維這個奉天玉大弟子的身份就不難窺見：他是個統率官軍鎮壓苗民起義的“武夫”，很可能，他就是上述過山榜文中所提到的許多“大老爺”中的一人。野拂如此，物以類聚，奉天玉的政治麵貌亦不難想見了。【秦暉文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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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

《野拂碑》（出土於慈利茅庵村）：

“皇清臨濟正宗圓寂始祖僧上真下修野拂老和尚墓”，銘文如下：

老祥（禪）師，武夫也。生於明，終於清。壯誌軒昂，豐姿凜烈。抱經天緯地之才，久恨權閹；乘搗海翻江之勢，敢逐寇林。枕戈待旦，方期恢複中原；拔劍登壇，定欲掃平寰宇。戰吳王於桂州，追李闖於澧水。無如戎馬屢乖，莫展風雲之路。是以逐鹿不事，競甘泉石之棲。愛乃來零陽，履響洞，於茅為庵，架木為刹，基地初創，田園漸懇(墾)。心之明也在於斯，性之見也在於斯，而曠野於以拂焉矣，而天真於以修焉矣。序。鹹豐十一年辛酉十二月二十一日龍崗撰

【筆者】此碑文包含真修野拂的法號：而曠野於以拂焉矣，而天真於以修焉矣。

碑文裏“追李闖”是關鍵詞。多年來引得眾家爭訟不已。須知鹹豐年大清山河奠定。一般應以“闖逆”“闖賊”稱呼李自成。此句故意不提“闖賊”而代之以 “李闖”。因此“追李闖”應該理解為“追隨”。此碑文有“履響洞”，應指“響水洞”。就在野拂碑出土之地，即慈利縣茅庵村。根據各種史料包括地方誌等，記載大順軍曽在此地活動多年。慈利永定原來屬於澧州。《慈利縣誌》載：“順治十五年，闖賊餘黨尚結營石慈九永山中。” 《永定縣鄉土誌》亦有記載：“明季野拂自夾山寺飛錫此山。野拂為李賊餘黨，事敗，削發為僧，竟逃天誅。”何璘作為澧州最高地方官，他應了解澧州“匪情”。在《書李自成傳後》他也提出“李自成實竄澧州”。這是在大順軍消逝幾十年後所說。應有實據並非猜測。此地曾經有過清軍、吳軍的大戰役。此地也是大順軍最後根據地之一。在野拂碑發現地（茅庵村）存在大順軍的“遺存”。《野拂碑》寫的奇怪。碑文不提生辰年月。野拂去世後沒有立碑，卻在鹹豐年才立碑。碑上“鹹豐”的“豐”似是簡體字。筆者反複查閱《康熙字典》。確認有“豐”字。源自甲骨文。斷定此碑非偽造之物。此碑現存慈利文博館。這裏筆者要指出，夾山寺所處的地理環境非常特殊。夾山寺到慈利的路程如果騎馬也就是一二天之事。屬於進可攻退可守的地理位置。李自成隱居夾山寺的地理位置十分有利。

秦暉所說的“武夫”隻能是“鎮壓苗民起義”的中低級將領，何以能形容為：“抱經天緯地之才，久恨權閹；乘搗海翻江之勢，敢逐寇林。枕戈待旦，方期恢複中原；拔劍登壇，定欲掃平寰宇。”？“恢複中原”、“掃平寰宇”如何能形容“鎮壓苗民起義的武夫”呢？而墓誌銘為何不提此“豐功偉業”？

筆者要問：野拂如果真是清軍將領，“戰吳王於桂州，追李闖於澧水”，清軍必有獎賞，加官進爵等。而在此墓誌銘中何以隻字不提？從來墓誌銘必有“誌”頌揚墓主“功德”。野拂的墓誌銘根本不提官職功業。半路出家的和尚也可在墓誌銘“誌銘”。由此即可反證，野拂必是大順軍李自成的部下。故“追李闖於澧水”隻能作“追隨”理解。“無如戎馬屢乖，莫展風雲之路。是以逐鹿不事，競甘泉石之棲。”這種語氣完全是大順軍“逐鹿中原”、“定欲掃平寰宇”失敗未能成功的語氣。由此筆者推斷野拂是大順軍的“武夫”。則“追”必為“追隨”，臨濟宗三十三代可知野拂即夾山寺的野拂。野拂墓誌銘這些話與“鎮壓苗族起義”有什麽關係？至於秦暉說“‘桂陽州’省去‘陽’字，是駢文體所需，不難理解。”可謂笑話之談。這叫作“以文害義”，古人所不取也。地理名詞，一字之差謬之千裏。豈可因駢文體隨意改動。秦暉能否舉幾個古例給大家看看？

秦暉說“野拂如此，物以類聚，奉天玉的政治麵貌亦不難想見了”。他竟然說到“奉天玉的政治麵貌”，此話真正不知所雲。秦暉以此話作為文章結尾。作為曆史學家以“臆想”治史。此“學風”斷不可取。

秦暉在另一篇文章裏說“奉天玉”的“天”指明末高僧天童圓悟法係。他說奉天玉是天童悟的弟子。屬於“天童一係”，故此“天”指謂“天童法係”。這更是胡亂猜測。按照秦暉說法，則天童如淨（日本禪師道元之師）如何解釋？天童正覺如何解釋?天童寺是江南名刹。凡在此住持的名僧皆可以此為名。若按照秦暉邏輯，奉天玉豈不是與這些高僧都有關係？另外，秦暉斷言說佛教從來沒有“律門”之說，筆者在此僅舉一例加以駁斥。《明覺聰禪師語錄》說：“日應萬機之暇。深究宗門的旨。欲俾正法流通。故命湣忠結製。又令律門而信禪門。”讀者可以自行查證。當前確實有偽學者不懂裝懂，學風極其惡劣。

            奉天玉墓地出土道教“壙符碑”，表明奉天玉根本不是佛教徒。既然如此何必將奉天玉與什麽高僧法係連在一切呢？

 

李自成李過等大順軍領導人血戰沙場戎馬一生，李雖然退居幕後卻壯誌未酬，大順軍打到北京逼死崇禎。李自成也作了幾天皇帝卻敗亡甚速。他們作為一代梟雄從內心中絕不甘心就此湮滅在曆史的迷霧中。因此李自成以“奉天玉”自號，雖出家仍以“奉天玉詔”指揮調度大順軍。《支那撰述》說“能名祖不能諱天”，意謂即使成為禪宗名刹的中興之祖也不能諱卻“天子之尊”。這是李自成與李過的內心寫照。李過在《塔銘》與《奉天玉和尚殘碑》一再說“補之為銘”，堅持使用自己的字號。何璘說：“自成之構亂也，初僭號奉天倡義大元帥，後複僭號新順王。其曰‘奉天玉和尚’蓋以奉天王自寓，加點以諱之。而玉又璽質，為天子之所寶，殆訖死不去僭號”。筆者認為分析正確。

 

 

明末李自成起義是官逼民反的典型曆史事件。如今，“闖王來了不納糧”已經成為現實。五億多農民不必繳納農業稅。數千年來中國農民的夢想已經實現。他們可以在各地工作而不再因為繳納公糧而被束縛在黃土地裏。這是數千年未有的極其深刻的社會變革，所謂什麽定律早已不能成立。而自1912年以來無數誌士仁人經過各種社會變革早已將“帝製”埋葬在曆史深處。“走出帝製”隻是一個虛幻的偽命題。試問若是帝製，還用得著費盡力氣搞文革來打到劉XX嗎？在帝製下豈不是一道聖旨的事情？ “家天下”在中國行得通嗎？在當代中國語境下，帝製隻是某些人捏造出來的偽命題。帝製的經濟基礎早已蕩然無存。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要說中國還深陷帝製的泥坑中掙紮絕對是胡說。作為幾千年中央集權的中國，或許尚有一絲帝製的幽魂飄蕩未散。但是，我們不能罔顧中國社會數千年未有的大變局而將視界局限在某個角落的陰影之中。“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中國人民正在拚命建立一個小康社會。我們在前進的道路上必然會有曲折、上下、甚至後退，然而曆史的大潮滾滾向前，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中國已經擁抱世界，世界已經接納中國。中國人民一定能夠排除萬難抓住機遇而自強自立於世界之上。

 

明末清初演出一場翻天覆地江山興亡之曆史壯劇。李自成兵敗後以“奉天玉”自號於世，英雄豪氣不愧“闖王”。數百年後令人欽敬。野拂追隨李自成百戰沙場，忠心耿耿至死不變。文獻顯示李自成高級將領幾乎無人降清。大順軍在夔東十三家起了重要作用。他們堅持抗清到最後一刻。雖說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任由評說。卻是這一代一代的英雄塑造了人類曆史。

 

夾山寺祖師夾山善會禪師曾經有一名聯：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岩前。此聯禪意玄妙。“青嶂”“碧岩”皆為“山”，而“猿抱子”“鳥銜花”皆有“夾”的動作。是謂“夾山境”。當然，“猿抱子”“鳥銜花”還有更為深邃的禪意，意思是“正偏兼帶理事混融”，這裏就不多說了。

 

野石寫於北京  2017年12月31日

附注：章太炎先生1912年到過石門縣，未必到過夾山寺。此事待考。不過無關奉天玉與李自成公案解說。

 

《禪隱夾山說及其學風》（秦暉）

其實 , 夾 山碑上的 “ 補之為銘” 一句本來沒什麽深奧的意思 , 奉天玉是康熙 甲寅年圓寂的 , 當時正“ 值戎馬 ”, “ 催滇黔之變” , 吳三 桂的三 藩叛軍打進石 門 , 湘西北成 了戰場 , 夾山寺 “每遭回祿” , 毀於戰火, ( 見野拂碑與康熙夾山碑) 所以沒有為他立碑作銘 。直到他死後第三 年 ( 丙辰) 劉暄才補撰了現存的塔銘 , 這就是·“ 補之 為銘” 。隻是 穆君心存先入之見 , 以不怪為怪而已。 總之 , “ 野拂即李過 ” 之說絕無根據 , 而源於此 說的 一切 推論 自然無庸贅評了。

除了交結官府外 , 奉天玉還與湘北紳鈴中的一些明遺老有密切交往,夾山僧眾 中不乏此類人物。如為其作塔銘的劉暄係 崇禎進士,官檢討 , “ 國變 ( 指大順軍 入京 ) , 破指血與弟書 , ” 一入嶽為僧 ” 。 ( 民國 《 澄縣 誌 》 卷 6 )嚴 首升 , 華容歲貢 , 詩文蜚聲 一時,入 清後 “ 僧服行遁 ,以遺老終” . (鄧 之誠: 《 清詩紀事初編 》 卷 2)奉天玉 曾 “ 不遠五百裏 ” , 到華容縣拜訪他 , 他對奉也十分仰 慕 , 聲稱 “ 予將與師 ( 奉天玉 ) 隱投老夾山焉” 。 他還記 載說 : “ 予友舊為華令者 , 一日擲版出家 , 歸依茲山” , 可見夾山僧徒中還有個前華 容知縣 。清初遺 民逃禪之風很盛 ,而隻要他們不從事反清活 動 , 清政府 對之是優容甚至鼓勵的, 如錢澄之、 金堡 、 錢邦藝、 鄭逢元等都是。 他們遺 民身份公開 , 且常為清方大 員之座上賓。 但對 “ 流賊 ” 禪隱則是另一回事 了。 事實上這些遺 民對 “ 流賊” 之仇恨遠 勝 於對清 , 劉煊就是一例 , 嚴 首升亦傑。 奉天玉拜訪嚴 時,曾 請 嚴 作 了 一 篇 《 夾山 記 > , 其中有雲 : “ 釋氏雲 : 苦行莫如力 田 , 則僧家南州 高士乎 I 且未得為得 , 永斷精 進 , . 諸經所戒 , 以為邪妄 , 臂如亂賊 才上尊號 , 旋破滅也 ” 。 ( 嘉 慶《 石門縣誌 》 卷 4 9 ) 後一句明顯是罵 李自成的, 假如奉天玉 就是李 自成 , 他能請嚴作此 記 嗎? 嚴又怎麽會投到他門下呢?

 

奉天玉死時 , 他 “ 中興” 起來的夾 山 祖庭 已 毀於兵火 , 其 境遇頗為淒涼 。 兩 年後 吳三桂對漁州的控製暫趨穩定 , 已臣服於吳周的劉追才為他’ “補之為銘” 。

正是 由於官府支持 , “ 獨竄” 而來的 奉天玉 到順治 末已有 徒 “ 越十 人 ” , (嚴首升 : 《 夾山記 》 ) 奉天玉於康 熙十三年死時 , 夾 山已 “ 二十年叢林大舉 , 門弟 子 數 千眾” 。 ( 劉暄: 《塔 銘 》 )此 亦可 見夾山僧眾是二十餘年間逐漸增多的 。 作為湖南佛教三大 名山之 一 的夾 山 , 曆史上 曾不止一次地 出現這樣 的盛況 , 穆文所說 “ 深 山老林之中怎麽會於 清 初一下子 出現數千名和 尚 , 除起義軍 殘存兵將隱化外 , 顯然別無他徑” 。 “ 一下子” 之 說語出何據? 大寺名刹不會建在通藺鬧市 `…

 

然而中峰本亦頗有幾首“有殺氣,的, 如 “柳營梅 ” : “花寨穿楊月掛弓 , `霜飛玉帳帶春風 , 綠陰止渴將軍老, 滋上應魁百戰功。” 可見夾山梅花詩完全是一部仿中峰體的作品 , 不過仿得比較拙劣罷了。中峰作為元明有影響的寺院詩人 , 明代朱權、 文征明、 王 夫之 , 清人張 吳曼 以 及 《 四 庫 提 要 》 對其作品都有評價 , 但從沒有說它 “不象和尚所作 ”的。 明清不少僧人因慕中峰文名 , 多有仿作 , 清初名僧百癡 曾對此挪偷道 : 中峰詩 “ 氣概不倫凡卉。 若夫梅花百詠 , 特其餘技耳。比見叢林學者 , 各抄襲一冊 , 以為腰囊至寶 , 將謂幻住老祖麵目全在於是。 吾恐常寂光中, 必莞爾笑 曰 : 此等瞎阿師 , 亦太辜負予也” 。 ( 《 百癡語錄 》卷“ ) 這個評價用於夾山梅花詩 , 可謂得體。

 

總之 , 從順治六年四月撤出 郴州 直至 李過病逝 , 李過的活動 在史籍中比比 皆是,逐月可考, 限於篇幅上 麵僅能舉出一部分。 由於此時 忠貞營駐 紮於南 明統治 中心地 區 , 與 許多明方顯要人物和 晚明史籍作者交主頻繁 , 所 以正 是這期間有關忠貞營 的記載最多也 最 可信 ( 統治者的偏見例外 ) 。 當時 “ 蒼梧瘴發” , ( 王 夫之 : 《 籌史 · 職 方郎中李公 》 ) 南明方麵 的不少 顯要如堵 J能 錫、 晏清、 李永茂、 鄭古愛、 董雲嚷 、 李芳先等均於此 時染病身亡 。 忠貞營以北人乍到 嶺南 , t ’ 多染疫瘴” , ( 《 堵文忠公集 》 附傳 ) “ 以水土不宜 , 二萬兵疫死 殆盡” , ( 《 皇 明四朝成仁錄 》卷 1 1 ) 並且 “ 連喪大帥” , ( 《 永曆實錄 》 卷 1 3 ) 大順軍宿將 張 能 、 田 虎 、 劉世 俊等均於在廣西的一年半內相 繼去世 , 李過亦未能免此 厄運 。 《 永曆實錄 》 卷 1 3 載: “ 是年冬, 堵撤錫奉龍旗至得 州 , 調必 正諸軍 出楚 , 赤心 病 , 未 有 行 意 。 未 幾 赤 心

死

。 ” 王 夫之 的這一記載可與 魯可 藻《 嶺表紀年 》 、 錢秉橙 《 所知 錄 》 、 瞿共美 《 東 明 聞見 錄 》 等許多史籍相印證 。 這些史籍都是 當時在 桂的 明方人士所撰 , 其 中 廣 西 巡 撫 魯可藻是永曆指定對付忠火營的宮僚 , ( 《 嶺表 紀年 》 卷 3 ) 並參加過拉攏 忠 貞 營 的 活 動 , ( 《 永曆實錄 》 卷 1 3 ) 錢秉橙與高一功來往 密切 ; 王夫之更 曾受過忠貞 營 領 袖 的 救 命之恩 。 他們所紀是第一手材料 。 此外 , 清初廣 西地 方誌如金 先聲纂《 南寧府全誌 》 、 蒯光煥纂《 梧州府誌 》 也記 載了 李過病逝 , 後者 還記 載其 死 日為順治六 年十一月二十五 日。 ( 卷 1 8 ) 令人詫 異 的是 , 穆文一 口咬定李過 未死 , 說 史籍所載隻 不過是 又一 次 “ 設 疑代斃” 罷 了。 其 誰一理 由就 是 李過 年紀不大 , 何 以會死 ? 但與李過同時的多爾衰 、 多鐸、鄭成功、 鄭 經、 李定國、 劉文秀、 章曠、 堵 h L ] 錫等人不都是享年無多 嗎?

 

最 後 , 所有 “ 禪隱說” 者 , 從何 麟直 到穆長青同 誌 , 都在奉天師徒 的 “ 律 門 ” 、 “ 宗 門” 問題上做了不少文意 , 說是佛教各宗勢 同水火 , 何以律宗和 尚會帶了個禪宗徒 弟 ? 其實 , “ 勢同水火” 之說 恐怕太武斷 了。 作為臨濟宗五山之一的杭州靈隱寺 , 其寺 前石窟造像卻 “ 多作密宗佛像” , 而且近代最 著名的律宗大師弘一 ( ` 李叔同 ) 就是在此 受 具足戒 , 後來還當 了住持 , 在靈 隱創辦了 “ 南山律學院” 。佛教史上確有各宗勢同水火的時期 , 就如更早時有過儒、 佛、 道三教勢同水火時期一樣。 但到明清時代各宗間的 融合已是主 流 , 正如宋元 以後 “ 老莊儒釋遂並為一談” 、 “ 三教非歧 門戶” 一樣 。 當時 許多禪宗學者都 “兼精教學” ( 禪宗 自稱宗門 , 謂異宗為教門 , 教學即異宗之學 也 ) ( 《 山暉倪語錄 》 附傳 ) , “ 教之與禪 , 本無二門” , (《 佛祖綱目》 卷首: 《釋氏護教編後紀》 )“終 南濟北 , 雖 各弘 宗 旨, 而屍羅禪那 , 實互闡度門” , ( 《 寶華 山誌 》 卷:1 L 釋道態 : 《見翁大和 尚七十壽序 》 ) “ 以臨濟洞上互相低昂 , 真可一笑” , ( 《 廬 山天然禪師語錄 》 卷l ) 這類言 論在 當時佛教著作 中比 比 皆是 。 . 因此 當時僧人一生拜幾個不 同宗 的師傅是毫不奇怪的。 如釋擔當先參無住 ( 臨濟宗 ) . 後 參湛然 ( 曹洞宗 ) 、 釋 性澄先參律 宗僧石門 殊 , 後參天 台宗僧 雲夢澤 , 五峰學一麵 “ 振偽仰之 宗” , 一麵 又帶著臨濟徒弟正明等 。 從康熙碑可 知 , 野拂也曾先後拜過幾個異 宗師傅 , 這並不值得驚訝 。

 

順治 二二年 , 在千裏 窮追的 滿州八 旗騎兵的毀滅性打擊下 , 大順軍的指 揮中樞慘遭渡 滅 , 李 自成的妻妾叔父等 “ 皇 親國戚” , 劉宗敏 、 牛金星、 宋獻策等最重 要 的 文 武 將 相 , 死 的死 , 俘的俘 , 降的降 , 潰散的各支大順軍 餘部紛紛向清、 南 明雙方投降。 從他 們那裏 , 明清雙 方都得到了李自成的 死訊。 雖然在一些細節上有出入 , 但李 自成是兵敗 後在從者 零落的情況下死 於九宮 山 “ 鄉民” 之手這些主 要點 , 卻是 “ 眾 口 同詞” 的 。 當 時明清雙方確實都有人表示懷疑 , 但這種懷疑很快煙消雲 散。 這不僅 因為清方找到了 殺 害李自成的 “ 鄉民” 程九百等人 , 從而證 實了來降大順軍 將士的報告 , 更因為以後 的事 實表 明大順軍確 已群龍無首 , “ 散而不複聚 ” 了。 隻要對這段曆史的全局有比較深入 的 了解 , 就不能不承認 “ 九宮山說” 的 說服力 。

【以上是秦暉】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跋會稽禹穴室石銘

會稽禹穴之字趙德甫稱為窒石銘。。而王順伯定為漢刻是也。近人謂其詞非銘體。謂碑有銘而霆止銘不知古人原不定以韻語補銘。孔子書季劄墓宰寥十字亦何嚐非銘乎

 

 

劉伯溫碑記碑文：

生出西山馬，卸卻貴州鞍，殺盡五溪苗，踏破大年夜大年夜元關。天啟命逢下甲子，蒼生塗炭饑荒去世，奴輩道從平易比來幾大年夜大年夜亂，定國安邦血流楚，隻恐木上生銅鐵，是長短非方信武。

 

王夫之《永曆實錄》卷七《何堵章列傳》……會左良玉死，南都繼陷，夢庚降。李自成渡江，入無人之境，由蒲圻走死九公山。

 

何騰蛟在複奏中，即在《闖逆伏誅疏》中說：

以竊惟人臣之訓，義在勿欺，如闖死非真，而臣謬以為死，又居之以為功，欺則臣罪也，當死。闖死果真，而闖之首級已化為異物，如首級物化，而假托以明闖死亡為真，亦欺也，欺則臣罪，當死。然闖勢實強，闖夥實眾，何以死於九宮山團練之手?誠為其故，闖逆既死，則宜留首級示信，何以首級竟不可得，亦有其故，請為皇上陳之。闖果為清所逼，自秦、豫奔楚，霪雨連旬，闖逆困於馬上者逾月，此固天亡之也。闖逆居鄂兩日，忽狂風驟起，對麵不見，闖心驚疑，懼清之躡其後也，即拔賊營而上。然其意尚欲追臣，盤踞湖南耳。天意亡闖，以二十八騎登九宮山，不意伏兵四起，截殺於亂刃之下。相隨偽參將張雙喜係闖逆義男，僅得馳馬先逸，而闖逆劉伴當飛騎追呼日：“李萬歲爺被鄉兵殺死下馬，二十八騎無一存者”。一時賊黨聞之，滿營聚哭。及臣撫劉體純、郝搖旗於湘陰，撫袁宗第、闖養成於新牆，無不眾口同辭。營內有臣晉、豫之舊治之子衿氓隸，亦無不眾口同辭也。張參將久住湘陰，郝搖旗現在臣標，時時道臣逆闖之死狀。嗣後大行剿撫，道阻音絕，無複得其首級報驗。今逆首已泥，誤死於鄉兵，而鄉兵初不知也，使鄉兵知其為闖，氣反不壯，未必遂能剪滅，而致弩刃之交加，為千古大快也。回奏委無一毫欺節，不勝惶悚待命之至。（29） 何騰蛟述說了李自成被鄉兵誤殺的經過，列舉李自成親信將領和其他有關人員的口辭，來證實李自成確實已死，隻是“逆首已泥”，無法報驗。由於無首級可驗，唐王接到複奏後，同群臣自然仍有懷疑，據記載，都禦史郭維經曾說： 自成傳聞死於九宮山。萬一殺自成者他日以首獻，臣不知騰蛟之何以自解，且萬一自成未死，而他日更出沒於他所，臣又不知皇上之何以收反汗也。（30） 盡管有疑問，唐王政府已不可能再追問下去了。

 

王夫之所著《永曆實錄》，記李過死於順治六年，但幾處記載有點大同小異。其一，《大行皇帝紀》雲：順治六年七月，赤心死於南寧。其二，《高·李列傳》：是年冬，堵胤錫奉龍旗至潯州，調必正軍出楚，赤心病，未有行意。未幾，赤心死，必正兼統其軍。其三，《堵胤錫傳》載：“上賜堵胤錫龍旗十二，遍調天下兵馬，鹹受節製。堵胤錫至潯州，日促忠貞營複出，會李赤心死，高必正以新喪大帥、器仗不給為辭。”

 

洪承疇章奏匯集

·恭陳湖南湖北情形並議分駐剿禦事宜事題本
　　欽命經略湖廣江西廣西雲南貴州等處地方、總督軍務兼理糧餉、太保兼太子太師、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禦史臣洪承疇謹題：為恭陳湖南、湖北情形，並議分駐剿禦事宜，仰祈聖裁敕部覆議事。竊照湖廣地方遼闊，襟江帶湖，山川險阻，為從來形勝之地。今寇亂多年，用兵最久，人皆知逆賊孫可旺等抗拒於湖南，而不知郝搖奇、姚黃、一隻虎等眾肆害於湖北，兼以土寇附和，苗賊脅從，群聚搶攘，是湖廣腹裏，轉為衝邊要害。臣今暫駐武昌，見聞最切，如辰沅靖州，見為孫逆等賊盤踞，水陸不時侵犯，寶慶所屬之新化、城步各縣，雖經歸附，而孤懸窵遠，屢報危急，亦州府地界西粵，猺賊出沒無常；桂東桂陽，又與江西之袁州、吉安各山縣接壤，有紅頭逆賊結聚，官兵見在會剿。至常德一府，前逼辰沅，後通澧州，苗蠻雜處，時常蠢動。即衡州、長沙，雖已收服，而逆黨觀望，實繁有徒。此湖南之情形也。以湖北論之，漢陽、黃州、安陸、德安四府粗安，而鄖陽之房縣、保康、竹山、竹溪四縣，有郝搖奇、劉體純、袁宗第等諸寇，窟穴於羊角等寨，每營萬餘，虎踞縣界，殺擄肆行。鄖縣、鄖西、上津三縣，前此尚恃一水可隔，今賊竟擄舟渡江，兩岸蹂躪，逼鄖陽僅數十裏。近又自均州槐樹關渡河者萬計，襄陽之宜城、南漳、均州、榖城四州縣，有一隻虎養子小李、馬蹶子、黨守素、李世威等諸賊，住於七連坪等處，將居民逼挾供糧，光化縣倚山濱江，殘廢無人；

順治十年一月二十八日（據東華錄）。朱批：這所奏分駐剿禦事宜，著速議具奏。該部知道。

【】洪承疇是叛將身份，又臣今暫駐武昌，見聞最切，，豈敢胡說？

 

 

 

總督湖廣川貴廣東廣西五省軍務兵部尚書何騰蛟奏報

闖勢實強，闖夥實眾，何死於九宮山團練之手？“誠有其故；闖逆既死，則宣留首級示信，何以首級竟不可得？”亦有其故。請為皇上陳之：臣自遭左變，投身江濤，遇救得生，臣揣闖逆知左兵南逞，勢必窺楚，即飛檄道臣傳上瑞、章曠、推宮趙廷壁，姚繼舜，鹹寧知縣陳鶴齡等，聯終勇以待。闖果為清所逼，自秦豫奔楚，霪雨連旬，闖賊困於馬上者逾月，此固天亡之也。闖逆居鄂兩日，忽狂風驟起，對麵不見，賊心驚疑，懼清躡其後也，即拔賊營而上，然其意，尚欲追臣盤踞湖南耳；天意亡闖，以二十八騎登九宮山，為窺時機，不意伏兵四起，截殺亂刀之下，相隨偽參將張雙喜係闖逆義勇，僅得馳馬先逸，而闖逆劉伴當飛騎追呼曰：“李萬歲被鄉兵殺死下馬，二十八騎無一存者。”一時賊黨聞之，滿營聚哭。

【】王夫之以及其他人都說九宮山一代人煙稀少，甚至“入無人之境”，何來伏兵？

“飛檄”“聯勇”之說全是謊言。

 

《南明史》：錢氏史筆遠較王夫之、蒙正發等人正派,盡量忠於事實,

 

《南明史》阿濟格、何騰蛟作為清方、南明的當事大員都是從歸附的大順軍將士口中得知李自成死於九宮山鄉兵之手的準確消息,雙方都必然想盡辦法取得李自成的"首級"向各自的朝廷獻功.何騰蛟在奏疏中含糊其詞地說"嗣後大行剿撫,道阻音絕,無複得其首級報驗",實際上這一地區已落入清方之手,他無法派人前往查驗.阿濟格從清廷領受的任務是追剿"闖賊",李自成之死對他來說是頭等大事,為確定這一重大"功績",他曾派"素識自成"之人前往辨認.大順軍為報仇雪恨在九宮山區曾殺了不少人,阿濟格的查驗人員在眾多的屍骸中並未能找到李自成的遺體,隻好用"屍朽莫辨"一語掩蓋他們的勞而無功.這正是本書作者推斷李自成已由他的親屬和部眾秘密安葬(並且會有相稱的殉葬品)的主要依據.

 

南明史：

但隆武帝鑒於鄭芝龍的跋扈自雄,寄希望於何騰蛟派精兵迎駕,移蹕江西,等了半年多終歸落空,何騰蛟實難辭其咎.曆來的南明史家大抵以是否死節作為忠佞的惟一標準,帶有很大的片麵性.臨危授命固然值得肯定,因為他們在最後關頭表現了民族氣節;但如果就因此而掩蓋何騰蛟之流的卑汙心理,導致大局全盤逆轉,一味讚美,稱之為"忠臣",奉之為圭臬,顯然不符合事實.

 

 

 

第三節濟爾哈朗進軍湖南與何騰蛟被俘殺

何騰蛟下令把圍攻長沙的忠貞營調走以後,自以為可以讓自己節製的勳鎮拿下長沙,攫取首功.然而,他情報不明,不知道清廷所派濟爾哈朗統率的滿、漢大軍正在向湖南推進.清廷接到湖廣總督、巡撫、巡按諸臣連續告急的奏疏①,於1648年(順治五年)九月十一日決定任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為定遠大將軍,"統兵討湖廣逆賊李錦"②.十月,濟爾哈朗軍行至山東曹縣,參與鎮壓該地的農民反抗;十二月在湖北安陸府喂馬③,休養士卒,準備大舉入湘.何騰蛟對敵情缺乏起碼的了解,加以指揮無能,在忠貞營於十一月十六日撤離長沙後,始終沒有組織成一支進攻長沙的兵力.1649年(順治六年)正月,濟爾哈朗大軍進入湖南,何騰蛟部下諸將如驚弓之鳥,紛紛拉起隊伍就跑.何騰蛟身邊隻有馬進忠部少數兵力,自知難以迎敵.他在無可奈何之時,給永曆朝廷上疏奏稱:"湖南千裏一空,前恢複諸城一旦盡棄,引罪自劾."①何騰蛟原疏未保存下來,但從南明人士的記載裏可以推測他的"引罪自劾"肯定隱瞞了自己把忠貞營調走招致全局敗壞的真象,許多南明官紳又同何騰蛟、瞿式耜沆瀣一氣,對原大順軍改編而成的忠貞營懷有很深的偏見,因此把這段曆史描繪得混亂不堪,全部責任都推到忠貞營和節製該營的堵胤錫頭上.例如,堵胤錫邀請忠貞營入湘,李赤心、高必正應命率部於九月間到達常德,十月二十一日由常德南下;何騰蛟在十一月間給瞿式耜的塘報中還說"本閣部不以恢長為喜,而以忠貞來附為喜";同年十二月初一日瞿式耜轉奏後奉聖旨還說:"今長、湘凱聞,李赤心、高必正等雄冠諸軍;製輔堵胤錫聯屬各部,以成大捷,朕心嘉悅."②可是,到了王夫之等人的筆下,就變成堵胤錫招忠貞營參加湖南會戰仿佛是一種陰謀,李、高兵進至常德百裏外時堵胤錫才寫信通知馬進忠,"進忠大驚,疑忠貞營之眾旦夕即並己,立命焚廨舍庾積,掠百姓,拔營南走,……進忠去常德,王進才、牛萬財不知所出,遂約劉體淳(純)、張光翠同走衡、寶間.忠貞營至常德,已赤土無莖草,不能留,即尾進忠後,自寧鄉趨湘潭.馬蛟麟徐出收常德,湖北複陷.諸軍蝟集於湘,高必正遣偏師攻長沙,以謝胤錫,不克,亦退湘、衡間,互相疑掣,轉掠千裏,胤錫無以製之.騰蛟泛輕舸至湘潭,乃與胤錫議,以南昌求援甚急,胤錫督忠貞營渡湘而東走醴、攸,往援江.而忠貞營徘徊茶、攸間,殊無行意.湘潭陷,騰蛟敗沒,忠貞營奔衡州走郴,為入粵計.胤錫不能令也"①.這完全不符合事實.李赤心、高必正率忠貞營入湘作戰,本來是堵胤錫和馬進忠的請求,出兵時還對夔東的留守兵力作了部署,防止湖北清軍乘虛西上.當時清荊州總兵鄭四維依據可靠消息報告:"聞說馬進忠等請虎賊(即李赤心為首的忠貞營,李過綽號一隻虎)往常(德)、澧(州).仍將譚賊(指譚文、譚詣、譚弘)船隻發上新灘,留王二(即王光泰)、王三(王昌)、姚黃(指搖黃十三家)、朱經略(朱容藩)、王昉生接住施、歸、建始一帶.今(十月)初五日,各賊起營前往常、澧."②王夫之是當時當地人,應當知道事實的真相.他為了掩蓋何騰蛟的過失,竟然編造了一篇馬進忠同忠貞營內訌的神話,渲染得栩栩如生.這種憑個人好惡任意上下其手的史筆,隻能把讀者引入歧途.

 

蒙正發逃歸故裏後,寫了一本《三湘從事錄》,在南明史籍中頗受重視.許多人以為他以當事人記載當時事比較可信,加以後來名聲頗大的王夫之給他寫了墓誌銘,更抬高了這本小冊子的地位.王夫之的學術成就不在本書討論之列,但他的政治態度和經曆與蒙正發頗為類似,其立論的客觀性大可懷疑.隻要把蒙正發的《三湘從事錄》、王夫之為蒙氏所撰墓誌銘同史實核對一下,就可以看出蒙正發不僅不像王夫之所說是位"力持綱紀,清冒濫,劾功罪,裁淩躐",整頓朝政的正人君子;剛好相反,他自己正是一個不顧綱紀,多方冒濫,混淆功罪,淩躐成性的卑汙小人.

 

③同注①,《瞿式耜集》第七十八一七十九頁.按,蒙正發《三湘從事錄》記全州之戰雲,"十一月二十日,懷順遣將同董英領馬步三千,從間道襲全州",不僅日期有誤,而且隻字不提郝永忠以及同郝關係密切的盧鼎,卻塞進了他夢寐以求的所謂"恢撫官兵",適足令人齒冷.與蒙正發沆瀣一氣的王夫之在《永曆實錄》卷十五《郝永忠傳》中斷言:"永忠從無一矢功,惟殘毀內地,屠士民,尤為諸將所惡."此即王氏"實錄".

 

王夫之在永曆朝廷中僅任行人司行人,地位極低,當其處境困難時,鄖國公高一功曾伸出援助之手,但他同瞿式耜之流一樣心存畛域,拒絕與忠貞營將士往來,因此,盡管他在所著《永曆實錄》中為高必正、李赤心、李來亨等人作了傳記,卻往往根據傳聞,人名和情節常有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