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生活了一段時間，覺得用“不容易”這三個字來總結人們的生活應該比較恰當。
首先，人們要時刻警惕嚴防明偷暗搶，比如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很多人的手機一年要被偷和被搶N次，都是身邊人的親身經曆。隨著高科技和欺詐手段的不斷翻新，嚴防欺騙敲詐成為每個人每天的必修課，一時的疏忽很有可能釀成不可挽回的失誤。走在路上擔心被搶，與陌生人說句話擔心被騙，在單位擔心被同事陷害，與朋友談話擔心朋友知道自家情況給自己下套子，談戀愛擔心遇上騙子，時刻擔心小孩走丟，要但心的事情數不勝數。
其次，在如上所說的惡劣環境中，人們還要竭盡全力斂財俱物以證明自己的能力，顯示自己的社會地位。 社會地位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是以人的財富多寡和權力輕重來決定的。有了財富和地位，也相應地有了話語權（比如“被選”為人大代表等等，來參政議政），和決策權，並受人尊重。這麽好的事恐怕很多人都日思夜想，但是要想出人頭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些人想出一些損招，明知有違道德，甚至會觸犯刑法，但如不挺而走險，怎麽達到快速致富。這些人一旦做了，就不能淺嚐即止，但他們的內心不會坦蕩，多少次從噩夢中驚醒，擔心自己的厄運是早晚的事。
在這樣一個環境中，善良的人時刻想著防範，行惡的人隨時擔心報應，人人自危，事事擔心，人們哪裏能有閑情逸致，能夠敞開心懷享受與朋友的小聚，這樣的聚會經常會變成各種斂財的機會，因此更不可能是無拘無束的暢談。
隻有親身經曆了這些，我才能理解國內的生活，很多時候人們是身不由己，有些事習慣了也就成自然了。我多麽慶幸自己生活在國外，不需要時時擔心，事事緊張，不需要去為了不切實際的所謂成功和名利舍棄安逸平靜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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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別處？（一桌一椅一世界）
張悅悅
《 人民日報海外版 》（ 2012年05月04日 第 05 版） 複活節假期的時候回國調研，並見縫插針地和親朋好友聚會。有一次我和先生小巴晚飯約了一對朋友。見麵大家都很高興，剛寒暄兩句，其中一位手機響了,“哎，對不起，我接個電話”。電話講完，飯桌上的談話繼續，最近怎麽樣？都有什麽趣聞軼事？沒說兩句，另一位的手機又響了,“對不起，我回個短信”。那頓晚餐氣氛還算愉快，隻是即便沒有電話或短信閃進來，兩位高效人士還是會一邊聊天一邊下意識地刷刷手機微博上的新消息，翻翻郵件，查查股市，生怕耽誤了什麽。這種在飯桌上也要保持“多任務操作”的進取精神讓一直以為進飯館就是為了吃飯聊天的我自慚形穢，偷偷反省了一下，決心下次一起吃飯時即便沒有那麽多信息要查，也至少應該帶一本課外讀物來。
聽說很多人遇到過這類情況，但奇怪的是，我和那些同樣雄心勃勃的歐洲朋友聚會，幾乎很少碰到這種“多任務”表現。比如前一陣和我的3個讀碩士時的同學聚餐，大家平日也都很忙，同在一個城市相近的街區工作，這次聚會卻改約了好幾次才同時滿足了4個人的時間表。我們先在市中心用餐，然後又步行到酒吧。期間安娜接到一個電話，但她迅速地向電話裏說了一句“對不起我在外麵聚會，稍晚回複你”就掛了。隻有在起身離開餐館去酒吧的路上，我們4個人才不約而同地掏出手機簡單回複了一下各自的事情。那晚手機的戲份僅僅如此。
對此你可以解釋為是習慣，或者是禮貌，反正不管我們4個人那天腦子裏有多少待處理的事情，隻要坐下來，大家就專心地吃飯，專心地泡吧，專心地說笑八卦，正如同平時會專心地工作，專心地加班，專心地做每一件事一樣。
相比“多任務”人群的氣勢，我更喜歡這種“專心”。不僅因為這類專心的人不會讓我眼巴巴地羨慕那些通訊網絡另一端貌似比我優先得到回應的各色人物，更是因為這些專心的人使我免於一種永遠夾在時空交錯中的辛苦。比如我知道不少這樣的留學生：在英國的時候，最大的消遣是每天宅在屋子裏看盡各種國內熱議的連續劇；而回國後，則熱衷於四處打探哪家飯店提供地道的英國的下午茶。這邏輯就如同“吃飯的時候放不下工作，工作時又偷空聯係吃飯”一樣讓我難以理解，讓我總想問一句：那又何必呢？
我搞不清楚這種“生活在別處”的三心二意是所謂高效人士的節奏，還是缺乏一種直麵現實的勇氣與自信，好像生活隻有分散投資才能薄有收成。我那兩位特意從東城趕到西城共進晚餐的朋友，世間瞬息萬變似乎盡在掌上，可是我覺得他們貌似四通八達的人生其實什麽也掌控不了，因為他們都無法享用一頓消停的美食。因此我寧願專心地生活在當下，至少不會錯過其中各種美味。
複活節假期的時候回國調研，並見縫插針地和親朋好友聚會。有一次我和先生小巴晚飯約了一對朋友。見麵大家都很高興，剛寒暄兩句，其中一位手機響了,“哎，對不起，我接個電話”。電話講完，飯桌上的談話繼續，最近怎麽樣？都有什麽趣聞軼事？沒說兩句，另一位的手機又響了,“對不起，我回個短信”。那頓晚餐氣氛還算愉快，隻是即便沒有電話或短信閃進來，兩位高效人士還是會一邊聊天一邊下意識地刷刷手機微博上的新消息，翻翻郵件，查查股市，生怕耽誤了什麽。這種在飯桌上也要保持“多任務操作”的進取精神讓一直以為進飯館就是為了吃飯聊天的我自慚形穢，偷偷反省了一下，決心下次一起吃飯時即便沒有那麽多信息要查，也至少應該帶一本課外讀物來。
聽說很多人遇到過這類情況，但奇怪的是，我和那些同樣雄心勃勃的歐洲朋友聚會，幾乎很少碰到這種“多任務”表現。比如前一陣和我的3個讀碩士時的同學聚餐，大家平日也都很忙，同在一個城市相近的街區工作，這次聚會卻改約了好幾次才同時滿足了4個人的時間表。我們先在市中心用餐，然後又步行到酒吧。期間安娜接到一個電話，但她迅速地向電話裏說了一句“對不起我在外麵聚會，稍晚回複你”就掛了。隻有在起身離開餐館去酒吧的路上，我們4個人才不約而同地掏出手機簡單回複了一下各自的事情。那晚手機的戲份僅僅如此。
對此你可以解釋為是習慣，或者是禮貌，反正不管我們4個人那天腦子裏有多少待處理的事情，隻要坐下來，大家就專心地吃飯，專心地泡吧，專心地說笑八卦，正如同平時會專心地工作，專心地加班，專心地做每一件事一樣。
相比“多任務”人群的氣勢，我更喜歡這種“專心”。不僅因為這類專心的人不會讓我眼巴巴地羨慕那些通訊網絡另一端貌似比我優先得到回應的各色人物，更是因為這些專心的人使我免於一種永遠夾在時空交錯中的辛苦。比如我知道不少這樣的留學生：在英國的時候，最大的消遣是每天宅在屋子裏看盡各種國內熱議的連續劇；而回國後，則熱衷於四處打探哪家飯店提供地道的英國的下午茶。這邏輯就如同“吃飯的時候放不下工作，工作時又偷空聯係吃飯”一樣讓我難以理解，讓我總想問一句：那又何必呢？
我搞不清楚這種“生活在別處”的三心二意是所謂高效人士的節奏，還是缺乏一種直麵現實的勇氣與自信，好像生活隻有分散投資才能薄有收成。我那兩位特意從東城趕到西城共進晚餐的朋友，世間瞬息萬變似乎盡在掌上，可是我覺得他們貌似四通八達的人生其實什麽也掌控不了，因為他們都無法享用一頓消停的美食。因此我寧願專心地生活在當下，至少不會錯過其中各種美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