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專家意見在政府新冠防控決策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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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專家意見在政府新冠防控決策中的作用

一般認為中國政府決定的東西不受專家左右，似乎是單層麵的決定，即剛性決定。以至於在20年沒有迅速封城是一個巨大失誤，因為大家沒有黨中央指示，而黨中央又沒有得到專家的意見。

所以，保證黨的領導(共產黨的生存是第一要緊的)，保證國家的利益，不一定以人民的利益為準。我認為專家還是有發言權的，清零的出現與中國的衛生領域專家的建議密切相關，政府不可能閉門造車。另一方麵，民眾基礎十分堅固，所以清零是得到全麵擁護的。同理文革的發動和災難的蔓延，有著極強的民眾基礎。中國人比較服從，沒有自己思考的盲目滴服從。不問是非不分青紅皂白，隻要來自黨中央的偉大指示，照收無誤，堅決執行。這也是我最近和許多國內朋友電話聯係時得到的綜合印象。

清零政策有肥沃的土壤，在中國是幾乎沒有反對意見滴，即民意讚同。許多我的僅僅隻有高中文化的統靴情願自己受苦受難，亦不願意讓新官到處招搖撞騙。他們美其名曰：“為人進出的們緊鎖著，為新官爬出的洞敞開著，一個聲音高叫嚷，爬出來呀給你自由。”但是統靴們都說為了政府不難看，也為了活命，我們不會爬出來。

20年的四月份，中國一片哀嚎聲音，認為政府的政策失誤，病例達到8萬人，死亡三千人。簡直不得了了，天好像塌下來了。對於政府和專家的批評十分嚴重，認為鋼性的方式不可能幹好事。但是中國人們沒有想到半年之後美國歐洲遠遠的超過中國的疫情。因此，中國舉國體製的優越性再次成為熱點，中國人引以為自豪的討論。

通過最近張文宏等等專家的意見，我認為中國有緩慢滴開放可能。張文宏一月十五日表示，“我依然對今年年底結束新冠大流行抱有很大的信心。今後半年，輸入性風險應該還是非常高。”他還聲明：Omicron的重症下降，但毒性不可忽略。“美國病死率是0.24%，“比常態季節性流感的0.1%高出2.4倍，因此我們不能忽略它”。但是他還是比較樂觀滴預測“這是最後一個‘寒冬’。明年的春節將不再寒冷。”

但是不同於疫情初期，現在全世界已經全麵淪陷。目前嚴格的豐城辦法還是不足取的，西方盡管也有豐城的，但是人家是局部滴，暫時滴，人性滴。這是問題的實質。希望中國領導人以後還是適當滴考慮人民的生命健康的同時，考慮經濟損失和心理健康。既然號稱民主國家，就要考慮一些人權的作用和意義，同時給民眾以正確準確的信息。

台灣的宋國誠在《 “清零”，清不了病毒卻清除了人性》說，西安封城逼近了人們生理忍受的底線。為了保住烏紗帽，地方政府祭出反人權、反人性、反人道。

西方依賴廣泛而有效的疫苗接種，與病毒進行“滾動式對抗”。西方國家絕不輕言封城，頂多隻是小規模區域性的短期“封區”。在西方國家，防疫叫“治理”，在中國叫“管控”，中國人與其說恐懼病毒，不如說害怕管控。“清零”實際上是“清人”，也叫“求救無門”，它清除不了病毒，卻清除了人性。

《兩岸00世代年輕人的世界觀差在哪？》顧爾德引述中國外交關係學者閻學通的話說，中國“00後”用兩分法認識世界，認為“好的價值觀都是中國的，壞的都是外國的”，把“西方”視為邪惡的代名詞。年輕學生和網紅們以愛國之名的“狹隘民族主義”。

中國00後和台、港同世代的年輕人間存在一條裂痕，中國00後會疑惑：“祖國既強又富、又在上升中，你們為什麽要和我分離？”不論是對岸的00後或台灣的00世代，在政治議題上都會盲目著迷於一些意見領袖或政治權威，所謂民粹風潮也得利於此。

北京一例感染Omicron本土確診者後，加強出入管製，除了進返京須持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22日起至3月底，人員抵京後72小時內需再進行一次核酸檢測。根據“首都嚴格進京管理聯防聯控協調機製”發布，提早發現和管控疫情風險，調整外地進入北京的措施。

北京世紀壇醫院急診科王真說，北京新增病例的病毒具體來源還不清楚，要等待疫調結果。確診病例行動軌跡所有風險點的核酸檢測都已完成，除病例及其居住、辦公環境檢出陽性外，其餘均為陰性。接下來的工作就是要進行精準、詳細的疫調。

去年四月份中國文章討論了專家的作用(ZT如下)：

問：中國的醫療衛生專家在政府決策中發揮了什麽作用？

答：新冠肺炎疫情具有高度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疫情的應對與處置，必須具備專業的醫療衛生知識。中國醫療衛生專家基於對新冠肺炎的專業研究，為疫情防控和醫療救治的政策製定，提供了重要支持。比較典型的政策支持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確定新冠肺炎病毒的傳播風險，明確新冠肺炎的傳染病歸類。2019年12月底，武漢出現不明原因肺炎以後，國家衛生健康委於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8日先後派出兩批專家組赴武漢調查，並於1月8日初步確認新冠病毒為疫情病原。隨著疫情擴散，1月中旬，國家衛生健康委派出第三批專家組，以鍾南山為首的高級別專家組在調查以後正式確定新冠病毒“人傳人”的特性，成為整個疫情防控的轉折點。在此基礎上，國家衛生健康委發布公告，將新冠肺炎納入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乙類傳染病並采取甲類傳染病的防控措施，為疫情防控的政策製定，提供了最堅實的專業支撐。

第二，基於對疫情特點及其擴散風險的判斷，提出嚴格管控、集中救治的政策建議。李蘭娟院士在1月22日提出，“基於疫情狀況，武漢必須馬上封城，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中國政府很快做出決策，從1月23日10點開始，武漢實施“封城”。王辰院士在看到武漢醫院高負荷運轉，輕症患者和疑似病人居家隔離導致家庭聚集性感染等問題以後，提出建立“方艙醫院”，對患者應收盡收。該建議隨後被政府采納，48小時後，首批3座“方艙醫院”開艙。

第三，根據國內外疫情發展新態勢，協助製定“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總體防控策略。近期，在中國本土疫情傳播基本阻斷、其他國家疫情形勢日趨嚴重的背景下，專家積極建言獻策，中國政府製定了“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防控策略，同時積極組織複工複產，恢複經濟社會活力。

從中國疫情防控經驗來看，專家參與了疫情防控的整個過程，並為政府決策提供了重要專業支撐。李克強總理1月20日在聽取專家意見後，專門向參會專家致謝：“專家提供的專業谘詢意見，對我們如何科學決策非常重要。”目前，隨著疫情在多個國家大規模暴發，中國專家又致力於向世界各國介紹和分享中國的抗疫經驗，希望為世界的疫情防控和醫療救治提供更多的專業支持。

關於剛性政策的利弊也有冗長的討論，現在ZT一點如下。

舉國致之，舉國製之。你是如何看這次疫情應對措施的？它是不是本來可以做得更好，但卻沒有，是不是和舉國體製有關係？

肺炎疫情的發展過程，確實暴露出體製上的問題，我們可以從宏觀層次上反省這些問題，更好地改進應對危機的組織過程。

中國的舉國體製是以官僚體製為組織基礎的。這裏所說的官僚體製是一個中性概念，就是指層級分明的組織製度，中國和其他各國包括西方的政府都是類似的組織體製。所有的官僚體製都有一些共性的特點，如等級製度、包括上傳下達、匯報請示的規定，信息傳遞渠道等等。這些方麵都會產生一些問題，這是官僚體製的共性問題，文獻中已經講得很清楚了。我就談談中國官僚體製這些年來的一些新趨勢。

第一，官僚體製變得越來越剛性。所謂剛性，就是說在強大政治壓力下，規章製度、條條框框越來越多；體現在行為上，就是官員變得越來越謹小慎微，凡事要請示匯報，自主能動性比以前有了很大約束。大家談到的形式主義、痕跡主義就是這個趨勢的行為體現。這些年來體製越來越剛性，政府官員在判斷和決策上的約束和顧慮重重，這是大環境的一個重要方麵。在疫情剛剛開始的時候，對疫情的判斷，信息怎麽樣去理解，怎麽做決定等，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這個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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