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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青團中央日前公然大張旗鼓動員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其實是忽悠人們再次上山下鄉，投身鄉村的振興的建設。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且要再次以農村為根據地，從農村包圍城市的土辦法戰勝美國，打敗川普發動的貿易進攻。
中共打算在3年內多於1000萬人次的大中專學生誌願下鄉。一石激起千層浪，此舉極為反常。引發中國民眾的大力反彈，廣大人民浮想聯翩，回憶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當年造成的災難性後果。中共的一貫方式是愚民政策，要廣大青年聽黨話、跟黨走不管黨說的話對不對，如果不執行，就要戴一頂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這次上山下鄉的內鬥可能還涉及到王滬寧和李克強兩條路線的激烈搏鬥。一個要搞上山下鄉，回到四十年前；另一個宣布國務院的更加開放，有利於經濟發展。盡管兩個政策在發展經濟上有相通的地方，因為目前就業困難，城市發展出現瓶頸，表明中共在艱難的經濟和政局狀態下已經無可奈何之下的權宜之計。但是中國的農村已經失去發展的土壤和動力，農村的根本改革和土地所有權必須徹底動手術，靠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已經沒有當年那種必要性和作用了。
1968年12月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鄉運動”因此大規模展開。文化大革命期間被下放的知青達1660多萬人，有人說習近平是從上山下鄉中得到紅利，所以他要再次掀起知青下鄉的新高潮。
其實，現在的中國農村已經今不如昔，年輕人都離鄉背井，到全國各個大城市打工去了，剩下的是老弱病殘。哪裏還有什麽建設的希望了？下放1千萬知青去鄉村究竟有何公幹？家長擔心也油然而生，如果國家像文革那樣，逼迫孩子下鄉怎麽辦對付？不過中國人發明創造力不夠，應付政府還是有一定的土辦法的！
讓我具體分析一下，現在下鄉幹什麽？最多可能就是到縣城一級差不多，派去當個七品芝麻官，然後再升遷回城，即新一代的下鄉鍍金的開始，可能是勞民傷財，達不到既定目的。其實當年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也是胡謅，農民的知識水平和政治覺悟均達不到知青的平均水平。所以知識青年是去受苦，煉其筋骨，磨其肌膚。
其實中共這一招可能也是困獸猶鬥的辦法。在經濟下行壓力下，企圖衝開一條血路。思路來自於去年北京大學黨委常務副書記於鴻君的試想：“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當時出於分配工作難搞，就業壓力大。他提出在每年800萬大學畢業生中派200萬名生到農村擔任教師、醫護人員、農業技術員、公共服務人員和“村官”；也可從事農業產業化企業工作。
文革前後的知識青年下鄉早已被曆史證明是錯誤的，主要是耽誤了一代人的青春歲月。更加嚴重的是遲緩了中國的經濟和科學發展。否則中國可能已經是大哥了。但是不知何故，2019年1月胡錦濤兒子胡海峰在《今日浙江》刊文，呼籲青年“上山下鄉”，在農村發展。
平心而論，自發的局部範圍的上山下鄉不一定完全是壞事。大學畢業分配時永遠需要發配一部分人到邊疆和遙遠的鄉村。但是大規模的知青下鄉運動必定要失敗，是謀財害命的短思考。現在人民已經很清醒，不能像當年文革一樣，把人員綁架到農村。但是中共可以略施小計，用甜言蜜語騙你去。其實年輕人即使去了農村，也無能為力了。現在的中國農村空心化嚴重，健壯的勞動力已經流向了城市，剩下一些老弱病殘之人，已經沒有建設的必要了。
既然上山下鄉是得不償失的運動，但是毛澤東當年還要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其真正原因是什麽？毛澤東是一個烏托邦一樣的分子，一個詩人，具有革命的浪漫主義情懷。他辦事沒有譜，沒有理論依據，憑借想像力辦事，不知道有沒有效果。
但是毛澤東為什麽不讓知識青年在工廠裏接受最先進的工人階級的再教育，而一定要讓“次先進”的貧下中農承擔重任呢？“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國成立的時間很短，還不可能馬上就完全解決城市中的就業問題。……家在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業是有一定的困難的。”是解決就業問題的既定政策。
解放初期，毛澤東談到中學生和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合作化的工作。他說：“一切可能到農村中去工作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我趕集的馬路上到處是那些標語。早在1957年4月8日，劉少奇也遙相呼應，撰寫《人民日報》社論《關於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也指出：“最能容納人的地方是農村，容納人最多的方麵是農業。所以從事農業是今後安排中學畢業生的主要方向和主要就業途徑。”譚震林在1965年提出一個15年計劃，準備在1965到1980年之間下放1100 萬到1200萬知青。所以早在文革開始以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就已經成為中國的既定經濟政策。
雖然上當受騙的人多，但是大家還是有抵住情緒。於是官方開始玩起騙人的鬼把戲，借助文革的極左思潮，為其加上濃厚的政治色彩。鼓吹知青上山下鄉是“一場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對於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必將產生深遠影響。”文革中對毛澤東狂熱的個人崇拜更是被用來推行上山下鄉政策。
但是，一旦毛澤東平息了紅衛兵運動，解決了城市人口問題，也就不再考慮這些知青的前途和命運了。他以後再也沒有對知青問題發表過任何具體指示。後來毛澤東(1973年)給知青家長李慶霖的覆信顯示，他十分清楚上山下鄉問題重重。但是他隻模糊地說要“統籌解決”。臨死之前的1976年，毛澤東對知青問題還做過一次模糊的批示說：“知識青年問題適宜專題研究。先做準備，然後再一次給予解決。”毛澤東對解決下鄉知青問題既沒有成熟的想法，也拿不出具體的解決辦法。
文革結束後，1977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大仍然強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工作，必須堅決貫徹執行。”不過，重新執政的元老派官員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1978年3月，鄧小平在內部談話時表示，國家花了大筆資金，卻買了四個不滿意，就是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不滿意，政府也不滿意。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和國務院知青辦負責人談話時說：上山下鄉這條路走不通了。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終於提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人數將逐步減少”，對城市中學畢業生的安排原則加上了“城市安排”這一條。
此舉讓700多萬在農村的知青聞風而動。從1978年底開始，中國一些地方出現知青遊行、請願等活動，要求回城。雲南幾個農場的5萬知青發動請願遊行和罷工，79年1月，孟崗農場上萬名知青罷工，發出“不回城，毋寧死”的口號，上千名知青展開絕食抗爭。79年2月，中國官方終於承認在雲南的知青有資格回城。不到三個月，十幾萬知青離開雲南。全國各地紛紛跟進。到1981年，已經有600多萬知青回城。在雲南的知青的抗爭促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停擺。
曆時12年文革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一場浩劫，毀滅了一代人的夢想。先後有一千多萬知青上山下鄉，占當時中國城鎮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波及當時中國城鎮大約一半的家庭。絕大多數知青耽誤了學業和事業，失去了最佳競爭年華。上山下鄉運動毀了他們的一生，中國在二十世紀後期科技和學術人員斷代，也是知青上山下鄉的惡果之一。無獨有偶，現在再次提出一千萬上山下鄉，豈不是文革再來，大運動重演？
當然，也有一些知青認為，那段艱辛的經曆磨煉了自己，是人生中難得的財富。有些知青當時也是苦中有樂。章明回憶道：“內蒙除夕的時候怎麽過春節呢，我們叫串包。各家各戶家主人都準備一些月餅啊，一些果子啊，然後幾個牧民或者知青，大家相約，挨著包騎著馬串，大家互相問候，然後就吃，每一家隻能吃一點。牧民呢，他們喝酒以後，大家夥唱著歌，(唱)敬愛的毛主席，敬愛的毛主席，當時覺得這個很開心。”
為村裏接生了七十多個孩子的赤腳醫生，天津知青楊揚在離開農村的時候還有些戀戀不舍。楊揚吐槽：“農民對你的那個感情啊，確實特別深。我走的那天有幾十個母親抱著她們的孩子站在我們那個主要的街上送我，因為這些孩子都是我接生的。我倒不是說我不願意離開那個地方。我就覺得我為這個地方付出得太多了。5年的青春啊，都灑在這個地方了。”
當時我還小，能夠觀看知識青年組成的文藝宣傳隊演出就十分高興了。所以，上山下鄉的青年對於提高農村的文化生活水平起到了積極的意義。不過那時候，農民守在農村務農，現在農民不務正業，哪裏去接受再教育呢？
綜上所述，大規模的上山下鄉一定搞不得，也注定要失敗。事實證明文革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上山下鄉充當了打手。任何國家行為的大規模運動都會把國家再次拖下水，拖向另一個災難。
現在挺大的問題是農村不一定歡迎城市來的人，這個政策確實不一定好推行了。
這就涉及到出生論，出生地不一樣，人生就不一樣。生在城裏，吃國庫量；生在美國，享受第一世界福利。扯遠了。
文革在先，還是上山下鄉在先？ 那個引起那個？